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成武县白浮图镇当典村崔庄人，1930年出生，从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因为穷，没有办法，上面两个哥哥在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都送人了，剩下我和母亲艰难度日。那时候，家里没有一分自己的土地，房子是借住地主的，真是抓一把土都是别人的。靠着母亲当佃农，维持着生活。1943年初，一个叫王兆同的共产党员在村里秘密办起了抗日小学，吸收穷苦人的孩子上学识字。抗小不收钱，这样，我才去了抗小学习。1944年，由于日伪军频繁扫荡，抗小停办了，这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里成立了农会和儿童团，农会长就让我担任了儿童团的团长。当时，日伪军在周边都有据点，为了掌握敌人动向，我又担任了交通员，为党组织和农会传递情报。单县徐寨镇的小朱庄我的堂兄弟齐泮臣家是联络点，每次我去取情报，都化装成拾粪的，在粪箕子下面有一块烂补丁，情报就藏在补丁里，上面盖上粪，非常严实。一次，我取情报回来，正遇上从单县芳桂集据点出来的一队日伪军，我马上蹲在路边装做拾粪。敌人从我身边经过后，我正准备起来走，忽然，最后的一个敌人又转了回来，他过来看了看粪箕子，又用脚踢了踢，捏着鼻子就走了，这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要知道，敌人对于我方人员，向来都是一律枪毙或者活埋的。情报取来后，农会就利用情报采取相应措施，敌人什么时候扫荡，农会就坚壁清野，敌人什么也捞不着。咱们的部队也和我联系，了解单县敌人的动向。记得八路军九团的刘加伦连长就经常用我传递的情报打击敌人，但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连在1944年一年内就牺牲了八个连长，由此可以知道抗战的艰难
1945年，为了开辟新区，我被抽调到成武县南部的孙寺区（八区）的刘坊抗联组，抗联组共有我们五人，由于武器缺乏，除组长李怀良有一支“掰嘴喂”的土造手枪外，其余四人都是一个一颗土造手榴弹，但这不是和敌人战斗用的，而是为了防止被俘虏与敌人同归于尽用的。虽然我只有15岁，是组里年龄最小的，但我有这个决心，万一被敌人抓住，我一定跑到敌人当官的前面再拉弦。抗联组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抗日、开展支前活动和斗争地主等。一些坏分子还常常对抗联组进行偷袭。一天晚上，我们宿营在一个村子，半夜外面忽然响起枪声，我们急忙躲进了地道准备转移，但敌人却没冲进来，事后才查明，原来是一伙坏分子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在外放枪想引诱我们外出，然后打黑枪，幸亏我们没有上当。还有一次，我单独外出执行任务，路上遇到四五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想搜我的身，我一把掏出手榴弹，大声说：“不怕死的来吧！”那几个家伙看来也没拿武器，就这样僵持了一会，他们才悻悻地走了。象这样的事情，我们抗联组的人员几乎都遇到过。到了8月份，日本投降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我们立即转入了减租减息的工作中，但国民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又反攻回来了，这样，我们又开始了和国民党的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组织上又让我担任了本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95年才退休。
这些年来，我每每回忆起那些过去的岁月，总是感慨万千，以前，我家连房子也没有，解放后才有了自己的房子，解放前穷的上不起学，现在我有四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的现在，我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忘了党的恩情，是党给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定会越来越好。
齐泮运 口述/张长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