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和家人重温了党的英明和对我们的关怀，回忆了阶级敌人的凶恶残忍，那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使我们久久不能平静。因此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我的老家在鲁北平原邹平县东北部的仓林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老渤海区的边沿。我父亲王传杰，是1938年我党建政时的第一任村长，后来任十几个村自卫联防主任，他性情刚直，办事认真，斗争性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抗日，顽强的和国民党还乡团作斗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经过先后七次和日伪还乡团针锋相对的残酷斗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后，于1947年秋被叛徒告密遭到逮捕。还乡团把他捆绑到邹平县西关刘以和家，私设公堂，用铁火棍等严刑拷打，用尽酷刑，父亲身染重病，受尽折磨，仍据理力争，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以允许他上告为由，夜间将他骗出，在城西韦家庄南坡，惨无人道的将他暗暗活埋。并在上面种上小麦，妄图藏尸灭迹。父亲虽死，敌人仍让病重怀孕的母亲送钱保人，多次被骗去好多钱。后来听说父亲已死，但找不到尸体，最后又花钱将父亲的尸体买出安葬。见父亲尸体伤痕累累，惨不忍睹，谁见了谁都痛哭落泪，见他握着拳头，瞪着眼，用布条扎着腰，打着绑腿，仿佛仍在继续战斗。。。。。。
在逮捕父亲的同时，家中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粮食衣被等装了一车拉走，乡亲们要求敌人给家人留下些吃穿物品，一个头头说：“不行，就是要冻死她们，饿死她们，给他斩草除根，看谁敢跟共产党走。。。。。。”
祖父王守璜，年逾八旬，忠厚老实，一生务农，看着这家破人亡的惨景，连气带吓，不久也含恨而死…….
母亲张氏，一生远见卓识，睿智坚强，是父亲革命的好帮手，是勤俭持家，教育子女的典范，被县区领导誉为“女中豪杰”。父亲牺牲后不久，生下个小妹妹，白送给人家，没人敢要，当时家中要吃无吃，要穿无穿，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贫困到极点…….后来是党和乡亲们给予援助，挽救了我一家人。
这期间由于敌人一心想要给俺家斩草除根，此时我已经在地下党的关怀下，改名从张店到济南上学，开始不知父亲牺牲和家中的惨状，母亲怕我被敌人找到，暗暗的借了四块银元（至今保存）让马庄我表哥杨景红来济给我送钱送信，并嘱咐我快离开济南，远走他乡，保住性命。表哥走后，17岁的我上哪去呢？白天到郊外游荡，晚上回学校睡觉（当时的山师附中现在的省委大院）。一天半夜,“哐啷”一声响，把我和同学惊醒，门口进来三个国民党官兵，又从窗口跳进两个警察，荷枪实弹，不让开灯，打着手电问：“谁叫王玉祥（我原名）？我！我们是济南城防司令部的，你被逮捕了。”几个军警把我围住，待我穿好衣服，给我戴上手铐，打开电灯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就把我带到东守卫室，打电话说：“报告王主任，（后来知道是第二督查区主任），我们已将王玉祥捕获……”。出了东门坐上刑车，黑乎乎不知去向，后来知道这是商埠军警宪第二督查区。当天晚上把我关进一个小黑屋里坐了一宿，里面闷热蚊子咬，次日早上中午没给我一滴水喝，一口饭吃。下午二、三点审讯开始。一进门，就把我踹倒在地，接着吼叫着问：“你是八路对不对，谁是你的上级？”“你们有多少人？”……软硬兼施，我一概不知道。连续折磨我两天，打得遍体鳞伤，两天给了我一碗水和一个窝窝头吃。第三天又用刑车把我拉到馆驿街西口国民党济南城防司令部（现在军用招待所）。刚下车就审讯开始，又遭一阵毒打，满身是血，傍晚把我押送到小纬北路国民党政治看守所（现在的天桥区教委），进牢房前把腰带解下，口袋的东西掏光，我被关进小东屋，里边已有两人，地上铺着一张苇席，大小便都在屋里一个瓦罐里，又脏又臭。大小便、咳嗽要喊“报告”。门外站岗的不说行，你一动就要挨打。我刚去时不懂规矩，咳嗽了一声，莫名其妙的挨了一顿枪托子。一天只让吃两顿饭，每顿给一个小黑窝窝头，仅允许喝一碗水。每天下午放风10分钟，倒便罐。一次出门倒便罐（抬着）绑得我太紧，无法抬，我用手扒了一下绳子，被打得嘴流鲜血，说我想逃跑。在里面关了半个多月，同屋里两个政治犯非常同情我，给我出了不少点子。后来用铅笔头写了个纸条，折叠起来贴在碗底下，让一个送甜沫的大嫂带给外面的“亲人”，让他们知道我被关押的地方好营救。在这期间，又审讯了三次，我仍坚持什么都不知道，每次都打得我遍体鳞伤，至今留有几处伤疤，我回到牢房两个难友就鼓励我“咬牙顶住，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旧历九月初五那天，一个当官的二个当兵的把我五花大绑押着让我找保人，先到了天桥北河边上，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卖豆腐脑的徐立海叔叔那里，他不敢保，便拿钱雇了三辆洋车，指使我到学校找保。到学校后同学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为我鸣不平。学校打铃上课也不听，不知谁大喊一声：“要为王玉祥鸣不平，保障人权。”于是同学们涌向校长室，要求学校作保，校领导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旧历九月九重阳节那天，教务主任马子实（地下党）代表学校把我保出领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有的给我送东西吃，有的给我钱治伤，情同手足，终生难忘。
