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前进，环境在变化，但有些原则方向不能变，时常温旧而知新，从老一代人身上找到我们应当继承发扬的东西，应当学习的精神，也是时代赋于我们的责任。当然要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不能是被篡改或加工过的历史，在这里我把父亲写的回忆录中的几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小故事写出，供大家共享。
（1）抗战初期,父亲张杰在大峰山独立营重创日寇骑兵连的一次战斗.
1939年11月间，我在八路军大峰山独立营（改编为正规军后一连变为九连）九连当指导员，部队正在平阿山区活动，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动员群众,打击日寇与汉奸,没在大峰山，因此敌人造谣说：“长清独立营被消灭了……"等等。
为辟谣，九连奉命由平阿山区返回大峰山。魏金三政委指示其任务：一是扩大影响，消除敌人谣言影响，稳定家属和群众的情绪。二是动员逃兵归队。
1940年春，这时正值日寇一个骑兵连进占戴庙。魏金三政委当晚率我连袭击这股日寇。敌住戴庙东北角大院里，马都在院内马廊里。该院西边紧靠着一个住家，并且房子较高，正好能隔院投手榴弹炸其马群，地形对我袭击有利。
我连副连长睢福林带三排占敌西院房顶，我带二排做二梯队随时接应。政委随一排由连长乔杰带领在戴庙西北角十字街做警戒，保障后卫不受袭击，并便于撤退。营部指挥所设在十字路西小庙。
战斗打响后，炸得日寇马嘶人叫乱作一团，约有半个小时只听到我们的手榴弹的爆炸声。后来敌人展开火力时，集中向房顶射击，我副连长睢福林牺牲，敌人炮火太密集，这时政委命令快撤退，并将副连长的尸体一定要抢下来。
据战斗后知道，日寇死伤战马60多匹，死伤30余人。我连除副连长牺牲外，伤两人。敌人受重创后，第二天仓皇逃窜。
我营到鲁西后首战告捷，情绪大振，为戴庙一带根据地扫清了敌人。
在这个时期，我营先编为泰西六支队三营，后正式编为鲁西军区运河支队第四团，不久改为鲁西军区野战部队教三旅属下。后改名为三四三旅第九团，我营仍为第三营，我连仍为九连。营长：高塔拉，教导员魏金三。团长何光宇，政委刘汉。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旅长杨勇，政委苏振华。
（2）父亲张杰经历：用党的统战政策建根据地
抗战时期用党的统战政策开辟根据地
1940年夏末秋初，我冀鲁豫军区九团奉命到巨野以南开辟新区。
该区是日伪顽军活动区，（顽军是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共为实质，消极抵抗，勾结日伪的军队）组织有自卫团八个，以羊山“姚团”最反动，直接受日寇指挥并配有常备武装。以“李团”较进步，持中立态度，但他归“姚团”调遣。这一带土围子很多，夜间围墙上有岗哨，灯火一片，梆声时响，寨门紧闭，部队无法进驻。凡有土围子的大村子多是乡长兼自卫大队大队长的驻地。
我们九团三营选小村住下后，魏金三政委胸有成竹地命令我带一个排到寨里以要粮为名，宣传抗日救国保家乡。其目的是将该寨的“李团”大队长请来，做人质进而再争取李团长。
我进寨前，先将这个排留在寨外高地树林中等我。我只带通讯员进寨。没找到大队长，我就对围观的群众宣传抗日十大纲领，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为团结广大老百姓共同抗日救国保家乡的，并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策。在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就提出要粮的要求。有的群众说，再好的队伍，也得吃饭，但这得大队长、乡长说了算。我就顺口让他请大队长出来商量。
大队长出面后，把我请到乡公所。经过自我介绍，大队长姓张，以此拉成族家兄弟关系。他一面办酒席请我，一面布置缴公粮。
饭后当我走时,他一直送到东门外,部队看到这种情况,就过来跟在我后边,在我握别时,我向他提出,我们首长请你到部队去谈谈,请你放心,我保证你无事。此法很有效,他跟我们顺利到营部，交给金三政委，又通过他争取了李团长。从此部队在这一带扎了根。
