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农历新年过后我上了学，取名景仑。大侄女也和我一起上学，她起名继萱（帼眉、陈震）。
学校在我们村东头，离家不过一二百米，就是我父亲主持修建的那所学校，校名叫“施家庄国民小学”。学生来自我们本村和附近的小王家庄、邵家庄、顾家庄、小于家庄等村，有三十几个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比较大，大都在十五六岁左右，而我的年龄很小，实足年龄才五岁多一点，大侄女比我大一岁。教员是我哥哥的盟兄弟，叫曹全智，字学村，本县曹家店人，同学们都叫他“老师”，而我叫他“先生哥哥”。大人们说过多次要我叫“老师”，可是我总是改不过口来。
当时只有《国语》、《算术》两门课。《国语》课本是“新共和教科书”，有光纸印刷线装本。
《国语》第一册开头几课的内容是：人、手；刀、尺；巾、布；米、豆；井、田、石；日、月、星……。《算术》没有课本，由老师教阿拉伯数字和一到两位数的加减法。在这里我读了一年，第二年因闹土匪学校就停办了。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我和大侄女到一家私塾就读。这家私塾在青城城里，北小街中段路西临街的一所房子里。向街的门不开，要从这间房屋南头一个大门进入院内，从开在院内的房门进入室内。院内西边是邮政局。在这就读的只有五个学生，都是富家子弟，除了我和大侄女外，另外三人是：赵春林、田肇祥、王泽澄。
赵春林家住城西北赵家（今高青县木李镇内赵）。她父亲在天津开被服厂，给军阀部队做军装发了财成了暴发户。此人在抗战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据说解放后去了台湾。
田肇祥是田镇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子弟，抗战前也是终日游荡、不事劳动。一九三八年春，他欲刺杀一个国民党游击队头子，反被对方击毙。
王泽澄是岳家庄人，当时已同我二姐订婚，他的结局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家私塾是由学生家长凑钱开办的，教师是城北赵家（今高青县木李镇中李赵）赵仲波。没有正式教材，老师也时常不在，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下半年土匪活动频繁，并一度窜入城内抢掠，这家私塾也就停办了。
一九二九年初，城里两所县立小学开学了，当时男女分校。“青城县立高等小学”（完全小学）设在文庙，只收男生，我就到该校就读，从一年级学起。另一所“青城县立女子小学”，设在大寺，大侄女就到该校就读。过了暑假，实行男女同校，“青城县立高等小学”改称“青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高”。“青城县立女子小学”改称“青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简称“二高”。两校都是完全小学，男女兼收。“二高”比“一高”离家稍近，我便转学到“二高”和大侄女同校同班，都读一年级下。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由于“中原大战”的影响，学校停课，暑假后改为秋季始业。开学后从二年级上学期开始读起，到一九三三年暑假前初级小学毕业，暑假后未经考试即升入五年级。
一九三四年暑假后，“一高”、“二高”两校合并，改称“青城县立城内小学”。原“一高”（在文庙）是“高小部”，为五、六年级。原“二高”（在大寺）是“初小部”，为一至四年级。我和大侄女原属“二高”“二级”，合并后叫十级二班，原“一高”和我们同年级的那个班叫“十级一班”。到一九三五年暑假前，我读完了一到六年级的课程，小学毕业。
从一九二九年起，学校使用的教材是“新中华教科书”新闻纸印刷平装本。学习的课程一、二年级有《国语》、《算术》、《音乐》、《美术》、《体育》；三、四年级有《国语》、《算术》、《常识》、《党义》、《音乐》、《美术》、《手工》、《童子军》；五、六年级有《国语》、《算术》、《自然》、《卫生》、《地理》、《历史》、《公民》、《音乐》、《美术》、《体育》、《手工》、《童子军》。五、六年级时，《国语》老师还选些小说、散文、诗词等，石印后发给学生学习叫做《讲义》。
《国语》就是现在的《语文》；《常识》是包括自然、卫生、天文、地理、历史等一般普通知识。到了五、六年级，《常识》课便分成《自然》、《卫生》、《地理》、《历史》四门课程了。《党义》和《公民》是讲述国民党的政治理论、主张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法令、政治制度的；《美术》课学的铅笔画、水彩画写生、素描等；《手工》课有折纸、编织、刻竹、制做纸花、水果模型等。
那时，每个学生都加入童子军，穿童子军服。每人装备有一根直径约四厘米、长一百五十厘米的童子军棍，一条直径约三毫米、长十来米的线绳，一把六用小刀。《童子军》课有体操、结绳、旗语、救护、野外求生等。四年级时还开过《珠算》课，但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停了。
三年级开始增加了《作文》和《习字》。
