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儿
星期日这天，我一早就到月坛小公园姚老师那里“站桩”去了。当我练完功，要动身离开之际，一抬头看见老伴站在那里，正在等我一起走呢！我先是一愣，心想，他怎么来了，我到来时他还没起床哩！接着就不禁高兴起来，笑着对“站桩”的朋友们说：“我老伴来了。”姚老师在旁边夸奖道：“人家可是早就来了，在那里‘站桩’呢。”
老伴看到我惊奇并高兴的样子说：“你知道吗？我看见你今天早晨起床没有拉开窗帘，就主动起床了。你要总结总结经验呢！”老伴所说的“拉窗帘”，是指我平时早上用拉开窗帘让满屋亮堂堂，使他无法继续睡觉，逼他起床的做法。今天我没有“逼”他起床，是觉得他昨天睡得太迟，这一段又疲劳，睡觉对他很重要，让他多睡一会儿吧。想不到他主动来“站桩”了。刹那间，一股喜悦的暖流充满全身。我多么愿意他与我做伴儿，一块儿活动，一块儿来来去去。可是，当我指不上他一起来时，只好一个人独来独往，多么无精打采呀！
以往有那么几年，每天早晨我二人一起走路上班，过马路我易紧张，他就拉着我的手。他的路程是往西，我往东走，他总送我到不需要过马路的地方再分手。那时每天早晨两人一起走，有什么事在这时说说笑笑有多好啊！后来我退居二线不按时上班，就打乱了这一习惯。
我和老伴相识还是四十四年前的事情，我俩结婚也有四十多年了，我二人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的。四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谁也难免遇到大风大浪，要被洪水淹没，你的老伴是了解你的人，就能同舟共济。如果当年没有他热情帮助，也可能我早已死去。
四十年前，我是一个刚从敌占区投奔革命队伍的女学生，由于没有人介绍和证明我的身份，“整风”中被怀疑是敌人派来的特务。在审查中，老伴以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听我把我的所有的言行，甚至思想活动都说出来。他听说话，看材料，并将他的分析向上级保卫部门反映。组织上给我作了审查结论，我没有问题。后来又在艰苦的减租群众工作中受到考验，我被吸收入党。他等待了我三年。战争时期的三年是漫长的，多少次生生死死的考验，我们终于结为夫妇。
我是一个任性的女人，这也靠了理解，才能过到今天。
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徐州工作，我被编到南下大军里，准备去上海办报，他不放我去，要我留下来。当时我可以留在徐州，与他一起工作生活。我却像小孩子一样，把有红梅花被面的被子晒在大院里，偷偷离开徐州，奔向丹阳南下集结地去了。那时的行囊主要是一条棉被，他被我欺骗了，还在到处寻找我，登“寻人启事”，报告公安局，打电报到济南我父母家里……直到收到丹阳方面组织上的电报，他才知道我归了队。他并没有生我的气，几个月后写了一首诗给我。我在惴惴不安中看到他的诗，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到底理解我。
理解使我们在患难中互相帮助。“文革”中他所在的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处长们都成了“判官”。我所在的单位——全国总工会，要我揭发这位“判官”的罪行，我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行”。在银川“五七”干校里，他干什么劳动都干得很出色，别人烧锅炉两小时才开锅，他四十分钟就烧开锅了。他负责种稻子也取得了好成绩，当时一亩地只收二百公斤，他负责的地可以过千斤。因为疲劳过度，肝病犯了，三“T”指标已达到十四，说明肝功能严重损伤，随时有腹水的危险。当时的干校极左思潮很严重，根本不许他去住院治疗。我说服了较开明的军代表同意他去住院，也请他的同事说服他暂缓整党去住院治疗，挽救了他的生命。当时医院的条件差，用药和饮食都得自己解决。银川是新建的城市，供应很差，只有鸡和鸡蛋可以买到，我只好天天给他吃这些。包饺子只能在病房的床头柜上用柜子当面板，用玻璃药瓶当擀面杖擀皮子，在煤油炉上煮饺子。即使是这样的条件，他们也不允许我在医院照顾他，逼我回干校劳动。我只好以我住院治病为借口，留在医院照顾他。经过几个月后，挽回了危局，病情有所好转。我的老伴不爱说话，我叫他“书呆子”，可见他这次病的严重程度，他好像也明白了。
“文革”中每个干部写的检查材料不知有多少，几件事反复写，都写得头疼了。当我看到他坐在炕前小板凳上，拿着笔对着纸发呆时，我看他那为难的样子，对他说：“得了，我来替你写吧，不还是那一套吗？”他像得了大赦一样，高兴地对我直作揖。
