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家将近半年，家乡发生了很大变化。日伪统治已伸向农村，城乡居民都要在胸前佩带一个布制的“良民证”，为了进出城门方便，我也设法搞了一个城镇居民的“良民证”。
当地游击队头子王馨堂投降了敌人，杜学洪被刘景良杀害，“三大队”改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四团”，董贡如任团长兼任青城县长，杨翔南任副团长。但他们的部队隐蔽在乡间不去抗日，专事扰民。
我父亲在我回家前不久，被游击队从家中骗到村头打了一枪，子弹从两腮贯穿，幸而没有危及性命，这时他在城里养伤。当时家中十分贫困，又遇荒年，全家人都以糠秕充饥。
为了减轻一点家庭负担，也为进行抗战找一个活动场所，于是我又去当了乡村小学教员。杨建功、孙克璋、成学纯、郝守学等同学经常到我这里来聚首，我们印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我们还编印了一期《学习》刊物。
有一次青城大集，我带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和一些稿件从城里往外走，走到大北门时看到伪军对出城人员一个一个地搜身，我扭头往回走，被一个伪军喊住了。这时一个人拉着我的手就往城门外走，那个伪军又喊我：“站住！”另一个伪军说：“那不是于科长吗！”这样再没有人管我了，我就被安全的送出城外。这个送我出城的是我的一个同学，叫于守俭，是青城城内东街人。日本鬼子胁迫他当了伪情报科长，有一次他到我的学校，要我在他腿上打一枪（杨建功的一支土造手枪在我那里），他好借口辞职。我劝他脱离敌人去参加抗战，他又怕家庭受累，后来精神忧郁生病而死。
我们这几个人希望组织上派人来加强领导，在青城开展工作。为此，十月间我和孙克璋去找到了“中共邹长中心县委”，但“邹长中心县委”只希望我们到他们那里参加工作，而不同意派人到青城来，其他几个同学又不愿意离开家乡。
于是在一九四零年二月十日（农历正月初三），我扮作过年走亲戚的模样，再一次离家出走。当天我到了长山六区（今邹平焦桥乡），找到了邹长中心县委，邹长中心县委又交由交通站把我送到长山八区（今邹平西董乡）。途中因遇到长山县城敌人出动，我在二槐树村的村长家里住了三天，于二月十五日在一个叫八柱台的小山村找到了五大队。
牛王庄战斗后，三支队集中在淄川、博山一带山区进行整训。于一九三九年十月间，支队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杨国夫任司令员，徐斌洲任政治委员，李人凤任副司令员，包剑寒任参谋长，陈楚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也进行了整编，原特务团编为基干一营，原十团编为基干二营，原七团和警卫营编为基干三营。各地区又组建了若干地方武装，五大队就是在邹长地区组建的一支地方武装。大队长是刘矫非，政治委员是朱舒忱，政治处主任是宋毅行。大队下属四个中队，一中队由原章齐独立营编成，二中队由由家河滩（长山八区）自卫队编成，三中队由韩家套（长山六区）自卫队编成，四中队由邹平三乡游击队编成。
我到五大队后被分配在政治处宣传队任队长，不久宣传队解散，队员有的到中队当文书，有的到大队部当会计，年龄小的去当卫生员，我仍留政治处，改任民运干事。
宋毅行在七团时任团直属队指导员，也是党支部书记。那时我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填写了《入党志愿表》，还没有批下来就发生了刘家井子战斗。我问宋毅行，我在七团时已填了《入党志愿表》，现在怎么办？他说：那时支部还没有研究，刘家井子战斗中部队失散，一些材料都烧了，现在只好重新解决。于是我又重新填了《入党志愿表》，由宋毅行和大队部秘书李益卿两人做介绍人，经大队党总支委员会批准入党，候补（预备）期三个月，五月三十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标志着我在政治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九四〇年七月，五大队的一、二、三中队编为基干营，各中队改称为七、八、九连，另组建一个营部，韩子衡任营长，张维滋任政治教导员。五大队仍保留，只剩下一个四中队。这时我调八连任专职的党支部书记。到了九月间，三支队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旅长，包剑寒仍任参谋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陈楚任政治部副主任。原基干一、二营扩编为一团（又称七团）；原基干三营编为二团（又称八团）一营，由五大队三个中队改编的基干营编为二团三营，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将高苑县大队（原二梯队）编为二团二营；原寿光独立团改编为三团（又称九团）。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调三旅政治部开办的支委训练班学习，学习一个月。毕业后，我和在一块学习的李怀义同志分配到二团政治处组织股工作，他任组织干事，我任统计干事。组织股长是马鸣，还有一个青年干事郑喜年。原来组织股只有他们俩个人，现在人多了大家相处很融洽，工作热情很高，工作中互相帮助，生活中互相照顾，亲如兄弟，精神非常愉快。
当时胶济铁路以北，黄河以南，西起历城、章邱，东到胶河，这一地区因有一条发源于济南，到羊角沟入海的小清河，在其腹地流过，所以称作清河区。该区内有一条南起张店，北到蒲台的公路，这条公路以西叫清西地区，包括桓台、高苑、青城、长山、邹平、齐东、章邱各县；这条公路以东叫清中地区，包括博兴、蒲台、广饶、临淄各县；小清河下游河南这一带叫清东地区，包括寿光、昌邑、潍县各县。后来向北发展到广饶县以北的垦利、利津、沾化、无棣各县叫垦区。三旅旅部和一团，还有一个特务营主要在清中活动；三团主要在清东活动；二团主要在清西活动。二团团长是谭祖本，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是李曼村。
