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微笑
在北方原野的一个夜晚，那是月光皎洁的夜，人们不是在欣赏这沙地的月光下的夜色，却是集聚在高能大汽灯的戏台下，在欣赏文工团的演出。我也像其他省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坐在沙地上看演出。
忽然，我身边挤进一个人来，他挨着我席地而坐，反正大地是空旷的，挤进一两个人对周围的人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这手是那么有力，顿时我觉得全身都暖烘烘的。我听到那浑厚的男中音在亲切地唤着我的名字，他的声音在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傻大姐，现在该好好地工作了吧。”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盼望听到的声音啊！我看见他在微笑，这微笑的面孔，我觉得非常生疏，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笑容，被这微笑的面孔所吸引，啊，人们微笑时是那样的好看，我发现他的细细的眯起的眼睛、圆圆的脸形上，那样有魅力，震动着我的心弦，我第一次被这样一个异性青年所折服。这不是感激之情，也不是理解之情，是对于一个异性的爱慕之情…
他，我有两个月没见到了，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组织对我已作了审查结论，我没有问题。我多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呀，我相信这也是他所最关心的消息。现在他就在我身边了。
他一直在微笑着，欢快地说着话，攥着我的手不放，我不知为什么，却激动得边叙说着与他分离后的情况，边流着眼泪哭起来了。
在泪光里，我似乎看到他的面孔又是我多少时间以来，所看到的绷得紧紧的，像严冬一样的严峻面孔，以一个上级、一个审查者的姿态，在听我汇报我在敌占区上学时的情况，我投奔解放区的情况……几个小时，长时间，他聚精会神地倾听，我也聚精会神地汇报。那么冷的面孔，那么冷的房间，那么昏暗的豆油灯光下…．
我边向他叙说着我在保卫部受审查的情况，但眼前还在晃动着那使我忧伤的他的气愤得无法发泄的满面怒容的眼睛。在树林里，他约我谈话，我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使他冒着挨批评的风险，焦急地等待我，当我找到他时，我无可奈何地看着他发怒的面孔……我并不是有意失约，叫他久等啊。我因为失去了爱的权利，使他遭受了非难的厄运，我叹息着，无可奈何地叹息着……
他微笑地听着我得到组织上的关怀，听着我作了结论的说话，这里也有他多少不眠之夜分析研究材料的结晶，在他的微笑里，我又看到了他彻夜不眠的红红血丝的眼睛。
他微笑着听着我讲到新的工作岗位后的情况，他看到了我的矛盾心理，我不能离开他，他更看到了我倔强的性格，我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回想起他送我到保卫部受审查那天，他的面孔那么严正，这是一副冷得像冬天一样的严正的面孔，可声音却像哥哥嘱咐不懂事的小妹妹一样：记住，“要经得起冷淡”；“记住，永远要实事求是！”
这面孔，这声音，在我眼前晃动、响着。
这眼前的微笑，我心所爱的微笑，还在笑着，他的手还在紧紧地攥着我的手，那么有力，那么温暖。这是真的，这不是在做梦。我看看头上的月亮，看看远处的沙漠，看看身边成千上万的人群，再往前看看台上演出的节目，我想，这一切都证明了眼前的微笑，诚挚的爱情，热烈的手所传给我的他的沸腾的热血…
四十几年的岁月过去了，他这微笑，这第一次的微笑的形象，随着那北方沙漠的夜晚，好像还在震动着我的心弦。（1986年）
婚 礼
又回到沂蒙山区这个小村庄了，回到我久别的战斗过的故乡了。
也许不能说是故乡，当年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几十里路以外，这里只是我爱人工作的《大众日报》社的驻地。当时领导上批准我们结婚，我是匆匆赶到这个村来举行婚礼的。在这里只住了三天，连乡亲们的面貌、姓名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想，他们自然把我也早就淡忘了。可是，这个我在战斗年月里建立起家庭生活的地方，四十年来在我心里却一直占着特殊的位置：陌生而又亲切，短暂而又深远，好像和我现在生活中的一切，在情感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当回忆起这些，心中便漾起温暖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微波，便抑制不住地产生出重访故地的愿望。这次，趁着重访沂蒙老区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五月，黄昏的暮霭中，远处呈现出山脚下土黄色的小村落，朦朦胧胧，似隐似现。沿着小路进了村，刚拐过弯，看到尽头那株老槐树下的篱笆小院，我的心便骤然间跳起来。陪同前来的同志在旁边说些什么，我竟全然没有听见。有人向院里高喊了一声：“李爷爷，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篱笆门开了，一位白胡子老人迎了出来，看上去有八十多岁了，满脸皱纹像干核桃皮似的，腰板却挺硬朗。他手搭凉棚，眯起眼睛，打量了我好一阵，一下子抓住我的胳膊：“呀！这不是老沙的媳妇吗？真没想到你来了，老沙呢？”