1948年家乡解放了，6、7月间，我要求秘密回老家看看，太想家了。领导同意后，派李玉惠同志，从历城滩头一家人家，给小清河船主当纤夫拉套子回家，下午到达邹平魏桥码头后，我俩步行回家。当时家乡虽刚解放，但反动势力（特务）仍很嚣张，大约晚上8、9点钟，李玉惠送到我村北坡，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自己回家吧！”，就此告别了。我首先走到墓地，看到两个新坟，知道这就是父亲和祖父的坟墓，一下子扑上去，跪在二老面前，泪如雨下，哭的死去活来……。一阵狗叫把我惊醒，我又暗暗地爬墙进入家中，母亲听到我的呼唤，开开房门，我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长跪不起。母亲的泪水滴在我脸上，拍着我的头说：“孩子哭吧，哭吧，哭出来好受些……”这一夜我向母亲汇报了我在济南被捕的惨景和得救的情况。我怕母亲伤心，尽量说得好些…..母亲也把父亲的牺牲，爷爷的去世哭着向我诉说……真是句句血，声声泪，一夜没合眼。次日，母亲以走亲戚为名到实户村把我回来的情况汇报给了乡长王兴德，王乡长随后来我家和我见面，我向他汇报了济南的情况，母亲插话说希望区上把我留下工作……，王乡长说我立即到区上向区长李玉庭、书记孙可兴汇报，就告辞了，两天后的晚上，区委书记孙可兴代表区领导接见我，和我谈话。对我鼓励安慰了一番之后，说：“区里的意见，让你马上回去，一是现在在家不安全，有些暗藏的敌人狗急跳墙，还到处杀人放火，二是快打济南了，说不定还用得着你，若有事一个叫魏成才的同志去找你，记住……”后知魏是区社会部的领导。并安排了共产党员王玉累的父亲王传玺，用小毛驴以卖粮为名护送我到章丘刁镇，和那里一姓陈的大爷接上头，我在陈大爷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陈大爷的儿子推着小车我拉着套子，以赶集卖粮为名把我送到黄台附近，我安全的回到济南。但仍然过着小心谨慎，提心吊胆的日子……
1948年9月，正当我们全家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共产党解放军攻克了济南最后一次解放了我们。从此我穿上黄军装投入到了新的革命工作。我妹妹们也先后入了团入了党，参加了革命工作，一家人成了国家的主人，逐步过上好日子。杀害我父亲的几个还乡团头头，除跑到台湾的以外，有的杀有的关，都受到应有惩罚。党给俺报了仇，雪了恨。（邹平县公安局有案卷）
由于我们苦大仇深，过去一提到台湾，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我们一家人都恨之入骨，怨气冲天，势不两立。经常想到父亲的惨死，母亲的苦难，一家人的悲惨，夜不能寐，泪湿枕巾……一言难尽，没有如此遭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缓和之后，我老家那里一些逃台的和有罪恶的人，相继来大陆探亲和投资，他们的家属普遍盖上新屋，有的住上楼房，有的当上厂长经理，有的当了县政协委员，不时有小轿车接送，出头露面，很是风光……
可是我家，母亲在时，仍旧住在那几间旧土屋里，平时有两个已出嫁的妹妹照顾，来济南住几天，因我人口多，住房小，每晚子女要临时搭铺睡觉，母亲一不习惯，二怕我作难，就要求回去。母亲90多岁生病，我闻讯回老家给母亲请医生看病吃药、喂饭、端屎端尿、洗衣做饭，侍奉八天，母亲好些了说：“你济南有很多工作，回去吧，不要紧了。”催我回济，我回济后让桂英、素英回老家帮助大妹连英照顾母亲，不几天就接到母亲去世的电话，和两个儿子赶回老家。一路上心如刀绞，肝胆痛断，到家后在老母亲遗体前长跪不起，哭成泪人，是村支书等把我拉起，我向聚集在家里的几十位老少爷们跪拜谢恩，母亲出殡时，全村和邻村几百号人送葬致哀，我在母亲灵前和坟前哭诉了母亲一生对革命工作对家庭的丰功伟绩……
母亲去世后，家里无人管，那几间旧房相继倒塌。现在是一片残迹，杂草丛生，目不忍睹，让人看了伤心落泪…….也引发了某些人的流言蜚语，他们说：“你这老革命家庭和逃台家属没法比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我不后悔，我坚信党的英明伟大，我拥护党的政策，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并理直气壮的用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和我离休后的幸福生活说服教育他们。2004年7月邹平县委让邹平电视台专题录制了“父亲壮烈牺牲，母亲艰苦奉献，我和后人忠诚奋进”的录像片。先后多次向全县人民播放（现珍存赠送的录像片），从此父母的陵墓和坍塌的旧宅，成了当地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场，意义深远。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家人。我们这一家，现在发展到几十口人，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决心在各条战线上以实际行动做好各项工作，报答党的大恩大德。
济南铁路局工会离休干部王冠
于2011年元月
曾发表于《先行者》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