国民党顽固派先后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九四〇年七月、一九四三年六月，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还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发出了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汪精卫则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侵华日军也加紧向我抗日军民进攻，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开始，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先后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一九四一年七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华北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我清河区部队在敌人上述反动措施尚未深化之际，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为后来渡过艰苦岁月创造了条件。从一九四一年冬开始，便逐渐进入了一个极其艰苦的时期。
一九三九年秋，三支队改编后，即遵照徐向前、朱瑞关于三支队要坚持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在小清河两岸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向北发展创建黄河入海口两岸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冀鲁边区打通联系的指示，于十一月间由淄河流域的上庄、池上一带出发，越过胶济铁路。一路由杨国夫等支队领导同志率支队机关和基干二营进入清东地区的寿光清水泊一带；一路由李曼村、韩子衡率基干一营进入清西地区的邹平、长山一带。我部队经过整训，政治觉悟、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部队回师清河平原后如猛虎下山，一面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一面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清河区的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清东、清中、清西各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外，到了一九四一年，清河区又向北发展到黄河以北的滨县、沾化一带，并在垦利的八大组（今永安镇）一带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是年秋打通了清河、冀鲁边两区的联系。
这期间，我一直在三旅二团政治处组织股任统计干事，中间曾改任政治处技术书记，因找不到合适的统计干事人选，不久又回到组织股，其间曾两次到旅政治部参加统计工作会议。这期间我随部队进行过无数次战斗和反“扫荡”，还曾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患过一次回归热。部队正在进行东范（属邹平）战斗，战后日军进行“扫荡”，部队转移，我由团卫生队卫生员段振起带到他家中养病，因无药治疗，拖了几天竟好了。
从一九四一年起，国民党顽固派纷纷投降日寇成了伪军，在我抗日根据地周围修筑据点。日寇也在我根据地挖掘封锁沟、隔断壕，增设据点，实行分割、封锁，蚕食，反复进行“清乡”“扫荡”。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并被分割的支离破碎，部队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面对这种局面，我党提出了“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主力地方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部队又一次进行整编。
一九四二年二月，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原山纵所属各旅也改编为二级军区。三旅的整编方案是：三旅改编为清河军区，下属清东、清中、清西、垦区四个军分区。各军分区辖一个独立团。以原三旅二团为例：整编为清西军分区，辖清西独立团及若干县大队（或独立营）、区中队。原二团的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卫生队各机关，就是整编后的清西军分区和清西独立团的机关，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当时军分区司令兼独立团团长许云轩，军分区政委兼独立团政委李曼村，军分区参谋长兼独立团参谋长韩子衡。原二团各连留下五个连队直属军分区（独立团）改称中队，取消营一级建制，其余连队编入邹平县大队和长山独立营。其他几个分区编制与清西分区相同。另原三旅一团改编为清河军区直属团。
机关人员也进行了裁减，组织决定调我去胶东抗日大学分校学习。一九四二年十月，我离开了生活战斗了将近三年的清西地区，到了驻在广（饶）北的清河军区政治部组保科，等待数日因没有去胶东的部队护送，便去了驻在八大组的军区教导营学习。
