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从而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向华北大举进攻的同时，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
津浦铁路北段，日军于九月二十四日占领沧县以后，又于十月五日占领德县（今德州）。在津浦线负责抗敌的第三集团军，由于韩复榘的消极观望，部队前进迟缓。日军遂于十一月五日，兵分数路向第三集团军进攻，一路接连攻占平原、临邑、禹城、高唐，向齐河迫近；一路相继占领盐山、乐陵、阳信、惠民，于十三日占领济阳，兵临黄河北岸。
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退守黄河南岸，沿黄河布防，调集民夫在黄河大提上构筑防御工事。我从惠民乡师回到家中后，便和本村同伴一块参加构筑工事，每天拂晓就赶到工地，直到日落才收工回家。
十二月二十五日半夜，听到西方炮声隆隆。拂晓，我们赶到构筑工事的工地时，连个人影子也没有，只好返回。路过县城时，我们顺便到城里看了一下，发现县政府、保安队、公安局等所有各机关都逃之夭夭了。这些机构的住处挤满了人群，一切家具、设施等，凡能拿走的都被人们抢走，拿不走的被砸个稀巴烂，到处一片狼籍。
事后得知，日寇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自齐东县台子镇渡过黄河，随即经齐东（九户）、邹平直取周村。二十六日，日军继续东犯，占领张店、淄川、博山等县城，切断了胶济铁路。另一路日军分为两股于二十六日同时从齐河、济阳南渡黄河，二十七日占领了山东省会济南，三十一日占领泰安，从此我们的家乡便沦落敌后了。
当时入侵山东的日本鬼子仅有三万人，而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就有十万之众，加上地方保安团（鲁北、鲁西及鲁中二十六个县县长被委任为“游击司令”）合计有几十万大军。但在敌人进攻面前却不战即溃，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的地方官员，也在敌人未到之前就闻风而逃。什么“坚壁清野”、“焦土抗战”、“抗战到底”、“寸土不让”等等，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言。
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逃跑了，在敌后一夜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司令。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扩充实力，抢占地盘，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无恶不作。他们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对日寇妥协投降，后来干脆丢掉抗日的旗号当了伪军。
青城人王馨堂、杜学洪等人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拉起了一支五十余人的队伍，叫“人民自卫团”。
王馨堂字兰亭，青城段王村人，事变前在平原乡师（省立第五乡师）任教，学生时期是跨党分子，被中国共产党清除出党。杜学洪字申堂，青城杜家集人，行伍出身。由于青城地方势力薄弱，一时成了各派游击队争夺的重点地区。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尾随日军自河北开来一支队伍，自称叫“忠义救国军”，实际是一帮土匪。其司令张宗援，外号叫张扒皮。前敌司令刘桂棠，外号叫刘黑七。他们是从一九一五年起，就流窜于华北各地的股匪头子。他们在青城住留月余，尔后东移，后被汪精卫收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师，刘桂棠任师长，在鲁南费县柱子安设据点。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军攻克柱子据点，全歼守敌一千余人。横行二十八年，为害华北七省、作恶多端的匪首、汉奸刘桂棠亦被击毙。
