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景仑）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辛酉年十一月初一）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当时，家中有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大姐、二姐、三姐，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侄女。一九二三年，三姐夭折，年仅四岁。这时大姐、二姐年龄还小，家中有五个大人四孩子。一九二六年，家中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侄女。一九二八年，嫂子又生了一个小女儿（老三）。一九三一年春，我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弟弟（老四），乳名叫风子。这时连前母所生的大哥兄弟四人的乳名是：龙、云、虎、风四个字，而且大哥和三弟的属相正巧是龙和虎。我家北房悬挂的中堂就是“龙、云、虎、风”四个字的拓片。一九三三年，我又有了一个小妹妹。
这位祖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庶祖母胡氏，她的命很苦。她原籍是博兴县，家境贫寒，从小随父母乞讨为生，在青城讨饭时被卖到胡家做婢女，从此跟随主子姓胡。她后来嫁给我祖父陈含英为妾，不幸我祖父又早早地离她而去。当时家有万贯财产，膝下有年幼孤儿，一个新寡少妇肩负起抚孤、守业的重任。
陈景岱、陈景峨兄弟的父亲，早已和他们叔父（陈含英）分居，这时他们见孤儿、寡妇软弱可欺，便挑起了财产纠纷。在旧社会，妾的社会地位低下，不能参与诉讼活动。我祖母便宴请乡绅、亲友举行了“扶正”仪式，获得了参与诉讼的权力。官司打赢了，但不久于一八九五年八月，青城城西马札子处黄河决口，青城全县一片汪洋。有人“趁‘水’打劫”，偷盗财物，于是家里买了一条船巡逻。三个多月后洪水退去，我祖母又操持重建家园。
在我童年时，祖母已是五六十岁的老妪了，她仍为家事操劳。祖母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待人宽厚，与乡里和睦相处。一九三一年春，祖母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我的父亲生于一八八七年一月八日（农历丙戍年腊月十五），四岁丧父，由我祖母抚养成人，取名陈庆裕字吉甫，幼年入私塾，成年后协助祖母操持家务。一九〇二年，他和表姐（田家庄胡氏）结婚，生有一男二女，即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大姐、二姐。一九一七年胡氏病故，翌年父亲与青城南关杨氏结婚。杨氏即我的生母，生有三男二女，即我和我的三姐和两个弟弟、妹妹。三姐四岁时夭折，小弟弟不满周岁夭折。
父亲于一九二九年曾在当地一支地方武装（民团）中任书记官，一九三〇年夏被晋军收编后遣散回家。回家后，父亲每天早饭后就去城里，到些熟人处聊聊天，下午有时晚饭前，有时晚饭后回家。他到家后喝茶看报，有时到地里查看一下庄稼生长的情况，向长工布置农活。那时还常有人碰到什么事情来请他出谋划策，或打官司请他写诉状。有时他还对我们讲一些如何做人处世的道理。
父亲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下，有一些进步倾向。他很注意时事新闻，常年订阅报纸，早年参加过地方自治运动。为普及教育，在他倡导和资助下，我们村把一座庙改建成国民小学校。他主张男女平等，女子天足等等。
一九三一年春，我祖母去世，当年秋我大姐夫被人砍伤致死。一九三二年夏，我哥哥又病故。父亲悲叹一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从此，他心恢意冷，不理家政，坐吃山空，家境每况愈下，很快就败落了。
父亲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农历戊子年三月十五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当时我和弟弟因参加革命都不在家，没有一个儿子为他送终。
我母亲杨氏生于一八九四年四月三十日（农历甲午年三月二十五日），和我父亲结婚时二十四岁。娘家家境贫寒，嫁到一个大户人家受人冷落。上有婆母下有儿媳，夹在中间也很难处，丈夫又有外遇，所以总是愁眉不展。她把全部的爱和怜都倾注在子女身上。每晚在灯下，母亲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们讲故事。她虽不识字，但知识很丰富。她给我们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孔融让梨、林则徐禁烟、吴三桂投降满清、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还有台湾、海参崴、库页岛过去都是中国的地方，后来被日本、俄罗斯霸占去了等等。我很小就从母亲那里获得很多知识。我到外地去求学，临行前她总是再三嘱咐。
