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万张周总理像
清明节到了，我又一次深切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岁月流逝过去十个年头，但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那一天却还像事情发生在昨天一样的清晰。
提到这一天，就不禁想到王府井这座最大的新华书店那个灯火辉煌的夜晚，人们一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哀音，不约而同立即从四面八方赶到新华书店来购买周总理遗像。那长长的队伍，从王府井沿东长安街一直排到了东单。那手提饭盒、腋下夹着棉被等待买周总理遗像的人们，他们来自北京的各个角落，受单位的委托，等待拿到总理遗像开追悼会，寄托亿万人民的哀思，寄托人们爱国爱民之情。
那长长的队伍，那海样的人群……这是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斗争，经过多少环节的人们冒着生命风险，才得到这五十九万张像，才使这些人们有可能得到这珍贵的像啊！
当时全北京市仅有二百张周总理的标准像，需要火急印制总理遗像才行。北京新华印刷厂的职工早已把印像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在机前等待印刷的命令；北京市新华书店的业务科已经向各基层门市部征订上所需要的数字，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印刷了。可是，不行啊！人执行当时“四人帮”代理人的命令，坐镇书店党委，不让印制总理遗像，他白天不离开，下班也不离开。时间啊，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人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怎么办啊？
我当时是新华书店的党委书记兼经理，悄悄地走出去，找到调研科长孙忠铨，轻声地和他商议：“是不是到电报大楼去打长途？在上海印制五十九万张像？”他悄悄地去了。电话局里的人们，也在急等要总理遗像，一听说是这事情，立即放下别的电话，把这电话接通了。上海新华印刷二厂的工人们立即加班印制。可怎样把这些像运到北京来呢？
民航局班机的负责人听到是运总理遗像，把已经装好的东西搬下来，装上了总理遗像，立即起飞直到北京。北京民航局的同志，也立即协助书店把像运到了书店，就这样，周总理像在一月十日这天在书店与读者见面了，这长龙一样的队伍，就出现在街上了……
前一天，我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道如何是好，怎么样在这个“非常时期”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怎么满足千千万万人们的要求？没想到这么快几十万张像竞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啊！周总理，这亿万人民心中的好总理，人们听到他老人家的名字，就忘记一切，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啊！当我代表书店去感谢民航局的同志们时，他们说，我们应当感谢书店的同志们，是你们为了我们。互相感谢！互相支持！周总理这好总理，他是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代表！
后来听说上海民航局的那位同志被“四人帮”迫害了，大家担心，怀念他，也许还有别人受到迫害的……可是人们对周总理的感情，对党对国家的感情，已经高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时候了。
书店的店堂里，那么肃静，那么多的人汇聚在一起，听不到说话声，只听到悲痛地抽泣声，只听到购像者与售像的营业员的互相安慰声：“保重啊！同志！”店堂里不论购像者还是售像的营业员胸前都戴着一朵“小白花”，臂上都佩戴一条黑纱，那么一致。在那日子里，戴上这纱这白花，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啊！上级领导布置不能用公款买黑纱和白花，不许戴，可是自费要买，要戴，总不能算“犯法”吧，新华书店的同志们是这样戴上这白花，这黑纱的。
店堂里的人们拿到了总理像，看着这心中最敬爱的总理，这好总理竟然离开了我们，止不住的眼泪往下淌，甚至哭出声来，有的晕了过去，书店里的医务室搬到店堂来了，救护、服药，送到医务室去休息，送走病人……
售像者流着泪把总理像交到读者手里，读者也流着泪把像接到手里，人们在这里互相交织着共同的感情，传递着共同的心声，这是他们共同的亲人，共同的最高感情的代表者……
