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我从延安抗大区队长训练班毕业，分配去（抗大六大队）工作。同时分配去洛川的还有田一亩、钱一文、林宁三位同志。当时，由于前方（敌后）战争和工作发展的需要，原来留在抗大工作的红军干部不断调出，同时学校本身还在继续扩大，也需要干部，所以我们区队长训练班的同学作为长征干部的接力队，都被派下去接替他们的部分工作。对此，我们都有一种使命感和光荣感。为了表达要接好这个接力棒，并纪念自己革命征程上的新起点，我们四个人都改了名字。我原名王敦和，改名为沙虹（沙洪），同行的三人也都改用新名：林宁，是取斯大林、列宁的后～个字。田一亩来自山西农村，钱一文原是上海的店员学徒。他们之中有的战死，有的病故，只有我幸存下来了。
我们四人一起从延安步行到洛川随校的，因此，受到校领导的重视。韦国清校长亲自接见了我们。他很亲切地点着我们的名字，表示高兴并给予勉励。但他的话并不多。他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谦和可敬，对青年人满怀热诚和期望。
很快，我们都被分配到学员连队当区队长（排长）。我这个队的队长是黄径琛，副队长是贾得胜（兼第一区队长），我是第三区队长，指导员记不准确了。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在工作中，我一方面注意向他们学习，一方面把在区队长训练班学得的东西运用起来，工作生活较快地适应了。那一阵子处于相对和平环境。连队的学习生活紧张有序，但是有点单调。我差不多每天都挤时间写点小诗来抒发情感，有时候还在队前向学员朗诵一番。这也是我在延安学来的。1938年上半年，延安盛行朗诵诗，有些诗还写在城墙上。当时的延安可以说是诗城。柯仲平是首开这种诗风的代表性诗人。这给我很深的影响，使我不能自制地学着写朗诵诗和墙头诗。到这一年冬天，随校奉命东进太行山创办抗大一分校。在东进太行山的行军路上，我每天宿营后都要写诗，翌晨连队出发前在队前面朗诵。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到晋东南目的地，赵宏弼同志（随校政治处宣传干事）便到连队调我到刚成立的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当时的宣传科是由安征夫同志领导的。在晋东南和山东沂蒙地区工作时，我自觉地把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因此，那一阵子，我写了不少朗诵诗、墙头诗、传单诗和歌词，至今流传下来的有随校政治处王承骏（作曲家久鸣）谱曲的《今年要报去年仇》、《跟着共产党走》等。记得，我们队的学员章欣潮曾抄录了我的一些诗作，建国后他在中国新闻社工作，常去港澳。可惜他早已病逝了，因此，他抄的那些诗作也无踪可查了。
我们十一队的学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也有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最小的十五六岁，如后来成为我军上将的杨德中，他当时的年龄就很小。年龄最大的也只30岁出头，如上面提到的章欣潮。这“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追求真理而投奔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来的。所以，在随营学校这个新天地里，学员之间，干部和学员之间，思想很容易交流，大家志同道合，亲如一家，除了上课、出操、演习、集会以外，业余生活中的官兵都打成一片。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同在旧社会、旧学校、旧家庭中的情况迥然不同。记不清是哪位同学曾对我说：
“生活学习在这样的新环境关系中，就像生活在新鲜的空气中一样，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呼吸自由。”这话表达了许多同学共有的感受。
我们十一队，到晋东南就编入了抗大一分校的序列。但这短暂的随校生活都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队的学员可以说个个都是好样的。据我在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工作时所了解和接触过的洛川随校同学，除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原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曹鲁（原名曹辰力）、资深的老大使郑为之（原名郑为，曾任驻阿根廷、欧共体大使）。今天，这两位均已病逝。但他们生前的业绩，在轻工、外交部门至今有口皆碑。现健在北京的还有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吴象（原名吴大智）等。这些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同他们整个的成长过程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洛川随校的短暂学习虽然只是人生整个过程的一个起点，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永远珍惜和记住这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