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与李香香》读后记
《大众日报》副刊发表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已引起许多读者的赞赏，这不是偶然的。《王贵与李香香》的确纯然是群众风格的佳作，是完全通用丰富的群众语言、群众感情来描写三边民间革命的一段历史故事——抗战前陕北苏维埃革命运动中贫农翻身、妇女翻身的生动情景，再现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这里也许有人会认为是传奇，但这正是民间故事和许多口头文学的特点。在伟大的十年苏维埃运动中，这类传奇式的故事，至今犹流传于民间，在群众翻身的大风雨中一对贫农的子女——王贵与李香香两个苦娃的邂逅相爱，悲欢离合，最后以“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的结局，战胜豪绅恶霸崔二爷和反革命白军的利诱强娶，而取得了反抗的胜利，并完成了他们的婚姻，是完全合理的，应该的，真实的，充分表现了新时代的特点的，这与市侩式“大团圆”或封建社会中才子佳人的惊红遇艳完全相反。所以，我感到这一首历史故事诗的主题，教育了我们，教育了群众，如何爱憎，如何以决死的斗争，去反抗那些像崔二爷及其武装力量的复辟的阴谋，如何去挣脱那种“牲灵”一样的生活，而使自己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享受人的一切权利，这不仅是诗中所描写的“自由结婚”与“团圆”，而且是全部生活的自由权利。
上河里涨水下河里流．
王贵暗里参加了赤卫军，
白天到滩里去放羊，
黑夜里开会闹革命，
开完会来鸡子叫，
十几里路往回跑，
白天放羊一整天，
黑夜不眨一眨眼，
身子劳碌精神好，
闹革命的心劲一满高。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崔二爷压迫下的王贵，当刘志丹同志把“红旗插在青天上”的时候怎样的充满热情。而当崔二爷发现了给他放羊的王贵暗里闹革命，便加以吊打匪刑，软骗利诱，但是觉悟了的王贵是这样的回答了他：“你是人来我也是个人，／为啥你这样没良心？／我王贵虽穷心眼亮，／自己的事情有主张。／闹革命成功我翻身，，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
这几行诗句当中，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贫农的自觉、倔强和为了争取真正的生活而无所畏惧。因此，他的同志——红色游击队的兄弟们说：“王贵是咱的好同志，再怎么也不能叫他把命送。”他们星夜出动搭救了王贵，并且成全了他与李香香的“赛过银钱”的劳动者的爱情。从此死羊沟便改换了一幅图景，太阳出来了，土地回家了，农民们的脸上也发出红光，王贵与李香香“吃了一嘴黄莲吃了一嘴糖”，他俩举行了“自由结婚”。就在这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他两个双双拉着手，作了以下的对话——这是真正的诗，它说明了“奴隶们”的爱情与自由是应该怎样的关系：
“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
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
“革命救了你和我，
革命救了咱们庄户人：”
“一杆红旗要大家扛，
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
“快马上路牛耕地，
闹革命是咱们自己的事；”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大阳出来一股劲的红，
我打算长远闹革命！”