广北和垦利（津）都是退海之地，地广人稀从广北到八大组要一天路程。日出时自东营一带出发，到达八大组时已是夕阳西下了，一路茫茫原野，不见一户人家，遍地都是荆条和杂草，中途有一个供行人歇脚和避风雨的棚子，人们叫做“八路屋子”或“行署屋子”。八大组及其附近村庄的居民，都是一九三六年鲁西黄河决口时移来的灾民和战争以来从寿光、广饶、临淄等地迁来的难民。这里土地无主可任意开垦，人们实行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倒可以维持生计。日军只有每年冬春到这里“扫荡”一两次，平时较为安定，这里便成了清河区的后方基地。在八大组及其附近各村，有学校、医院、报社、印刷厂，有生产枪支、弹药、被服的兵工厂。在八大组的街上，有供销合作社、北海银行、新华书店、战时邮局，以及商店、饭馆、澡堂。在当时条件下，这里算是很繁华的了，人们把八大组称之谓“小延安”。当时把教导营办在这里，既可以使学员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又可做为一支警卫武装。我在这里学习了不到两个月，便又调回前方去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下旬，军区领导机关在广北遭敌突然袭击，政治部组保科统计干事周广震同志突围中负重伤，他将文件烧掉后，拔枪自尽壮烈牺牲。于是组织上又调我接任统计干事，于十二月底我回到军区政治部组（织）保（卫）科。当时科长王若杰是我在三支队七团时的老上级，副科长朱子统主要分管锄奸工作，组织干事胡蕙芝，锄奸干事李锋，还有两个通信员。
这时，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清河区党委合署办公，两个机关共同设置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如秘书科、管理科、炊事班、饲养班等）和一支警卫部队，但两个机关各自的职能不变，各自遂行自己的任务。军区的电台除了与上下级保持通信联系外，还抄收新华社的《每日电讯》，所以在军区领导机关工作对国内外形势了解比较及时。机关也时常组织报告会，由领导同志讲解时事政策和斗争形势。宣传科还携带不少书籍供大家借阅，我在业余时间读了不少书，如《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在这里，我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在军区政治部工作了一年，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为了扩大我军的游击区，创建青城抗日根据地，从南线再与冀鲁边区打通联系，上级决定开辟青城的工作。清西军分区于一九四三年八月，组建了青城武工队。
当时青城划分为四个行政区。靠近我们根据地的城东为一区，城西为二区，城南为三区，城北为四区。敌人对青城统治很严，县城常年驻扎一个日军中队和三个伪军中队，另在我根据边沿的田镇和青城一区的王家庄，二区的码头，三区的毛家，四区的徐家台屋均设有据点，每一据点各驻扎伪军一个中队。田镇和王家庄因靠近我根据地，除驻扎一个伪军中队外，还驻有五到十人的日军。
当时青城县参加八路军的人很少，青城武工队的成员都是外县人，对青城人地两生，武工队成立两三个月了，仍然滞留在边境一线，无法进入到青城境内。因此，清西军分区向清河军区发电报，要求把我调回清西参加青城武工队。由于一时找不到人接替我的工作，所以组织上一直没有同我谈过此事。
一九四三年岁末，清西军分区副司令马晓云到军区来开会。他向军区提出，开完会后一定要带我回清西。这时王若杰科长才同我谈，并要我立即到马副司令那里去。我把工作情况和一些文件、材料向胡干事交待一下后，就到了马副司令住处，当晚就跟他回清西了。
青城武工队队长是孙玉甫，指导员是李苦争，我来后任副队长，另有十名队员，上级还从滨蒲武工队调来六人加强青城武工队的力量。全队总共十九个人，大部分都是连排级干部，有两三支马枪，其他人各有一支驳壳枪，这是一支军政素质很强的小分队。由于我对青城地理熟悉，有不少亲戚、朋友、同学等社会关系，我到武工队后便带领大家进入青城境内，建立了不少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
有一次，我们住在青城四区堤上小李家村，房东的儿子在邻村草庙高小上学。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们，那天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四团团长杨翔南到他们学校讲过话，讲的是《三民主义与抗战》。第二天我们便来到草庙高小，提出要给同学们讲讲话，他们当然不好拒绝。
全校师生一百多人集中在一个大教室内，我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我说：同学们，老师们！听说昨天杨团长给大家讲了话，讲的是《三民主义与抗战》。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今天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所以是值得大讲特讲的。杨团长身为国民党员，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但从他的讲话来看，他并不懂得什么是三民主义。今天我不揣冒昧，也来讲一讲三民主义，题目是：《三民主义之真伪》。因为三民主义不但有新旧之分，而且还有真伪之别。孙中山先生当初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没有一个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纲领，是谓旧三民主义。