悠悠岁月,浓浓乡情。从18岁参加革命,很年轻就离乡背井,辗转南北,戎马倥偬。现在虽然已是八十有五的耄耋老人,但对家乡的怀想、对父老乡亲的思念,一刻也没有间断。我是艰苦卓绝与敌斗争的战争岁月的幸存者,也是和平年代轰轰烈烈建设事业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从一个山区里的穷苦孩子成长为一名为理想奋斗的坚强战士,从一个目不识丁的荒蛮少年成长为一名革命队伍里的领导干部,我永远不会忘记家乡山水对我的哺育。每当追忆起早逝的爹娘,还有那些一起并肩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战友,心中总会涌起无限的感慨!我时刻惦念着家乡的建设和父老乡亲们的福祉,总在默默地祝愿家乡人民幸福安康。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走过的是一条与民族存亡和共和国发展休戚与共的道路,那是一种艰辛,也是一种幸运。泗水县的同志嘱我把当年的战斗经历作些回顾,起初我顾忌自己年老体弱,力不从心,想推辞,然而考虑到重温那些峥嵘岁月,介绍一点我们经历过的民族存亡与共和国成长历史,个人的荣辱可以置之度外,但缅怀为创造今天幸福生活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对于后来人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于是我又欣然动笔,撷取了人生的几个片段,权当是对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献礼,也是对革命先烈的纪念。
不堪忍受屈辱 走上革命道路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脚下,属于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未伪化前,我家有几亩薄地、几间瓦屋,聊以度日。日伪军来了后,我们宁静的生活被打乱,开始了无尽的苦难和屈辱。日本人不容分说地强行扒掉了我家房舍,在原址上盖起了炮楼,逼得我们一家人只好找个茅草窝棚栖身;起初每天伪保长上门派工,强拉乡亲们去为日本人修炮楼、挖战壕,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活,日伪兵荷枪执鞭、牵着狼狗在一旁监视,稍不留神就要遭受鞭挞;后来我们又被强行带到日本人办的煤矿上去当挖煤工,矿井如同地狱,阴暗潮湿,密不透气,隐患四伏,我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每天手挖肩拉地劳作12个小时以上,还要遭受监工霸头的欺凌,常常是棍棒加拳脚;伪保长欺压百姓,将名目繁多的官税强压到各家各户,我父亲由于抵制日伪兵的暴行而被投入班房,一家人四处筹钱才把父亲赎了回来。
非人的待遇和无尽的屈辱,使我身心遭受重创。1943年初,为了活得像个人,为了摆脱屈辱,我拿定主意一定要从日本人的煤矿里逃出去。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即便是被狼狗吃了或者被拉去枪毙,也要冲出那人间地狱。终于有一天,我与工友乔树和利用打水的名义骗过了站岗的日军,成功地逃了出来,从此开始了我崭新的人生。
那年,中共鲁中地委和临沂军分区在各县成立了敌工部,敌工部的同志昼伏夜出,深入农村秘密宣传抗日主张。我是村子里最早接受抗日主张的青年,国仇家恨使我萌生了“当八路、打日伪军”的念头。我偷偷找到本村的苏富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我们俩一拍即合,一起义无反顾地投奔了革命。那时,在日伪统治下,公开抗日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在敌工部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冒着艰险开始了极其隐秘的串联活动,我们找来良庄的李树和,就在苏富季家里,组建了第一支村民兵队。穷苦的兄弟一起立下誓言:不怕牺牲,坚决抗击日伪军;严格保密,绝不出卖同志。接着我们又从苦大仇深的本村青年中发展了十多人参加民兵队,并改称为“高峪乡民兵联防队”。
高峪村地处鲁南与鲁中两大区的结合部。我们民兵组织成立后,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支抗日小分队。我们宣传党的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给庄稼人撑腰打气。我们自力更生造地雷,在日军据点的交通要道上布设地雷,神出鬼没地伏击敌人。凭着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硬是给日伪军据点造成了封锁态势,鬼子们害怕,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我们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各村民兵又组成了乡联防大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群战群防体系,斗争方式也从秘密逐渐转为公开。我们开展练武比武活动;参加了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配合泰南主力袭击了日军华丰煤矿据点;开展了一系列拔除伪军据点的斗争;配合鲁中主力一团发起了攻打沂水城战役;参加了抗战时期著名的讨伐荣子恒部战役……。
抗日烽火连天 革命意志得到锤炼
1944年初,石太、谷县日军利用有利地形,用城墙和战壕构筑了庞大的防御体系,并砍光老百姓的树木做成路障,火力配备也十分强劲。在我军准备攻打石太、谷县前,我们地方武装接到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摸清敌人防御部署的任务。这是一项十分艰险的任务,由于敌人防备森严,我们只能进行夜间侦察,而敌人夜间也常常会打出照明弹,顷刻间将漆黑的夜晚照得如白昼一般,稍有不慎,我们侦察队员就会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为活靶子。我地形熟悉,先后三次带领野战部队侦察分队深入到敌人的前沿阵地,摸清了防御情况,为攻城打下了很好基础。那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战斗打响后,日伪军依靠天然屏障进行顽固抵抗,我军当时没有大炮,缺乏强火力支持,硬是靠战士扛着炸药包一批批轮番强攻。我眼看着战友们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接着冲了上去,攻城云梯一排排倒下,又一排排竖起来。最终我们攻下了石太和谷县,守城敌军被歼灭,但我们也牺牲了不少英勇的战士。