于是，过门三天以后，王贵便报名参加了红色游击队，向带领白军卷土重来的崔二爷作战，直到扫清白军，活捉崔二爷为止！这一段历史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半封建束缚下的农民——尤其是革命前的三边地区的农民，起来向他们的封建统治者闹革命，这正是朴实的农民在革命中所表现的朴实的爱情，李香香反抗封建势力的代表——崔二爷的无耻强霸，而忠实于一个用“酒盅盅量米”的庄稼汉王贵，不，她是自觉地忠实于一个红色游击队员，她不仅懂得爱，尤其懂得恨，她憎恨收敛穷人食粮的豪绅及其狗腿子，她鄙视崔二爷臭铜钱；她不仅只是流泪，她还做了红色游击队的情报员。因此，他俩在一条沟沟里临别时的依恋，以捏泥人来表达他们的衷心。
王贵与李香香的故事，是在整个苏维埃革命中，两个觉悟的农民争取做人，争取自由斗争的一个侧面，正是从这个侧面，我们看到了农民群众与恶霸地主的斗争，不顾一切的斗争。
就诗谈诗，《王贵与李香香》给了诗歌创作以新的希望和方向，它表现出诗歌的本源——民间。全诗一千余行，充满了民歌风格，这不仅表现于它的丰富、形象的群众语言的完整性，它的自由的带着音律的清新的民歌形式，而且表现于蕴藏在这种语言、音律与形式中的群众感情。使人读之欲唱，唱而欲蹈，且歌且舞，闻者必动其心，睹者必忘其形。举如第一部第四节“掏苦菜”，便是最好的民间情歌，歌日：“山丹丹花开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一对大眼水汪汪，／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两道糜子碾三遍，／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而在第五节中，描写恶霸崔二爷的一副嘴脸，亦极为形象、生动、简洁，令人读之如悟：
黑呢子马褂缎子鞋，
一颗脑袋像个山药蛋，
两颗鼠眼笑成一条线，
张开嘴巴嘹见大黄牙……
这样的章段通篇贯穿，绝不只是以一鳞半爪群众语言点缀诗篇。写到这里，想起平时总会听到有些人说民歌虽好，但毕竟似乎只能表现一定的内容。比如民间抒情歌，而我们所常见的民歌也十九是抒情的，因此是否可以运用民歌体和群众语言来叙事，来表达更多的内容，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得到实际的答复了，《王贵与李香香》就是一个范例。它证明了诗歌的本源是在民间，而不是在少数的诗人或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所谓诗的语言与诗的形象也正在民间的生活中，从群众的生活、战斗中产生的歌谣乃是最好的诗，这种诗歌的文学价值，是远远的高出于不接近群众的，苦恼于字句中的诗人的作品；我们有时总以为一切文学虽然都来源于生活，来自群众，但诗歌似乎稍有不同，似乎可以在“丰富的想像”中完成一首最好的诗作，其实这正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的幻想。诗歌之脱离群众本是由来已久，以致许多年来“诗坛”上很不景气。五四以来，中国的旧诗词在理论上是得到一些批判（我以为中国的旧诗词仍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之一，对于那些宫廷中的诗词，姑且不论，其中也有很多来自民间、描写民间的东西，比如杜甫、白居易的作品中即可引为例证的），但“新诗”（白话诗）盛行不久便走到“苦闷”的境界，追其原因，只是脱离群众，人们惯称“象牙之塔”为诗人之家，诗歌离群众十万八千里，虽然语言改用了白话，甚至如所谓“象征派”的白话诗较之古诗更为难懂，只能孤芳自赏，广大的群众并不欢迎。抗战开始前后几年中，题为“朗诵诗”、“墙头诗”以求诗歌之大众化，为紧急救亡运动和抗战动员服务，确是收到不少成效，诗歌也得以从诗集的封面底下露出脸面，并且跑到街头、乡村中与群众见面。