我在将进入老年，又遇到波折。开“十二大”会那时，因为我在路线上与他们作斗争，遭到报复。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下二线，这突然的打击我受不了。是老伴陪我，到处找我，甚至说：“我年纪也大了，你如实在过不去，我就打报告下来陪你吧。”我知道，当一个人几十年都在全神贯注的工作，一下子改变工作生活环境的滋味，不愿他这样。我拒绝了。当我找到写作之路，他每天下班，别的不干，先到我书桌前看看我的作品。他知道这是我的“生命”呀！这比什么都重要。当有人来家给我说写作的事，他也是殷勤招待人家，看得出，他把这事看得非常重要。我正在写作，他不来叨扰；孩子们、孙子们回来，他也把他们带走，不让打扰我。当我想不出题目时，他又在那帮我想。他在外边看到我有用的书籍和材料，也买了带给我。这些都是他理解我的表现。如果说我在这条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他。
现在他还在一线上拼搏，每天回来已经很累了。可当了解到我写作上或是办的刊物上有了问题，他就悄悄地想办法帮助我。
人老了，要想有个好身体，不生病，就得坚持锻炼。他除了按时上下班，平时却是懒得动，我也没有耐心去动员他。我虽然也是常常苦恼锻炼时没有一个伴儿，可是，我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情况，不能太强迫他与我一致。生活中的小矛盾总是会有的，自己和自己还有时过不去呢，何况完全是两个人。
我们都是六十多岁，向七十岁迈进的人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快半个世纪了。要问是什么维系了我们，一句话——理解。我觉得“理解”是感情的基础，它不是一切，它在衡量这问题的天平上是最重的。（1987年3月）
我的公公和婆婆
我的公公王展如是一九OO年出生，他九十四岁无疾而终。今年是他的一百零三岁诞辰。我与他初次见面，是一九四九年夏天，我随军解放上海后，手持丈夫沙洪的介绍信到苏州看望他。我穿一身军装，按照地址匆匆而至。沙洪的介绍信如工作介绍信一般，“介绍我妻姚明同志前来看望。”
两个妹妹新华和淑华还小，看着这个穿军装的嫂嫂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公公王展如为人非常谦和，非常宽厚。他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当选为江苏的“国大代表”。他是江苏萧县（现属安徽）的著名人士，孙中山领导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同苏皖边区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仍保持着密切关系。据说萧县的地下党曾在他家开过
会。他的长子沙洪（王敦和）是他写信给徐彬如（当时为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长）介绍到延安去的。他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府参事。后来“镇反”时因一封匿名信而遣返原籍安徽萧县劳动改造。他为群众代写书信挣一点钱度日。沙洪为寄三十块钱给他镶牙用，还被责问过。后来我不管这一套，每月发工资寄十块钱去，过年时寄些旧衣物去。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经中共安徽省委复查，他的冤案才得到平反。当地组织安排他为萧县政协委员，按行政二十级干部待遇。我对此事曾提过异议，省府参事怎么说也得十五级呀！他听说后赶紧制止：“这就很不错了，姚明别提意见了！”王展如为人宽厚，对待不公正待遇没有一点怨言。当时我把发的《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给他，他都认真阅读，还能联系实际，听到社会上有非议，他解释说这事小平文集里都说过了呀，不可避免的啊！我心里为他的宽大政治胸怀暗暗赞叹。
由于十多年生活全靠自食其力，要砍柴烧饭，一个手指头也被砍掉半截，患病无法医治，牙都自行断掉，牙根也断在牙床里了。直到八十年代初，他来京住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时，我才带他去锡拉胡同牙科诊所治 牙，在治牙装牙过程中，二位老人老实地挨号排队，为照顾八十岁高龄老人，想提前请大夫看病，王展如悄悄对我说：“咱别走后门！”