有人被谁挤倒了，大声说一句，或叫一声，干扰了这肃穆的气氛，就听到有个声音在亲切地斥责：“这是什么日子啊！忍一下吧！”
这是什么日子？人们的心声，人们的感情，人们的意志那么一致，那么息息相关！
啊！这出售周总理像的一天，它，永远永远不会在我心上消失！（1986年）
天安门广场一瞬间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个“一瞬间”啊！数不清，数不清啊！可是，有的“一瞬间”，经历了多少年月，多长时间，都忘却不掉，永远那么清晰地印在脑海里，刻在心上，遇到一个机会，就会跳出来，使你又油然回到了那“一瞬间”。
最近，我看到了小龙，他是书店的美术编辑。十几年前我认识他时，他还很年轻，我叫他小龙，现在见面依然是这样叫他。他生着一张白白的面容，两个酒窝深深印在两颊，熠熠有神的大眼睛那么深凹，像两洼清水一样。
就是这双眼睛，在天安门事件前夕，我与他在广场突然相遇。那眼睛真的是会说话的眼睛，他看到我时，迅速回避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他也赶紧扭过头去，两人都装作没有看见对方。啊！那的的确确是“一瞬间”的眼睛啊！
那眼神先是发愣，后是恐惧，继而是放心，最后是一丝笑意……
我明白了这眼神的内涵：为什么偏偏碰见了你——书记？你怎么也来了？会不会受到她的批评、斥责？但是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斥责，而是赞许，所以才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我是在向天安门广场走去，他是从天安门广场走来……
在这一路上，从烈士纪念碑到天安门，一直到东西长安街，一望无际的人海，这人海以万计，以百万计，男女老少，一家一家的，一队一队的，在来回走着，在看花圈，在看诗句，在碑前徘徊……天空中飘满了气球，气球下边挂着长长的布条，上边写满了悼念总理之词、赞扬总理的话、呼唤总理的心声……天安门前，纪念碑周围，从地面上到所有的柱子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花篮，有纸的、绸的、缎的；花圈支架更是无奇不有，竹子的、木头的、钢铁的。这是举世罕见的花圈，恐怕也是空前未有的花圈…．．
天空是阴沉的，大地是冰凉的，天与地也和人们一样，变得阴霾，变得凄楚而悲伤…．．
如果是平时，这众多的人，这众多的活动，该是乱嚷嚷的，吵吵闹闹的……可是，这里却是一片静穆，听到的是人们走路的“趿啦趿啦”声，人们低低的抽泣声……
这静穆气氛使人觉得那么阴沉，阴沉得使人简直透不过气来，“是不是天要塌下来了？”
在这场面中，小龙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显得那么协调，那会心的深沉的目光，表示了我和他也是这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啊！这“一瞬间”的眼神所表达的语言，是亿万人的心声……
这场面，与“一瞬间”的眼神是那么紧密地联系着，不可分割。这一瞬间，怎能忘啊，怎能忘！（1987年）
小瓶与鲜花
在震惊中国和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有一件事至今深深印在我的心头，每当我走到天安门前华灯的柱子旁边时，都不自觉地走到华灯旁边站立一会儿，在那里抬头看看华灯的柱子上端，寻找那挂过悼念周总理的美丽的花篮，特别是挂在花篮子下边的一只空的小小花露水瓶子，小小的瓶口上插着一朵鲜艳夺目的紫红的玫瑰花。
十年过去了，真的像是弹指一挥间。那时我在北京市新华书店任党委书记和经理，那岁月，基层头头的日子非常难过，既要奉命行事，又不想做违心的事，如悼念周总理，如所谓的“批邓”。在那群众运动的年代里，几乎三天两头地到局里开布置工作的会议，甚至深夜还要开紧急会议。在举国上下哀悼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也是掀起“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妖风之时，我经常奉命去市出版局开会，从王府井大街到新文化街（市出版局所在地），天安门前是必经之地，每次路过此地，我都要下车走上一圈，默默地寄托我的哀思，暗暗地思考如何应付当前的运动。
在汽车上，远远地就看到天安门前的一排排的柱子上用铜丝挂满了花圈及花篮，那么美丽精致，目不暇接。突然间，司机老阎把车停下，在前边带路，在一个华灯前，他用手指着一个花篮说：“快来看这里！”显然他早已看过几遍了。
因为花露水瓶子很小，在一个很大的花篮下挂着，不显眼，特别是在花篮花圈如海洋一般众多的天安门前，很难被人发现它。要不是老阎用手指给我看，我匆匆走过是不会发现它的。
我注视着这小小花露水瓶子，这小小瓶口上伸出的一支鲜艳的红色的玫瑰花朵……