“忠义救国军”开走后不久，盘据在黄河以北惠民、阳信、无棣、乐陵、庆云一带的刘景良，又于二月下旬率部来到青城，数日后乃北返黄河以北，委派李成文为青城县长驻守青城。刘景良原系韩复榘驻乐陵部队某营的一个副官，第三集团军撤退时，他擅自带领部分士兵脱离部队，在当地招兵买马，拉起了一支队伍，后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鲁北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战时期成了鲁北的一员反共健将。
四月十六日，活动在齐东一带的孟昭进部进驻青城，把李成文逐走。孟昭进齐东人，原系西北军军官“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发动抗战，拉起一支部队叫“中国民众抗日义勇军”。一九三八年秋被石友三收编为“六十九军先遣第二梯队”。因其与八路军联合抗战，是年底被调往河北省南宫一带。
孟昭进在青城住了不到一周，原在博兴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十三游击支队”周胜芳部，向青城开进将孟部逼走。遂把王馨堂、杜学洪部收编为其第三大队，委任杨翔南为青城县长。杨翔南青城南关人，事变前为国民党青城县党部常委。
五月初，周胜芳制造摩擦，率部去邹平、长山一带进攻八路军，梁建章乘机进驻青城，并继续留任杨翔南为青城县长。
梁建章在“七·七”事变前任沾化县长，第三集团军撤退后留敌后抗战，沈鸿烈委任他为“山东省第十特派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简称“十保”）。此人表现进步，与八路军团结抗战。他的政治部主任冯基民是共产党员，他的政治部吸收了不少进步青年。
“十保”兵力不多，只有两个营的建制，而且都不是梁建章自己创建的，而是收编来的。两个营因原来不是一伙，互相之间也很少联系。“十保”的群众纪律还算好，他的部队时常到胶济铁路附近打游击，与八路军配合作战扰袭敌人。
八月间，大侄女参加了“十保政治部”，经常到乡下进行抗战动员工作。因梁建章到青城时间不长，我对他了解不深，况且在他任“第十特派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之前，曾在刘景良那里担任过副专员兼保安司令，所以我没有贸然参加“十保”。为了了解各地游击队的情况，我和同学杨宗富骑着脚踏车，周游高苑、博兴、滨县、蒲台等地，见到游击队不少，但都没有真正抗战的。打听八路军的行踪，得知往南在小清河以南邹平、长山一带，往北在庆云、盐山、沧县一带。若到他们那里去，途中受杂牌游击队阻隔，于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到了青城城西周家当了乡村小学教员。青城城南邵家的邵义珠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青城城南田家的杨可忠也是我小学时的同级（不同班）同学。他们俩于一九三八年春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同年六月间，邵义珠在同日军作战中牺牲，“十保”还在青城城里给他开了追悼会。杨可忠因掉队回了家，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青城城西香姚家当乡村小学教员。
香姚家在我教书的周家南边，相距四里多路。杨可忠和我时常到一块交谈，他向我介绍了一些八路军的情况，并相约学校放寒假后一块去参加八路军。
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是元宵节，是日晚“十保”和群众举行军民联欢会。第二天拂晓，周胜芳纠集王馨堂、朱仲山等顽固派一千余人，对“十保”进行突然袭击，将“十保”机关、部队团团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当时“十保”住在青城城内文昌阁东边路南，原来当铺的院子里。“十保”据守在当铺内，并控制了文昌阁这一制高点与敌人对持。午后，八路军三支队七团一部和活动在花沟一带的“十保”特务营，以及高苑的“二梯队”，前来救援，将周胜芳等部击退，“十保”乘机安全转移。家中因不知大侄女的下落，十分担心。