母亲嫁到陈家没有得到多少欢乐，但她承受了家境最困难时期的重担。从一九三九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六七年中日寇汉奸和国民党游击队横征暴敛，又遇荒年粮食歉收，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父亲在家什么也不管，我和弟弟又都在外参加抗战，家中一切全靠母亲张罗。过去农活都是雇人来干，这时只好由母亲带着几个儿媳来干，一年收入连缴纳苛捐杂税都不够，便变卖家俱器皿。全家人无论长幼都以糠秕野菜充饥，真是困难到了极点。
值得欣慰的是母亲晚年过的很幸福，解放后社会安定，我们兄妹三人都有固定收入，她老人家不愁吃穿，子孙满堂，生活美满。一九七七年冬，她股骨颈摔断，卧床不起，我弟媳给予了无微不致的照料。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十九时四十五分，母亲心脏停止跳动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七岁。在她弥留之际，我和弟弟都守在她的床前。遗体火化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哥哥（景昆）生于一九〇四年（农历甲辰年，月日不祥），一九一八年结婚，生育三个女儿。他曾在济南市上过一年初中，后转入蚕桑职业学校，毕业后回乡。当时家中养蚕培植桑树，采摘桑叶由长工来管，养蚕、收茧、缫丝则由嫂嫂和两个姐姐负责，哥哥只作些技术性指导。
哥哥每天到城里去闲玩。一九二九年夏，在给别人写诉状中辱骂县长被拘押，父亲花钱把他赎出来。他到了济南又犯了烟禁被拘，父亲再次把他赎出来。他去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在一个开照相馆的朋友家居闲[注]，后去了辽宁营口当小学教员。一九三〇年冬回家，次年在本村小学任教，一九三二年夏病故，终年二十八岁。
嫂嫂杜氏生于一九〇二年九月三十日（农历壬寅八月二十九），名杜可芳，娘家是杜家集，家庭妇女。哥哥逝世后，她把命运寄托在女儿身上，寡居终生。从一九四八年起，嫂嫂跟随大女儿陈震生活。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嫂嫂因病在成都市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大姐生于一九一二年（农历壬子年，月日不详），名景荣。一九三〇年春，与徐霞寨杨淑泮结婚，做家庭妇女。一九三一年秋，杨淑泮在收秋时与短工发生口角，被短工用镰刀刺死。次年，大姐生一女儿（遣腹子），她公公又给她要了一个男婴做养子。她长期守寡，晚年因女儿早已出嫁，养子先天低能，生活极度困难才再婚。一九八二年春，大姐病故，享年七十岁。
二姐生于一九一五年（农历乙卯年，月日不详），名景兰。一九三二年春，她与岳家庄王泽澄结婚，做家庭妇女。一九四二年，王泽澄在济宁五大牧场工作时服毒自尽，二姐将其灵枢运回家乡安葬后改嫁，和一商人高某结婚。高某下乡遇到日本鬼子扫荡被枪杀，二姐将高某遗体送回家乡桓台，后来又与赵家刘承增结婚。二姐同前两个丈夫都没有子女，同刘承增生有一男三女。在我童年时，兄弟姐妹中不记得有人陪我玩耍，只有二姐时常带我玩，使我在童年减少了一些孤单。一九七六年春节，我回家乡探亲，临回部队时听说二姐感冒，我买了一些药托人给她捎去。回部队不久就收到弟弟来信，说二姐在我离家后的第二天（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就逝世了，享年六十一岁。仅仅是感冒就夺去了她的生命，我不禁潸然泪下。
弟弟生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农历丙寅十月初五），名景岚。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他与张家庄于增兰结婚，生有两男二女（一男孩夭折）。弟弟于一九四四年夏参加革命，共产党员，现已离休，离休前在山东省惠民地区水利局工作。
妹妹生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农历癸酉三月二十八日），名景莲。她于一九四八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二年春调任机要工作，共产党员。爱人孙欣甫，他们生有三个女儿。妹妹现已离休，离休前在中共安徽省委信访处工作。