《作文》就是学习写文章，每周一次，排在星期六下午，第五第六两节课，由老师出题目，有时也让学生自己出题目。那时作文有实际内容的很少，多半是“春夏秋冬”、“风花雪月”的陈词滥调。文章开头差不多都来一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或“光阴荏苒，转瞬又是一年”。到了五、六年级，学生的文化、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时有的学生写出一些写景、抒情、说理、叙事的好作品，或针砭时弊，抒发报国之志的慷慨激昂的好文章。
《习字》就是练习写字，现在叫《书法》。其实《书法》是指用毛笔写汉字的艺术，对于一般练习写字来说，叫《习字》更恰当些。那时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习字》是每天在午休时间，写一篇大字和一篇小字。写大字的纸叫“仿稿纸”，每张约55×55厘米正方形，每天用半张纸写十八个字，每个字的大小约6×6厘米。开始是老师写出字来做底样，学生把纸铺在上面照着描摹，叫“写仿”。这样练习一个时期后就不再描摹，对着《字帖》临帖。写小字用的纸叫“毛边纸”，订成20×14厘米大小的本子，每天写一面，约二百个字，每个字大小约0.8×0.8厘米。有的同学字写的很好，我的字不行，怎么也写不好。离开学校后就干脆不用毛笔了，但是钢笔、铅笔等硬笔字也写不好。
孙中山是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生的，这一天是星期一，国民党便把星期一定为“纪念周”。每逢星期一，党政机关、学校都举行纪念活动。学校是每星期一的第一节课做“纪念周”，全校师生集会，由校长或一个教师任主席，由一个教师或学生任司仪。程序是：1、全体肃立；2、唱《党歌》；3、向总理遗像三鞠躬；4、朗诵《总理遗嘱》；5、静默致哀（三分钟），默哀毕；6、主席致词；7、自由讲演；8、礼成。唱《党歌》就是唱国民党《党歌》，这首歌是以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为歌词。歌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议决以此歌代国歌，一九四三年定为正式国歌。总理遗像、总理遗嘱中的总理即国民党已故总理孙中山。向总理遗像三鞠躬时，司仪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大家跟着鞠躬。因“二”和“儿”谐音，所以说再鞠躬，而不说二鞠躬。
《总理遗嘱》是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前，弥留之际命汪精卫起草，在场的国民党要员签字的一个文件。内容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国民党及其政府机关、团体，每逢集会都要高唱《党歌》和背诵《总理遗嘱》，但他们从来也没有人准备去实践过。其总裁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成了民族罪人，其副总裁汪精卫即《遗嘱》的起草者当了汉奸卖国贼。
主席致词一般是讲述一周来国内外时事，本省本县的重大事件，本校教学行政事宜。自由讲演是安排品学较好的学生发表演说，但不是每次都安排。
那时政府机关和学校实行两餐制，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吃早餐，下午四点吃晚餐。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是：寄宿生五点半起床，走读生五点五十分前到校；六点到六点二十分，早操；六点二十分到六点五十分，洗漱；七点到七点五十分，第一节课；八点到八点五十分，第二节课；九点，开饭；十点到十点五十分，第三节课；十一点到十一点五十分，第四节课；十一点五十分到午后一点五十分，午休、习字；午后两点到两点五十分，第五节课；三点到三点五十分，第六节课；四点，开饭；四点三十分到六点二十分，课外活动；六点三十分至八点三十分晚，自习；九点，就寝。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记得不可能十分确切，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课外活动大多数学生是在体育教师指导下进行体育活动，有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单杠、双杠、秋千、跳高、跳远等。也有少数学生进行学生会、伙食委员会及文娱活动。晚自习也叫念灯书，一、二年级不参加。一、二年级在第一节课上早自习，早自习就是朗读《国语》课文，大家扯着嗓子吵，有如蛙鸣。所谓“书声朗朗”，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吧！
我读小学时大部分时间是走读，每天往返六趟，光在路上就要消耗一两个小时，到了冬天到达学校时天还不亮。那时城门夜间要关闭上锁，我们进城时城门还不开，幸亏那时我个子小，只好从城门底下的空隙中钻过去。无论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有时阴雨连绵，有时风雪交加，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寒暑假外，天天来往于从家到学校的路上。