我听到了八路军前来救援“十保”的消息后，便向父亲谎称去寻找大侄女，于三月七日在贾寨找到了“十保”政治部主任冯基民。正巧冯某要去八路军三支队七团，我便跟随冯某到了七团驻地长山六区刘家套（今属邹平焦桥镇）。经冯某介绍，我参加了七团，被分配在团政治处宣传队。从冯基民那里得知大侄女他们在辉里庄做群众工作。辉里庄就在刘家套西边相距十二里路，中间隔着一道小河——杏花沟。
我是借了一辆脚踏车从家里出来的。我向宣传股长李敬宇请假回家去送还脚踏车，只在刘家套住了一夜，三月八日就离开了部队。我首先去了辉里庄，找到了大侄女，他们共有五个人，其中有大侄女和窦少薇两个女同志。我向他们介绍了“十保”被围和安全转移的情况，也告诉他们，冯基民讲“十保”今后打算到章邱、齐东边境打游击的设想。我也告诉他们我已参加了七团，把脚踏车送回家后就回来。他们议论了一番后，一致决定也到七团去。最后同大侄女讲了一下家中情况，我就离开了辉里庄，回到杏花沟以东，从陶搪口渡过了小清河，途中两次碰到了日本鬼子。
将近中午时分，我走到田家官庄，听说鬼子来了，我溜进一家车马店混在旅客中间，不一会儿鬼子的汽车从门前呼啸而过。待鬼子远去后，我继续往前走，到双柳树村被“十保”特务营拦住了。我拿出三支队七团的《通行护照》，特务营勘验后就放我走了。走到花沟村，鬼子又来了，我躲进了一户人家，这时听到东边有零星的枪炮声。夕阳西下时我才上路，赶到家中已是掌灯以后了。带给家里当然是失望的消息，我说没有找到大侄女。背地里我同嫂嫂讲，我见到了大侄女，大侄女不会回来，我也要去参加抗日，我们青年人不能给日本人当顺民，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嫂嫂见我们态度坚决，并且大侄女能和我在一起，也就放心了。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九年年三月八日，驻守惠民的日军派出桑田中队侵占了青城。其中经过多次换防，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于八月十五日夜驻青城的日军才撤走。
我在家中住了两天，十一日凌晨悄悄地离开了家门。临行前，我给父亲留下了一封信，后来日本鬼子追查我的去向，父亲把这封信拿给鬼子看。他说：“我儿子已背叛了我，他出走我事前不知道，我也管不了。”鬼子也没有深加追究。
我离家后，先访问了几个同学，第一天在田镇东北大杜家村杜淮同学家中过夜；第二天在高苑城北李明安家村（村名）一位同学家中吃过午饭后，到临近的大蔡家村蔡兆衍同学家中过夜；第三天到了高苑城西东刘庄村刘裕信（后改名叫刘新民）同学家中过夜。转了这一圈，我非常失望，没有一个人愿意同我一块去参加抗战，而且有的还以学长自居，说我年轻幼稚，劝我不要盲目行动，还是回家静观时局变化再作主张。但任何人都动摇不了我参加抗战的决心。
第四天，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我到小清河以南、杏花沟以西、邹平县境内的大有李村找到了部队，正式开始了我的戎马生涯。
这时，大侄女他们已来到七团，除窦少薇分配在宣传队外，其他人都分配到民运队。过了不久，为了加强地方工作，七团政治处民运队撤消，人员全部调到“中共邹长中心县委”（对外称“八路军邹长办事处”）去了，窦少薇则申请离队回到了乐陵老家。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是马耀南，政治委员是霍士廉，副司令员是杨国夫。三支队下属有特务团、七团、十团和一个警卫营。马耀南率警卫营及七团在邹平、长山一带坚持斗争；杨国夫率特务团、十团（欠二营），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界地区开展工作；霍士廉率十团二营在淄川、博山一带山区整训。我所在的七团，团长是马晓云，政委是孙政，副团长是马千里，政治处主任是王若杰。
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为防止敌人袭击经常变换驻地，为利于隐蔽都在夜间行动，几乎每天傍晚出发到半夜甚至拂晓才宿营。那时部队还没有军装，都穿着从家中带出来的便衣，鞋袜则依靠向老百姓募捐来补充，所以老百姓都叫我们“便衣队”或“游击队”。
为了不打扰群众，部队多半住在庙宇和空房子里，没有庙宇和空房子，或庙宇和空房子住不下时，才住到农民家里。住在庙里和空房子里，睡觉时就在地上铺些柴草，枕块砖头合衣而卧。临走时，再把铺草捆好，送还原处。住在农民家里也只有睡在光席上。冬天很冷，冻的人们蜷缩着身子，还戏谑叫“当团长”。因为洗不上澡，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