1945年春,我被推荐参加教导队学习后,正式加入了八路军。我的任务仍然是在县联防大队做地方武装工作,听从军分区和县武委会的指挥。由于我对当地地形、地貌和敌军分布情况比较熟悉,先后被指派参加了部队攻打故县和泗水城的战前侦察,带领民兵为主力部队当向导,并随军参战。战斗结束后,又负责看押俘虏、收缴战利品等等。攻打泗水城的战斗很顺利,我们带领民兵为泰南主力部队引路开道,很快全歼了守敌。我还记得那场战斗结束后,我带着民兵收缴了手抬炮二门、歪把子机枪一挺、手提式冲锋枪三支、步枪百余支、战马三匹,全部上交到武委会。由于任务完成得好,我还受到部队的嘉奖。
攻克泗水城后,我和杨永喜被分配到隶属泰南军分区的峣山区人武部工作,任青年干事(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员岗位)。峣山区是过去日伪军扫荡时的沦陷区,群众工作基础十分薄弱,方圆几十里地,有四十多个村庄,距离敌人据点只有7、8里路程。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常常一人白天步行几十里,绕过敌人封锁区,夜里到磁窑日伪军据点的南峪、北峪及其他的村庄进行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与日伪军斗争。几个月下来,虽然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艰苦的工作换来了老百姓对八路军的了解、信任和支持,唤起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1945年7月1日,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由区宣传委员高兴焕同志介绍,我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时至今日,抗战时期我们经受的艰难困苦似乎渐渐地淡漠了,然而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却是我那些英勇就义的战友。他们用自己的鲜血、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乔老马,一名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武工队员,民兵队长。1944 年12月,我们一起在故县执行任务时,不慎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不幸被俘,宁死不屈,被敌人砍下头颅挂在树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45年 6月,我们在苏富季带领下到敌占区鱼村小煤窟做发动群众工作,日伪军得到告密,来了100多人将我们围了起来,经过激列战斗,队长杨永喜为了掩护大家撤退,自己留在最后,结果被日本兵抓进据点,残忍地放出狼狗将他活活咬死。
追求民主解放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陈毅元帅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粟裕将军也曾说过: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我是淮海战役的亲历者,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宏伟壮举。我至今一直认为,决定那场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是人心的相背,决定局部战役胜负的重要力量是人民群众。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我们率领民兵,为配合主力部队实现战略调整,积极开辟新的解放区,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进行清剿敌特匪等活动。1946年初,山东野战军成立,温河县改为费县(鲁中)。我先后担任瑶山、高环、南义区武装部青年干事。初期的斗争极其艰险,甚至比在野战部队里所经受的考验还要大。我们活动的区域往往都是敌占区或游击区,以单独执行任务为主。白天睡觉,晚上行动,走乡村、下煤窑、找骨干、搞宣讲。那时候的危险无处不在,我在地主老财家“借”过宿,在荒郊野外过夜,甚至与混进我们队伍的敌特分子同榻而眠。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在许多地方逐步建立起了各种组织,如民兵队、农协、妇联、儿童团等等。穷苦百姓开始拥护共产党,摧毁了当地的伪政权组织,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双减群众运动。后来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区群众革命热情日益高涨。上级下达了大参军指示后,我率领区中队深入各村配合地方干部动员青年参军,把一批批有志青年送到了部队。国民党薛岳兵团向鲁南进犯,我们组织带领万余名民兵参加鲁南反击战,组织支前担架队、小推车队、挑夫队随军南下;宿北战役中,我们承担了警戒后方、护送伤员、收押俘虏、接收战利品等任务。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彻底挫败了国民党部队北上图谋。
宿北、鲁南战役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取消原有的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的番号,正式成立华东野战军。1947年2月,我军又以灵活机智的战术,取得了著名的莱芜战役的胜利。当时,我在泰泗宁县战前指挥部工作,临战时,我带领400人、100多副担架,轮番往战场上转运弹药物资、往回转运抢救伤员。莱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李仙洲部5.6万余人,俘敌数量之多、歼敌速度之快,都创造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
1947年2 月,我被选送到华东军大学习。华东军大前身是抗大山东分校,专门为我军培养初、中级指挥员。我们是莱芜战役结束后华东军大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在那里,我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军事理论培训,战略思想和战术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10月份,我从华东军大结业后回泰泗宁县工作,继续开展地方武装斗争。