部队驻大田集时，哨兵送到连部一位可疑人，经查问是黄克诚部队负伤在家养伤的一位排长。他听说集上来了部队，不知是什么队伍，他就借赶集来探明情况。既然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就请他给部队动员鞋袜……。后来又通过他，拉来了当地部队100多人，经请示团部，给予“巨野大队”番号，并派原12连指导员唐刚同志去当教导员。这个地区能很快的打开局面，与魏金三政委统战工作有办法是分不开的。
（3）六十万“中央票”的故事
1940年9月，军区政治部组织的连、营、团三级政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我被留到军区，为杨勇司令员当秘书，从此离开了九团三营九连（既原大峰山独立三营九连），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41年4.12铁壁合围大扫荡时，我鲁西军区驻苏村警卫营被日伪军（包括80余辆坦克，装甲车，500余辆汽车）团团包围。激战一昼夜，弹尽后，把武器砸毁或埋藏后，与日寇决死白刃搏斗。全营除了轻伤员30余人，由副教导员陈昌银同志率领，（伤员先撤退）趁夜突围脱险外，全部壮烈牺牲。我军代价很大，敌人死伤惨重，约千余人。
而庞大的军区党委行署等机关近万人，被敌人飞机低空轰炸扫射后，放了羊，但损失很小。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杨勇司令、苏振华政委把我(张杰)和苏政委的秘书张勋叫到跟前，把用骡子驮的给党中央上缴的六十万元国民党中央票，交给我们，并派了四个武装警卫员保护着安全突围。并交待“人在骡款在，丢掉款子由你俩负责。”
开始我们与大队人马一起突围，随着骡驮子队一块跟进。敌机低空扫射轰炸，后来我被炸弹崩埋了半身土，幸而没被炸伤。但看到别人驮地图的垛子被炸着，炸得图纸满天飞。我看到骡子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敌机追着炸，十分不安全。我就拉着骡款离开大队，向东北走，过了个干河床，天已近黄昏，这才脱险。
但天一黑，在农村旷野中，找不到正路，更不知向何处找机关大部队，只是向东北方向跑，生怕遇到鬼子，完不成任务。这时遇到一个村庄，派人先摸清情况，正好碰上我县大队与县委书记张新村同志（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我们就放心了，并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任务，要求他们保护并护送到军区司令部。他们很负责，派了一个连护送我们到军区司令部。
这时，杨、苏首长正在焦急等待，担心我们丢了骡款。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听我们汇报了突围情况，并交清了骡款，我们才卸任放心了。
(4)一天挨了三颗手榴弹。
1943年9月，打古云集时，我因多次申请上前线带兵打仗，从军区调到下属五分区，但仍被留在司令部当作战参谋。当时部队冲进集内与敌人巷战，我军传统是靠前指挥，司令部也进入集内。
我去司令部院中房侧的夹道的厕所中方便，忽听“咚”的一声，只见一颗手榴弹冒着烟隔着院墙打到厕所中，我来不及提裤，一个箭步蹿出夹道，猛一拐弯，只听轰的一声，炸得粪便满天，而我已转过房角，刚进入安全区，躲过了一难。
这时敌人已大部被歼，最后只剩下城墙东南角上的碉堡。日寇据守顽抗，死不缴枪投降。分区司令员李东潮同志命令我带炮兵连打掉这个碉堡。因炮是我边区改造的迫击炮改平射，非靠近射击才能生效。我们选择靠近碉堡的一堵矮墙为阵地。我带一排长等人选好位置挖通炮眼，准备射击时，没想到墙外有战壕通碉堡，敌人顺战壕过来，本来距离只有几十米远，又从战壕接近，向这边扔来了两颗手榴弹，因距离近，十分准确，都打到我脚下，我立即弯腰去抓，想扔回去。还没来得及抓到手就炸了，把我的左脸喷黑了，左耳膜震破了，后来左耳一直半聋。但全身上下一块弹皮也没崩着，真是侥幸之极！距我稍远的排长、炮手均被炸伤。我们立即撤回。
这一天我挨了三颗手榴弹，真是凑巧，均未炸伤，万幸，万幸！在战争中，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因此能活下来的同志都是很幸运的。战争的胜利是多少革命先烈为之捐躯而获得的。（整理人：张华北 2015。5。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