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我们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北京一些极左的行动，很快就传到这里。一些学员把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家庭的和在旧政权、旧军队工作过的一些外文教员集中起来，称他们是牛鬼蛇神，让他们劳动，还要喊“我是牛鬼蛇神……”，稍不如意就用藤条抽他们，学院领导也无力制止。
学院党委为了使运动健康发展，仿效北京市的做法向各系派了工作组，我被派到二系任工作组组长，从此一些过激行动才受到遏制。后来北京市向各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束缚了群众手脚，于是在八月初学院也把工作组撤了，我便回到政治教研室参加运动。这时，教员、学员、工作干部主要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揭发批判。
九月底，学院的干部、教员、学员一齐赴北京，住在总参三部大院准备参加国庆庆典，临时设立了政工组，我任组长。十月一日，我们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一直到晚上看过施放烟火后才又回到三部大院。十月五日，我们又到北京体育馆集会，听取中央军委领导人叶剑英等的讲话。十月六日，全体赴京人员就回张家口了。
当时为了供了解学员思想动态，政工组出了一份《简报》，不料被造反派抢走一期。他们说是“黑材料”，进行无理取闹。大家走后，我被留下来准备和“造反派”谈判，其实他们也没有再来闹，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时碰到学院一位开吉普车的司机，他说“造反派”逼他开车来京，他已把“造反派”甩掉了。他问我何时回张家口，可以坐他的车走。于是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上路了。时近中午，车到八达岭，在这里除了看到小卖部里有一个营业员外，再没有看到其他人。我独自登上长城，环顾四方空无一人，只有秋风萧瑟，使人有些悲怆，凄凉之感。这是我唯一一次游长城，非常扫兴。
我回到学院后，只见学院大院也是空荡荡的，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学员和部分教员都外出串连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外出串连人员陆续返回学院，很快掀起了大字报、大批判高潮。学员们纷纷组织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群众组织），规模较大的有“联总”、“红联”、“造反团”、“东方红”等。“联总”人数众多，他们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被称为“保守派”。“红联”人数也不少，但不如“联总”人数多，他们认为干部没有一个好的，都是“走资派”，被称为“造反派”。“造反团”人数不多，他们对干部的看法，基本与“红联”相同，对干部态度恶劣，搞打、砸、抢、抄、抓。“东方红”成立较晚，是在“联总”被“红联”摧跨后又恢复起来的一个组织，仍坚持“联总”的观点。
各派组织建立后，都架设了扩音设备，日以继夜地进行广播，各派组织之间互相攻击，打派仗。“造反派”把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任意进行揪斗，把批斗对象的帽徽、领章都揪掉，弄得干部们人心惶惶。我也在劫难逃，也被戴上“走资派”帽子，遭受了数次揪斗。那时斐纶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当时在中学担任领导工作，也被揪斗，还被关押了很久。
一九六七年夏，一夜之间“红联”把“联总”的办公室、扩音设备砸掉，把“联总”的组织摧跨了。到了秋天，原“联总”的骨干分子又组织起来叫“东方红战斗队”，人数不断扩大，足以和“红联”抗衡，他们又把“造反团”摧跨了。
群众组织之间打派仗，对干部乱批乱斗，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一九六八年春，在“工宣队”的撮合下，“东方红”和“红联”终于实现了大联合，学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学院领导和部分干部，被宣布“解放”，结合到“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中工作。其他人员按原来建制单位组成学习班，进行“斗、批、改”，但仍有部分干部处于被批判、被审查的地位。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他们才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宣布“解放”。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学员一律结业分配工作，干部和工作人员除留少数人筹备迁校（学院由张家口迁往河南省洛阳市）外，其余大部分人员被送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我们参加“五七干校”的人，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乘专列到达湖北襄樊，然后乘汽车到了一个叫芝麻岗的地方。那里是一座劳改农场，是湖北黄集劳改农场一分场一队，从此开始了艰苦的田间劳动。我被分配做保管员，负责管理农具和农产品的储存、调拨等。这比农事劳动轻松多了，后来又被派去守看（未收获的）花生。
一九六九年十月上旬，我从“五七干校”被派往山西省侯马市五〇一工程处支左，任军宣队指导员。五〇一工程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自天津市电话机一厂抽调干部、工人来侯马筹建的一座电话机厂。他们没有介入当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本单位也没有组织什么群众组织，工作秩序尚算稳定。
就在这时，林彪于十月十七日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决定北京一些事业单位疏散外迁。为此，邮电部决定把邮电研究院由北京迁来侯马与五〇一合并，于是邮电研究院部分员工、物资陆续前来侯马。他们对离开北京是很不情愿的，致使五〇一受到很大冲击，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生活、工作秩序才又走上轨道。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〇一基建基本完成，名称由五〇一工程处改为五〇一工厂，并成立了（中共）厂党委和厂革命委员会。经过选举并经报请临汾地委、临汾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我任五〇一工厂（中共）党委书记、兼任五〇一工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们军宣队进驻五〇一后，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建厂劳动。由于过于劳累，我终于病倒了，于一九七一年春，住入太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经治疗、休养两个多月才出院，但身体仍很虚弱，九月间就穿起了棉衣。
一九七二年八月，山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从几个军宣队抽调了六七个人组成调查组，进驻太原市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简称华卫所），由我任组长、董仪亭任副组长。
华卫所是二机部的一个科研机构，文革中分裂成两派，天天打派仗，科研生产已完全瘫痪。二机部没有通过山西省国防工办，直接与部队联系派了一个由李克仁为首的军宣队，进驻华卫所。李克仁这个军宣队不讲政策，让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的华卫所所长放牧鸭群。这个所长有严重眼疾，已近失明，所以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他们支一派压一派，致使华卫所的形势更加混乱。
我们调查组进驻华卫所后，李克仁这个军宣队便根据国防工办的决定停止一切活动。我们调查组实际上担负起对华卫所的领导职责，经过一段工作，形势稍有好转。
我到华卫所任调查组长时，原来在五〇一厂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仍保留。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驻五〇一厂军宣队撤出时，我才正式与五〇一厂脱离关系。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二机部下发（73）党发字62号文，要求所有在二机部所属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一律撤回部队。根据这一文件的要求，我们于七月十日，即以中共华卫所领导小组名义，向有关上级领导机关呈送报告，提出调查组和李克仁军宣队同时撤离华卫所。
二机部接到这一报告后，感到他们下发的62号文件，要求二机部所属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一律撤回部队的决定不妥。他们一面于七月二十四日，又下发了一个（73）党发字第67号文件，宣布原来下发的62号文件撤消，提出二机部所属单位的三支两支军人员，撤出的时间、步骤和范围一律由当地党委和军区审定。一面打电话召我去二机部面谈，动员我转业留华卫所工作。二机部这一要求我当即谢绝了，遂于七月底和调查组的同志一起撤离了华卫所。
当时中央军委规定：凡由各总部派出的三支两军人员，不再回原单位，而由其所在的大军区分配。我的原单位——张家口外国语文学院是属于总参三部，故也在此例。这时，斐纶在侯马中学任校长，我只好住她那里等待分配。
侯马五〇一厂、五〇二厂军宣队撤出后，也有数人不能回原单位，仍住在原支左单位等待分配。我们在侯马待分配人员，根据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的指示，组成了一个中共临时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不料这样在侯马一待就是二年零三个月。
这期间，我去西安市、重庆市看望了两个侄女，还到驻在洪洞的八十二师和驻在运城的八十三师去看望老战友，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接待，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一九七五年春，我还和斐纶去了一趟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