后来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影响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于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民族主义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为要建立一个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有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等等，是谓新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当前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在现在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当前所进行的革命乃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所以它的政治主张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接着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做了具体的对比，其大意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而浴血奋战。现在他们抗击着百分之六十四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他们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在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内，凡年满十八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性别、党派、宗教信仰、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人民享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实行互助合作，开展大生产运动，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从而使抗日根据地内，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战胜了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灾荒。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认真实现三民主义的证明，这就是真三民主义。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由消极抗战，进而妥协投降，叛变投敌；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一党专政，专制独裁，人民连言论自由都没有，在公共场所都告诫人们“莫谈国事”；国民经济为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所垄断，残酷地压榨人民的血汗，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国民党蒋介石说他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其实他们是伪三民主义、是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独裁主义、刮民主义。
杨翔南讲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抢占地盘”，还有什么“曲线救国，保存实力，等待盟国反攻”等等，这是什么主义，我不说大家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我开始讲话时，每提到孙中山、蒋介石时，他们都刷地一下起立立正，但讲着讲着，提到孙中山时大家还照常起立立正，而提到蒋介石时再也没有人起立了。我讲完之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敌人一面以“通匪者严加惩处”来威胁群众，一面从青城全县征调民夫挖掘封锁沟，企图南起田镇，北到黄河边挖一道封锁沟，阻挡八路军西进。敌人这一愚蠢的行动反而帮了我们大忙。白天民夫们在日伪军监督下挖沟，夜晚就在附近村庄住宿。我们武工队便在晚上深入到民夫中进行宣传工作，并动员他们把挖的沟再填埋起来。民夫们接受了教育，提高了觉悟，他们挖时磨洋工，填时加油干。这样白天挖，晚上填，折腾了半个月，只好不了了之。而我们却利用这个机会，把战争形势、我党我军的政策，通过民夫传播到青城全县人民群众中，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提高了青城人民的政治觉悟。
一九四四年春天，在靠近我根据地的吕八庄、水牛李、义和镇、前后赵等村，在我武工队的发动下许多青年都纷纷报名参加抗战。
吕八庄的吕美亭也前来报名。经军分区批准于一九四四年四月，组建了青城一区中队，任命吕美亭为队长，我任指导员。
