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鲁南抗小后，第一个见到的是校长王鹤仁同志。他本名孔宪伟，泗水县孟家村人，是1938年经周蓝田介绍入党的老党员。当时他年刚二十七岁，一米八的个子，白净脸，大眼睛，一副英俊潇洒模样。他待人严肃而又可亲，全校三百多师生没有不尊敬他的。他记忆力特强，见过一次面的学生也能叫出名字。刚到抗小，汤逸朋老师(王校长的爱人)让我读四年级，因为我曾在泗城读过四年级，我没听汤老师话，入了三年级。
抗小的师生职工，都是干部待遇，实行供给制，每月还有四元津贴。学生用的课本和学习用具免费发给。教材是由省统一编写的，校长、教师都是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抗小没有固定办学地点，每到一处，便借用当地的民房当教室，凳起一排排长木板当课桌，每人一个小凳子。宿舍更简单：地上铺上草，挤着睡。生活艰苦而有情趣；平时吃馒头，每个小组一盆莱，大家围着吃。每星期六下午改善生活，以组为单位领面和肉馅，自己包水饺，包好到伙房去煮。每逢节日都要改善生活。这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既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也磨炼了每个人的意志，大家都生活得充实而有乐趣。我在日记上曾写道：“我到这个学校，简直是到了福囤里了。党关心我们的成长，给我们很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我一定努力学习，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把自己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将来为建设祖国贡献一切。”当时，国语教师王群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我的日记，将我表扬了一番，对我的鼓励很大，至今还记忆犹新。
1948年3月，学校领导将我们十多位个子高的同学调出去，说是去学开飞机、开火车，结果我和马广涛等被调到解放军被服厂去学缝纫。我和几位同学在被服厂工作了四十多天，上级考虑到我们年龄还小，还必须学习文化，便将我们又调回抗小。途中，我与马广涛住在鲁南办事处招待所，遇到我父亲，我穿着一身在被服厂发的军装，戴着军帽，父亲不敢认我了。
1948年4月，鲁南大部分地区都解放了，王校长带领我们回鲁南。行军途中，我经常帮助年龄小的同学拿东西，每到驻地，我还主动打扫房子，学校领导见我服务热情，便派我到“前站组”，任务是提前行军，到驻地去找房子。我们“前站组”的师生个个积极主动，不仅提前安排好住处，还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每次打扫房子，每个人都落得满身灰尘，吐口痰都是黑的。下旬，我校胜利到达费县大由吾村，暂时住在一座大庙里。庙里的神像早在抗战初期就拆除掉了，只有墙壁上还残存着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等壁画。我们便利用这些空房上起课来。在大由吾休整期间，对回鲁南的行军情况进行了总结，表扬了表现好的同学，评出了行军模范，我被评为行军二等模范学生，获二等奖。
六月，我校从费县大由吾迁到邹县尚河乡的许老庄，我班班主任换为马厚德老师。每星期六下午由马老师主持召开本班学生的生活检讨会，老实的同学，都能主动认真检讨，别的同学没意见再提就过去了，但是有的调皮同学，平时好吵架，检讨起来又不彻底，所以给他提意见的就多，有时一个人要占用一个多小时，会议往往开到吃晚饭。有的个性强，因别人给他提的意见多，接受不了，气得连晚饭也不吃了。调皮的同学并不会因别人给他提的意见多而认真改正，往往下个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他仍然是帮助对象。
七月，学校放暑假，汤逸朋老师回泗城探家，我与她一路到白仲泉二姑家看望祖母。我穿着军装，走到家门口，二姑正在过街楼里做针线活，不敢认我，一交谈才认出我来。抗小发给我四十多斤粮票，我用这些粮票到粮站买回四十多斤小麦，挑到二姑家，在那里度过了暑假。
暑假后，我校迁到泗水县陈村乡大厂村，两个月后，又迁到圣水峪乡土旺村。这时，济南已解放，辽沈战役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酝酿，胜利形势一日千里。为解放全中国，我党政军机关亟需大批干部，我校六年级毕业生三十多人，响应号召，都到蚌埠受过半年机要训练，有的分到华东局，有的分到省人民政府。当时，我党还没有培养出自己新的大学生，有些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正确，又没得到思想改造，不敢使用他们。抗小培养出来的小学毕业生虽然文化水平低，但都是革命干部子弟，政治上可靠，对党忠诚，所以分配的工作都很好。
1949年春，校长王鹤仁带领全校师生到临沂城东北郊的独树头村，同鲁中抗小合并，鲁中抗小校长刘国祥任校长，鲁南抗小校长王鹤仁任书记，合并后学校由山东省教育厅直接领导，故名“鲁中南直属小学”，简称直小。
两校合并后，学校领导怕两校同学有隔阂，除了经常做思想工作外，还通过音乐课教唱团结友爱的歌曲，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学校党组织也抓了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的工作，加强党的核心作用，促进了团结，如三年级的张玉兰，五年级的朱玉平，虽然年纪小，由于表现好，也都被吸收为党员。