我一看就明白了，小瓶子是指的邓小平同志，鲜花是美是香的意思，小平同志在人们心目中是香的是美的。我看着它微笑了，发自心的深处的微笑，我感谢这挂小瓶及鲜花的人儿，他在那恐怖的气氛里用尽心思表达自己的心声、人们的心声……
不少人在这里停滞了，他们在众多的花圈、花篮及悼诗、悼词中也发现了它，他们也像我一样用微笑的面孔看着它。有人还禁不住赞扬地念叨出声来：“好！好！好！”“这个花篮最好了！”
人们为什么那么爱这小瓶，爱这鲜花，爱邓小平同志？人们在这恐怖的黑云笼罩着祖国大地时，还这样千方百计地表达自己的心声，自己的爱。
这里在交流着千百万人们的爱，伟大理想基础上的爱。
不是吗？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在清理极“左”思想，在彻底否定“文革”，可是，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五年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着手否定文革”了，与“文革”的一套反其道而行之了。那值得纪念的一九七五年，大家对小平同志制定的方针政策，学习得多么带劲，心情多么舒畅，一切都是大有希望……那是脚踏实地在否定“文革”，在挽回一切错误做法，一切极“左”的做法，在抓生产，在理顺国民经济……
当“四人帮”刮起了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妖风之际，人们在小声地说：“三项指示为纲也能把人打倒吗？”人们在关注着，真的，这妖风越刮越紧了，要“批邓”了！人们迷惑了，不解了，不禁互相问：“这是为什么？”一个售书的老职工问我：“老邓有什么错？”我作为当时的党委书记，也只能说：“不知道！不知道！”
人们沉闷了，大地沉闷了。
崇高的爱是以伟大理想为基础的，是从最崇高最真诚心灵中产生的。不是吗？小瓶与鲜花不过是一个心声，它代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历史的车轮终归是滚滚向前的，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同志终于出来主持工作了，他一出来，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实事求是的党的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这划时代的会议，推动我国的历史滚滚向前……
十年的岁月，天安门前的华灯依然如旧，小瓶与鲜花仿佛还在那里挂着，它在我的心里，在众多人的心里挂着，这瓶里的花朵比那时更加鲜艳、更加美丽！啊！这天安门前的小瓶与鲜花，你永远是美好的象征！
（1987年1月《老人天地》）
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的那一夜
那夜，宣布天安门广场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现在已经过去十一个春秋了，可是那夜的情景，还清晰地在我的记忆里，好像那还是眼前的事情。
当时，我任北京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经理。北京市委通知开紧急会议，并且要通知党委委员都在家待命，会后分散在市内各角落的人要立即赶到市店待命。
晚上十时许，我乘车赶到北京市同仁医院的院内五层楼的大会议厅里，会场气氛紧张，戒备森严，每一个门口、路口都有人查看进来开会人的模样，以防假冒，随后有人指引我到开会的房间。这气氛告诉我，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会议。我小心谨慎地四处张望，很想找个熟人了解一下发生什么大事。
果然，新华印刷厂党委书记李同彦看到了我，他用眼神向我示意到他那边去坐！我急步向他所在左侧前排位置走去，在他旁边落座。他低声用耳语对我说：“你要的画册我带来了。”边说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包，装进我的书包里。原来是周恩来总理的画册，为了好携带，把十六开本画册一折为二，类似普通三十二开本书大小，不易引起人们注意。在当时，人们都热爱周总理，千方百计想要搞到周总理画册。
他给了我以后，还不放心，又悄悄地对我说：“我们厂的画册都已封存起来了！你可小心点，今夜这画册要是被翻出来可不得了！”
我非常感激地把包封口拉锁拉好，抱在怀里，请他放心。他还是不放心，又在我耳边嘱咐：“今晚万一动员我们这些人去天安门广场做动员工作，你可不要去呀，要记住这书可不能被翻出来呀！”
显然，他比我消息灵通，比我想得周到。我用感激的眼光看着他，并连连点头。