吕美亭行伍出身，当时已四十多岁，抗日战争爆发后欲投身抗日，但国民党游击队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他一直在家为民，现在决心参加八路军报效祖国。一区中队很快发展到五十多人，我们积极开展活动。原来在青城一区活动的一些国民党特务队被一区中队逐走了，伪政权也不敢下乡来催缴粮款了，这里由敌占区变成了我们的游击区，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四月初，我们利用田镇据点日军换防的机会责令伪军撤走，将据点碉堡彻底平毁，从此青城一区改变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形势发展很快，为了加强青城县的抗日武装力量，四月间成立了青滨大队，陈风亭任大队长，于守温任副大队长，下属一个中队，由滨县五区中队编成，并由高苑县大队调来一个排加以充实。到了六月间，青城四区、二区也组建了区中队，各区也成立了区政府和着手建立党的组织。一区由武工队员李临章任区委书记兼任区长，仍由吕美亭任区中队队长；四区由我任区委书记兼任区长和区中队指导员，从分区调一干部马慎之任区中队队长，武工队员李文孝任区中队副指导员；二区调地方干部李长清任区委书记，张子洪任区长，由武工队员孙保太任区中队队长，程松林任区中队指导员。
这时，清河区在南线经由高苑、青城一、四、二区，越过黄河到惠民、济阳边区，打通了与冀鲁边的联系。清西军分区建立了一个武装交通队，来往于清西分区和冀鲁边二分区之间，负责护送过路的干部和运送文件等任务。
青城城南另有一支武工队负责开辟青城三区和齐东二区，这时由地方干部孙法效任青城三区区委书记，蔡连春任三区区长，武工队员张永兴任三区中队队长。一九四四年八月青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青城三区纳入青城县的建制。
由于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在南线和北线都已打通联系，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上级决定清河区与冀鲁边区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合并，建立渤海区，合并后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分别是：中共渤海区党委，渤海区行政公署，渤海军区。
在这期间，杨建功在武工队协助下，在青城县东北乡曹家店、郑家庙、翟家寺一带拉起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编为青惠中队，杨建功任队长，徐生华任指导员。
第六（清西）军分区遵照渤海军区关于发起夏季攻势作战的布置，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攻克王家庄据点，击毙日军五名，俘虏伪军一百七十余人，缴获小炮一门，机枪两挺，长短枪一百五十余支。战斗中，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不幸牺牲。本拟继续攻克徐家台屋等据点，但在我军尚未到达前，敌人就仓皇逃走集中到青城城内。至此，青城除剩下县城一处孤立据点外，广大农村全部解放。
八月下旬，在义和镇召集青城各界群众代表四百余人，召开青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会上宣布渤海行署任命禚宝南为县长，并公布了县政府各科长和各区区长任职名单。一个抗战的、民主的新青城，迎着胜利的曙光，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我为亲身参加了开辟家乡的工作，心中感到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青城保安四团，曾于一九四二年春投降日寇，被收编为伪青城警备队，其各个中队驻在城外几个据点，但粮饷仍然自筹。到了一九四三年秋又脱离日寇，投靠了身兼伪军和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两种身份的张景南，被编为山东保安第十一旅第三团，团长杨翔南，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傅林山，副团长兼二营营长曹蕴山，三营营长逯竹林，特务营营长于守评，警卫营营长王蕙亭。傅林山、曹蕴山自恃其势力较大，对杨翔南貌合神离，根本不服杨的领导。青城外围据点扫清后，青城的广大农村，到处都有我各区区中队和青滨大队、青惠中队活动。保安三团被挤到一个狭小的地区，傅林山部盘踞在三区耿家及附近几个村庄，曹蕴山部龟缩在一区黄河岸边的董家沟、新城街、段王家、于家几个村庄，逯竹林和王蕙亭部住在堤上董家沟、郑家纸坊、逯家台子等村。于守评和我是小学同学和我们关系较好，他常带着特务营在二区、四区活动，有时与我区中队联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四区中队驻在徐家台屋村后边靠近堰根的新庄，于守评率部驻在新庄西边相距不到二百米的堤上赵家。这天是除夕，下午我们区中队会餐，马慎之同志喝醉了，在移防前我把他送到我二姐家休息。
我二姐家在堤上赵家，我顺便到了于守评那里。我说：“今天下午有好几个曹蕴山的人过来过去的干什么？”
于说：“我也知道了，有情报说曹蕴山今天晚上要来缴我的械，如果是真的，你们一走他们就来。现在你们在新庄，他怕惊动你们，所以我得赶快走。可是还有个麻烦事，辟叉要把传令班拉走，去投靠成建基。怕打草惊蛇，我没有人去抓他，请陈区长把他叫来行不行？”
辟叉姓苏，人们都叫他辟叉，不知是乳名还是外号。我到了传令班把他叫出来，说去他们营部。开始他不乐意去，我说有几句话要当着于营长的面说清楚。他觉得摸不清头脑，说：“有什么话说？”我带有两个战士，他也不敢不从，这样我就把辟叉交给了于守评。
我回到区中队，和李文孝同志带着队伍向西，打算移驻赵家庵，走了不远听到背后有枪声。我要李文孝同志带区中队仍去赵家庵宿营，我带一个通信员回去看看情况。走到堤上赵家西头，碰到了于守评，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曹蕴山真的来了，你们一走，我刚把队伍集合起来，他们就来了，我没有和他硬顶，我把队伍拉走了。”
我问：“辟叉怎么样？”于说：“他承认了，情况这么紧急，我怕他跑了，跑就不是他一个，我把他枪毙了。”我说：“马队长，怎么样我得去看看。”于说：“传令二班，跟陈区长去看看，听陈区长指挥，出了事拿你们是问。”