但到抗战中期以后，在蒋管区由于政治环境关系，诗歌中以讽刺诗、打油诗和古诗渐盛；而在解放区中则民歌、民谣、快板以及各种民间形式的诗歌始终盛行于乡村，翻了身的农民往往信口编歌，但似乎又由于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诗人尚未加以重视，而大多只在民间口头传颂。自党的文艺政策公布以来，民间诗歌纷纷成文，并已有不少的工农群众及其干部努力收集和创作民歌，就山东说，《山东文化》上曾发表了工人的讽刺诗《胡老八》，《大众日报》副刊曾发表王希坚的《被霸占的土地》，其他各地举不胜举，而《王贵与李香香》可谓是这一诗歌创作方向上的里程碑，它以完整的本质的群众风格出现，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指出一条明确的大道——到民间去，去探求诗歌的本源。记得今年六月间，上海《诗歌与音乐》出版时，郭沫若先生曾发表一篇短文，其中一段的大意是：“诗歌与音乐成长分离以后，便都走人了错误的道路，技巧在于宫廷，本质留于民间；技巧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本质则与人民之永存而永存。到了今天，雅与俗、新与旧已经到了新的综合时候了，已到了大合抱的时候了，让我们把这些奉献给我们至高无上的主——人民！”这可以说是郭先生对于诗人们的一个伟大的呼吁和指示。
最后，关于作者，我们还是很生疏，但我们是仰慕，据说他在三边地区做了数年的群众工作，《王贵与李香香》的产生，是和他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这也证明了以上所谈到民间对于诗歌（其他文艺亦然）创作的重要性。希望我们的诗歌工作者和民间诗人努力，事实证明群众是喜欢诗歌的，他们最多的文艺活动是诗歌，诗与歌——这就是群众的心声。山东成千万翻身的农民，为了保饭碗、保田地、保家园，正在掀起母劝子、妻送郎的参军运动，希望我们的诗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体会他们的心声，反映他们的心声。（1946年11月19日夜）
十月份费县土改运动经过概况
（鲁南九日电 记者沙洪报道）
一、从魏家沟到店子
在九月里，鲁南全境十分动荡，北部的费城、南部的梁邱，是蒋匪军与“还乡团”的两大据点，东边也天天遭受王洪九突击大队的袭扰。这些匪顽武装，除去经常性的抢掠伪化活动之外，并数路合击“扫荡”崮口山区。处于此种游击环境中，六区魏家沟的农民，在区党委和县委工作组领导下，第一个站起来发动了“反倒算”斗争。头一天在村民会上响亮地宣布：“谁家倒算农民的一点东西，明天一早都必须送还原主。”当夜地主就都胆颤心惊地照办了，只有“肉头”唐宗海还敢违抗，区农会的副主席亲往干涉，竟被他一棒打伤了头，于是在众怒之下，把这个反动地主严办了。接着魏家沟的贫农唐立山、陈洪祥、唐洪起、黄邦荣和老村干廉茂盛，结成了武装小组，他们说：“雇贫农一只羊是赶着，两只羊也是放着，决心和地主‘裂’到底吧！”又在群众会上喊出：“咱们穷人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并继续领导群众将地主王照汉、顽乡长朱德修等彻底清算，正式成立农会，严格管制恶霸坏蛋，纠察队不时巡街嘹哨，检查户口，压倒了地主阶级的猖狂。
到这个月的中旬，区党委工作团来到了三区，在公路上的店子村，发现了贫农陈玉良，他在伪化期间天天躲山沟，两次逃开敌人活埋他的毒手，带着满肚子新仇旧恨和杨同志开始了初次的对话：“命穷人还有出头日吗？”“再彻底能翻身吧！”“别提翻身啦，往日人家没有叫咱翻，弄出来的果实，没有咱的份呀！”“现在毛主席又号召咱们穷人彻底刨倒地主，填满穷坑，刀把子也交在穷人手里了。”陈玉良想来想去：“这年头反正不‘裂’也不行，‘裂’了吧！”于是他找到几辈子穷人张开三和老雇工马大，连开了三夜的会，穷人越联络越多，这时敌人已到老君崖，陈玉良贫农小组紧急决定：“有坏蛋没有咱，有咱没有坏蛋！坚决逮捕了推伪化的恶霸地主曹典章，并在枪炮声中召开审判大会，经过五十多个农民的诉苦斗争，把“蛇头”当场处死。九月份就这样过去了，魏家沟与店子的贫雇农，成为十月份普遍进行土改的开路先锋。
