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山东省沾化县下洼镇大下洼街，父亲是个孤儿，十三岁跟着家人闯关东，后受生活所迫来到下洼镇，靠给人家货船搬运货物维持生计，所以家里很穷。当时下洼镇有直通渤海湾的“一天三涨三落”的海河码头，附近八九个县的农产品出口、洋货进口都是用小火轮船运输，小火轮船来来往往，很是兴隆。
1934年8月份，我7岁上了当地的女子学校，校长叫于海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老师叫刘萌，在这里我接受了早期的革命启蒙教育。
1937年的秋天，有一天涨大潮，我忽然听到海河上的小火轮船汽笛响个不停，我就趴在屋顶上往东北方向看，看到有好几艘小火轮船，船上有日本鬼子架着机枪向大街上扫射，打死了很多人，老百姓四散奔逃，商店、铺子都纷纷关门。我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跑到了宋家庄我父亲的朋友家住下。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垒围墙、盖炮楼，家门口必须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把房子烧掉。
1938年春节，鬼子和汉奸在丁家庄、罗家庄扫荡抓人、杀人、抢东西、烧房子，有两个日本军官骑着马，马后拖着捆着的2个老百姓，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一个穿皮袄的人，连开几枪打倒了骑马的鬼子，那人拉过马骑上跑了，从那以后鬼子、汉奸凡是见到穿皮袄的人都抓起来活埋，活埋了40多人，还有的被杀后把头挂在树上。老百姓又四处逃难，我们家逃到了来尔庄。鬼子、汉奸又来抓人，我父亲坚决反抗不跟他们走，鬼子和汉奸一起用枪托打父亲，最后用刺刀刺我父亲的大腿，腿也打断了，大动脉出血、化脓，很快就去世了。我母亲没日没夜地哭，带着我们姐妹3人回到家，也不敢出门，饿了我就带着妹妹到船的周围捡粮食，拾柴草，日子过得很艰难。有一天一个和善的青年人问我：还有别的路能到炮楼吗?我对那里很熟悉，说有，围墙外有一条小路，要想进去得爬一个水沟，个子小的能钻进去……。过了几天，鬼子的炮楼被炸了，炸死了不少鬼子和汉奸。鬼子从天津调兵加强了兵力，重修了炮楼，炮楼上还安装了探照灯，控制的更严了。过了几天，那个和善的青年人又遇到我，问我天黑了，敢出门吗？我说敢！他说那你看看炮楼上的探照灯能照多远……，我看后告诉了他。1938年8月份炮楼又被炸了。后来于海村校长对我母亲说：小树岭很大胆，她帮游击队员看地形，炸了鬼子炮楼。我才知道那人是游击队员，经过于校长的指点，我懂了很多道理。从此后鬼子、汉奸更加疯狂去海河东扫荡，抓共产党和游击队，后来被邓子恢、杨国夫领导的八路军经过几次反围剿，小鬼子再也不敢出来了。
1942年冬天，邓子恢、杨国夫领导的八路军英勇善战，打了一天一夜，彻底歼灭了当地的鬼子和汉奸，解放了沾化县，成立了人民政府，县委驻地在富国镇，八路军在各县建大队，各区设中队，县委书记范洁兼八路军县大队政委；单勇任县大队队长，郝光任抗日救国会主任。当时县委在富国镇的广场上召开全县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当时15岁的我代表姊妹团第一个上台讲话，最后范政委做了动员报告，全会场上高呼口号“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打倒卖国贼汉奸，打倒亲日派”。
1943年秋后，为了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郝光主任和单勇大队长抽调了我和张学平、石方澜、刘素贞、霍凤移五个人还有县委的耿绪东和郝光主任等组成了减租减息工作队。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进行宣传发动，演唱“活报剧”。唱词是：叫声老大爷，叫声老大娘，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抢了咱的粮，杀了咱的牛和羊，把房子都烧光，最后机枪、刺刀杀在咱身上……。从那以后，我被分配到沾化县古城西北现南庄、沙户、刘家庄和古城北关等地，逐村逐户宣传动员联合抗日活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被县委评为二等功。国家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发给了金质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时，国家也发给了一枚纪念章。
70年前的抗日战争历尽千辛万苦，这苦难的历史是我心中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救了我全家，救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像我一样的劳苦大众，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党的恩情，坚决拥护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