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文/红叶 ）
爸爸去世已经五个月了，我始终觉得他还活着。我知道，这种感觉会伴随我终生。
爸爸说他不会写“回忆录”、“遗嘱”之类的东西；但如有兴致写些什么，就用标题《告别》。他没能写，倒令我很想用这个标题。虽然，这并不是跟他告别。
爸爸是一个纯粹的人。终生信守着一个理想，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由于他的博学多才，这个追求“全人类解放”的理想，在他身上丝毫也不刻板。他深知过程的漫长，只是把实现这个理想，作为他终身的实践。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独立的人格力量支撑了他充实而无憾的一生。
爸爸生病期间，从始至终清楚自己的病情。包括是哪一种癌，如何预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相信科学。他积极治疗，安静，幽默，尊重所有的医生、护士及身边护理他的人。
他总有太多的事情要关注。记得我探望他时，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国际形势。
有一次他问我：“国际上对小布（布什）是怎么评价呀？”我说：“美国总统绝不是布什这种狭隘的美国利益者能够胜任的。”爸爸说：“他也代表不了美国利益。”我说：“但是美国插手世界各国的事，理应让全世界投票选举美国总统，民主嘛。”这时我们都哈哈大笑了。
爸爸非常关心“民主与法制”建设，我却说：“你研究的是老式的（美国式）民主，她现在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了耶！民选被金钱左右，法制被统治集团利用，就是征兆。你应该探讨人类新的民主模式。”每当这时，爸爸会很投入。
在医院住久了，有很多病友。爸爸常说：“我们医院能够提供病人生理上的治疗，却不太知道‘心理上’的治疗。这样不完全，应该研究改进。”
总之，我一直想给重病的爸爸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却发现：爸爸有着如此富足的精神财富，他一生不曾对社会和周围的人抱怨，从不给任何人负担。他自己承担能够承担的一切，自己去化解并坦然面对不能承担的另外一切。
无论什么时候，我打电话问询，他都回答：“我很好！”而且声音尽量洪亮。有一次他病危，我问是否叫远在比利时的妹妹回来？爸爸说：“不用。她又不是医生。”爸爸以他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接受了他的鼓励、信任和爱！
我从小喜爱跟着爸爸散步。通常是先去传达室拿了《北京晚服》，然后就在家门口的景山公园里走一圈。于是晚报上的内容都会被我们聊到。八九岁时，有一次我问爸爸：“跳高世界纪录又被刷新了！人类会越跳越高，无限高吗？”爸爸答：“人类会越跳越高的，但不会无限高……”我恍然大悟，抢着说：“因为提高的速度可以无限小。”爸爸和我那天都很开心。
我和爸爸可以谈任何事情。他有自己的原则，但从不强加于人。他很会通融，又善于倾听。跟他谈话，你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从小自信，一定是他的缘故。
爸爸在组织部工作时，我弟弟，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要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那是一个医务界知识分子的党，平均年龄60岁。该党领导人打电话征求我爸爸意见，他说：“是我儿子入党，又不是我。按你们的章程办嘛！”当然我弟弟加入了“民主党”。
还有，我妹妹要跟一个意大利人结婚。民政部外婚局也致电爸爸征询意见。爸爸只说：“按《婚姻法》办吧。”妹妹结了婚，已定居欧洲近二十年。
在爸爸八十四年的一生中，与他共事之人不计其数。无论是“政要”还是“名流”；是知识精英，还是目不识丁者，他跟所有的人都能深人交流，和他交流者且一样的认真受益。
爸爸常说：君子合而不党，小人党而不合。类似的话，我在许多地方听到、看到，可是从来没有被爸爸说出来这么贴切。他一生只有因工作、学习、生活而结识的无数战友、乡亲、同志、同胞乃至爱人、亲人，但是竞没有一个与他有个人利益关系的“朋友”。
我常常想：一百多年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让这样庞大的一群破除了迷信的才智精英们为之献身，没有任何世俗的，甚至是起码的条件，献身之彻底超越了“生命”的概念，他们所奉献出的人类精神中博大的包容与理解，超乎寻常，让人高山仰止！
我不由自主地觉得，共产党能够拥有众多像爸爸这样的人，当然伟大；而爸爸（们）也可能是因为寄托于这样的党，才有了如此完美的人格力量！
爸爸永远和我在一起。
（2004年6月27日于华沙）
爸爸的信（文/大海）
从小到大，就我切身的感受而言，爸爸也许算不上是一个“慈父”，但却称得上是位“严师”。他平常不苟言笑，甚至很少和我说话交谈。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吃饭和睡觉外，爸爸似乎永远都在工作、学习、看书、写作……爸爸对各种知识的追求有一种无穷的嗜好，直到他临终前弥留状态的最后时刻，仍不时流露出对学习的渴望。