在城内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初小学生，都是家住城区或近郊村庄的。初小毕业后，大部分学生都退学了，只有少数不经考试升入高小。那时每班五十个学生，不足的名额便从农村小学招收，要进行考试择优录取。从农村来的学生离家较远，他们都在校内寄宿、就餐。住宿是学校免费提供宿舍、床铺，个人自带被褥。吃饭是由学校免费提供厨房、厨具、餐具，其它由学生自理。学生会推选伙食管理委员会（俗称饭团）负责采购食品、燃料，管理帐目，安排食谱，向就餐者收取伙食费。烹饪雇请伙夫（一般都称工友），工友工资摊入伙食费。那时伙食水平很低，主食是小米、大豆的混合面做的窝窝头，早餐加小米粥。这在当时已经是属于上等伙食了，农民普遍是吃高粮面窝窝头。副食一日两餐都是吃用罗卜腌制的咸菜，晚餐每人加碗青菜汤。每逢传统节日，如端午、中秋、阳历元旦时，也改善生活，从馒头铺买馒头，每人一碗大锅菜，依季节而定一般是蒜薹、茄子或大白菜炖猪肉。
我在五、六年级时也曾到学校寄宿过，结果被传染了一身疥疮。再经我传染给全家，闹了一两年才治愈。但我一直是回家吃饭，家中是一日三餐，我们回到家饭不是冷就是热，吃的也是窝窝头咸菜，跑一路也吃不下饭，所以那时面黄肌瘦，体质很差。父亲视若无睹，母亲无能为力，只好自己苦撑着。
我上小学时还有一些节日和纪念日。
一年中，第一个节日当然是元旦。县政府组织庆祝会，搭民间唱戏的那样一个舞台。地方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在台上，台下与会群众、机关人员和学校师生均列队，市民和城郊农民则簇拥在一起。例行仪式举行过后，各小学学生演出节目，多半是小歌舞和小话剧。第二个节日是“总理（孙中山）逝世纪念”，是在三月十二日，当时国民党规定这一天是“植树节”，一般都在城郊新栽一片小树林中集会。与会的有机关公务员、学校师生和市民，还散发宣传植树造林的传单。国民党还规定四月四日为“儿童节”，但没有什么活动。五月四日也举行游行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国民党把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定为“国庆节”，因为这一天是十月十日，所以也叫“双十节”。这一天除进行集会外，晚上还进行游行，每人都要打一个灯笼，叫“提灯会”。十一月十二日是“总理（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也举行集会。以上各节日，城区各商店都悬挂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元旦还要贴对联，多半是“卧薪尝胆”、“雪我国耻”之类的词句，充满了一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气氛。
还有一些国耻纪念日，如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出兵济南的“五三惨案”；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的“五九国耻”；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举行游行示威时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射击，群众死十余人伤无数的“五卅惨案”；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长沙日舰水兵开枪打死群众二人打伤数十人的“六一惨案”以及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些国耻纪念日，一般商店都悬挂国旗，机关、学校到大街上张贴红绿纸写的标语，但不一定集会、游行，特别是五月份纪念日太多了，有“红五月”之称，也不便都举行集会。
一些新发生的事件，有的也及时举行活动，如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就举行集会，声援十九路军进行抗战，还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就集会进行声讨。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随即在全国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对人们的行为、举止提出了许多要求。如不吸烟、不酗酒、不嫖娼、不打架斗殴，举止端正，生活俭朴，车马人等行路要靠左边走等等。但其核心是要人们以“礼义廉耻”作为道德规范，所谓“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用封建伦理道德来束缚人民大众的思想，便于实行其法西斯统治。其实国民党统治者，虽满口“礼义廉耻”，但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也兴起尊孔风。过去在纪念“五四运动”时，老师给我们讲的是：“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打倒旧礼教。”“提倡新文化，提倡新道德。”现在孔子又成了圣人，是“至圣先师”，还把《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谱上曲在学生中教唱。孔子的诞生日是农历八月二十七，一九三四年的这一天（公历十月五日）在“大成殿”前举行了祭孔仪式。一九三五年夏，我小学毕业了以后有没有举行过祭孔就不清楚了。