那时部队也是一天吃两顿饭，给养是从老百姓那里征收来的熟食，都是粗粮，很少有细粮。每人一条给养袋，领来给养分给个人携带，开饭时炊事员收集起来馏一馏再领回来吃。下饭、解渴的汤水，是分派村民烧的米汤。每天每人只有二分钱的菜金，很少吃到菜，司务长买些咸菜给大家佐餐。
连队每天都上军事课和政治课，如果在一个地方能住两三天，宿营后的第二天起，早上都要出早操。
我们宣传队有十五个人，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连队开展“救亡室”（连队俱乐部）活动、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刷写大标语、向老百姓募捐鞋袜、战斗时动员担架、护送伤员、掩埋烈士遗体。我们夜间在政治处驻地站岗，到各哨位去查哨，到村外去放游动哨。尽管我们工作得很紧张，但大家生活得很愉快。
我入伍半个月后，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战争已进行了一年零十个月。战争的消耗已显现出日本侵略者在人力、物力方面的严重不足。日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由于战线延长，兵力明显不足。它虽占领了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但在其占领区后方的广大农村，却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控制着。日军占领的点和线，处在我抗日武装的包围之中，如同大海中的孤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日本侵略者面对上述困难和矛盾，不得不改变其侵华战争策略，于是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蒋介石由军事打击，改变为迫降、诱降；在军事上，将其侵华战争的重心，由正面战场转移到敌后战场；在经济上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对其占领区进行残酷的掠夺。
日军将其侵华兵力的半数以上配置在华北战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地“清剿”、“扫荡”，企图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在上述背景下，进入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后，战斗十分频繁。从四月初到六月初，两个月的时间里，光马耀南司令员率领的这支部队，就进行大小战斗六次之多。
四月四日，我们部队进驻桓台县荆家庄。荆家庄位于桓台城北锦秋湖畔，与小清河北面的高苑城相距十多里路。这里是国民党山东保安二十四旅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群众大会，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高苑城内的敌人于四月六日（农历二月十七）出动日伪军六十余人，向我进犯，我军当即迎头痛击。战斗进行了近三个小时，我无一伤亡，毙伤敌十余人。敌不支，仓皇逃走。
部队于战斗后移驻鱼龙湾，九日返回长山县（解放后长山县撤消，原长山地划归邹平县）境地内。部队在韩家套、刘家套住了几天，然后分兵。马晓云率七团一营西去邹平境内开展工作。马耀南率警卫营、七团（欠一营）于十六日夜拟南去长山八区活动，因天雨路滑，泥泞难行，走了不到三十里路天已破晓，遂决定就近在司家庄宿营。司家庄距长山敌人据点只有十二里路，我军的行动为敌人发觉，于是驻守长山等地的日伪军一百余人，于四月十七日（农历二月二十八）上午九时许向我部队进行袭击。我们凭着优势兵力和以村边的围墙做依托沉着应战。司家庄的村民也拿起土枪、火炮前来助战，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临近黄昏敌人逃走。此次战斗二营营长和二十二名战士光荣牺牲，击毙日军五人，伪军五十余人。
时过五天，我军又遭到了敌人袭击。当时我们部队驻扎在爱贤村（今属邹平县焦桥镇）及附近村庄，四月二十二日（农民历三初三）拂晓，日伪军一百五十余人对我军进行偷袭。