陪同的同志笑着向我介绍：“您不是说结婚的时候是村长给您张罗、布置的新房吗？就是这位李爷爷，他就是当年的村长。”
是什么情绪猛然攫住了我，我的眼眶湿润了，紧紧拉着李爷爷的手，说不出话来。
进了篱笆门，一眼便看见那间小北屋。还是老样子，土坯墙更破旧了，两扇窄窄的黑漆门，油漆早已脱落净光，小木窗好像更小了。最大的变化是在这间屋旁边立起了三间新瓦房。这间小北屋就是珍藏在我记忆中四十年的“新房”。
小屋里已经没有人住，堆放些农具杂物，但土炕还有，铺着新炕席，显得还干净。李爷爷和他儿子又打扫一番，拉着我的手盘腿坐在炕上。
乡亲们陆续来了，蹲着、站着、坐着，挤满了小屋。有几位老人坐在前边，都是七十左右的年纪了。他们亲切地问我的丈夫、孩子，我家里的一切。有人端上来一盆新炒的花生，这是这里的特产，当年我的婚礼上就是用花生招待大家的。于是话题又转到婚礼，老人们的眼睛亮了，口气里充满骄傲：
“记得，记得，队伍上的人在这里办喜事，俺们哪会忘？比俺们自己办喜事还热闹。那天，村里的人差不多都到村口去等你。儿童团、识字班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把你送进新房的。”
我剥了一颗花生放进嘴里，细细嚼着，细细地品味着，心头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人们仿佛沉浸在回忆的激情中，霎时沉默了。短暂的寂静，远处传来了欢快的鸟叫声。
一位老大娘轻轻叹口气说：“那年月真不容易，你结婚时还穿着胳膊肘露棉花的破棉袄呐。”
破棉袄？是的，我想起来了，那是我来这个村庄的路上，遇上国民党飞机轰炸，我趴在一个柴火堆旁边，躲避敌机低空扫射时扯破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紧张，在敌机轰炸中心里还充满新婚的喜悦。我站起来拍打了身上的泥土草屑，冒着滚滚黑烟，穿过一个个弹坑，独自在无边的田野上继续赶路时，竟还快乐地唱着歌。可是在村口等我的乡亲却为我捏把汗。当我到了村口，他们一拥而上，问长问短，上上下下查看我有没有受伤，一位大娘竟流着泪笑了。
那位大娘呢？还在吗？哦！在一九六O年去世了…．
天色暗了，门外山峦显得黑黝黝的。李爷爷点上壁洞里的小油灯。摇曳的微光照着一张张陌生的、亲切的、纯朴的脸，也照着我的心。我真想拉着他们每个人的手，抚摸着他们每个人的肩头，问问他们：
我的乡亲们，我的亲人！你们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婚礼记得这样清，这样久啊……
（1986年）
唯一的“结婚照片”
在我的卧室里挂着一张我们夫妇俩的“结婚照片”，那是一九四七年在山东解放区照的，而且是出自老战友、名记者于冠西之手。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东西已经极少了，唯独这张照片却一直保存下来，它不仅仅是作为一张照片保存下来，它还保留了当年的很多东西。
在照片上，当年我俩，一个穿着八路军的军装，头上戴着一顶拆了帽檐的军帽；另一个穿了一件粗布大襟褂子，头发上扎了一个布条。当然，他和我，这年轻的一对，看上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样儿。看到照片，就会想到当年八路军的风貌，想到那火热的战斗生活。所以，我非常喜爱这张照片。
记得原照上，还有天空中的朵朵白云，大概是年代久远了，这云已看不大清楚了。
冠西同志是山东《大众日报》的记者，那时，他经常风尘仆仆地在山东各个地区奔波，回到报社，他仍然非常活跃，仿佛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倦。如果在外采访长时间不归，社内同志都会念叨他的。记得，那是一天的中午，刚刚撂下碗筷，大家正在办公室前边的大场院里漫步闲聊，冠西身背照相机走过来，眨眼间就给我俩拍下了这张照片。人们立即围拢过来，冲我俩起哄。其实，我俩结婚已一年了，只因婚后长期分离，我又刚从胶东返回报社，所以在同志们的心目中，我们还像是新婚夫妇，这张照片自然也带了“新婚”的味道。
冠西照的这张照片，被很多熟悉的同志所欣赏，看来绝非偶然。在拍摄时，他并没有摆弄我们的姿势，只是说了一句“别动”！咔啪一下就完 管了，跟现在所说的“偷拍”或“抢拍”差不多。在照的这一瞬间，我们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是要照相”，就已经照完了。所以我们俩都显得神态自然，反映了平时的风度。
由照相我又想到他的文章，感情真挚，朴实无华。今年夏天，我见到了他，向他请教对一篇文章的看法（《梅花被的故事》），他胸有成竹地说：
