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3年夏天从抗大一分校调到《大众日报》社工作的，来到后就让我负责通联科，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有程竟明、张育品、秦风、孔真。通联科女同志占的比例比较大，大“半边天”对这个小集休中的生活至今我还是很怀念的，我们工作非常协调，团结得比较亲密，虽然当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很愉快，工作也很勤奋。我认为写报史，通联科应该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通讯联络工作那时我们也叫内勤记者，这是专业分工。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据地分割，通信条件很差，要实现全党办报，重视通讯工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可以说通讯联络工作是全党办报的一种具体形式和体现。同时，办好报纸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宣传部门，离不开广大的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他们为报纸反映情况，为报纸写稿，没有这一条，光靠报社的同志是不行的。
办报有专业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必须依靠全党和各级党组织。他们写稿子只能写他们所做的工作，不能像专业记者采访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我们当时提出了做什么写什么的号召。广大工农兵通讯员和记者相结合，这个方针在当时我认为是对的，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他们做完了工作以后，就总结一下，交流一下，反映一下，通过做什么写什么，对干部水平的提高，经验的积累也有好处。当时的通讯联络工作我们还向领导提供各方面的信息，经过通讯员的报告，来稿、来信、材料，除了向编辑同志提供稿件以外，我们同时还提供情况，反映很多问题。通联科的同志每个人都有分工，每个人管哪个地区，重点管哪些通讯员，两三天就研究一次情况，发现问题，组织稿件。有些来信、来稿比较完整就在报纸上发表，不适宜在报纸上发表的东西，我们就编了一个《情况通讯》，是油印的，送县委以上机关参考。当时的领导同志曾表扬过我们，有一次因反映临沭的一个情况，说明敌人要扫荡，一一五师并没有发现。通过和通讯员联系，帮助工农干部提高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当时我们要求很严格，每篇来稿都要有个回音，用与不用要有回音，有些稿子不用还给他们改一改。当时有些工农兵通讯员如今已成为作家。如王安友的第一件稿是秦风同志处理的，还有苗得雨等。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通联工作，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通讯工作强调严格、认真，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为党为群众的事业服务，把这作为一个基本前提，给每个通讯员回信是一笔一画的，做到认真严肃。
1947年敌人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山东形势发生了变化，阶级关系有新的变动。我们报纸也根据这个形势派记者到鲁南地区。当时我也被派去了，对鲁南群众是个很大鼓舞，在敌人后方牵制敌人，还打了峄县城，公布了土改政策，这是报社配合当时形势作出的一个决策。
我想再说一点当时《大众日报》和山东的文艺运动。报纸主要是新闻纸，但没有一个报纸不和文艺没有关系的。我们《大众日报》从创刊开始，就有“副刊”。进临沂城以后我编了一段副刊。李季同志的诗篇《王贵与李香香》是由新华社发稿，由我编的，很快就发表了。而且因为我当时有激情，连夜写了一个读后感，对李季同志这首诗的评论在山东来说是比较早的一篇。因此，写报史时不要漏掉了《大众日报》和山东文艺运动的关系，要有适当的笔墨。当时副刊也写了一些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因为人民和战士也需要文艺作品。
关于报史的人物志，我再补充两个，就是恽逸群同志和包之静同志都应该写。
最后，还有两件事情是不是在报史上讲一下呢？丁九同志到北平去，我也被派到北平去。当时在军事调处阶段，我们《大众日报》也派出了记者。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通联工作 （1980年10月17日） （原载《大众日报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