一九三五年暑假前，我小学毕业，父亲陪着我和大侄女去惠民投考“六乡师”。 “六乡师”全称是“山东省立第六乡村简易师范学校”简称，也叫“惠民乡师”。大侄女被录取了，而我却落了榜。大侄女在惠民乡师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被勒令退学了。据她个人讲，是因为参加进步学生团体被勒令退学的。她回家后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我这一年下半年在家闲玩，也多少干点农活。
一九三六年春，父亲去了归绥，到秋后才回来。学校开学后，母亲叫我回到城内小学复习了一个学期，到了暑假去报考“高苑乡师”，全称是“高博蒲青桓五县联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被录取了，入该校四级就读。
那时，省立乡师每学期由省教育厅发给每个学生二十五元津贴，而“高苑乡师”每学期由县教育局发给每个学生，只有七元五角津贴。而且省立乡师比县立乡师的教学质量高，所以到了一九三七年暑假后父亲叫我转学到“惠民乡师”，经过在高苑乡师一年的刻苦学习，我顺利地考取了插班生，被编入二年级（上）就读。
高苑乡师校址在高苑城内南门里路东，是一九三二年经山东省教育厅核准，由高苑、博兴、蒲台、青城、邹平、桓台六县联合筹建，一九三三年建成，是年秋招生开课。第一届（一级）招收学生一百名，分编两个班。一九三四年，邹平退出，由此便成了高苑、博兴、蒲台、青城、桓台五县联立了。从一九三四年起，每年招收一个班，学生五十名。经费根据各县计征田赋的银两多少来分担，各县录取学生的名额即按各县分担经费的多少来定。第二、三、四各届（级），每届学生名额的分配是：高苑八名，博兴十五名，蒲台十名，青城五名，桓台十二名，总共五十名。该校是秋季始业，学制四年。一九三七年夏，一级学生毕业又招收了一届（五级），到了十月间因战局吃紧而停办。自从建校以来，先后招收了六个班，学生三百名。
当时我们一年级的课程，大部与小学时的课程相同，只是内容加深了一些，另外增加了《农业》、《动物》、《植物》几门课。高年级还增加了《物理》、《化学》、《教学行政》、《儿童心理学》等课程。该校教学质量平平，校风也不太好，拜把子，下馆子之风盛行。有的学生进行推牌九、押宝等赌博活动，教师也不加过问。但也有不少学生团结在进步教师周围，这些教师向学生推荐进步书籍、刊物，传播进步思想。如历史教员高某，每次上课都在学生要求下讲述时事，对课文只指点一下要点，学生自习一下就算了。西安事变时，晚上学生听到广播后不少人情绪激动，第二天听了高老师一席话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改变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敌对态度。
“绍昆”二字就是高老师给我取的“字”（别名），成了我终生使用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暑假前，芦沟桥事变已经爆发，由于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认为战事局限于平津一带，八月中旬我还是转学去了惠民乡师。惠民乡师即“山东省立第六乡村简易师范学校”，校址在惠民县城北城墙内。
日寇占领平津以后，一路沿平绥路西进袭大同，一路沿津浦路南犯，于九月二十四日占领保定、沧县。九月二十六日是星期日，我和几个同学到惠民城西六七里路的孙家及附近各村进行抗日宣传。下午返校后，见布告栏贴出了《通告》。《通告》说：接到省教育厅的电报称，因战火已逼近我省，为保障师生安全，兹责令各校立即解散。为此学校要求全体师生，务于两日内离校。这时，本县同学杨可忠来对我说，他弟弟骑一头小毛驴来给他送东西，他约我于明天一同用小毛驴驮着行李回家。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就离开了我才住了一个来月的惠民乡师，踏上了回乡的路途，从此也就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涯。
读书十年，我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也逐渐懂得了人生的价值。起初我面对家道中落感到前途渺茫。我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幻想：要做科学家，做工程师……，要挣钱，要重振家业。我对父亲、哥哥吸毒等恶劣行为，深恶痛绝！我下决心不吸毒、不赌博、不嫖娼、不酗酒，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会打麻将。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那时正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使我不能不首先考虑到国家的兴衰，没有“国”哪还有“家”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要报效祖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全国抗日的怒潮日益高涨，于是我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走上了抗日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