学期结束时，班主任林老师主持会议，评选模范学生，经王玉浩同学提名，大家赞同，我被评为模范学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事先，音乐教师孙林教我们排练文艺节目，演出是在临沂城内的一处广场进行的。人挤得满满的，都洋溢着笑容，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演出。我有幸参加了演出，扮演庄稼老汉，拿着大烟袋，跳着矫健的舞步，唱出了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唱出了农民誓夺丰收的决心。演出很成功，我受到全体师生的赞许。
在学校党团组织和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由孙晋侠同学介绍，我于1949年11月25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底，学校迁至曲阜城东南终吉村，1950年春，又迁至兖州天主教堂。学校总算安定下来，学生用上了木制课桌凳，教学开始走向正规。物资供应也充裕多了，有了自己的缝纫工人。夏季，每人一套白色单衣，一床蚊帐，一双球鞋，一顶帽子，带黑亮遮沿，直放光。冬季发棉被一床。所有课本、作业本、水笔和墨水等都满足供应。每人每月发四元津贴，让学生自己买牙膏等生活用品。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吃的是白面馒头，鱼肉不断，菜的份量也有了增加。
1950年，我校为了搞好文体活动，调进两位刚从师范毕业的年轻教师担任音乐课和体育课。他们教全校学生排练团体操，排练好后由校长刘国祥和孙林等老师带领，到济南市参加体育运动会。我们直小演出的团体操很出色，同学们穿着白色校服，十分整齐，表演时的动作自始至终又是那么娴熟，获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1950年暑假后，校长刘国祥调到济南保育小学(也是干部子弟小学)任校长，王鹤仁任直小校长。
1950年暑假前，山东省委书记郭子华曾到直小给我们讲过话，他说：“孩子们，你们好!你们都是革命干部子弟或烈士子弟，你们现在生活在这样和平幸福的环境里读书，幸福是谁给你们的，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解放军打败了蒋匪军，我们才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这生活来之不易，是很多解放军用鲜血换来的!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叔叔们，你们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政治觉悟，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奋斗。……”郭书记的话获得了阵阵掌声，也激励着我们共同进步！
1950年9月1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家卫国，解放军都整装待发，准备随时出国抗美援朝，兖州车站集结了大批部队。部队到达时，我们全校师生整队前往火车站欢迎。一路上，歌声此起彼伏，热情洋溢。晚上，我校师生同解放军开了联欢晚会。演出前，由杨根思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他的讲话铿锵有力，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后来得知，就是这位坚强的战士为了守住阵地，引发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永远活在中朝两国人民心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无数的不怕牺性的战斗英雄，才最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迫使其在停战谈判桌上签了字。
因为兖州天主教堂的房屋不适合作学校教室，上级决定在滕县北关建设直小校院，所以我校于1951年初提前迁到滕县东沙河，还是暂借民房作为宿舍、教室，等新校舍建设好，暑假后才全部搬进新校。至此，我校才真正结束了游击生活，有了自己的家。
1952年7月，我在直小读完六年级，学校领导派杨金田带我们甲、乙两班毕业生到济南市参加升学考试。我考入山东实验中学初中部，也有考入工人子弟中学的。从此，我离开了直小，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五年的“直小”生活，有四年是在流浪中度过的，它不仅是革命教育的一个特例，也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小小缩影；它不仅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也塑造了我的人生性格，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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