我驻三元庄、主簿寨（今大成庄）的部队，稍事抵抗后即收缩至爱贤村合力抗击敌人。前、后段、李家套等村的群众也扛着土炮前来参加战斗。我抗战军民与敌人激战竟日，黄昏后撤出战斗安全转移。此次战斗连指导员赵星凡及二十余名战士英勇牺牲，马千里副团长及十余名战士光荣负伤。第二天，敌人来打扫战场，收回被击毙的日军尸体六具，伪军尸体六十具。
一九三九年春，冀鲁边区八路军延安支队，进入惠民、济阳地区开展工作。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三支队，要开展章邱、齐东地区的工作，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
根据这一指示，马耀南司令员率领部队于五月五日（农历三月十六），开到邹平、章邱、齐东三县边界地区的田李靳村。进村不久部队还没有住进房子，就发现村北有六十余人的一支敌人朝村子走来。我军当即出击，敌人遭到枪击后，退到村东北角约三百米处一坟地里顽抗待援。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我们没有向敌阵地冲锋，只是凭借围墙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敌人在我火力压制下，也不敢脱离坟头的掩护逃走，双方形成僵持局面。午后，敌人一辆汽车载有三十余人来援，至黄昏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我击毙敌战马一匹，打伤日伪军二十余人，我仅有几人负轻伤。在转移途中，我和李桐轩等四人掉队。李桐轩是辉里庄人，他对本地比较熟悉，他领着我们跑了四十多里路，来到了群众条件比较好的李家套。第三天夜里部队也来了，我们立即归队，战友们见到我们安全无恙也就放心了。
经过一宿的夜行军，于五月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拂晓，三支队司令部在李家套宿营，七团团部在朱家套宿营，其所属部队住在朱家套南边旧口、义和、小刘家套各村。上午七时许，部队仍在休息，一辆满载敌兵的汽车突然窜到朱家套村西头的桥下，我哨兵当即被敌人击毙。我指战员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待拿起武器冲出房门时，敌人已闯进了村内，我们和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和宣传队的另外两个同志边打边跑，跑到村东三百多米处一个坟地里，继续向敌人还击，敌人见我们有坟头作掩护，便停止追击回村内去了。约半个小时后枪声逐渐停止，我们三人便向北去了李家套，到了李家套才知道敌人已经走了。我们沿着潴龙河回到了朱家套，一到村头看到了一个饲养员，已被敌人砍掉了头颅，手里还握着半截被割断的缰绳。村内到处燃烧着熊熊的大火，被打死打伤的牲畜东倒西歪地躺在街头，部队和群众正在奋力救火。事后才知道，敌人是从邹平县城来的，有三十几人。当战斗打响后，住在附近的部队火速来援，支队司令部的迫击炮也向敌人的汽车开炮，敌人怕陷入重围，向民房纵火后便爬上汽车逃走了。此次战斗伤敌九人，我牺牲五人，伤数人。
五月下旬，杨国夫副司令员，率领特务团、十团的部分部队由临淄、桓台边区来到邹平、长山地区和马耀南司令员会合，和杨副司令一起行动的还有中共清河区特委书记景晓村及特委机关部分人员。为了开展邹、章、齐边区的工作，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部队再次西进，于六月二日进驻刘家井子一带。三支队司令部和中共清河区特委带支队警卫营驻刘家井子，十团驻大碾、吴家，特务团驻西左家，桓台独立营驻郑家，章齐独立营驻马庄，二梯队驻刘聚桥，我们七团驻刘家井子东北和刘聚桥毗邻的韩家庄。
韩家庄有七八十户人家，村内有两条东西大街，村周围筑有围墙，成正方形，高约三米，厚约两米，后街东西两头的围墙各开一个门，称东门、西门，围墙外紧贴围墙有一道约三米宽两米深的壕沟。住户主要在前街两侧和后街南侧，后街北侧到北围墙没有人家，只在中间靠近围墙有一座朝南的庙，庙与围墙相距一米多，形成一个东西夹道，庙西边有五六个坟头的一块坟地。