大侄女生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一日（农历庚申八月三十），原名继萱，曾用名帼眉、少真，现名陈震。一九三八年秋，大侄女参加抗战，一九三九年春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已离休，离休前任四川省成都市总工会副主席。她于一九三七年冬，与本县茹家窑董梦龄结婚。两人政治立场不同，陈震留在敌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工作。一九三九年，董梦龄在日军空袭中被炸身亡。陈震于一九四零年同王墨林结婚，生有两男一女。一九八四年，王墨林病故后她又同彭光伟结婚。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日，大侄女病逝，享年八十岁。
二侄女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四日（农历二月二十二），原名帼俊，现名陈屏。一九四一年，二侄女去安徽阜阳国民党统治区求学，后因遭日军进攻学校西迁，一九四七年只身逃往延安参加革命。二侄女是共产党员，现已离休，离休前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她原爱人岳邦询，生有两男两女。岳邦询于一九七一年病故，后又同刘兆丰结婚。
小侄女，生于一九二九年（农历已巳年，月日不详），名帼英，一九四二年病亡，年仅十三岁。
前面提到陈景峨之子陈继龙，他叫我叔叔，生于一八九一年（农历辛卯年，月日不详）。他年轻时在北京学徒，因患肺痨被辞退回乡。这时他家中已没有别人，土地已卖光，几间房子也被堵了门，他已无家可归，跑到她母亲的坟前啼哭。街坊见了就告诉我祖母，说你家继龙回来了，在他娘那坟上哭呢！我祖母把他领回家中，给他治病，调养，病好后又给他找了老婆。
一九一八年，我哥哥结婚前，祖母和父亲对继龙说：你叔要成亲，要用你们住的西屋做新房，你们就出去自己过（日子）吧。于是，把他的房子修缮好，给了他们四五亩耕地。从此，他们夫妇就另立门户独立生活了。他们生有三男三女。在我童年时，凡重大节日继龙都到我们家这边一块过节，农忙时也过来参加劳动。我们家从我曾祖父起又另立了新墓地，这新墓地是由我们家管理的，我曾祖父以前的老墓地则由继龙管理。继龙于一九七六年秋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我童年，我们家还有一个我叫他三大爷的人，他叫李金城，是我曾祖父女儿的儿子，他叫我祖母妗子，我父亲叫他表哥。他家原来也是大财主，后来败落了。当时他家中已没有别人，财产业已卖光，只剩他光棍一人。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便住在姥姥家（即我们家）吃闲饭。一九三一年夏，他患严重的精神病，当年秋就去世了。
我们家有一片很大的宅院，正院是个四合院，北屋三间砖墙瓦顶，有前廊，是一八九五年黄河决口前的老房子，已破旧不堪无人居住。其他房子都是一八九五年黄河决口后在我祖母主持下重建的。东屋六间，土坯墙平顶。北头三间祖母和两个姐姐居住。南头三间是厨房，天气不热的时候，吃饭时全家就围着锅台用餐。南屋三间，土坯墙石灰抹面，平顶，有一间前廊。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居住，我和弟弟都是在这所屋里出生的。东头一间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单人床，父亲有时住在这里。西屋六间砖墙平顶，哥哥和嫂子带着侄女们住在南头三间，北头三间是粮仓。西屋南头还有两间半棚子，两间堆放杂物，半间是厕所。东南角是大门，门洞西侧与南屋相连有一间门房，过去是佣人住的地方，后来堆放饲料农具等杂物。
院子当中有一棵直径约三十公分粗的大槐树，枝叶遮住了大半个天井，夏日浓阴蔽日。白天家人在树下干活，吃饭，晚上在树荫遮不到的地方铺领箔，全家老小躺在上面纳凉。孩子们一边仰望星空，一边听着大人讲着动听的故事。
东院有三间西屋，土坯墙石灰抹面，平顶，父亲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东屋三间土坯墙平顶，堆放牲口饲料。西屋南边与车棚相连，车门朝南就在正院大门东侧。车棚内停放着一辆大车、一辆拖车和耙、耢等大型农具。车棚东侧是两大间南屋，是饲养牲口和长工住的地方。
南院有三间磨房，还有两个鸡窝，磨房内安有一盘磨、一盘辗，还有一架扇车。磨坊虽是我们家的私有财产，但我们家乡的习俗实际上是乡邻公用的。
北院有三间东屋，土坯墙石灰抹面，平顶，有前廊，我那个三大爷住在这里。这座东屋后边有两间坐南朝北的敞棚，里边堆放一些木料。其它都是空地，种有很多树木，其中有一些枣树和杏树、桃树，花椒、葡萄、香椿等。除枣树稍多一些外，其他树也都只有一棵。
