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届县委成立的时间、地点及参加人员：
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得了，是在“四支队”二团进驻泗水城北柘沟一带之前两三天)，在丑村周蓝田家里开的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孙汉卿、周蓝田、乔海秋、张林夫、孔实卿(张旭)、夏云、武雨琴。孙汉卿、张林夫是从山东省委来的。我是和夏云一同到丑村的。薛云亭和江洪(钱杰东)没有出席这次会。当时分工是孙汉卿县委书记、江洪组织部长、夏云统战部长、张林夫青年部长、武雨琴宣传部长、乔海秋负责二区的工作(以后不久夏云被调岸堤干校工作，乔海秋接任统战部长)。当时周蓝田提出薛云亭的分工问题(薛和周是在此之前，由山东省委派到七十五大队工作的)，孙汉卿同志说：山东省委没有交待薛的关系问题。孔实卿提出曲阜怎么办，孙汉卿同志说：山东省委没有交待曲阜的问题。第一次会议开过不久，又开了第二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大概是在江洪家里开的(也许是在夏云家里开的)。这次会议，参加上次会议的人除孔实卿未再参加外，都参加了，江洪和薛云亭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周蓝田为组织部长(江洪身体不大好，暂未分工)，薛云亭为军事部长。
2.在“大事记”中未交待薛云亭是何时到泗水的，只是说“六月山东省委从四支队二团抽调孙汉卿、周蓝田、张林夫回泗水……组成泗水县委。”关于周回泗水的时间与事实有出入。周蓝田与薛云亭是在五月间由山东省委派到国民党七十五大队工作的(薛、周虽已先后去世，曾经参加过七十五大队熟悉情况的如赵炎、陈新等同志均了解)。
3.关于张林夫何时改任青年部长，武雨琴何时就任宣传部长问题，“大事记”未作交待。如前所述，我记得第一次县委分工就是张林夫同志任青年部长，我任宣传部长，直到1939年3月我离开县委为止。在我任宣传部长不多久时，曾谈过(记不得在什么情况下谁和我谈的了)省委派来个宣传部长，要我任四区(柘沟一带)区委书记，这位宣传部长中途又回省委了，并未到职，我也没有见过面。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的职务未变过。
4.关于县委辖区及名称的变动问题。自一九三八年六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我记得县委辖区有三次变动。第一次是曲阜工委与泗水县委合并，改名曲泗县委，时间记不起了，大至在七、八月间(只记得十月八日中秋节，孔实卿等曾用曲阜党员捐的钱买了些节日的东西，到黄土崖慰问泗水独立营)，合并当在十月八日之前。第二次变动当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在薛云亭同志调走之后。当时我去岸堤参加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在路上碰到一些上坟烧纸的(旧习十月一上坟)，我开完会回到黄土崖薛已调走。省委调薛云亭去淄博特委任军事部长，周蓝田、张林夫、夏风及泗水县独立营均同薛去省委。我回到黄土崖找不到独立营的人，恰巧宁阳九区的武效周、朱靖宇同志来找我们联系，我即随同他们去北鄙。不几天周蓝田由省委返来，宣布把宁阳九区划归曲泗县委，改名为曲泗宁县委，县委即常驻北鄙。宁阳九区的朱萁阶等人由四支队回来，筹组了两面政权“宁阳九区自治委员会”，驻东庄。还组织了个青年服务团，驻北鄙。以后不久，又把泰安的楼德一带也划归为曲泗宁县委，名称未改(我记得一位家在楼德的党员，由岸堤干校学习回来到楼德做地下工作，把组织关系转曲泗宁县委)。这期间，省委将曲泗宁县委划归泰山特委领导。划归的时间记不清了，记得特委书记夏辅仁同志在春节前后曾到县委检查过工作。
当时“四支队”的封振武、彭子芳同志在自治区养病，朱靖宇、武效周同志已经由他们介绍入党，朱靖宇同志分工做保卫工作，武效周同志做青年工作。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记不得封振武同志任县委军事部长。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下旬，周蓝田同志调省委工作，江洪同志任县委书记，孔实卿任组织部长。不久(大概三月初)周蓝田来县委传达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精神，在自治区的代阳寺召开了曲泗宁县委扩大会议。各区的区委书记和有的支部书记参加。我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县委同志外，还有陈新(四区区委书记)、周林、宁鸿鹤(李振民)、张一鹏、张长威、钟兰坡等同志，这是县委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大型会议。