部队住下后，便接连传来了敌人在我驻地周围各据点增兵，和在我根据地内安设新据点的消息。由于进入四月份以来，虽然朱家套一仗没有打好，但在锦秋湖畔、司家庄、爱贤村、田李靳几次战斗都是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的胜利，加上一年来很少集中过这样大的兵力在一起行动，这次在刘家井子一带我们集结了三千多人部队，所以对敌人增兵、安设新据点没有引起警惕，终于在六月六日（农历四月十九）拂晓遭敌包围。
六月六日拂晓，我们七团宣传队在驻地巡逻，听到几声枪响后，看到西北方向的天空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紧接着在西北、西南各村想起了密集的枪炮声。我一面让人去向团部报告情况，一面继续观察情况。不一会发现有敌人成疏开队形向我接近，这时我部队也都进入了防御阵地，待敌人到达我阵地前沿时，双方交火了。
我们宣传队先是负责向群众收集土炮用火药和破锅（砸碎后做土炮弹子）。战斗到中午，西面的围墙大部已被敌人的炮火轰塌，村西南角数次被敌人攻入又被我们打回去。我们宣传队又被派到庙西那块坟地里负责封锁西门，在我们的猛烈的射击下，敌人无法攻入西门，于是敌人在围墙外边向我们的阵地抛掷手榴弹。在进入坟地时，我们宣传队的王世华同志，一出夹道西口就被敌人击中牺牲了，随后又有几个同志被手榴弹炸伤。
我们坚持到下午四点钟左右，趁着手榴弹炸起的烟尘，撤出了坟地，从庙东向南快速越过后街。这时看到在东南角围墙上掏了一个大洞，有些人员、马匹从这个洞往外钻，前街西头的部队也蜂拥着往东退。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人们从洞中钻了出去，下到围子壕里向东翻过一道一米多高，近一米宽的土埂，进入一条向东去的沟。这条沟宽约三米，有的地方有一米深，有的地方不到半米深，向东延伸有一二里路，人们都顺着沟往前跑。
在韩家庄东北角的敌人已发现了我们，机枪不停地扫射，我们在深的地方就弯着腰迅跑，在浅的地方就匍匐前进，到了窝村才停下来。这里离韩家庄有七里路，群众很平静，我们在麦场上休息。黄昏时，各单位清点人数，开饭，而后移往窝村东南约七里路的小宋庄宿营。
在我们七团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战斗时，各兄弟部队也同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一天是敌人集中了二千五百人的部队向驻扎在刘家井子一带的我军进犯，敌人陆续增兵，最后总兵力达到了六千余人。我章齐独立营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很快他们就突破了包围，安全转移。桓台独立营则损失惨重，全营只有四十余人幸存，营长刘鸣岐、教导员高鲁、副营长耿汉亭均壮烈牺牲。在七团、二梯队突围后，敌人集中全力对支队司令部驻地刘家井子进行总攻，他们奋力与敌人搏斗，至黄昏后才冲破重围。七、八两日，敌人继续进行“扫荡”，为避免遭受损失，我军没有再与敌人交锋。
杨副司令带特务团、十团、桓台独立营及中共清河特委，即东返临淄、桓台边区，马司令和原在邹平、长山地区活动的部队则化整为零，就地隐蔽。此次战斗我伤亡三百余人，敌人伤亡四百余人。
六月七日上午八时许，有满载敌人的数辆汽车，自大王驼村向七团驻地小宋庄驶来，部队撤至村外失去了控制。我走到上口村附近时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我人地两生要往哪里去呢？正在犹豫不定，忽听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政治处主任王若杰和他的警卫员李世延，我有了依靠心中踏实了。我们三人顺着杏花沟往东北走，到了王家屋子，在这里弄了点吃的并在这里过夜。
第二天（六月八日），我们到村外田地里，在一棵树荫下消磨时光。下午，我们去了李家套，正巧杨国夫副司令也在这里。王若杰主任去和杨副司令见了见面后，当晚我们三人便去了长山八区（今邹平西董乡）于张庄。
九日拂晓，我醒来时，王若杰和李世延不知哪里去了，我等了他一天仍不见踪影。这时盛传敌人要来搜山，晚上房东陪我到一个山洞里过夜。
十日，在房东家吃过早饭后，我便离开了于张庄向西经沟西村到了马庄，在这里碰到了三支队司令部警卫排。该排政宣员徐立民是青城城南徐家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在我到七团不久他也来到了七团宣传队，后来调任司令部警卫排任政宣员。我就留下来跟他们一起行动，五月间从青阳店（属邹平）据点出来投诚的那个日本士兵吉泽永臧也在这里。