会议开始了！大家在低头记录着市委的传达：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毛主席批准，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大家的眼睛顿时瞪大了，停笔了，发愣了…
主席台上的人继续宣布着，布置着“市委书记又去天安门广场广播宣布……各单位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的决定……”
人们把头低下去了，恐怖气氛像罩子一样，立即罩了起来。
这怎么能算“反革命事件”？！ “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吧！”
作为党委书记，只能按照布置去传达，去贯彻……
王府井南口北京市新华书店党委会议室里，早已灯火辉煌，党委委员们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开会回来……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本宣科，大家听着，记着，大家互相用眼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自然也用力看我的神态，我一句话也不多说，往日爱说话的我，一个字也没有了。
王府井大街南口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步行不过十多分钟，那悼念周总理的人海，反对“四人帮”各式各样的搏斗声，这边的人们再清楚不过了……（2005年7月）
又回到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宣部的一大批干部奉命离开京城，来到遥远的贺兰山下。说是“参加体力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等等，今天看来所谓劳动，所谓向贫下中农学习只不过是幌子，实际上是折磨这些干部，和历代皇朝对待被降罪的大臣们给以充军、发配是一样的性质。这些干校，多由当时“支左”的军队管理，我所在的全国总工会干校，军代表是河南部队的，管理我们的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军人，那时我们这些文弱的机关干部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中央规定“中直”单位的干部整过党，夫妻可以调到一个干校去。这样，我在“全总”干校（河南罗山县）整过党恢复了生活就转到银川干校来了。中宣部干校的军管是陕西军区的干部，这里为首的康庄中是个副政委。
我带着十四岁的女儿小青从河南转来，她的姐与哥都去“北大荒农场”了。那次算是搬家，去“干校”的人们纷纷去旧书店排队卖书，多心痛呀！这些人一生的爱好就是“买书”，现在当旧货处理，论斤两称，一两毛钱、几分钱一公斤，还得排大队，留下的大量的书还得到处买木箱买草绳捆好打包。大西北冷，还得置办毛毡等御寒用品，日常生活用的锅碗瓢盆都得带上，这是过日子呀，谁知哪一天能回来？
当我们到贺兰山“五七”干校，一下卡车，天呀，一排排土坯房子，四边是荒草野坡，由于土坯房又小又矮显得天空又高又远，一片荒凉之感，我的心顿时颤动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将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当时担任中宣部一个处长的老伴沙洪看到我母女来了，还带了全部“家当”，倒很高兴，乐呵呵安置这个“窝”。
土坯房很简单，就是窗下一个土炕，吃饭睡觉全在这个炕上，把木头箱子一放，就隔出一间空当，是女儿的住处，另头大的就是我和老伴的住处。带来的炕头小桌子一放，就是饭桌，吃完饭，小桌一拿掉，就睡觉。炕的门外放一大缸，自己挑水，要想烧饭，安炉子，用煤要自己弄煤沫和煤饼子，一切自己动手。女儿正在上学，就在五里路外立岗中学上学。
这个家很快就安排好了，每天孩子骑车上学，沙洪天不亮就去烧锅炉，供应干校的人喝水洗脸。他人一向肯钻研，别人烧两小时，他烧四五十分钟就开了，由于他劳动得好，大家还为他编了“顺口溜”，什么“昔日阎王殿大判官，今日干校的锅炉工，锅炉烧得好，能干又省煤……”后来，又调沙洪去领头种稻子了。
“有家没家大不一样！”沙洪咧着嘴乐哈哈地说，这是吃着我给他包的鸡蛋韭菜馅饺子，边吃边说的。因为干校规定没家者要住集体宿舍，有家者可一家人住一间，没家者只能吃大食堂，无法吃小锅饭。当然，我不仅是“家属”，也得参加劳动，有次我把从北京寄来的腊肉煮在锅里，就去厨房劳动去了，等回来，锅里的肉不见了，锅还烧了一个洞，再晚来一会儿，就失火了。
救命恩人陈玉梅