爸爸的知识面很广，除了政治、社会科学、军事、法律外，他对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甚至音乐、体育都有广泛的了解和独到的见地。爸爸的为师之道是“身教”。他以那种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和至死不渝的学习精神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教育着我，在我内心深处牢牢树起一位“严师”的形象。
最使我难忘的是爸爸的“眼神”。那一双浓眉下的目光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底蕴和影响力，实际上爸爸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用这种“眼神”来和我沟通和交流，我渐渐熟悉了这种“眼神”，领悟了这种“眼神”，读懂了这种“眼神”……每当我做错事的时候，这
“眼神”会使我感到内疚和羞愧；每当我出成绩的时候，这“眼神”又会给我鼓励和表扬；每当我面临困境犹豫彷徨的时候，这“眼神”又会给我指路，像一盏明灯把我内心的黑暗照亮…“
记得1978年8月间，我正在热恋中的女友要出国留学，在为她送行之后，我完全沉溺在一片迷惘和悲哀中不能自拔，整天恍恍惚惚，茶饭不思。当时我正在学习中医专业，并面临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爸爸默默地注视着我，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但更多的却是鼓励和期盼。当天晚上，在我的桌子上爸爸给我留下了一封信，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他一生中给我写的惟一的信。
大海：
不要惆怅，不要消沉……××如果是真心爱你，她一定会回来……你还年轻，今后的道路还很长，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上，放在你热衷的中医事业上……知识和爱情不一样，只要你真诚地对待它，不懈地追求它，就一定能够得到它。
爸爸
这封信虽然很简短，但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断地在回味这封信的深刻内涵，领悟这封信，感谢这封信…一
爸爸虽然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眼神，他的信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给爸爸的信 ——写在他去世之后（文/小青）
爸：
有一阵子没给你写信了。我住在欧洲快二十年了吧？每月至少给你一信，除非我不在家。今后恐怕不一样了。这可能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
你知道，只是从你离开人世之后，我才开始常常“见”到你。不是在梦里，是白天。去做玉米粥时，好像看见你戴了皮手套的手在小锅里搅，一边说：“过一会儿，就要搅一搅……”又好像看见你“嗤”的一声笑起来的样子，那嘴唇的线条、轮廓。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以前我每次打电话叫你“爸”的时候，你的“哎”的回答声很特殊。声音由低起，一下子变得很高，拉得很长，好像表现了一瞬间的全身舒畅。它让我很感动。
你别看我二三年之前突然和你谈生论死的一次交流，当时有点为你担心，怕你年纪大了，对生死问题如果没有透彻的思考，会徒受内心深处惶恐的折磨。现在看起来，倒是我对和你的生死悬隔缺乏准备。我不是自诩对你在这问题上有什么帮助，只是因为我在你疾病到来之前和你对生死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讨论，多少安慰了我自己内心的惶惑。爸，我给你举个例子：有棵树，它幼年的树根伸得老远，被成年后长向不同的根覆盖了。可是有一天这幼年时长成的根断了，树突然大吃一惊地感到了自身的缺失。你别担心，“这树”会重新“平衡”自己，它的“世界”也会重新建立自己的宁静。可是，你知道，爸，那时候的“世界”已不是百分之百的以前的“世界”，“树”也不再是百分之百的以前的“树”了。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远离你身边，我反而感觉到一种和你前所未有的亲近吗？这是因为更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补偿了天天见面的感情和习惯。而这种交流差不多完全是在你的单方面推动下才出现的。你还记得你给我的信里写的：“你的信，我爱看。”你还记得你躺在医院病床上，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给我写信吧，给我写信吧……”你记得当我说宁愿打电话不愿写信的原因的时候，你话里表现出的不耐烦的情绪，我亲爱的老爸爸，我现在后悔没给你写更多的信，已经为时太晚了。