婆婆孙梦兰看到公公装上假牙什么都能吃，也想装，她的牙根都断在牙床里了，上下要开两次刀。因她从来没进过医院，我怕她害怕，给她一周时间考虑，不害怕就做。后来她下决心要做。在手术台上，我拉着她的手说：“母亲，我在这里，只要你不紧张，就没有事！”她满口答应。当牙床上第九颗处一刀下去，鲜红的血流出，我也有点怕，忙说：“母亲，别怕，不疼吧，这就快了！”事后有的同事说我：“你太愣了，这么大年纪，要死在手术台上，你怎么给人家儿女交代呀！”我一愣，我根本没想这么多，只是想叫她能吃能嚼。当他们二人装上牙，咬着花生米时，都高兴地笑了。
公公婆婆在北京我家住了两次，每次都近一年多的时间，当时饭量比我及沙洪还大。有时还一起打几圈麻将，母亲兴致很高，每次都不满足地说：“再打一圈！”
婆婆孙梦兰身体很好，当时陪她游八达岭，我那时还有劲，拉着她一口气爬了四个“豁口”。她耳不聋眼不花，还亲手为我的两个闺女红叶和小青各缝了一件小棉袄。
婆婆对我很好，虽然我性格不温柔，说话不讲究，她也不见怪，对我还有四句评语：“脾气急，性子躁，人热情，心眼好。”她现在还健在，今年除夕我打电话给她拜年，她一接电话就说： “是姚明吧！我今年九十九岁了，你比我小二十，今年七十九岁了。听说你还干《老人天地》，别干了，照顾照顾沙洪吧！”我说给她寄了五百元，她说不用钱。接着又说：“你别挂，我去开门！邮差来了。”原来她一个人在家。她声音还那么响亮，她矫健的矮矮的身躯，明亮的眼睛就在我的眼前。
公公生前曾多次与台湾的故旧联系，总想为祖国统一大业作一份贡献，宣传我们对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他是～个好人，正直的典型的宽厚待人的好人。今年是老人家诞辰一百零三岁，特写此文，以志纪念，并且学习他的美德。向他及婆婆孙梦兰学习，祝她快乐、长寿。(2003年5月《老人天地》)
我一生中的唯一
我并没有撕心裂肺的伤痛，在我的记忆中沙洪还安详地躺在医院病床上。
他从来没想到过死，直到肺癌晚期，去世前一个月，他对家人还说他不会死。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仍不停地工作，没有提到过身后的事。
他是一个典型的以事业为生活内容的人，在他心里装的都是工作，特别到晚年，又多了帮助处理别人冤案的事。不管是谁，只要找到他这里，他都会认真对待。战争时期为抗日，和平时期为建设，离休后为发挥“余热”。其实，对于他不是“余热”，工作起来似乎比精力旺盛的时候还热。工作是他的第一生命，他永远不会放弃工作。
作家耿林莽，是沙洪随部队打进徐州当市军管出版部长和《新徐日报》社长时被招考录用的，工作是编副刊，成了作家。一次耿有事到北京，来家中看望，见到沙洪的家非常普通，感到惊讶。我们的家是五十年“一贯制”，要不是我买了两套沙发，客人进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并不羡慕那些豪华的设备，提起钱，沙洪从不理睬，有时会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组织上已经为我安排了一切。”
我和沙洪相识、结婚有六十年出头了，有三个子女、两个孙女，他给了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子孙们提供了一个正直、开明、祥和、向上的成长空间。
审查与爱情——我们的婚姻
沙洪是从“抗大”一分校以优秀干部被选拔到《大众日报》社去的。《大众日报》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他任编委、通联科长。在“抗大”，老红军才能当区队长，沙洪是青年干部中唯一当上区队长的。区队长虽然只是排长，但排里的学员都是领导骨干。
我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不久，在“审干”时受到审查，大家都不敢理我，我被关“禁闭”十九天。那时，组织上派来沙洪与我个别谈话。他是管我的人，通过深入谈话，他相信我是清白的，对我产生了同情。有一次我出去打水，听到院子里开会批评沙洪，说他立场不稳，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不知如何是好。他为了帮助我，连自己也挨“整”了。他谈话少了，慎重了。有时他找不到我，还严厉训斥我： “你不知道我在找你吗？”我既感激，又抱歉，是我拖累了他……在一次思想汇报里，我写了一张小条夹进去，写的是：“等我的问题解决了和你好。”他把这纸条珍贵地藏起来了。
在这时，除了“审查”外，他也向我介绍了他的身世。他三岁死了妈，是乡下奶奶抚养他的，爸爸把他过继给叔叔了。因为他念书好，被称为“神童”，父亲才把他接到城里读书。只有奶奶疼他，他决心以后要孝顺奶奶。一九三六年在徐州一中的他，为了不当亡国奴，秘密参加学联搞抗日活动，连夜去南京参加抗日大游行……我越是了解他，就越是佩服他。