一个月后，部队才集合起来。七月中旬，七团进行了整编，由于部队减员把原来三个营缩编为两个营，团直机关也大加精简、撤销了宣传队。我回到七团后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一班当学习组长，实际上就是当战士。几天后，部队发了草绿色军装，这是第一次穿上军装，部队显得雄壮多了。七团一营营长李益三、教导员李友三，他们都是辉里庄人，原来是“国民党山东保安六团”的，于一九三九年二月率部脱离六团参加了八路军，被编为三支队七团三营。刘家井子战斗后，原七团一营的三个连缩编成两个连，为一营二、三连。该三营缩编成一个连为一营一连。李益三兼任一连连长，但因病没有在位，指导员霍竹轩，另有团政治处干事张永忠在一连帮助工作。
我到一连后，大家对我都很好。我们班长姓董，名字想不起来了，行伍出身，是桓台东宰村人。他用的是一支“大盖子”即日本三八式步枪，我到连里后发给我一支“毛瑟枪”，这种枪用的是九毫米铅丸子弹，非常笨重，他就把“大盖子”换给我。他不要我站岗，要我和班长们一起轮流“带班（岗）”。
周村到焦家桥经常有敌人的汽车来往。七月二十一日，我们班长奉命到苑城附近的公路上去炸汽车。下午，部队在李家套召开大会，马司令和杨副司令讲话后，部队就出发东去，这时我们班长才回来。当部队行至他们村——东宰村附近时，他因过于疲劳，就请假回家了。经过四十里路的夜行军，于日出时部队到达桓台县牛王庄宿营，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农历六月初六）。
我当时感到身体很不好，上午十点我带完班后，向连里请假到田家庄去看病。霍指导员给了我十元钱，我换上便衣骑着连里一辆脚踏车到了田家庄。这个村子很大，村里有杂货铺、药店、饭馆等。我在一家药店里买药时，被该村一个叫田诚实的同学看到了。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盛情难却，我就去了。中午时分，我们正在吃饭，就听到有枪声。我们想出去看看情况，还没有出巷子口，就看到有汉奸骑着挂有伪军旗帜的脚踏车，手里提着驳壳枪疾驰而过。一会他的长工回来说：“日本鬼子在牛王庄和八路军开火了。”我们只好回到屋里焦急地等待。
下午四时许，听说鬼子早已走了，于是我回到了牛王庄。部队已经转移，还有两个伤员躺在那里，我每人给了他一元钱。他们都离家不远，我向村里要了两副担架，把他们送回家去，我便到荆家庄去了。
途经湖区的苇荡时，看到芦苇丛中的小屋子里有不少战斗中失散的人员。听他们说：敌人从青纱帐里钻到村边，对我部队突然袭击，我们措手不及，急忙撤离村庄进入青纱帐中。他们就是在青纱帐中与部队失去联络的，具体的战斗经过他们也不清楚，马耀南司令员在战斗中已经牺牲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商量如何去找部队时，大家议论纷纷，没有统一的意见。第二天早上，我在荆家庄要了些给养，大家吃过饭后就各自离去了。
当时我们部队装备很差，没有什么重武器，机枪很少，全支队只有两门迫击炮，步枪多半都很老了，不少是土造，子弹非常少，部队也缺乏训练。过去几次战斗能取得大量杀敌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并利用民间的土枪土炮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如果失去这些有利条件，就不免要吃亏的。
荆家庄有我一个在高苑乡师的同学，叫荆献廷，我们是盟兄弟，我曾多次到他家去过。四月初我们部队驻他们村时，他也参加了七团宣传队，刘家井子战斗后离队回家，这次我到他家，他和他父亲都不在，只有他母亲和一个小妹妹在家。
我在荆献廷家住了几天，仍感到身体不好，便又到荆家庄以东相距六里路的后刘庄另一个同学家中去了。这个同学叫刘秀纲，是高苑乡师同班同学。他家开中药铺，我就住在他的药铺里。不几天我得了霍乱，幸亏请来针灸医生治疗及时，保住了一条性命，又吃了几剂汤药身体好多了。
我在刘秀纲家中住了一个月，又到了北营村（属桓台县）郑维诰家中，他也是高苑乡师的同班同学。北营靠近我邹、长根据地边沿。多方打听得不到部队的去向，也听不到我地方工作人员的消息。由于我部队转移外地，邹长根据地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我无处可去，只好暂时回家，于九月初回到了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