每个人一生经历中最值得琢磨的种种“情节”，恐怕都是围绕着他自己和其他人在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留下一面剪不断的“网”。它下意识或主意识地影响一个人整个思想基础的形成和发展。从幼年、成年到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它影响、决定着一个人面对这“大干世界”中种种事物的辨别、亲疏、爱憎、价值、非价值的尺度。
爸，像咱俩之间的关系，人叫“血缘”；你和妈妈的关系，人叫“姻缘”。还有“亲缘”、“情缘”……于是像这几年咱俩之间思想交流形成的另一层新关系呢？我不觉得你想了解我内心世界的愿望完全是出于老父对女儿的关心；我也不觉得我在和你谈论跨越“生死之界”所需的与其说是“勇气”，不如说是“明白”的种种原因时，表现了一个女儿对八十老父说话时常有的语言忌讳。
至于我，我不是一个满足于停留在任何一种“既成”关系上的人。生活天天不一样，完全是因为思想在每天充实、发展。每天都有一片至少是小小的“新天地”在平淡无奈的现实世界里被发掘出来。我们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被发掘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爸，这些年，你不光是我爸爸，也是我在发掘旅途中的一个“伴儿”。
我说这可能是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摸着院子里高大的李子树就想起你。你老问我的李子有多大，还说：“别忘了李子树下埋死人呐。”我看见天上的云也想起你，每当云飘过的时候我就和你在心里“说”一会儿话，对你笑一笑；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爸，这次就写到这儿吧？请你多多保重，亲亲你，再见。
（2004年9月22日于布鲁塞尔）
深切怀念敬爱的大哥（文/姚旭）
2004年1月21日，正值阴历的大年三十，北京的这一天，天气依然的寒冷。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令我终生难忘，因为我失去了至亲至爱的沙洪大哥。
人的一生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我守护在沙洪大哥的身旁，亲眼看到他安祥的离去，顿时，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不敢相信，大哥真的离我们而去了，因为我还有多少话要对他讲；多想再亲耳聆听他那温存的话语；多想再和大哥一起去分享如今岁月里的许多欢乐和甘甜……我久久凝望着他那依然慈祥的面容，回忆起我从小由他抚养成人的岁岁月月，往事不禁历历在目。
沙洪大哥是我的姐夫，我不足十岁就离开父母来到他和姚明大姐的身边，和他们全家一起生活。大哥对我的关怀一直都无微不至，比我的父母还要体贴，所以，我一直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哥”，因为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多，因此，我就把当他做我的父辈去尊敬。
我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后来读完大学，都是在沙洪大哥和姚明大姐的抚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人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沙洪大哥的影响和教育。在大哥身边生活的这二十几年，是我人生里打基础的重要阶段，也是因为生活在了大哥身边，才让我懂得了许多，学到了许多。我们的生活虽然显得平凡，但在平凡中，许多事却给人以启迪。沙洪大哥那高尚的情操，那一身正气和优秀的品质，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令我感动，令我敬佩，在我的人生路上，使我不断地去体会，去思考。是沙洪大哥让我懂得了该怎样去面对人生，怎样去服务于社会，怎样去做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人。 记得1950年刚解放不久，沙洪大哥调到青岛市委工作，并负责创办《青岛日报》，为保证准确无误的出报，大哥每晚都要亲自审查报纸大样，每天都辛苦地工作到黎明。每当我半夜醒来，总看到他书房里还亮着灯，常常在半夜里听到他的咳嗽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呕心沥血为党的新闻事业默默地工作着。那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朦胧地懂得了这就是在干革命。