到了赵家，我们在堰顶上来回走了两趟，村内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到了我姐姐家，姐夫说：“马队长的枪被人家下了，他趁他们不注意就跑掉了，鞋也没有穿。”
我和于守评一块到了他们部队驻地孟家口，有几个同学请我们吃饭，饭后我回到了区中队。第二天在茅子王家，我们找到了马慎之同志。他说：“昨晚听到枪声就起来了刚穿好衣服，还没有来得及穿鞋，就闯进两个人来，一把就把我的枪夺过去。他们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区中队的。我摸不清他们是什么人，趁他们光顾乱翻东西的时候我就跑出来了。他们也没有追，我就来到茅子王家常住的房东家来了。”
事后还有人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险遭不测。于守评的传令二班有个郭玉容和辟叉是盟兄弟，他想打我的黑枪，被别人制止了，也是我的命大。
过了几十天，于守评来到区中队，他说董振明约他见面，他要我陪他去。我说：“你自己去吧，我去不方便。”于说：“务必请你陪我去一趟，不然董振明造出谣来，我说不清楚，你可以不暴露身份。”我同意了。
董振明是青城四区梨行董家人，他同相邻不远的协李家村的李纪升，拉起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不知从哪里讨了一个特务营的番号，董振明任营长、李纪升任副营长。他们盘踞在黄河北面惠民县境内，经常到黄河南面青城县境内抢掠耕牛、财物，老百姓叫他们“率牛队”，实际是一伙土匪。
按照于、董约定的时间、地点，我扮做于守评的传令兵，于黄昏后我们便去了黄河岸边的小清河村。双方见面后于、董寒暄了几句，董振明便开门见山的说：“我看你处境很难，八路占了你的地盘，曹蕴山又要消灭你，你打算怎么办？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同你商量一下，希望你过来咱们一块干，我把营长让给你。”
于守评说：“曹蕴山是想消灭我，但也不那么容易。至于八路，他干他的，我干我的，谁也不惹谁，怕啥！再说我要过来也对不起杨团长。”
董振明说：“杨团长是大家供着的一个牌位，他手中无兵无权谁听他的，你还管他杨团长干啥！八路是才过来，久了共产共妻那一套就来了，他早晚也要把你吃掉。”
于守评说：“对八路我也弄不清楚，我有个弟兄家在一区，他见过八路，咱叫他说说八路什么样。”于守评喊了一声：“张XX，来！”
我应声：“有！”就进到他们吸鸦片的里屋中。于守评对着我说：“你不是见过八路么，你说说八路在你们那里什么样？”
我说：“我那次回家正碰上八路驻在我们村里，我在家躲了一天没有露面。到了晚上，他们召集村里人开会，我爹叫我去，我不去，我爹说：人家又不欺负老百姓，对你们那一方面，人家也没有反对，你怕啥，去听听人家讲些什么吗！被我爹拉着一快去了。在会上讲话的，人们说他是个指导员，他讲的都是什么打鬼子的事。”我就以转述八路指导员讲话内容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八路坚持抗战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董振明为人狡诈，他听着有点不对劲，便说要解手出去了一会儿。他回到屋内不久，他的一个传令兵便要和我换帽子。我戴的是改制的一顶有帽舌和护耳的毡帽，他缠着要换，我不知是计便换给他了。于、董也没有进一步交谈便分手了。
第二天，董振明便把他父亲叫去辨认这顶帽子。他父亲一看便说：“这不是陈区长的帽子么！”从此于、董就绝交了。后来李纪升被我们处死，董振明说是我对他的报复，说什么“我不是有意慢待陈区长，他没有亮明身份，我又不认识他。”其实，处死李纪升并不是我的主意。
青城的局面是打开了，但还有个保安三团成了我们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抗战的障碍，而且傅林山、曹蕴山都非常反动，我们便对杨翔南积极地进行争取工作。
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晚上，军分区机关驻在王家庄，我到军分区政委李曼村那里去，就碰到杨翔南来见李政委，他们一面饮酒一面推心置腹地交谈。李政委知道我和杨翔南相识（杨翔南和我哥哥是盟兄弟）便留我作陪。在交谈中杨翔南说：“傅林山、曹蕴山不听我调动，我对他们不负任何责任。你们对傅、曹如何处置悉听君便，只要傅、曹的问题解决了，我可率其余部队接受改编。”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确定了“搬掉两座山（指傅林山、曹蕴山），牵走一只羊（指杨翔南）”的方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我分区部队在青城三区耿家村将傅林山部歼灭，傅林山被活捉，俘虏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我分区部队在青滨大队、青惠中队配合下，又迫使曹蕴山部放下武器，并将曹蕴山扣押。傅林山、曹蕴山两人民愤很大，后来经过审判都处决了，为青城人民除了一害。
杨翔南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率余部接受我军改编，编为青惠独立团，杨翔南任团长，中共青城县委书记闫川任政委，张鼎任参谋主任，孙玉甫任政治协理员，下直属五个连队。
一连由原保安三团特务营编成，于守评任连长，李苦争任指导员；
二连由原保安三团警卫营编成，王儒田任连长，我任指导员，谢长山、高鑫任副连长；
三连由我青滨大队编成，吕新义任连长，李金锋任指导员；
四连由我青惠中队编成，杨建功任连长，许生华任指导员；
五连原计划由保安三团三营编成，逯全增任连长。但该营人员都跑掉了，只有逯全增一直留在我军，后由区（县）武装部长职务以上离休。
真是冤家路窄，王儒田曾做过我的阶下囚，如今却成了搭当共同在一个连队做主官。