正院的北屋在一九三二年春进行了翻修，基本按原来的样子修建，但房顶除前廊是瓦顶外，后面改成平顶，另在西头建有一间地下室。翻修后，父亲、母亲带我和弟弟就搬到这里居住。一般冬天父亲就睡在地下室里。妹妹就是在这座北屋出生的。这时哥哥和嫂子带着三个侄女从西屋搬到南屋居住。
家中经济来源主要靠农业收入。在我童年时，家中拥有良田一百五十余市亩，雇有两个长工、一个童工、一个女佣，农忙时再临时雇请短工。由于那时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和我父亲挥霍无度，所以入不敷出，每年年底就典卖土地还债，耕地数目逐年减少，江河日下，家境很快就败落下来。一九二五年以后家里就不再雇童工和女佣了，一九二九年以后连两个长工也雇不起了，只雇一个长工，饲养的牲口也减少到只喂两头牛，在这以前除了耕牛外还喂一匹马。到了一九三八年，家中只剩下将近四十亩耕地，连一个长工也不雇了，只在农忙时雇几个短工。据土地改革后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土改”时家中还有耕地二十八亩二分九厘；房产、场院、荒地等八亩八分三厘四毫；家庭成员共九人。
在我的童年，政局十分混乱，军阀连年内战，各地盗匪蜂起，加之旱涝无常，五谷歉收，经济萧条，百业凋敝。日本帝国主义又经常挑起战端，真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过一天平稳日子。
一九二五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为山东督军，横征暴敛，人们常说：“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要八元（一两银子是计征田赋的单位）。”一九二六年闹蝗灾，庄稼被啃成一根杆，颗粒无收。一九二七年又遭大旱，赤地千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二八年春，土匪张鸣九，王宝庆先后在青城城南柳树高家、南徐家、刘姑台家各村绑架肉票六人，勒索银币二万五千元。初夏又发生了日军出兵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是年八月，土匪岳滨州、王宝庆率百余土匪窜入青城城里，捣毁县政府，抢劫财物无数，绑架肉票二十余人，勒索现金八万余元。
为了防范匪患，一九二八年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红枪会运动，以迷信手段把群众组织起来，每户一丁，用红布包头，胸前着红布兜兜，手持红缨枪。大村设立坛场集合会员做法事，发现匪情，迅速调集会员进行围剿，对土匪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我们家是哥哥参加，他不包红头巾，不着红兜兜，也不参加法事活动，只是在全体会员集合时，他才扛一杆红缨枪去参加。后来红枪会由县政府加以控制，改称联庄会。县里还成立了一支三百余人的脱产的地方武装，叫民团大队，我父亲就在这支民团大队里当书记官。
一九二九年一月，土匪王宝庆又窜到青城城南鹿家庄、翟家、毛家、张巩田家一带进行抢掠，并杀死联庄会员高玉兰。联庄会迅速集中进行围剿，匪徒被追至千佛庙村内被歼灭，此次围剿战斗联庄会员牺牲十五人。此后青城境内虽较平静，但东边滨县、蒲台（县）境内仍有土匪活动。是年夏哥哥离家去了绥远，父亲在民团大队供职不常回家。到了秋后为防匪患，父亲在小北关租了一间房子，由嫂子带着两个姐姐、三个侄女住在那里。家中只有祖母、母亲、我和弟弟，还有一个长工。
一九二九年春，家中还发生了一起摔死长工的事件。这时家中雇有一个长工老段，另外田家庄我那个舅舅胡思奎（我前母的弟弟）也在我家。当时他家已经败落，他又不爱劳动，便在我家像管家似的，照料一下生产，祖母也给他一个长工的工钱。清明刚过，他和老段商量要给东院内一棵粗大的柳树修修枝。老段说他可以爬上树，舅舅说树太粗抱不过来还是用梯子上。舅舅便到正院去扛梯子，等他扛着梯子回到东院时，大吃一惊，只见老段仰卧在地上，腰间别着斧头，手中握一根树枝，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家里赶紧到城里找来医生，抢救无效死亡。虽然事故是由他个人冒失造成的，但是我们家也花了不少钱。
一九三〇年仍不太平，各派军阀有孙殿英、刘珍年、孙良诚、陈调元等等，你来我往，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春天大姐出嫁时，还请民团大队派了一二十个士兵随轿护送。