一九四五年初，经他联系，我被组织上送到一一五师保卫部宋光、秦诚科长那里接受审查。不久，我的结论出来了： “无政治问题。”被分配到《山东文化》社当了记者。
《山东文化》是省文协的一个文艺刊物，主编是刘知侠。那时沙洪常来看我。有一次，沙洪为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给《山东文化》撰写了一首长诗《毛泽东的伟大旗帜》，诗写得热情洋溢，很让我崇拜。每次他回去，我都送了一程又一程，几十里路都是步行，在路上他教我唱歌。他多才多艺，会写诗，会写歌，也会唱歌，《喀秋莎》、《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等都是那时他教我唱的。
这年秋天，我调到济南市城工部，做济南市解放前的进城宣传工作，后来因形势变化，进不了城，幸遇陈冰同志把我调回临沂后方（山东省领导机关所在地）。很巧，这时沙洪也从美、蒋、中共三方面的南京、济南“会谈”处回来（他当时是以共方少校衔记者身份参加此会的），分别数月终得相见。当时我入党问题尚未解决，两人都不谈结婚的事，都表示结婚一定放在我入党之后。我要求到最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后来被分配到临沂县艾山区搞新区土改，名义是区妇联会长。
艾山区是临沂市区附近的一个区，临沂地区是国民党匪徒王洪九占据很久的地方。当时王洪九疯狂反扑，占领了临沂。我所在的区形势很紧张，也很艰苦。省级机关都已转移，报纸也看不到，那时最盼望沙洪的来信，告诉我当时的形势，增加战斗信心。他那时有时到前线采访，有时坚持出报，但总是抽出时间写信给我，这对于我比什么都重要，使我能认清形势，看到胜利的曙光。
这些信我一直珍藏着，现在还保存了七八封。孙女看到信封上我写的“情书”二字，好奇地拿去看，看完一撇嘴说：“这是什么情书！”她哪里知道这些“情书”是我工作与生活的指路明灯，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情”与“爱”呢？一九四六年十月经临沂县委组织部批准，我终于入党了。在我入党后，沙洪向报社匡亚明社长写了结婚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同志们说：“这真是双喜临门。”
一九四六年底的一天，我背了背包，步行百里，去《大众日报》社所在地东良店，我们就是在那里结的婚。一路上国民党飞机低空扫射，并投掷炸弹。遇上敌机来炸，我趴在旷野上一垛垛高粱秸里躲避，敌人投掷的炸弹就在我身边两米远的地方燃烧。当我站起来赶路时，才发现棉袄胳膊肘处的棉花都掉了出来。快到村口时，很多人在那里等候我，沙洪见了我，高兴得一个劲地用手拍打我。我们结婚了。
建立家庭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和沙洪都在《大众日报》社工作，在社长恽逸群领导下，加上《渤海日报》、胶东《大众报》、华东干校部分同志组成进驻济南的新华社济南分社及《新民主报》社骨干人员班子。沙洪任济南分社社长，我是分社和《新民主报》的文教记者。在战事忙乱中，接近胜利的年代，我俩虽然朝夕相聚，但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日子过得着实幸福。
十一月份，沙洪奉命带队参加淮海战役，创办《徐州日报》，临别时，他拥抱了我，用手拍打我的背，这是他对我及怀着的第一个孩子的爱。那时候的人都明白，打仗是“第一”的、“第一”的呀！
彭城自古出英雄，
唱罢垓下歌大风。
千言万语留不住，
只恨今朝未同行。
这是沙洪一九四九年七月写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还有一段故事。淮海战役后，沙洪任徐州军管会出版部长兼《徐州日报》社长。那时，我跟随《新民主报》南下打上海，途经徐州，我去看望他。他要我留在《徐州日报》社工作，我不肯。在他上班时，我偷偷地乘车奔丹阳，到达解放上海大军的驻地丹阳。他找不到我，就登报寻人，还打电报到济南我家（那时我已生了女儿沙红叶，放在我妈妈处），问我的下落。直到丹阳领导打电报给他：“姚明已安抵丹阳，把她的被包捎来。”他才不找了。后来，我给他写信承认不辞而别的错误，赔了不是，他就写了那首诗寄给我。可见沙洪为人敦厚、宽容。他当初费尽口舌说服我，说徐州缺少人，说过去想在一起都不允许，现在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可我任性不辞而别，他丝毫也不埋怨。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与沙洪分别从上海、徐州赴济南我妈妈家里看女儿沙红叶。红叶的名字是沙洪取的，红者革命，叶者女孩。我俩抱孩子去游了大明湖，一时间在战友中传开了：“人家多浪漫啊！”那时候，人们习惯的只是日夜战斗，哪有“游玩”一说。