“就是要直说。”我照他的指导写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文如其人这种说法，我看用在冠西身上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他的为人也是如此。我曾向他请教写文章的经验，并告诉他，我写好文章，总要先读给自己周围的人听听，听听他们的反应与意见，再修改。可是，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要等写好了才能拿出去，还有人说我用的是懒人的懒办法。我感到迷惘，不知如何是好。他回答得非常明确，应把文章读给周围的人听，不怕丑，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心地坦荡的做法，那种认为等写好了才能拿出手的说法，多是怕丑，失身份，其实，大可不必。他也说了大文豪高尔基、鲁迅的一些写作习惯。这一席话，给了我以极大的鼓舞与勇气。我把两篇自己拿不准的散文给他看，他稍微提了点意见后，就鼓励说：
“可以！就这样写下去！”
我心里一亮，忽然想起了古人说的一句话：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他，冠西同志，为我解开了一条绳子，使我敢于大踏步向前迈步，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七八篇散文，有些陆续也发表了。
每当看到卧室里墙上的“结婚照片”，我就想到了冠西，想到了这位战友，这位老师，想到了从这张照片上透出的青春活力，我要永远那样生活下去。（1986年）
一条短裤
我俩婚后五天，我就背了被包离开报社，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临沂县艾山区的古城村了。这一段形势变化很快，国民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我所在的地区是王洪九的老巢，他占领了临沂县城，我为保护军工烈属不受杀害，奉命带领艾山区的这支队伍向山区——费县转移。农民们一旦离开家了，要吃要烧全没有，我组织大家纺棉花织毛线袜子，搞生产，换取高梁煎饼糊口。男人们由区里组织起来打游击，老人们、妇女们、孩子们的这支队伍够难带的。在这流动的艰难岁月里，我也接不到敦和的信了，他在战争采访生涯中自然也接不到我的信。每当稍稍安静下来，自然是会出现他的影子，“他在哪里呢？” “是否安然无恙？”我无人可问，只能闷在心里。
有一次一位姓潘的年轻的新四军，是个文化战士，来此采访，教我唱起《新四军军歌》来，歌声激起我的战斗情绪，更激起我怀念久已失去联系的丈夫的情绪，他多情地看着我，却不知我眼睛里为何焦急？我再也没看到过这位记者，但是我想他会永远记着这个焦急与怀念的眼神。
那是五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上级通知，调我去《大众日报》社工作。
到报社后，原以为就可看到他，也许他会出来迎接我，谁知，报社里却是静悄悄的，好像没有多少人，更不见他的影子。别人说他去鲁南前线采访了，夸奖他写了好多报道，也许会很快回来。我想反正他总是要回报社的，心里也是平静的。没有想到，第二天报社领导通知我，孟良崮战役就要打响了，要我立即疏散到胶东去。此一去，当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敦和今天不回来，这次就见不到了。我立即怅然起来，可是，战争年代，命令是违抗不得的。
走前的时间，是最难打发的，我坐立不安，多么想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好好地诉说一下衷肠，好好地拥抱一下他呀！那时年轻，在同志们面前还不好意思流露这种想法，我躲在屋里，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在哪里找到一块黑布，是洋布，可能是报社发的。那时都是穿粗布，能找到一块洋布，就很珍贵了。我端详了一下，这块布正好可够条短裤衩，就动手剪起来，缝起来。好像也没有请教一下会做针线的女同志，我这个从来没做过针线活的女人，就瞎做起来了。边做着耳朵里还听着门外的动静，当听到什么声响或脚步声，心就紧张起来，“是不是他来了？”过去恋爱时期，每次想到他，他就会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现在为什么不灵了呢？难道他变心了？我在怨恨他，又在怨恨自己的“痴心”，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苦恼。
后来我才得知，他那时正在鲁南前线遇到敌人的合击，夜里他们抢渡沂河，他在泅水中险遭不测，要不是区党委书记张雨帆找人拉他上船就中弹死在水中了。