沙洪大哥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他的部下和周围的人，只要有了困难，遇到了不合理的对待，他都会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记得在机关大院，有一位曾在国民党干过事的厨师很刁蛮，经常吹胡子瞪眼欺负普通干部的家属。有一天，大哥亲眼看到这种情景，狠狠地教育了这名厨师，让他当众道歉，我从未见过他这样气愤过。解放初期，组织上给家里安排了一位保姆，当得知她的丈夫在解放前是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大哥就将他和孩子一起接到了青岛，并在报社为其安排了工作。后来，保姆的丈夫因病去世，他的孩子就由大哥和大姐来抚养，他们母子俩也成为了我们家庭中的成员，直到把保姆的孩子培养上了军事大学。沙洪大哥一生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的生活极其俭朴，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为自己买件像样的衣服，出国访问时穿的中山装、大衣、皮鞋，直到去世前，还经常穿在身上，他的西装，还是后来我们强迫带着他去定做的。在国家困难时期，大哥和我们一起吃野菜，饿肚子。后来生活好了，他仍然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习惯，他时常告诫我们，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要朴实，要节约。大哥为革命鞠躬尽瘁，他一生从未向组织上要求过什么，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未想过自己应该享有什么荣誉、地位、待遇、级别，他终生想的就是为党做好工作。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正值“文革”开始，沙洪大哥已被“批判”、“揪斗”，自身难保。那时，我对“运动”很不理解，情绪很大。沙洪大哥就耐心地教育我们，要正确对待形势，对待“运动”，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告诫我要站稳立场，要好好工作，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在“文革”中，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不计前嫌，不落井下石，他总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沙洪大哥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但他平易近人，从没有摆过领导的架子。沙洪大哥有过许多职权，但他从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我们和他的子女都没有享受过他的“特权”。沙洪大哥有着一身文人的书卷气，有着诗人般激昂的情怀，有着军人般的刚毅与顽强，有着甘当公仆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沙洪大哥躺在病榻上，依然坚持为党工作，用尽了自己最后一点微薄的力量，为《老人天地》杂志审稿、改稿、撰稿。从他的脸上，我丝毫看不到他被病魔折磨的痛苦，所看到的，永远都是他充满激昂的斗志和充满慈祥的笑容。
沙洪大哥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他的高尚情操，他的高贵品质，却永远激励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悼念大哥沙洪（文/王恕仁）
2004年1月21日接大嫂的电话，告诉我大哥走了，走得很安祥。虽然我们思想上都有所准备，但电话中大嫂的声音还是有些哽咽。大哥一生刚正为民，虽为党的高级干部，但绐终保持着一颗老百姓的心，看不出有一点官场陋习，这是很难得的。大哥的逝世，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亲人，同时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每念及大哥的种种往事，都使我心潮涌动，难以平静。今谨书七律一首，以兹悼念。
“灯塔”高歌万众跟，
沂蒙虎啸震倭魂。
淋漓挥笔浩然气，
刚正为民圣洁心。
不逊朝阳豪壮语，
犹为病榻梦中吟。
此行禀父母康健，
郁郁青山儿女忱。
大哥，我们永远怀念你（文/王新华 胡德志）
大哥走了，默默地走了。时值老伴儿重病多次住院，我陪护，未能见大哥最后一面。感伤、遗憾，任泪水流淌……大哥淳朴、慈祥的面貌，公而忘私、刚直不阿的品德，严谨忘我的工作作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勤奋精神，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大哥十四五岁时离家奔赴延安参加抗日队伍。那时我才两岁多～点。听父亲说大哥在徐州上学时，思想活跃，有正义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毅然要去延安追求革命的真理。父亲未阻拦并亲自将他们送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临别给每人一双鞋和几块零花钱。后通过徐彬如同志的安排辗转到了延安，不久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杳无音信。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哥哥还有三个表哥住在陕西城固。父亲和丁毅臣在老河口工作，极少回家。由于孩子多负担重，又经常遭日本鬼子空袭，生活困难不时断炊，全靠父亲的朋友接济度日，母亲也因劳累过度大病一场，几乎丧命。