二、轰轰烈烈的十月
十月初费城及梁邱等地的匪顽慌慌张张地逃跑了，全县除东部边沿以外，都重见了青天。县委抓紧时机作了全面土改的布置，又组成了四个指挥部，调遣了所有游击武装，以费城梁邱为中心，大举清剿隐藏的匪顽分子，各区乡先后举行活动分子大会，打破“留后路”的右倾思想；组成县委工作团，从扫除顽伪残余及大反攻宣传着手，全力推动土改，因而运动迅速扩展。至月底统计：全县已有约三百个村庄发动了斗争，组织群众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以上，新翻身的农民纷纷成立武装纠察队或保田队，并有近四百个逃亡战士和农民踊跃归队、参军，仅以十区为例，就有九十二户贫苦农民获得十三万四千余斤粮食、一百四十一头牛驴、三万二千棵树、约六十万元现款及大批棉、布、衣服。
这一运动的高潮，首先在六区掀起，魏家沟突开以后，常山乡各庄农民紧接着行动起来。九月底敌人的“扫荡”刚一过去，该乡雇贫农三百余人，便扛着扫帚、扬场锨，上面写着清算地主的标语，锣鼓齐鸣的由本乡向邻乡由吾、泗彦一带出发游行，沿途高呼翻身口号，大大鼓舞了农民斗争的勇气。由吾乡农筹会，则集合全乡雇贫农、妇会、姐妹团，在大由吾编队分工，宣布纪律，向小由吾四家大地主发动了有组织的联合斗争，农民大队分别包围地主的住宅，逮捕大恶霸地主王崇信等，并将其全部浮财搬运集中，分成“铁货市”、“粮食市”、“衣服市”……由武装纠察队严格看守，然后即按照原定统一分配的计划，派遣地主把这些浮财分送各庄，农民大队随后押送当事地主恶霸，交农会审判。继之大由吾贫农王敬之“换防”，全乡农雇贫农小组再次集合参观，姐妹团扭秧歌并有花轿锣鼓，比娶媳妇还热闹。西村雇贫农小组，挖出六只元宝，也自动向四乡赶集展览。这样在十月上旬就造成了全区土改的猛烈发展，至月中，三区及十区土改运动的高潮继起，地主坏蛋的气焰表面上已被镇压下去，到同月下旬，运动开始转向深入发展。
综合上述土改高潮期间的初步经验：（一）在斗争中不断审查整理雇贫农小组。如由吾乡各村雇贫农小组，经过整理清洗了一批坏成分之后，在向小由吾地主的联合斗争中，便提高了行动中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审查的方式是每人报告出身历史，大家评论，不够格的坚决清洗或介绍其转入农会；（二）基点村与外围村结合。领导上要预先有计划，如店子村发动斗争时，外围村即成立雇贫农小组，并吸收其到基点村参观，店子村行动以后，外围村亦纷纷行动，基点工作同志立即适当分头前往领导，同时在乡的雇贫农会议上，由基点村作典型报告，交流翻身经验，然后基点村工作更进一步发现问题，决不满足于初步的全面开展；（三）以乡为单位适当组织联合斗争，但果实处理及行动纪律，要事先民主制定，以防流弊。联合斗争的对象一般应为一方之霸，或一方大财主，行动时间应在各村及本村斗争初步发动之后，联合方式最好由本村（即斗争对象所在村）农会自动邀约邻村农会；（四）要反对自满。初步发动斗争以后，继续严格管制恶霸地主，并深入追查地主的复辟活动和用各种方法隐藏的财物。
三、运动的偏向和弱点
由于运动发起于紧张的游击环境，干部对土改方针的认识从模糊逐渐明确，以及思想上的从“留后门”到急于求成，作风上亦未能很好转变，所以回顾一个月来轰轰烈烈的运动，除三区偏向较少外，一般表现有以下几种毛病：（一）四区对原有的村于、民兵未经很好的审查、教育，即放手依靠他们去搞土改，在动员会上，形成了立誓、赌咒、挑战、竞赛，在工作步骤上，则采取无基点的“大刮风”办法，结果五天轰开十六村，但群众并未发动起来，产生了用坏蛋斗坏蛋、以这村挤那村等办法发动群众的偏向，目标未集中在封建地主头上，斗争果实亦未能真正落到穷苦农民手中；（二）斗争中缺乏阶级教育，群众的思想发动不足，因此对地主的罪恶揭发很差。这一方面表现为少数积极分子单纯的经济斗争，甚至在斗争地主时有的农民还给他做豆腐卷吃；（三）斗争中组织群众的工作相当薄弱，一般村庄组织起来的群众，均不超过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距离百分之九十的要求很远，形成少数有组织的积极分子，脱离广大无组织群众的劣势，追其原因，在于忽视争取群众优势的重要性和对农民缺少教育。对一般中农的信任与团结不够，如有的同志认为“中农是墙头草，风吹两面倒”便是一例；（四）违反了团结中农的方针，较普遍的情形是对中农“还乡团”一律斗争清算，即如六区基点村魏家沟，亦有三户中农被如此处理；再一种情形，是小山庄中没有大户，于是“跛子队里选将军”，向中农斗争。