5.关于柘沟党支部第二次建立的时间问题。“大事记”1940年建党中所说“建立党支部的村庄即有柘沟(第二次建支部，原支部人员已全参加徂徕山起义)，徐家庄……等”，这个说法不确切。原有柘沟支部党员是否全部参加徂徕山起义(大概是指一九三八年三月曹宇光、张林夫、刘海岩还有刘庆鑫等同志去蒙山参加“四支队”，不是指特定意义的徂徕山起义)我不清楚。但不是他们走后，直到一九四○年才第二次成立支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泗水县委成立不久，夏风就担任柘沟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柘沟各片有的就发展了一些党员。据我所知，西南隅就有刘元增等参加了党(刘后来可能已脱党)，河东也有个姓张的党员(名字记不起了)，是个土医生，他曾到独立营去过。听说一九三九年初秦福润(孔琴)也担任过支部书记。
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初就建立了一些区委和不少的村支部。如四区陈新任区委书记，二区乔海秋任过区委书记，曲阜董家庄一带马斌任区委书记，曲阜城里孔小龙(张昭)任区委书记。成立支部的除柘沟外，马庄、滕家洼、仓上、琴柏、小乔家村等村庄，也都成立了党支部。一九三九年三月，江洪同志搜集了曲泗宁县委比较全面的建党情况，由我带往延安向中组部汇报，还抄了一份给泰山特委。现在大概不易找到了。
二、关于建军问题
1.关于泗水县独立营成立的时间和怎样成立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周蓝田、曹宇光等同志，先后率领一些党员和群众参加“四支队”后的情况。当时留在县内的江洪、乔海秋等同志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主要是联络从外地回来的和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做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在三、四月间，江洪倡议，成立了曲泗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江洪家里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乔海秋、夏云、孔实卿，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有两位我已记不起名字的曲阜人(一位是吴村附近的，一位姓高的是董家庄一带的人)。这时各民间的枪支已大都掌握在各种游击队手里。这次会主要是议论通过私人关系做游击队的工作。当时国民党游击队七十五大队长是赵茨文，他和我是曲阜师范的同学，和夏云也比较熟。这年四月中下旬，国民党的三梯队和七十五大队在邹县田黄集中时，因收缴了三梯队一个中队的枪支，引起士兵们的惊慌，七十五大队的士兵有的跑散了，赵茨文也因此有些灰心丧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到江洪家里商议，认为如果我们不派人到该部去工作，这支与我们比较友好的队伍就有垮掉或完全被顽固派掌握的危险。于是决定由夏云和我到该部去工作。四月二十九日(这天夜里日军袭击了柘沟)，我们到了赵茨文家里商议此事。赵表示要夏云把这支队伍将来拉到八路军里去，当时商定要夏云去当参谋长，我去当政训处主任。这时该部驻在中册北面的大张家，赵带我们到那里宣布了我们的职务。几天后赵茨文即离开该部隐居了。后来张林夫同志回家时，曾在该部住过几天，并介绍了“四支队”的情况，教唱了一些革命歌曲。张林夫走后大约二十天左右，山东省委就派周蓝田、薛云亭到泗水来，准备把该部改造成我们的队伍，由周蓝田任政委、薛云亭任营长。他俩除了了解情况，团结干部之外，也教唱了一些革命歌曲，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歌子。大约在他俩到这个部队半月左右的时间，国民党的三梯队、七梯队到了柘沟，逼近七十五大队驻地马庄。吕德廪等人利用老关系到七十五大队进行活动，结果使七十五大队随三、七梯队拉走了。