陈玉梅是山东栖霞人，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支援大西北去的，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药房当主任。我们干校离银川市五十华里，当时公共汽车很少，进一趟城很困难。当她看到沙洪肝功的化验单，很直率地问我：“你打算陪个死的还是陪个活的？要想陪活的，必须赶紧住院治疗。现在肝功能指标很不好，如出现腹水就快完了。”我那时什么卫生常识都不懂，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找床叫沙洪住院，沙洪本人从来都是积极工作、积极劳动的一个人，军代表那里请假也很不容易，费尽力气才把他弄到医院。治疗、营养品都得自己想办法，陈玉梅和她丈夫董以恩千方百计砸冰掏鱼，做好送给沙洪吃，她们的家就成了我们在银川市的家，最后终于救了沙洪一命。她对我们的救命之恩，我终生不忘。
到贺兰山下寻找“干校”旧迹
自治区老干部局办公室的龚主任，陪同我和当年也在“干校”劳动的原中宣部的王承放同志，一起到了贺兰县的老干部局，找来一位在于校附近立岗镇的八十一岁的毋书记，他回忆了干校的情况，带我们到“干校”的旧址，寻觅旧迹。当地的男女老百姓也出来了，站立街头．看着原来“干校”的墙内，那一片片土坯房子前几年就拆了，现在那十几排土坯房 199已经是砖房，比过去的土房既高又漂亮，哪里找得到原来的矮矮的平顶的土坯房子。公路对面的锅炉房也无影踪了，原来房子边的水堤也没有了，过去在住处一里多路外的水稻地也没有了。 没有水稻地的痕迹了。想起那种水稻的时刻和当年在这里劳动过的人：王承放、杨小芸、吴锡华……顿时记起那时在刺骨的冷水中种稻的情景。当时高原气候还很冷，双脚冻得发紫，上岸休息风大更冷，路旁有一堆羊粪，把脚插进羊粪堆暖和一下。我因为过来晚，在河南种稻比这里的水要好一些，但我弯不下腰，军代表嫌我干活儿慢，就叫我拉大车。拉八百斤稻种，引起了我的颈椎病，根本不能站立。
没有水渠的痕迹了。那挖水渠也是十分艰苦的累活儿，那铁锹用脚踏下去，费很大劲才能踏下去，当时血色素只有八克的吴锡华也干这活儿，立岗医院大夫说给她开证明，她不要，军代表哪里管你死活呀！这里白天短，黑糊糊了才收工，吴锡华带来的四岁孩子小沽一人在空旷的院里，哭着等妈妈回来。
我们和当地的老乡们指划着这儿，指划着那儿，什么旧迹也没找到，心里感到茫茫然。有个老乡说，这几年不断有人来打问这个干校当年的遗址，还有当年的“华建公司”什么的，现在全没有了。
在那位毋书记带领下，我们又去五里路外的立岗镇——过去我们采购日用品的地方，现在也变样了，全是柏油马路了，房子也漂亮了。最后去了立岗中学，这里是女儿小青上学的地方。当地人说，这个学校都新建了，只有校门外的粗粗大槐树，还是原来的，而且校名也改为贺兰县第二中学了。这个变化使我感到很高兴，再也不能让今天的孩子们受苦了！
又想起巴金老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老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赞同。成千上万经历过“文革”的人，谁能忘记那个屈辱的岁月啊！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动静。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一场浩劫，已过去四十年了，除了浩劫中死去的以外，活下来的人们也在不断的消失。尽管对于“文革”，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过决定，是“严重灾难的内乱”，也可以说是“浩劫”。可是经受过灾难的人不断在消失，“文革博物馆”为什么不能建立？
退一万步说，五七干校的纪念点可以不可以放个纪念牌牌呀！ “五七”干校甚多，我个人就住了河南的“全总干校”和银川的“中宣部干校”，这涉及的人很多，如加上家属子女，面更大，这个干校是什么性质的？如何劳动的，又如何管理的？我本人就是患严重颈椎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却让我推八百斤稻种。我关节已坏，不能下蹲，跪着、爬着也得去“整地”，一下雨像个泥巴人。每天收工我倒在地里回不到住处，四个人抬回来，仍得坚持劳动。军代表还说：“坚持就是胜利！”这种强制的非人性的劳动与封建时代的酷刑有什么差别呀！
在“五七干校”旧址前立个牌牌，活着的人去看看，给后人去说说，我们共产党曾经干过些什么错事、傻事！现在讲“以人为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还能让这种事重演吗？如果说建立全国性大的“文革博物馆”有困难，建立个“五七干校”纪念馆、纪念地都好嘛！这并不难，使活着的人去纪念，使后人知道有这一回事，该有多好！如果有朝一日贺兰山下能建成这么一座“五七干校”纪念碑，我只要走得动，即使再老再累，也一定要再去一回！（2005年2月）
相关链接：忘记文革是欠了后人的债（上篇）文/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