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姥姥家，一个是我前母的娘家姓胡，家在田家庄；一个是我生母的娘家姓杨，家住青城南关。
田家庄这个姥姥家，我童年时只有一个舅舅（即前提到的胡思奎）、一个妗子、一个表姐、两个表妹。
还有一个表哥叫胡省三，是舅舅前妻所生，因与继母不和离家出走没有音信。一九九〇年，我得知他在保定市邮电局工作（已离休），借去石家庄的机会去看过他，此后常有书信往来。
舅舅于一九三〇年就去世了。那时我每年过年时都去给妗子拜年，平日有时母亲也叫我去看望一下，但我来往密切的还是南关这个姥姥家。
我童年时，南关姥姥家有外祖父、外祖母、两个舅舅、两个妗子、四个表哥、两个表姐。我父亲对他的岳父母很不尊重，不论平时还是过年过节，我从未见过父亲到姥姥家去过。
外祖父杨兆升，年纪已很大，脾气很坏，也许是由于得不到我父亲的尊重，把气撒在我身上，对我总是看着不顺眼，说我没出息，将来只能戳狗头（意即当乞丐，因乞丐要拿一根棍子防狗）。没有料到后来，他的孙子当了乞丐。
外祖父于一九二六年就去世了。外祖母顾氏，为人宽厚心地善良，除了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扶养成人外，两个孙女都因幼年丧母也是由她抚养成人。她晚年双目失明，身边无人照料，生活很苦，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或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去世。当时我在外地求学，所以对外祖母的去世没有印象。外祖母的娘家是以张箩为业（做筛面用的箩和笼屉等），所以我的舅舅和表哥们也都学做这种手艺。
大舅杨寿增，前妻生一个女儿后病故，继娶的妗子生有一个儿子叫杨步云。
二舅杨寿贵、二妗子王氏。他们生有三个儿子，老大杨连云、老二杨秀云、老三杨兴云，还有一个女儿杨瑞云。二妗子很早去世，二舅没有再婚。
我童年时，姥姥家早已分居，大舅、大妗子、步云表哥他们是一家，连云、秀云两个表哥也都独立生活。外祖父、外祖母、兴云表哥、两个表姐都和二舅共同生活，所以二舅负担最重，连他自己他要养活六口人。我们到姥姥家去都住在二舅家里。一九四七年，二舅生病，因无人照料就住到我家，直到病故。
兴云表哥抗战时给我们做情报员，在青城南门外开一个茶馆。城里伪军内的关系把情报交给他，我情报站每天派人到他的茶馆来联系。如有紧急情报，他就立即骑上自行车把情报送往情报站。他在担任情报员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妻子早年去世，晚年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生活无着，靠讨饭糊口。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便按时给他寄生活费，使他过上了温饱生活。从一九七三年起直到他一九八〇年去世，我供养他整整七年。
在父母包办下，我曾和我的小表姐杨瑞云结为夫妻。她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按十足年龄算，她比我大将近三岁。她幼年丧母，由祖母（我的外祖母）抚养长大，没有上过学。我们从来没有吵过嘴、打过架，但由于文化水平和个性上的差异，我们只有表姐弟之间的亲情，而没有夫妻之间爱情，最后终于分手了。也许是我们缺少互相了解，培育感情的机会。我们保持夫妻关系十五年之久，但共同生活的日子累计不到两年。在我参加革命前求学和当教员时，只有寒暑假我才回家。我参加革命后便远走他乡，与她长期分离了。
她于一九四六年参加工作，一九五〇年春给我来信说：我们年龄都不小了，长期分离不是个办法。她要求到部队来，说要不能和我生活在一起就干脆离婚。我回信同意离婚，由她到当地政府办了离婚手续，不久她就再婚了。她一生没有生过孩子，收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她丈夫已经去世，她离休后和她养女生活在一起，离休前在一个基层供销社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