1945年日寇投降，全家随父亲到苏州、无锡辗转回到徐州。解放前夕突然得到大哥的消息，原来大哥抗大毕业后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并早已被派到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且已结婚。1949年，未曾见面的大嫂身着军服到家看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面对英姿飒爽的大嫂，年幼的我和妹妹，在几分羞涩中对她充满敬意。
大哥一生为党工作，公而忘私，原则性很强。即使是自己的父亲，在问题未全面搞清之前，也从不越过党的组织原则去处理。由于大哥自小参加革命队伍，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不了解，父亲蒙冤三十年在肖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我了解大哥，我不怨恨大哥。解放前父亲是地方的开明士绅，当过肖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县禁烟科长，家有土地、还开了个货栈，这个货栈，成了郭子化同志在苏、鲁、豫、皖边区开展革命活动的驻点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恢复党籍后，我们去拜访时，郭老回忆说：“解放前你父亲王展如同情革命，为革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徐州解放后我安排他到济南学习，分配到参事室工作，不料一封匿名信受牵连，遣回原籍，我因此也受到党内降职处分。”大哥知道后，认为平反之事要慎重，让我们告诉父亲写个申诉报告，报肖县、安徽省逐级审查，最后终于搞清楚了。父亲三十年的沉冤得以平反。大哥调到组织部，严肃认真地做了无数拨乱反正、挽救干部的工作，惟独对父亲的历史问题慎之又慎，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令我们惊异的是，大哥与大嫂的爱情，也是在大嫂被诬陷为特务，接受审查时产生的。性格直爽的大嫂学生时代就有远大的理想，被称为‘明湖女侠’的她却被关在黑屋子里接受不名的冤屈。是大哥的开导、帮助给消沉的女学生以力量、勇气和希望。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就是这种革命的爱情支撑着他俩在危难的时候相互搀扶、鼓励着共度难关。文化大革命时，大哥靠边站被送至贺兰山劳动，大嫂带着女儿小青在总工会河南罗山干校，听说大哥病了，便带着女儿千里迢迢赶到银川，用小药瓶子擀皮包饺子给大哥改善生活。文革后期子女上山下乡，哥嫂把两个大孩子送到黑龙江集贤农场劳动。回城后，一个在工厂当工人，一个扛大枪站岗，小女儿自学成才在朝阳文化馆工作。大哥从未利用个人的影响、社会关系为子女谋出路，实在难得。
更令人敬佩的是，大哥大嫂离休后仍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哥参加了《民主与法制》的领导工作，还和大嫂一起办了《老人天地》，这是两份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力、发行量很大的刊物。《老人天地》越办越好，成为党和老年人联系的纽带；《民主与法制》宣传法制，倡导民主，针贬时弊，伸张正义，成为党内贯彻民主法制的得力助手，深得社会普遍认同。一次我们问大哥：“《民主与法制》经常涉及些大案要案，在权势横行、私欲膨胀的今天，你不怕得罪那些权贵吗？还不如经常写点诗词以自慰。”大哥直言：“我只是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罢了。”大哥是憨厚慈祥的，但他内心刚直不阿的正气永存。大哥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大哥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廉洁的一生！我们永远怀念他。
授笔从戎奔延安，抗大摇篮宝塔山。
灯塔照亮革命路，红日高照暖人间。
笔耕不辍性刚健，耄耋之年谱新篇。
朝阳夕阳歌一路。清风两袖绿河山。
我的沙洪表舅（文/邓伟志）
《红灯记》里的李铁梅说她的“表叔”多。我比不上铁梅，可我的“表舅”也不少。沙洪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与沙老不仅有老一辈那种革命“表舅”的业缘关系，而且还有血缘和亲缘关系。论血缘和亲缘，我与沙老是双重亲戚，从一条线上说我与他是平辈，从另一条线上说他长我一辈。由于我外祖父与他的父亲是朋友，外祖父就叫我称他父亲为舅姥爷，称沙洪为表舅。
沙老原名王敦和。王家是我们县的四家大户之一。大户就是大地主的别称。我早就听老年人讲，沙老背叛他出身的阶级，十几岁便投身于革命。我们县有位1924年入党的徐彬如（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三十年代在陕西任省委书记，沙老的父亲——王展如舅姥爷便送表舅去了西安。那时我还没出生，建国后，从许多亲戚口里听说，沙洪表舅会写歌词，那歌就是我们在建国前后唱了多少年的《跟着共产党走》。在我的记忆中，从1947年到1950年，社会上的文化生活比较活跃。吃饭前要拉歌，开起会来也拉歌。拉什么歌呢？最多的是三个，《打得好》、《解放区的天》，还有《跟着共产党走》。从那时起，我就