于是周蓝田、薛云亭、夏云和我，还有七十五大队的中队长赵炎，都从该部退了出来。此后没几天，“四支队”二团开到柘沟一带，团部驻在柘沟北的曾家庄(或赵家庄)。团政治部主任刘其仁曾接见过我们。二团在柘沟一带驻了两三天，即南下打申宪武去了。我们退出七十五大队后，薛云亭没有队伍可以依托，就到琴柏张俊鸿(张宾卿)家对张家组织的七、八名自卫队员进行训练(这支小武装没有什么名义，基本上是给张家守炮楼的)。在这里薛云亭给他们讲游击战争，准备把这支小武装作为我们另起炉灶、组织武装的基础。我与张俊鸿是私塾的同学，抗战前张曾任过泗水九区的区长，是个小实力派，他想自成一个局面。七月间我和张去宁阳东庄自治区联系，这支小武装就由薛云亭带着驻在黄土崖。恰值汉奸孙昭功率柘沟的伪军进扰黄土崖，薛即率这个小部队予以阻击。当张俊鸿回到黄土崖得知此事以后，深怕惹祸，即把这支小武装拉走了。此后没几天，七十五大队的王忠臣等同志，从该部拉出了一个排到了黄土崖，我们即把这支武装编为泗水独立营，薛任营长，县委分工我随这支武装活动。这时孙汉卿同志已调走，周蓝田任县委书记。我只记得天气很热，约在七、八月间。
2.关于“大事记”所载泗水独立营伏击伪军孙昭功部的情况。这次伏击战，主要是泗水独立营与徐法斌率领的徐家庄自卫队打的。当时策划由徐法斌去吴村，向日军谎称孙昭功是游击队，要求日军炮击孙部驻地柘沟小学。而独立营和徐家庄自卫队则埋伏在柘沟以北进行阻击，以便全歼。但是，由于当时自卫队刚组织起来，纪律性很差，在得了孙部几支枪、一匹马之后就撤了。而日军将孙昭功从柘沟轰走之后，也未追击，致使孙昭功钻了空子，从奉仙山玉皇堂一带逃跑了。当时毙伤孙部多少记不起了，大概也就是几个人。当时孙部有一人逃到黄土崖被捉住枪毙了。后来听说孙昭功当时很害怕，想不干了。及至得知打他的是驻吴村的日军，他就跑到泗城向驻泗水的日军告状(据说因此曾引起两地日军的磨擦)。孙昭功得到泗水日军的支持，又收罗溃部重占柘沟。“大事记”中“余敌全歼”的说法恐怕不够确切。当时黄土崖、大张家可能有人参加此次战斗，但不应叫自卫团。
3.夜摸南驿捉汉奸，“大事记”中没有提。我认为这也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应该写上。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日伪在南驿成立宁阳九区区公所，并委派了区长，准备把他们的统治伸展到我自治区内。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势必危及自治区的存在和县委机关的安全。这时钟兰坡所带领的“四支队”二团的一个连，隐蔽在自治区活动。县委和钟连商定，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摸南驿伪据点。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事前尽量不动声色。通过一位家住南驿的徐同志，摸清了敌伪的情况。决定由钟兰坡同志率部埋伏在铁路东侧，密切监视日军岗哨的活动，万一被敌人发觉，即行阻击，非万不得已时不鸣枪。这天夜里，县委的同志周蓝田、武效周、朱靖宇我们七、八个人持枪前去摸区公所。我们冒充敌人，叫开了门，将住在区公所的全部伪人员擒获，敌人毫无警觉。为不暴露自治区的真面目，走到离南驿二十里左右的山坡上，将伪区长及其他人员(除一个未成年的小青年外)全都处决了。《大众日报》曾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间，以《捉汉奸》为题刊登过这次斗争的通讯。以后还镇压过一个去自治区收税的伪税务人员，致使敌伪的统治势力无法伸入自治区。
4.关于一九三九年春，曲泗宁县成立“第二独立营”的问题。泗水独立营在随薛云亭同志走后，泗水境内确实没有我们的武装。但在这之前，钟兰坡同志所率领的一个部队，同时在曲泗宁境内的宁阳九区隐蔽活动。一九三九年四月，钟连改为曲泗宁县委领导下的第五中队。我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底离开县委的，那时钟连尚未改名。五月初，我路经自治区时，见到夏风，他说不久前他和张传文回到了曲泗宁，分配到第五中队工作，钟任中队长，张传文任政委，他任政治部主任。我考虑为什么叫第五中队，大概是按泰山特委地方武装的编号命名的。我记得我去山东分局路经泰山特委时，遇到过某县武装叫第一中队。我认为当时曲泗宁没有第一独立营，也不应有第二独立营。