当时上海《解放日报》领导上要调沙洪去上海，山东分局不同意，派沙洪去青岛办报。这时，沙洪接连催我去青岛工作，信上一再介绍青岛的大海、青岛的风光。于是我就去了青岛，从此就得以共同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了。
沙洪工作很忙，夜间发完稿，工厂要送大样来。多少年后，有个当年送大样的“小鬼”在一次聚会时还对我说：“送大样时，沙洪一只手看大样，那只胳膊被你枕着睡觉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对几十年前的往事，他竟有如此深刻的印象。
的确，沙洪那一段工作很出色，为《青岛日报》打下了各方面的基础。我二人当时风华正茂，他忙， ．而我也忙于采访。我长期住沧口、四方一带的纺织厂，交通不便，不能回家，沙洪就到工厂去找我。报社副总编于梦尤力主把济南的孩子接来，雇个保姆，把家建起来。于是，我妈妈就把红叶送来了，我还有一个上学的弟弟也来了。这个家就建起来了。
那时穿着不讲究，我穿着上海《解放日报》发的列宁服和两块钱一双的皮鞋，就算气派的了。沙洪还像在农村时一样，有时穿上我的衬衫上台作报告，台下的人指着说： “你看，他穿的是姚明的衣裳呢。”过去在农村穿布鞋，伸缩性大，两人的鞋可以统穿。可是皮鞋却不能，他怎么也穿不上我的鞋，我看着心里直觉得好笑。
后来， 《青岛日报》实行工资制，沙洪定为十一级，我定为十四级，两人工资加起来，钱多了却不知怎么花。那时的大虾才一角五分钱一对。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二人的工资级别几乎没动。在青岛工作一段时间后，就遇到第一次调级，沙洪自己不调，让给别人，还做我的工作，叫我也别动。在此后几次调级中，他都同样对待。这么多年来，在沙洪身边长大的孩子们，也都受到他的言传身教，看重人品、知识、能力……没有人谈论“钱”。
总之，我和他虽然论脾气、性格相差很大，但得以共度一生，平安，圆满。这一份他亲手铸就的融合，已经不是因谁的离去能够有所影响的了。
“文革”中的沙洪
沙洪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是他为人本色的写照。
“文革”初期他跟陆定一部长到南方出差。这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已经下达，文件中点了陆定一等人的名，我所在的“全总”已经传达了，中宣部被毛主席判为“阎王殿”。沙洪一回家我就告诉他这些事，他不以为然地说：“没有事。”他从来就是于什么事专心干什么，对于上边的斗争，可以说脑子里从来没有这根“弦”。我已听说外边剪头发的事，就在他的台历上写了“推平头”。他去理发室要求“推平头”，理发师说：“别人都剃光了，你也剃光吧！”刚剃光头，这些“判官” （部长是“阎王”，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就是“判官”）都在中宣部大楼前列队示众。一看，果然个个是“光头”，他是最后一个剃光头的。造反派训完话，就分配劳动，他是擦楼道。他擦楼道时，每次棉袄都被汗水浸湿了。三两天内，院里有一个副部长、两个处长上吊、跳楼、服安眠药自杀。不久，他随中宣部干校去了银川，在于校当锅炉工，负责烧锅炉。别人烧两小时开锅，他只用四十分钟就开锅了。每天，别人没起床，他就去烧，给大家准备起床后喝水、洗脸用的。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当时“王、关、戚”中的王力，是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大众日报》工作时的同事，有人建议沙洪给他写信，沙洪摇摇头，拒绝这样做，这反映了他的性格，因为他从来不干这类事。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文革”的看法。他在干校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干部。他在干校担任过班、排、连长和校革委副主任。沙洪劳动时，不仅会巧干，但也不惜力气“傻干”。他带队干活儿，到了收工时间，别人说：
“老沙，到时间了，该收工了。”他总说：“再干一会儿吧！”从劳动看沙洪，他是一个干什么都很认真的人，会钻研的人。我养鸡不会造鸡窝，他手巧，在窗下把鸡窝造好了。他还会宰鸡。
在干校整党后期，他虽是第一名解放干部，但终归是“阎王殿”的“判官”，是从牛棚里出来的，从军管的角度看总得给个处分。给什么处分好呢？比较起来算是给了一个最轻的处分：“警告。”不过， “警告”他什么呢？不知道。