到了是年春夏之交，又爆发了以蒋介石为一方和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的中原大战。群众对蒋的部队称南军，对冯、阎的部队称北军。五月初，北军进驻青城，五月二十六日南军来攻城，我们村正处于南军攻城的出发地，整日介枪炮声不断。由于无法外出采桑，大批已过三眠的蚕因无饲料，都倒在粪坑内。一天，数名南军士兵由北院翻墙闯入我家，他们翻箱倒柜抢掠财物，用枪射杀鸡鸭，全家人吓得战战兢兢。祖母决定她同继龙留下看家，其他人立即离家逃难。于是母亲带着嫂子、二姐、我和弟弟、三个侄女，还有继龙的媳妇和孩子，一起逃往杜家集嫂嫂的娘家避难。十多天后，南军撤走，我们才回家进行麦收。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取得了胜利，中原地区的战事停息下来了，但中国的内战并没有停止，除了蒋介石继续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外，在边远省份的战争仍不断发生。
一九三一年五月，两广军阀反蒋，成立了粤国民政府；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月间，广东海域发生海空战斗数次；一九三一年三月、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月，四川军阀接连开火；一九三一年八月，蒋介石和石友三在河北交战；一九三二年九月，韩复榘和刘珍年在山东昌邑又打了起来；一九三三年 二月、四月、六月，一九三四年二月，新疆的回民部队向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进攻，接连挑起战端；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压制抗日运动，命何应钦于当年七月、九月数次向“抗日同盟军”进攻；达赖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藏军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月、六月、九月先后向青海、四川等地发动进攻；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月、十一月、一九三四年一月，贵州军阀也不断打仗；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和一九三四年一月，蒋介石的中央军向十九路军进攻，使“福建抗日人民政府”宣告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日益猖狂。一九三一年夏，日本指使韩侨在吉林强占农民土地，制造了万宝山惨案。秋天，日军在沈阳向中国军队进攻，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下，东北军退入关内并调往“剿共”前线。日军逐步占领了辽、吉、黑、热（热河省）整个东北四省，并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府。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又在上海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坚持了一个多月给敌人以重创。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对“淞沪抗战”进行阻挠破坏，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同年秋，八月二十一日，日军在热河向我驻军进攻，于南岭展开激战。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华北进攻，驻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一线奋起抵抗。蒋介石却镇压抗日运动，阻挠前线抗战，使长城抗战遭到了失败。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度过的。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祖母和哥哥相继去世。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二年，大姐和二姐先后出嫁。到了一九三三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这时家中大人只有父亲、母亲、嫂子三人，其他六口都是孩子。全家没有一个能参加劳动的人，生活更加艰难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开照相馆的朋友叫孔夏庭，是我们邻村邵家庄人，青年时贫穷无业，妻子分娩时我祖母将她接来家中给以周到的照料。我父亲又介绍孔夏庭去学照相，学成后去了归绥自开照相馆，成了小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