一九四四年三月间，我们武工队隐蔽在青城四区靳家村一农民家里。房东的儿子在保安三团警卫营一连当兵，这天正在家，经过谈话教育对我们很拥护，白天主动到外边为我们放哨。到了下午，他回来报告说：“我们连长来了，你们抓不抓他？”他的连长就是保安三团警卫营一连连长王儒田，与他同行的还有警卫营的军需牛星光。我们来到村头，他们两人正好进村。王儒田带一支驳壳枪，牛星光带一支手枪，我们把他们的枪下了，带他们到村公所由我负责审问。
王儒田开始不承认他是王儒田，也不承认当连长，说他叫王有学，在连里当文书。我和牛星光是同学，从我和牛星光说话中，王儒田可以判定我是陈绍昆。但我以前不认识王儒田，现在由他连的战士指认，我才知道他是王儒田。
我说：“不管你叫王儒田还是叫王有学，你是保安三团警卫营一连连长是不会错的。”这时他才承认他是王儒田。他说：“王儒田是我，王有学也是我，有学是名，儒田是字。绍昆，你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说：“这就对了，我们对你的身份是很清楚的，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既然碰到一快了，就请你到我们军分区去做客”。
军分区副政委王若杰和王儒田是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简易师范的同学，他与王儒田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不几天，军分区召开青城士绅名流座谈会，我也出席作陪，也请王儒田出席在王若杰身边落座。散会后，我即放王儒田回去，不料事隔不到一年，竟成了朝夕相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了。
改造旧军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收编开头就走失人员很多。被收编的部队计有一个团部、三个营部、六个连队。他们向来有“官比兵多，兵比枪多”之说，这样算来连以上军官总有三四十人吧，可是整编就绪后，到位的连以上军官只有六人。他们是团长杨翔南、营长于守评（整编后改任连长）、连长王儒田、逯全增，副连长高鑫、谢长山。士兵也跑了不少，原来六个连队，总计约四百人，但整编后只编成两个连队（青惠独立团一连、二连），总人数不到二百人，并且有的后来又叛逃了。
杨翔南在青惠独立团撤消后，调清西专署任教育科长。解放战争初期，他跑到济南，参加了吴化文的部队。吴化文起义后，杨翔南被遣散回家，土改中定为地主，管制劳动。于守评后被提升为广饶县大队副大队长，不久就不辞而别。“文革”中，四川万县有人来高青调查于守评的情况，说他改姓余，初到万县时做小生意，县供销社见他生财有道，便把他招进供销社做供销员。在我军留下来的干部，其政治思想水平进步也很慢。
改编后过了二十来天，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这天是旧历年除夕，晚上战士都溜号回家过年去了，我们连只剩下几个连排干部和个别班长，于是我们留下几个人看守枪支，其他人便到堤内各村去巡逻。在协李家村听到一家有打麻将的声音，门也虚掩着，我们进去一看，只有三个人围着麻将桌。他们说：“还约了一个人还没有来。”我们说：“我们听到打麻将才进来的，怎么会缺一个人呢？”经搜查，从床底下拽出一个人来，手里还拿着一支小手枪，一看，原来是李纪升。
李纪升曾被我青城武工队俘虏过，缴了他一支驳壳枪，把他送军分区后教育释放。但他不思悔改，仍回到董振明处当副营长，并要家乡各村赔他枪支，勒索款项。
我们走在路上，王儒田提出要把李纪升的小皮袄扒下来，再把他杀死。我说：“小皮袄不能扒，人也不能杀，要送团部或军分区，由上级处理。”小皮袄没有扒，但人他还是杀了。我批评他，他不服，说：“兵都回家了，带回去谁看他？”
几天后，我和王儒田去军分区看望李曼村政委，向他报告了杀掉李纪升的事。李政委对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李纪升罪大恶极，民愤很大，是该杀，但你们没有权杀人，你们应该把他送来，经过审判，出张布告再杀。”
转眼到了四月间，一天，我们驻在青城四区侯家。上午十时左右，青城伪四区中队队长李某带着二十几个人，到了侯家邻村高家。闻讯后，我和王儒田带着队伍赶了去。我们从高家村前街东头一进村就和敌人交火了，敌人大部都退至高家西头一座庙前，惟有李某端着一支三八式步枪，继续向前逼近。我举着驳壳枪迎上前去，我同李某相距不到二十米了，我向对方打了一枪，但是一粒哑弹，没有打响，对方的枪也没有打响。在这紧急关头，我回头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我想若同他交了手，他拿一支步枪，我拿一支短枪，肯定要吃亏。我急忙钻进一条通往后街的巷子，跑到后街一看，原来王儒田把我丢下不管，他带着部队跑到村后去了。我命令部队向西，由村西头迂回到敌人背后，我把通信员的马枪要过来，带着部队往前冲，王儒田哭丧着脸跟在部队后面。敌人见我们包抄过来，便向南逃跑了。这次战斗中，我一战士负伤，我则险些送掉性命。战斗中连长把指导员丢在敌人枪口下，自己带着部队跑掉，在我军恐怕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日寇投降后，有一次我们行军，在钢斧寨子村边小清河的桥头上休息。这里有敌人修的一座看守桥梁的碉堡，王儒田带几个战士去放了一把火。我发现碉堡里冒烟，便派几个战士赶快去救火。结果王儒田把去救火的战士给拦回来了，他说：“敌人的炮楼不烧掉，留着干啥？”我说：“现在解放了，过去敌伪财产已成了我们的财产，留着总有用处，好好地东西怎么能烧掉呢？”由于火势太猛，又无取水工具，眼看着碉堡上的木材化为灰烬。当时我们驻守齐东（九户），掩护地方干部开展工作。在一次会上，参谋主任张鼎说：派人去钢斧寨子，把那个碉堡上的木料拆来盖个马厩。王儒田一声不吭，后来我说：“木料没了，都烧了。”张鼎“啊”了一声，然后不无惊讶的说：“怎么，烧了，是谁烧的？”这时王儒田才红着脸说：“我烧的。”面对一个从旧军队收编来的干部，张鼎无可奈何地说：“唉！你怎么烧了呢？”