我给沙洪起过许多绰号：“一根筋” （只有干工作这一件事），还有“傻”、 “呆”、 “拧”。这有时是他生活的写真。他走路手里也捏着文件，在厕所的马桶上也改稿。后来终于在看着文件下台阶时，一脚踏空摔倒在地上，造成大髋骨置换。
他喜欢书法，有一次写诗自嘲，署名就用“苏皖呆人王敦和”。诗曰：
岁月飘逝童心留，
依旧笔砚满案头；
夕照秋色别样好，
甘为耕作一头牛。
其实他的“呆”，就是太执著了。他在银川干校生病，肝炎指标很高，随时会腹水，病到这种程度只要一通知开会、出工，他还是坚决去。有人问我：“你在银川陪他劳动，打算陪个死的还是活的？”我说：“我当然要陪个活人。”干校在贺兰山下，离银川市五十公里，去一趟医院不容易，我费尽千辛万苦，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搞到一张病床，让他去医院，他怕军管不批准，不去医院。校部办事组组长张立业开出汽车，硬拉他去了医院，病房的病友说：“真危险！随时会腹水呀！”那时候，住上院，药也得自己想法去买，营养食品更是得自己想法解决。我每天奔这两样，一边买药，一边弄鸡汤喝。他的脸色逐渐变样了，对病友说：“我这条命亏了姚明！”
有一次，干校开始整党，要逐步恢复一些干部的组织生活，他在医院请假回干校作检查，原本只有三天假，但因检查通不过，一拖七八天。我劝他，什么“过关”就写什么吧，最后他承认了“革命意志衰退”才让他过了关。我想：人都要累死了，还“衰退”呢！
由于有对党的光荣传统的深刻理解，又有过在“文革”中的感受，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央组织宣传干部教育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他确实是全身心地扑到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之中了。
他做了八年的组织工作，不只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干部教育培训、管理等等。我由于在《老人天地》杂志主管工作，常到各省接触到一些有关领导，他们都对宣教局工作的反映很好。有一次，我在北京南沙沟李建彤（《刘志丹》一书作者）家做客，她对我说：“为《刘志丹》一案平反的报告和复查报告都是沙洪同志主持写的。”她说： “沙洪同志好哇！”我由衷地为沙洪高兴，也为他骄傲。
那时期中央领导批复平反冤假错案的批示，影印件下到省里，有些和沙洪熟悉的老同志看到有的批示的旁注中，提到沙洪的意见“对”、 “办得好”时非常高兴，作为妻子，我当然也高兴得难以忘怀。
辉煌的晚年
“朝阳和夕阳，同是一个太阳，只不过东升西降，推动着历史巨轮向前方……回首过去，多少艰难险阻没能把我们的脚步阻挡，展望前路满眼芳菲无尽处，又唤起我们的向往……呵！人生易老志不老，晚秋红叶更傲霜。有一分热就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就发一分光。”这是沙洪一九九一年为《老人天地》编导的《同是一个太阳》电视剧系列片写的主题歌词，歌曲是作曲家陆祖龙所谱。宋任穷同志当时正在北戴河开会，还专门派人送来他题写的片名《同是一个太阳》。此六集电视剧曾在中央台播放数次。
沙洪的晚年正如歌词中所说，在退下来的十几年里，干了很多事情。正是：人生易老志不老，晚秋红叶更傲霜。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早在一九八五年二月，他就积极倡导成立了新型的现代管理学院，十几年来学院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值得提出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学院在沈阳军区办班培训了军师两级领导干部近两百人，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学院协助军区筹办了现代管理学院，对全军师团以上干部进行了培训，由于教学效果突出，薄一波同志在接见时给予了鼓励。
一九八六年学院与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培训各大报社新闻记者二百余人，接着又办了出版社社长培训班。同年，学院应深圳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派专家向全市处以上六百余名领导干部作了报告。