很崇敬这位有才华的表舅。后来又突然听说这歌又不许唱了，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亲友们都为沙洪表舅捏一把汗。不久又听说是曲子有问题，说什么曲子是抄苏联的，与表舅没有牵连。有次我就这件事问表舅，他是一位党性很强的人，没有多谈，只是淡淡地讲了一句：“那是1940年‘七一’为抗大分校写的。”意思是那歌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如此举重若轻，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一首不为发表的歌曲，却能唱遍大江南北，要不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能这样广为流传吗？几十年后，有关领导改变了建国初期对《跟着共产党走》的说法，2001年6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晚会上，我听到了这首歌曲，想起了童年，想起了曲折的历史，暗暗流下了热泪。第二天我去看望表舅，他详细说了他当时创作时对党的深厚感情。后来我就写了《永远的歌声与永远的原则》一文，发表在那年12月27日的《光明日报》上。
表舅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很能吃亏。中宣部理论处的副处长庞季云同志1958年调到上海，担任我所在的研究室的室主任，他在谈到表舅时，说：“沙洪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忘我人’。”我后来知道，他可以为别人的晋级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可他自己的行政级别几十年原地踏步。尤其是“文革”以后，他为许多人的冤案平反，日夜操劳，可他没有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叫过一声苦。
听别人讲表舅，我想起舅老爷。舅老爷在旧社会，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威望，掩护共产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建国后，他就被郭子化等人安排为山东省
事室参事。后来一封匿名信说他是反革命，找不到证据，便把他遣送回家。我读初中时随外祖父去看他，他正住在一个地庵子里。地庵子就是没有墙的房子，下边是地窖，上边用高粱秆搭个三角形，再铺上些茅草。外祖父为他惋惜，他反而高兴地说：“冬暖夏凉！冬暖夏凉！”
舅姥爷受那么大冤枉，老舅从不替他找门路，托人情，只是按月寄给舅姥爷一些钱。当时他自己家里人口多，经济上并不宽裕。王家的家风在家乡是出了名的。在送别沙洪表舅的时候，作为后辈，更应继承他那诚实、勤恳的作风，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直到人类全部解放1
沙洪姑父弥留之际，我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当我喊着“姑父，姑父，我是姚瑶”时，他的嘴唇吃力地在颤动，好像还有许多叮咛的话要对我讲。
1968年，我降生在姑父的家里，自小就生活在姑父和姑姑的身边，直到1983年。关于小时候的事情，爸爸妈妈经常给我讲。那是“文革”开始，姑父已被揪斗，他的精神和情绪很不好，每当他回到家，总是先去抱抱我，将我举得高高的逗我，把我逗乐，姑父也高兴地开怀大笑。这样，他也就忘却了一天的疲劳，丢掉了让他心烦的事。后来我大了一点，姑父就总是带着我去景山公园玩耍，他牵着我的小手，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所以，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和姑父在一起。
我记得上东华门幼儿园时，去中央电视台录制舞蹈节目。后来，每当中央电视台播出时，他总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一遍一遍地收看。他还逢人夸我形象美，舞蹈跳得好，他也感到很自豪。我小学二年级被选拔到什刹海体校学滑冰，因为姑父在中宣部主管体育工作，他又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知道我去练滑冰后特别高兴。姑父嘱咐我要刻苦训练，注意安全，做一个优秀的小运动员。后来我们在首都体育馆汇报表演时，姑父因公务未能亲往观看，对此他一直都很遗憾。
我在芳草地小学读书，每天都是我一人从沙滩坐车到神路街。因我年龄小，个子矮，乘车的人又多，经常被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绺，露出大块头皮，流了不少血。晚上回到家，姑父看到了，他心疼得不得了，忙着找药，为我包扎，对我非常的疼爱。后来我戴上了红领巾，人了团，当上了三好学生，看到我的每一个进步，姑父都特别高兴，每次都要奖励我。后来我已参加了工作，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姑父仍然对我关心备至。每当我带着儿子去探望他