民主精神的初步发扬
10月22日，各乡村代表集合以后，先在小组中检讨到会态度。有的说：“这回来开会，上级布置什么工作，我要好生听，好生记住，回去一定坚决‘裂’！”有的说：“我来到一看，上级来了人，心里更大胆啦。”有的说：“这回各村都有代表，咱一定要学习好办法。”代表们对于自己提问题，大家民主讨论，自订决议，都还没想到，因为过去开会是上级讲，下级听，从没有让大家自己作决议的先例。筹委会研究这一情况，便运用大会动员，小组讨论方式，说明大会干什么？会上谁当家？并首先在审查代表时做到发扬民主。
民主审查代表
审查代表由开始一直贯穿到开会前的选举。方式是一个个的审查，由各庄小组审查，到各乡大组审查，再到大会审查，其条件是“根子正”、“苗子青”真能替群众办事的。在大会审查时，代表们揭发由吾乡农会副会长邵泽胜过去跟顽乡长王善增干过，又跟伪乡长王步增干过，现在土改中虽然表现很积极，那时干伪军也很坚决，“根不正，秧不正，结个葫芦歪着腚。”不能当代表，以一四一票对四六票通过清洗。又提出常山乡农会委员胡德才，是个“吃喝浪当游”的二流子，“不知道穷人的味”，“嘴里吃的油滑滑的就忘了穷兄弟”，也不及格。这样的审查教育了全体代表，魏家沟的原青救会长窦金法，伪化时干了几天“还乡团”，也两次被提出审查、反省，羞得他脸上一阵子发黄，一阵子发红，大家对他提了意见，看他老根是个贫农出身，还没变心，便保留了他的代表资格。
民主讨论决议
大会的决议案是经过小组、大会、大会、小组的反复讨论以后通过的。在最后一次大会讨论时，关于中贫农团结问题展开了思想斗争，争论首先发生在会员条件及干部条件上。少数贫农成分的代表说：“中农在游击战争环境中表现不坚定，不牢靠，我看不能当干部。”可乐湾一个中农成分的女代表说：“贫农小组呼呼隆隆的斗，把什么东西都拿去，俺中农吓的了不得，现在农民当家，反正也不能把中农灭的一点也没有呀！”接着说：“雇贫农也要分什么人，早先赌博输光了家业的二流子也能算吗？”“穷人乍富，挺腰凹肚……不知道天多高，把咱吓的刺着毛。”这时代表们都没有拘束的争先说话，一个中农女代表自发喊起：“发扬民主！”的口号。这时，几个年长的代表继续站起来，稳重地说：“咱是贫农骨头中农肉，骨肉抱在一块和钢蛋子一样，咱反正得斗倒地主。”“肉离了骨头长不住，骨头没有肉也是光杆。”“贫农老大，中农老二。”“地主、富农坏蛋一伙，咱坚决不要。”楼下庄的中农代表也起来说出自己的心事：“我昨晚上还害怕，咱庄斗争时，一开头我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摸不着底，后来听说中农不要紧，还不放心，我办公可是从不敢辞劳苦，您大家评论评论……”小寺彦的雇贫农小组长刘钦升好像作总结似的说：“咱贫中农还是一家兄弟，刚才有人说穷人乍富挺腰凹肚，这句话不对，这是封建地主说的话，咱不能跟他学。”这一段争论，第二天就编入决议。
叽咕叽咕和秘密投豆
在大会的每一次讨论中，主席团改变了过去形式主义“掌握会场秩序”及“强迫发言”的办法，让代表们自由采取“咬耳朵”、“乱嘀咕”的方式来准备正式发言。当正式讨论以前，代表之间的喧嚷交谈，是一定会发生的，这是农民考虑问题，准备意见的自然形式，而且是很好的形式，主持会议的干部应该学习，决不应该干涉，应该提倡，决不应该禁止。