一九八七年学院应国务院农业、石油、冶金等十个部委邀请，举办了普通教育学习班。同年，学院应天津、南昌、吉林、乐山、佳木斯等地单位邀请，联合分组举办了《领导管理决策进修班》，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沙洪的领导下，现代管理学院走的是教育与建设相结合的办学道路，不搞学历教育，坚持以知识取胜，使学员获得新知识，联系实际改进工作，对学员进行知识更新的同时，培育学员共产主义理想和勇于改革、敢于开拓的精神。因此，学院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很受好评。
一九九三年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学院由党校补充办学形式转为面向社会招生，在这重大转变时期，沙洪亲自主持学院工作，进行了包括教学方向、内容方面的改革，使学院管理更加规范化。北京现代管理学院，走过二十四年风风雨雨，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一九九八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沙洪“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
只要沙洪能管的事，他都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宣传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与法制》刊物曾 143因故被令停刊，后经沙洪向有关部门反映，得到批准，可以继续出版发行。后来，沙洪曾被聘任为《民主与法制》总编辑、社长。在此期间，他对杂志有很多建议，如激光照排就是他亲手搞起来的，杂志也越办越好。
《老人天地》也是沙洪与许力以等一些老同志积极创办的。从一九八三年创刊，到他二OO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去世，二十年来倾注了他大量心血。他原则性强，坚持老人刊物老人办和“老人关心社会，社会关心老人”的办刊方针。有的同志说沙洪是《老人天地》的灵魂，这确实是这样。重要稿件他都一一过目，他知识面宽，政策性强，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事，他往往说有意义。所以这本刊物办刊二十年来，政治上、政策上没有出过一次错误。
沙洪患肺癌晚期，住院期间仍关心《老人天地》的事，将要去世的前两个月，不仅认真看终审稿，修改重点稿件，还认真总结办好《老人天地》的经验。有一次编辑部派人去医院探视，他卧床谈了一个多小时，从杂志办刊的宗旨、方针、经验以及对未来刊物成长的期望，都谆谆教导，感情至深。这一次最后的谈话，作为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的纪念，刊于《老人天地》二OO三年第十期上，题为《总结经验，继往开来》，这是他呕心沥血二十年，办好刊物的精华，很多老同志读后都为此感动泪下。
杂志社每年的国庆节都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敬老座谈会，不少党内外的高层领导和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学者、教授等都踊跃参加，大家齐聚一堂，共议有关老龄大事情，非常热烈。在沙洪倡导下举办的迎接“九九国际老年人年”的“老人与社会”研讨会，共举办了五次，每次都是沙洪亲自主持，先后邀请了三十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与会作精彩讲话，与会学者围绕老年学问题深入探讨，这些活动在杂志上发表，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沙洪晚年做的事、关心的事很多，体育方面参与了横渡琼州半岛的活动；医药方面他创办了全国疑难病医院；还拼全力帮助为正义事业提意见遭到打击的人。总之，对于一些不公正的事情只要找到他，他既出钱又出力，如不解决他到死都放心不下。
他知识面宽，不仅马克思主义著作，无论文、史、哲还是艺术他都涉猎很深。他交往的朋友也多，我看到天津市委张再旺同志的题词：“良师益友，永驻我心。”我在感动之余，也深感他为人的魅力。
六十年的相处，沙洪是我一生中的唯一。在我心目中他是最好的。年轻时，他是老师，有事我问他；年老时，又觉得他是我的墙，遇到难处，觉得有面墙挡着。如今，沙洪走了，我的墙倒了。但他的精神会永远陪着我，他的精神之墙，在我心里永远屹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