他总是把我们拥在怀里，问长问短，开心极了。
敬爱的姑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慈祥可亲的样子，总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对我的关爱，对我的教诲，让我永远铭记在心。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像姑父那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
沙伯伯，您走好（文/曾小辉）
我长这么大，从来未曾写过与工作、学习任务没有关系的“文章”。也就是说，不会写文章。可是对沙伯伯，我一定要写几句。
1993年，我父亲、母亲相继在半年之内去世。虽然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之子，整天忙于在国外商海上拼打所谓我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业，但隐约之中，我觉得这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基于我们生存的需要，而是为我们的父辈，像沙伯伯和我的父母这样的父辈们而努力。
我认识沙伯伯，是因为我和他的女儿沙红叶从十四年前就共同拥有一个公司，当初完全是白手起家。我第一次见到沙伯伯是十二年前，印象至深的是他对我们公司的关注甚至胜于我们自己。当然，他关注的重点不是在市场和财政方面，而是在东欧当时政治经济处于大转轨时期，我们作为中国人能否发挥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聪明才智去赢得市场的认可和文化的认同。这种关注从一始就使我感到有力量。
现在回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情境，仍然历历在目。那是在泉州，沙伯伯请李德生伯伯写了一幅“中华魂，赤子心”送给我们的一位老华侨生意伙伴，同时希望我们也能如此，能让他们为我们骄傲。
在后来的十多年中，我们几乎每年都见面。沙伯伯喜欢听我们讲公司发生的每件事，也让我时刻感觉到父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鉴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东欧地区不健全的经济秩序，沙伯伯特别嘱咐：“作为一个中国人要遵纪守法，要和当地民族和睦相处。”但是“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做起来着实的不容易！按此一步一步经营至今，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打拼。我真觉得我们是在您的压力下有幸走过来的！沙伯伯，我们没有让您老失望。
沙伯伯思维敏捷，知识广博，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和吸收，常常令我感到由衷的佩服。我常常想当我的年龄到他这般七八十岁时，能否像他一样的这般豁达、开明，从容处世？沙伯伯甚至建议我们办一个刊物，他为此取名：《西方中的东方》，并且说：“波兰就是西方中的东方，你们及你们的公司也是西方中的东方。”这里的寓意既有地理上的，也有文化上的。这件事，我至今想做！
在当今这个功利社会，许多信仰都在丧失。可沙伯伯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信仰，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让每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肃然起敬！我知道，我和沙伯伯是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两代人，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但是有一条，都是希望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真正的强大，人民真正的幸福。虽然需要许多时间，但请沙伯伯放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去努力，并尽可能把它传到下一代。
沙伯伯，您走好1
爷爷对我的爱（文/沙金）