决议案讨论结束之后，选举开始了。主席团、筹委会和分区委又完全放弃了过去那种包办选举的不民主活动，候选人全部由小组提出并记票，然后把各组候选人名单及票数集中，把票数最多的十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选举十三人），提到大会讨论审查，逐一报告成分、出身、经历，大家展开讨论，结果发现候选人中有三个不够条件，其中常山乡农会委员宁怀五，在伪化期间曾领着“还乡团”到外庄起枪，外庄代表当场予以揭破，全场通过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及代表资格。
候选人经过审定，即采取新的无记名的秘密投豆方式进行选举。每一个代表均到密室中或会场以外投票，投票处把候选人的碗（碗上写着人名）摆成长方形，旁边站着监选人和指点投票的人，代表们一个一个来投豆，不兴一拥齐上。这个方式的好处，是能够表达每个人心中的意愿，而不受任何拘束。
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喧闹的锣鼓，从四面八方来，许多各具特色的秧歌队一齐进入了会场。有几位十四五岁的女秧歌队员的头发上系着白色或者是淡绿色的蝴蝶结，这虽然是她们的母亲们的杰作，但是所有这些都已不为全场所注意，他们只能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获得一部分观众，因为在人海中央，约二十方公尺的舞场，已被先到的秧歌队捷足先登。当军直教导队的“和平舟”表演结束以后，临时装置在木柱上的四五个扩音器，开始愉快地播送着“和平鲜花朵朵红”等小调，大会的主持人亦同时将“政治协商会决议案”以及其他传单有组织地散发至全场。一位年逾五旬的绅士魏英昌先生和他的七八个老朋友，很幸福地从他们的前排亲邻手中接过一张便轻轻地诵读起来。这位魏老先生不时地捋着他的花白的胡须说：“数十年来三民主义倡而不行，现在被共产党争取实行了。”他又笑容可鞠地告诉记者：“我已经八未进城了，今天是特来参加这个庆祝和平民主大会的。”其余的几位继续围绕着这一张传单，正在逐字逐句的研读着。此时，舞场上莒南秧歌队已在悠扬的管弦声中进行最精彩的节目，西良店妇女识字班的高才生王秀珍、王秀民、王中英姊妹们，以轻盈的步伐，纯熟的舞动着她们的花棍，歌声应和着花棍的清脆的声音，徐徐升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忽然管弦中断，数十根花棍组成“和平”字样，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四万多双眼睛都笑了，孩子们的带着淡蓝色的眼珠天真的笑着，大娘们的慈祥的眼睛闪着温和的光辉，她们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老人们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和他们的胡须含露着笑意，男女青年们的清晰的眸子，荡漾着跳动着欢笑着……终于从全场迸发起一阵大笑……一位在自卫队战争中负伤的荣誉军人，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第二十六团的战士张学信同志，倚扶着他的双拐站在人群当中，由于剧烈的大笑，他的全身都被震动起来，他快乐地向周围的几位扶双拐的战友们谈论着：“我们的血没有白流，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开始了……”
自卫战争中涝坡区的妇女和儿童
在这次人民的自卫保田战争中，莒南涝坡区的青壮年一批一批地到前线服务去了。孩子们和妇女们留在后方，但是，他们代替着他们的爸爸、哥哥、丈夫，为了保卫自己的翻身利益，踊跃地参加了办公、劳动、反特以及各种后方工作。现在我们只要顺便举几个例子，一幅人民战争的生动图画便立即显现在你的眼前了。
卢昭贵
他是卢范大庄的一个小儿童团员，又是儿童变工组长。在自卫战争中，这个孩子变得像大人一样了，他工作很积极，帮助抗属扫院子、拾草、抬水，还动员他妈妈给抗属烙煎饼。他说：“咱们好好地跟有年纪的学习办法，好好地干，咱又不出夫，准能跟上他们大人。”有一次，他爸爸出夫到前线去，庄里的人都来帮助他家干活儿，卢昭贵懂事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个闲时，又不是农忙，出个夫还要您来帮助，哪有这样的多的人？”