我在缝呀，我在想呀，他的影子，他的调皮的笑容，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急性子，想一下子把裤子缝好，可我这不听使唤的手，做起来又不得心应手，屡屡把手指扎破了，血一滴滴地流到了短裤上，我在晶莹的泪光里，看到一滴滴鲜红的血，好像一朵朵鲜红的花，这花，这红花是从我心里开出的，这血是我心里的血呀！
天将要放明了，裤子缝好了，我知道上路的时候到了，写下了长长的信，留下了这条短裤。
半年之后，我由胶东返回报社，见到在他的背包里有这条短裤。每次行军，他都要精减掉一部分东西，以便轻装，这短裤总是放在被保留之列，可我从来没见到他穿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穿？穿过没有？这条短裤大概是我俩情思的见证人吧，一直保留在我和他的记忆中。（1986年）
梅花被的故事
我有一床梅花被。这被子是枣红色的，梅花的颜色与红枣近似，猛一看，不过是一条紫红色的被子，只有细看，才发现上面有着一朵朵的梅花。料子是线绨的，非常结实耐用，它是我军解放济南后，我住在家里生孩子时，母亲送给我的。多年来，它一直被我珍藏着。每当想起它，就会想起一段很有趣的往事。
那是淮海战役胜利之后，我军南下横渡长江前夕。我随恽逸群同志由济南出发，南下到丹阳陈老总处集中，准备解放上海后参加接管工作。队伍路经徐州，组织上给我两天假，让我们夫妻团聚一下。我的爱人敦和是淮海战役时随军南下打徐州，解放徐州后在那里办《新徐日报》的。
半年多的离别，一旦相聚，自然分外高兴。他新创办一张大报，人手少，非常忙碌，每天到深夜才发完稿。我们只有在吃饭时，或晚饭后散步时，才能叙说家常。
那天晚饭后，他带我到街上散步，逛一下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城。由于战争的破坏，满眼断墙残壁，除了历史古迹以外，实在没有多少风光好欣赏。散步中谈来谈去，就是我去与留的问题，他动员我留在徐州，说这里人手太少，也是革命工作嘛！我明白只消我同意，打一纸报告，我的组织关系就会转过来的。可是，那时在我的心目中，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这是神圣使命，是多少年来盼望着的啊，相比之下，儿女之情又有多大分量呢！我和敦和结婚两三年来，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如果留下来，就解决了分居两地、相互牵挂带来的矛盾。可是，凡我认定的事，我是非实现不可的。敦和也很想南下，可是他走不了。我是留在南下队伍中的一员，为啥不走？来日方长，将来相聚的日子多得很。
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了，我把唯一的行李——梅花被故意晒在编辑部的大院里。来来往往的人从它跟前走过，都不禁要扫它一眼。显然，这被子与部队发的那种灰的蓝的，以及军装绿的土布被子不一样，耀眼得很。敦和坐在办公室里可以看到院子，自然也会看到这床被子的。
我就在人们注意这床梅花被子的时候，独自溜出了报社大门，匆匆忙忙买了长途汽车票，奔向大军集结地——丹阳。公路由于战争的破坏，凸凹不平，汽车颠簸得非常厉害，我的头碰到车窗上，顿时碰起了个大疙瘩。可是，我当时的心情更加颠簸得厉害。真有意思，像小孩子做戏似的，敦和还以为被子在，人也还在，哪里知道我已经奔驰在征程之上呢！
我到丹阳后，立即投身到紧张的集训热潮中去了。组织上给徐州拍了电报：“姚明已安抵丹阳，速把她的被包捎来。”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梅花被直晒到太阳落山。晚饭时敦和找我吃饭，就是不见我的踪影。刚刚解放的徐州，还有散兵游勇，社会秩序还乱。报社急得没法，就向公安局报告了，第二天又在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事”，寻找我的下落。直到丹阳电报到达，才揭开了这个“谜”。不久，当时的徐州市委书记周林同志因事到丹阳，把这条梅花被捎给了我，它又回到了它的主人身边。
我就带着这床梅花被，在三十五年前解放上海的当天，进入了这座东方大城市，日日夜夜在有六十年历史的《申报》旧址，在经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宣布的《解放日报》社里，作为一名新闻战士进行着战斗。
每当夜深人静，看到梅花被的时候，总还不免想起在徐州的敦和，总要写信向他叙说我的衷情。可是，他没有回音。终于有一天，接到他一封复信，内容是四行诗句：“彭城自古多英雄，唱罢垓下歌大风；千言万语留不住，只恨今朝未同行！”我不禁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敦和终于原谅了我。
这床梅花被一直陪伴着我。只是在十年动乱中，在干校的动荡生活里，把它丢失了。我虽然没有再找到它，但它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如同那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始终留在记忆中不可磨灭一样。（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