由于父母工作忙，所以我小学二年级就被他们放到爷爷奶奶家。如今我已上大学，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爷爷还活着，有时在客厅拿着遥控器看电视时，总不自觉地四处望望，因为爷爷就老是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甚至连他的样子都依然清晰，每个动作都无比真实。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爷爷经常带我出去玩。记得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下了一场大雪后我特别想出去，爷爷带我去了北海，一路上牵着我的小手，我则在他身边高兴地跳上跳下。到了北海，我突然想滑冰，当时冰车都租出去了，爷爷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自己拿一头让我拿一头，拉着我在冰面走了两圈，后来在返岸途中他脚底一滑，摔了一大跤，连帽子都甩出去了，我站在他旁边努力拉他起来，因我力气小，结果也被拽摔了。爷爷拍拍我的头笑了，我也笑了。祖孙两人乐在一起，有多高兴啊！ 我的大部分学业都是在爷爷奶奶家读完的，小学时父母工作太忙，对我的功课也给不了太多的关注。我每天听写、阅读、考试总结等都要家长签字，这些都是爷爷代签的。有时他会戴上老花眼镜，仔仔细细看上几遍，还笑着问：“你都认真看了吗？”我点点头，他才慢慢地签上，边签边嘀咕：“不知道你真的看没看，明天给我讲讲你看了什么，要不下次我不签。”
有一次，父母因工作太忙，都不能分身请假给我开家长会，我很难过。因为那次我考了前三名，学校是要给我戴大红花的，父母不去错过了一次了解我在学校表现的机会，我嘟着嘴回了家。爷爷问我怎么回事，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听后一拍大腿笑道：“爷爷给你开家长会去！”我有些吃惊，连忙阻止，可最后爷爷还是戴着那顶旧灰帽，拄着拐棍代表父母去了。我坐在家里看着表等他，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爷爷回来了，我更呆了，忙问：“不是开两个小时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爷爷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坐在那儿睡着了，所以老师送我回来了。”我听完后大笑不止，现在想来却觉得自己无比幸福，毕竟很少有孩子的爷爷去开家长会的。
现在爷爷去世了，才觉得爷爷为我操了不少心。我小时候思想波动特大，脾气倔又任性，连父母都拿我没办法。奶奶也是急性子，管不了我就直接拉我到爷爷屋去把烫手山芋扔给他。爷爷很少骂我，总是耐心开导我。惟有一次，他发火一掌打碎了我书桌上的玻璃板，
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喘。第二天放学后看见玻璃板被胶布粘得横七竖八，听奶奶说，爸爸刚出去给我买新的玻璃板了。爷爷白天粘了一上午，后来爸爸来了，爷爷就让他出去给我买新的，我犯错的事，爷爷也没跟爸爸提。其实我从小不记什么事，挨骂也是家常便饭，但一觉醒来便忘了大半。但爷爷总怕给小孩子带来不良的心理影响，所以大多数时候他比我还生气，但从来没严厉训斥过我。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爷爷的样子会被时间冲刷得越来越模糊；但发生在家中的每件我和他相关的事，都会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痕迹，等到有一天我变得也两鬓染霜，脸上皱纹纵横如沟，我会对我的儿孙讲述爷爷的故事，因为我曾经那么幸福地被我的爷爷深深地爱抚过……
忆爷爷点滴事（文/ 张科飞）
沙洪是我妈妈的爸爸，按照规矩我应该叫他姥爷。可是他说：“叫姥爷听着见外，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他们的下代都叫我爷爷吧。”从此我就叫他爷爷了。
爷爷博学多才，在他书房和卧室四壁中的三面墙下，都摆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他看的书，从中国古代历史到世界现代科技无所不有。有一次我跟爸爸一起去看他，我们的谈话内容聊到了爸爸的工作范围——纳米科技。他虽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但爷爷对新生事物特别关注。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爷爷不仅能够就这一题目对话，而且还能够提出问题并且能展开讨论。
2003年夏天，爷爷生病住在协和医院。我的男朋友和他的爸爸专程到北京来看望爷爷。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爷爷喜出望外。那一天爷爷特地穿上了一件橙黄色的短袖衫，给人的感觉是童心未泯。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爷爷竟然在其他家庭成员都记不清客人名字的时候，他能清清楚楚地讲出他们的名字。爷爷兴致勃勃地询问他们生活中的小事，亲切而慈祥。那天谈话的气氛是很活泼和令人愉快的。
北京街头流行的大头贴很富有现代气息，我和妈妈特地去照了几套送给爷爷。爷爷收到时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笑他笑得很开心，接着爷爷把我跟妈妈的大头贴拿到嘴边亲了几下，我们都跟着笑了，这就是我印象中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