周子才
周子才是大庄的儿童团员。他也和卢昭贵一样地热心帮助抗属干活儿。他参加的大变工组里，旁的人差不多都出夫了，他一个人便喂着二头牛、一只驴，黑夜白日的拌草、拌料。当他哥哥出夫时，小周像“家长”一样地鼓励他说：“哥哥，你这回到前线去可要好好地照顾伤号同志呵，坚决完成任务再家来，可不要开小差。”这个孩子平日站岗放哨，学习都是很努力很认真的。
张洪云
西店头村里，19岁的妇女识字班学员张洪云，不但纺线纺得好，十四天能纺六斤线，缴纳公粮也用纺线赚的钱买粮食缴；也不光学习学得好，领导她们全组相互挑战，一面纺，一面学；而且最近由于支前工作很忙，男人上了前线，她首先就参加了庄里成立的妇女办公小组，非常负责地办理了这次的借公粮工作，她亲自检查谁家交的粮食好，谁家交的孬。又因为她以身作则去站岗，所以她那一个小组里，每个组员也都乐意按时去放哨了。
孙成兰
王家大庄的孙成兰，谁都知道是一个能干的妇女。去年她哥哥就上了前线，家里一切活儿便落在她肩膀上，挑水、驮土，她一点不怕辛苦，还很好地安慰她母亲。每逢伤号同志路过她庄时，她都自动出来照顾，做饭给他们吃。认字班的老师出发到前线以后，她领导认字班的学员不间断地学习。近几天来庄里起了谣言，她“打破砂缸问到底”，终于揪出来几个坏人。为了把防奸工作做好，她又领头组织了妇女先锋队，加紧盘查奸细特务。
徐州鳞爪
“形势会怎样呢？”徐州的高级官员们这样发问。
“整个形势有问题，但徐州可以确保。”蒋匪陆军总部联合秘书长腾杰作了宛转的回答。
蒋匪自以为新近由各地拼凑飞调徐州的二十一个残缺不全的旅，能够“确保”徐州，但自今秋以来，徐州已不复是蒋匪军“重点进攻”的战略出发地，而变成他们“重点防御”的孤岛了。
这个变化的开始，起于八月间刘邓大军的南征，当时徐州蒋匪首脑手忙脚乱，连城防部队八八师也急调南下，作望尘莫及的“尾追”；九月底我陈粟大军又挥戈南向，斩断陇海、津浦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震撼着徐州市郊，于是市内情况突告紧张，武将忙于巷战准备，大街小巷，桥头路口，均日夜赶修工事，马路上岗哨密布，除原有警察外，又增加宪兵、步兵及“自卫队员”，到处架设机枪，汽车上满插树枝，以防空袭；并组织武装巡逻队、沿街游动队，军部高级官员们的“宝眷”自然更要争先撤退，而衙门和报馆里的文官，则心灰意冷地咏叹时局曰：“枪声、炮声、炸弹声，声声震耳；家事、国事、世界事，事事伤心！”某部榴弹炮营营长由前线跑回徐州，紧紧地握住老朋友们的手，万般感慨地说：“天保佑我返回，还能共见，咱再好的队伍也撑不住，不干了，我得改行做买卖去。”
市郊一瞥
大概也是为了徐州的“确保”吧？蒋匪地方当局，在市郊的措施也一步一步加紧了。
在行政方面他们实行了乡保的合并与伪选，乡保长们为此事大费心血，钻营拍马，大出赌本。以蔡庄乡为例，韩维周花了四千万元，走省主席王懋功的门路，二十一票“当选”为正乡长，李大春得二十票，出五千万元，由王懋功之门婿保选为副乡长。老百姓说：“有钱不用票，有票不要钱。”其余花了两千万的竞选人，一概落选，只好另寻“生财之道”；而韩、李两位乡长，就职之后依然是势不两立，一个在蔡庄办公，一个在胡里升堂问事，双方各派保长争刮地皮，至今还未合署。
八月底徐州蒋党机关向各乡保发出“征党”号令，派定每乡要出国民党员二百到五百，老百姓都暗自议论，伪保甲人员也莫名其妙，以致拖延很久亦未能办成，徒给南京蒋匪中央党史陈列馆增添一节贻笑千古的丑史而已。
征党失败以后，又开始办理第四期“壮丁登记”，凡年在二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都要造成名册，市内共分五个区，每区抽丁二百人，市郊则每乡即要三百人。由于蒋匪军队之补充急如星火，单纯的“雇兵”已供应不及，现在采取又雇又抓的办法，只要是合于兵役年龄的人，碰到谁就抓谁，因此“兵价”腾涨，雇兵价价格已达每名蒋币八百元。