青惠独立团二连，是收编的国民党保安三团的部队中，惟一巩固下来的一个连队，我对这个连的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这个连升级主力后，干部和战士都表现很好，后来有的当了人民英雄，有的当了师、团级干部，也有的在战争中为国捐躯成了烈士。王儒田也声明退出中国国民党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前在我军高级军事机关中任参谋工作。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八年，长期的战争使日本军国主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已消耗殆尽。困兽犹斗，敌人仍做垂死的挣扎，频繁地进行扫荡，并组建一支精干部队，穿中式便衣，带三角胸章，人们称做“三角部队”。他们行动诡秘，所到之处连驻守当地的日伪军都不知道。他们实行长途奔袭或突然袭击，有时夜间闯入我根据地，袭击地方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有时白天肋迫老百姓在他们前边做难民状，借以接近我部队，出其不意对我袭击。敌人的这种狡猾行动，使我青城地区的部队遭受很大损失。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青滨大队在青城城东义和镇附近的柴家和“三角部队”遭遇，大队长陈凤亭牺牲；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青城二区中队和军分区武装交通队，在青城城西码头村附近的黄河大堤内，被敌人合围，牺牲三十二人人，十多人负伤和被俘；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青惠独立团四连在青城城西南崔潘庄，遭敌人追击，协理员孙玉甫负重伤，连长杨建功牺牲，全连伤亡四十余人；五月九日，青惠独立团一连又在青城城东侯家与敌人遭遇，全连人员伤亡过半，指导员李苦争牺牲。
由于青惠独立团一连、四连减员太多，上级决定撤消一连、四连的建制，把一连、四连尚有人员分别合并到二连、三连。同时撤消青惠独立团番号，改为青城县大队，辖原青惠独立团二连、三连两个连队，改称为二中队、三中队。大队部带三中队行动，我们二中队则单独活动。
八月十六日，我们二中队住在青城城北堤上赵家。我们得到情报说：防守青城的日军连夜匆忙开往惠民。将近中午，中共青城县委书记闫川同志来了，他告诉我们：军分区接到军区来电说，日本已于昨天（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一胜利消息后，全体指战员精神振奋，欢呼雀跃，高呼“胜利了！胜利了！”并迅速将这一胜利消息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当时的战争进展情况是这样：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表示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采，到了八月六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九日发起远东战役，向驻守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同日美国向日本长崎又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冠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人民及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等国发出乞降照会。延安总部朱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十一日连续发布七道进军命令，命令我军向被我包围的敌人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参加对日作战。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等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实即投降）诏书。
由于当时没有便利的交通、通信工具，消息闭塞，上述战局进展情况，我们是在听了闫川同志的传达后才知道的，感到胜利来的突然真有些喜出望外。
渤海军区根据延安总部和山东军区的命令，组成“山东第四前线指挥部”，迅速集中所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南、北、中三路大军，在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州段，胶济铁路西段，向沿线日伪军发起进攻。青城县大队奉命监视驻守青城县城的伪军。八月二十日，中路大军攻克青城，青城县大队和县人民政府进驻青城县城。
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然而日军尚未放下武器，伪军仍留在他们原来驻地苟延残喘。蒋介石于八月十日下达了三道命令，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令日伪军维持地方治安，调遣军队抢占原华南、华中、华北日军占领区的大、中城市；发布命令把中国战区划分为十六个受降区，任命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为受降长官，从而垄断了中国战区的受降，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我党我军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还要继续战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