5.关于“小山战斗”问题。“大事记”中说：“六月十日‘四支队’千余人……南下小山”。在我一九四三年到一地委工作后，曾到泗水、邹县、曲阜交界的夫子洞一带活动。这一带有个叫“小山”的山峰，听当地人民纷纷称赞“小山战斗”中我军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据当地群众说，当时我军的一个连，被优势的日军包围，据守在小山上顽强抵抗，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殉国。群众所说的“小山战斗”是否就是“四支队”千余人“南下小山”这次，我不清楚。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体现了我军的战斗风格，影响是好的，亦应列入“大事记”。
三、关于泗水县一九三七年建党前党的
活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问题
那时我没有参加党，但也阅读过一些进步书刊，和有的地下党员也有所接触，我所了解的情况可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一定符合实际，提出来供参考。
1.关于周蓝田等同志参加党的问题。我记得周蓝田曾对我说过，他是在济宁七中参加党的。说他一九三三年在曲阜二师参加党恐不准确。我和周蓝田是一九三二年就认识的，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在曲阜宏德小学教书时，经常和泗水县在曲阜师范读书的同学来往，不记得周蓝田同志那时在曲阜师范读书。估计他是上的后期师范(曲阜师范学制六年，前期三年收高小生，后期三年兼收其他学校的初中生)。他大概是一九三七年被学校开除的，他入曲阜师范当在一九三三年之后。我记得江洪同志上的是聊城三师，也可能我记错了，没有其他情节可供佐证。乔海秋是在滋阳乡师入党的，和我了解的情况相符。此外我还听说过泗水城东乡的乔铭九、赵继丰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参加党的，“七·七”事变后就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
2.关于革命书刊、革命思想何时在泗水境内传播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建党的思想基础，是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不易弄清的问题。“大事记”说过一九三六年江洪同志通过柘沟小学“读书会”的活动“开始介绍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这个说法值得研究。从全国发展的形势来看，应追溯到二十年代末期。1928年的四、五月间，蒋介石的“北伐军”到达了山东南部地区。这时蒋介石虽已成为屠杀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刽子手，但究竟时间不长，统治不严，加之前期国共合作的影响，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扶植工农、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影响，因此，蒋介石对先进思想和进步书刊是无法控制与消灭的。事实上，参杂在“北伐军”的进步人士，所到之处都在传播革命思想。在这之后，国民党虽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采取坐牢杀头的残酷手段进行镇压，但党的组织在扩大，革命思想在广泛地传播。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这段时间里，马列主义书籍是公开销售的，我当时就曾买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书。鲁迅、郭沫若等人编著的进步书刊更是畅销一时。这期间泗水在曲阜师范上学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有些人在这以前就参加了国民党(如乔栋臣、刘首民等)，有的参加了托派(如张心恕、董余吉、王新亭等)，除听说赵继丰参加过共产党，还没有听说当时其他泗水人参加共产党。有的人虽然什么党派都没参加，但却接受了进步思想，赞成与宣传过马列主义。一九三二年我在泗水师范讲习所教了一年书。那时不仅有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及进步作家的著作、译作和刊物在校内一些人中传阅，还有党内的秘密刊物在极少数人中秘密传阅(刊名我忘了，记得载有各地进行暴动的消息和附图，大概是乔铭九带来的)。