当时,还乡团是最顽固、最危险的敌对势力之一,我们与还乡团的斗争是极其坚决的。1947年底的一天,我带领11名同志到新泰杨柳村筹集粮食,那是一个山区的村庄。正当我们准备返回时,哨兵报告,还乡团40多人从两个侧翼向我们包围过来。由于敌众我寡,凭武器和人数,硬拚,我们肯定会吃亏。我当机立断组织突围,打游击是我们的强项,我们交叉掩护,边往后山撤退,边阻击敌人,子弹在我们耳边嗖嗖划过,但我们始终占据着有利地形。进入山林后,我们伺机进行了几次反攻,集中火力压制敌人。那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结果我们毫发未损,他们却伤亡过半,最后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狼狈逃窜。这场小小的以少胜多战例成了一段时间里我们军分区上下津津乐道的美谈。
还有一位先烈是和我同在遥山区共事的反奸干事张录军,他年纪比我稍大,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对敌斗争中,他思维慎密,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很有韬略。1947年秋的一天,他与除奸分队十来人到遥山区(约在现在泰安县)活动,敌人发现后,用一个旅的兵力将他们围在了一个山顶上,他和战友们与日伪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弹尽粮绝,张录军带头跳崖,十余人全部牺牲。后来,我回泗水见到牺牲战友的老母亲,老人家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肝肠寸断,我也是那时才知道,张录军家里做牛皮生意,当时是很富裕的,是坚强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驱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9年,我奉命调往华东军大,担任三团一大队区队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接收淮海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上尉至中校军官,对他们进行审查、教育和改造。当时,对国民党普通士兵,只要他们愿意回家,我们可以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而对国民党军官,则要进行审查、教育。那些被俘的军官,有的心悦诚服,有的不承认失败,还有的接受了潜伏任务,我们必须一一进行甄别。接收的军官战俘约500人,我们按照上级要求,与他们同吃、同睡、同学习。给他们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引导他们认识真理,靠近人民。战俘里不乏有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有一个姓蒋的江西人,摸样挺憨厚,平时表现很积极,很守纪律,但他却偷偷地煸动其他战俘们造反。还有一个中校军官,抗拒改造,私下用肥皂雕刻公章,伪造路条,计划晚上用砖头将我砸死后再拉着其他战俘向青岛逃跑。由于我们的工作极其细致,及时识破、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我们对他们仍然继续进行教育,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国民党贪腐独裁的真面目,认识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节节败退的真正原因,认识到人民民主解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些战俘大都出身贫寒,经过教育,大部分都实现了思想转化。
渡江战役中,我们华东军大编入三野一线作战序列,归属三野政治部。我们从济南乘火车抵达江苏长江北岸的浦口,与渡江部队汇合。我时任军大八团区队长,带有八十多名学员。4 月的一天清晨,一声令下,万船齐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我军强行渡过了长江。我们是后续进入南京总统府的,在老将的办公桌前,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在那躺在地上的老蒋相片上踩上几脚。那一刻,我们的心情异常激动,有胜利者的自豪与喜悦,也有为逝去了战友而产生的悲愤。
入朝参战 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任华东装甲兵部队八团指挥连连长,我们第一批就列入了参战部队,所有参战人员、武器装备一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可能是由于情报泄漏的原因,我们装甲部队入朝时间被迫推迟,同时被要求与外界中断联系,等待命令。直到1953年春节才接到赴朝参战命令。我们的坦克全部装在闷罐火车里,车厢上面是花生,下面全是我们重达40吨的坦克,拉上帆布,以运送花生、补充给养的名义秘密入朝。火车从安东进入朝鲜新义州,在新义州还接受了联合国中立国的所谓检查。到达目的地后,我们直接替换下四野斯大林号坦克(72吨),部队部署在平壤开城板门店防区。我们团的任务是配合金城战役,在板门店以北20公里的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火炮网,同时保卫板门店以北地区志愿军总部安全。我们这批入朝部队,在发起的夏季反击战中,对敌人实施了狠狠的打击,迫使美国人乖乖地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
停战后,双方摩擦不断,我们主要任务是保证停战协议的执行。美国和南韩特务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如偷移停战界碑,派特务搞偷袭暗杀活动等等。1955年,我从坦克八团调到了六团任侦察股长(营职),主要任务就是防止敌特破坏暗杀活动,防控区域方圆二十公里,十多个村庄。美军特务活动一度十分猖獗,晚上用飞机将特务送到空投区域,先发射照明弹,然后选择地点实施空投。每次有敌情报告,团长李深向我交待任务时总会这么要求:你要像梳(搜)头发一样认真梳(搜)上几遍。凭着丰富的侦察经验,我带着朝鲜族翻译,在当地朝鲜群众和民兵的协助下,对可能空投的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特务们绝无藏身之地。
我们一直与朝鲜群众保持着很融洽的关系。老百姓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也十分注意群众纪律。朝鲜人睡觉都是男女老少睡在一个大炕上,我们外出执行任务时,有时会在老百姓家里住,起初不好意思、也不敢与他们在同一个炕睡觉,后来我向部队首长汇报并获得批准后,才敢上朝鲜人的床睡觉。闲暇时,我们帮助朝鲜群众恢复生产,帮他们种地、盖房、修桥、修水坝等等。没有牛,我们就套上绳子用肩膀拉犁耕地。中国人民志愿军良好的风范赢得了朝鲜人民的衷心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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