市郊一带的田赋，今年按四期征收，麦后每亩地要十二斤，秋季又是十二斤，连同前两期合计每亩地，仅田赋一项，即需四十八斤，而田赋以外的地亩捐，更是毫无限制的增加。伪铜山县县长耿继勋，于十月间被省方甄别去职时，连忙花用二百亿元巨款，向各方贿赂疏通，总算保持了官位，但这笔钱出在那里呢？他把水灾区已给暂免的田赋，按原数改征地亩捐，名义上是作为乡保办公用费，实际上是用以补偿了“县长老爷”的损失。
至于伪乡保组织的费用，实在难以统计。除伪组织人员及“自卫队”的“薪给粮”必须按时交纳之外，尚有办公费、招待费、杂麦费、临时费、军装费、臂章费、马草、马料、门牌、身份证、居住证、照像费等，不胜例举。前述“雇兵”费一项，每期均按户摊派，一次便要小麦数十斤，再加长年累月的修路、挖沟、出夫以及其他种种劳役负担，直压得徐市人民喘不过气来，但反抗的情绪就在这种高压与暴敛之下，普遍地滋生起来了。
人民总是要活下去的
由于蒋匪当局对徐市人民的苛重压榨，今年市郊秋收普遍遭锐减。据一个九顷地村庄的统计，秋粮减收约为二百石，预计该村十户中只有六户勉强能吃到年底，能接到新麦者不过十分之一，眼前即无粮者已达十五分之一，现市郊各地饥荒的惨象，更加明显，大许家一带已有十分之四的人家，把家门堵死，全家出外逃荒，寻求自己的生路，小部分人被逼为“强盗”，一般人无不渴望人民解放军早日降临，他们说：“老蒋再能撑，也撑不住两年。”“这是什么世界，八路军再过两年不来，这方人就完了！”大家常把蒋匪首脑部的作战部署比作“笨伯救火”，“这边的火未救下，那边的火又烧起啦！”青年人过去仅以消极的躲避方法反抗蒋匪的抓丁，目前市郊已出现更积极的反抓丁斗争，农民们白天下湖相互嘹哨，入夜则实行武装自卫，每遭顽伪武装抓丁抢掠，即奋起抵抗。
沭河岸边的欢笑——写枪声中开的祝捷会
歼灭蒋军七十四师的红色捷报，在沂河、沭河之间飞传着。临沭岌山区二十多个武装村公所在二十四号（五月）就通知村民：“一个月以前还住在李家庄到处抢掠糟蹋咱门的七十四师，现在完蛋了。明天大家都去开庆祝会呵！”
“好！两个多月没上大会场啦，咱们去！”第二天，各村的民兵、识字班学员、老大娘，成群结队地顺着麦田间的路，向河西某村集合；岌山西边的枪声一阵比一阵紧，郭、曹庄的民兵在半路上投入战斗，但千余群众仍然向会场走去。
“三个月来，小蛮子、大肚子欺侮咱门，咱们心里闷得透不出气来，这会该咱们欢乐啦！”主席道出了一千多人的心曲，一大片笑吟吟的兴奋的面孔仰视着主席台。清晰的枪声，在一阵哗哗的掌声之后，渐渐地沉没了。武工队传来的消息是：李家庄的数十名“还乡团”向岌山出动，被我们打退了！
这已是平常的事情。自从沭西普遍建立了武装乡公所、村公所以来，都是一面打仗一面办公，“还乡团”虽然天天出来抢地瓜干子吃，但每一次都被民兵打回去。今年所不同的，只是二十多个村庄的群众第一次集合开会，滨海专署的白副专员也赶来参加。
“报仇的一天不久就会来到！抗战的时候，共产党叫咱们熬，现在共产党叫咱们马上起来干，和那些刚出蛋壳的‘还乡团’干！”白副专员来到这里，全场都哄笑起来，这是对于那些大肚子、“还乡团”有力的嘲笑！“我们翻了身的群众，还怕那些早已垮台的大肚子吗？我们一定要坚持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翻身的果实，保卫我们的麦子，大家一齐拿起土枪、梭标，村村联防，给那些作罪多端的坏蛋算账！我们的麦子一定不叫他们吃！这是一个紧张的斗争，只要我们能保住这季麦，接着就是二个月的青纱帐时期，那又是我们的天下，正是我们猛烈开展游击战争的好时机。我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啊？”“有啊！”“我们能不能坚持啊！”
“能啊！”会场里又响亮地回答着白副专员的问话。
“我们要挺起腰杆来！拿起武装来！”
“打垮那些刚出蛋壳的‘还乡团’！”
“保卫咱们的麦子啊！”
连珠般的，越喊越响的口号两个多月来第一次震撼了沭河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