我一九三五年也在柘沟小学教过多半年书，这年九、十月间离校后，是马峭峰(马宗岩)接替我教书的。他大概那时已参加了共产党。他曾去过上海，我记得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两地书》就是他从上海回来时给我看的。以后在柘沟小学当教员的还有董余吉、赵超(他俩都是托派)，对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说，恐怕不是开始传播的问题。那时赵茨文是校长，刘首民也是教员，几位教员大概由于立场不同，信仰不同，还可能由于个人之间关系问题，是有些矛盾的。赵茨文在其间的作用是拉帮结派，还是做团结工作，也值得研究。江洪同志在柘沟小学的活动我不了解，只知一九三六年柘沟小学曾组织过互助会，那时我已在山东省第四民教辅导区工作，曾应互助会之约寄过互助金。
四、关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进犯鲁南的
情况和时间问题
国民党军队进犯泗水城不是二月二十一。我是三月二十日离开曲阜县城(一地委驻在城里)到鲁南区工作的(我还保存着此后一段时间的日记)。三月三十日我曾去一地委驻地宋家沟，适值敌人向我驻张家庄的三十五团进攻，在宋家沟听到了战斗的枪声。我回到平邑县的胡同(在平邑附近)时，恰遇曲阜县政府县大队经胡同北去。三十一日专署机关和地委机关也经胡同北去。泗水县机关没经过胡同，何时北去，我不清楚，大约也在三十日左右，撤离县城时间应在三月二十日以后。敌人在打通滋临公路，集中兵力进犯沂蒙山区之前，有一段空隙时间，北去的武装和干部，有的又回到鲁南。四月二十九日敌撤离平邑，我地方部队打跑了驻平邑的还乡团，收复了平邑。五月二十七日，敌人开始清剿鲁南，六月上旬鲁南的机关、部队及村干、民兵，分东、北、西三路突围，撤离鲁南。撤到渤海的鲁南一地委及所属各县的干部(老弱者除外)，由杨士法同志率领，于十月二十五日，由渤海经鲁中返回鲁南。十一月十六日回到鲁南地区。泗水县有哪些同志是这次回来的我记不起了。
以上意见及提供的情况，写得比较拉杂繁琐，有的与“大事记”无直接关系，目的是提供点我所了解的背景材料和具体情节，便于你们综合分析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以便将主要事实搞得更加准确。时间久了，我的记忆难免有错漏，仅供参考。
五、几点建议
1.泗水县党的建设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开始的。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斗争。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统战工作，“大事记”有所涉及，分量不够，对当时的一些杂牌游击队，大都做过一些工作。据我所知，宁阳南驿西面有支游击队，我们曾派人和他联系，并送给他们《论持久战》看，听说后来这支游击队编入了我们的部队。
2.培训干部的问题也应提一下。据我了解，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曲阜、泗水、宁阳都送了一批青年和党员到岸堤干校、夏蔚党校进行培养。这些同志，无论是回到当地工作或是分配到外地工作，除极少数外，都先后担负了重要工作。
3.“大事记”没有提到夏云的问题。夏云的确是参加了成立县委的那次会议，也分配了工作，并做过一些工作。后来被我们镇压了。据说他是因为通敌，在行军路上与张传文一同被处决的。他被处决的情况我不了解。以前我和他接触较多。据我了解，他是曲阜师范上学时参加托派的。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六年末，他在惠民专区当乡农学校校长时，由江洪介绍入党的。他和我往来时，常谈到对托派的意见。对托派只重视工人，轻视农民，排斥中农，及至抗战前夕还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都是不赞成的。我认为他脱离托派参加共产党是有思想基础的。在一九三九年初，对他的托派问题进行审查时，他是有些情绪。听说孔实卿也是因审查他的托派问题逃离根据地被抓获处决的。有的说孔的问题已经处理(不一定确实)，能否和济宁地委或曲阜县委通通气，以便妥善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大事记”提到他们的问题时，应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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