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龙江省庆安县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的家乡就得到解放，第二年我入了党，参加了工作，先后任乡农会主席、区中队长、区委组织委员。1949年5月21日，我随黑龙江省南下工作大队900余人从北安出发，途经沈阳、四平、蚌埠、南京，于6月7日抵达九江。然后大家被分到九江市区和各县工作，我被分到瑞昌，随后到了都昌。这一干就是35年，1984年离休，今年整整90岁。我们这些人南下九江六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历史，把这些历史片断记录下来，也许对年轻一代有些启迪、教育作用。
一次严峻的考验
1949年5月18日瑞昌解放， 6月13日，我和南下干部大队一、二中队的黄茂、王书枫、苏震、张夫生、王仲发、王凤阁、李才、冯坤等48人到瑞昌开展工作。6月15日，成立中共瑞昌县工委（8月正式成立瑞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接管军管会的工作，黄茂任县工委书记兼县长。6月20日，相继成立湓城、中南、码头、徐源4个区工委和区人民政府，对外统称工作组。
我与张夫生、李才等6人被分到码头区，张任区工委书记，李任区长，我任区组织委员，这3人是区工委成员。还有宣传委员张文柱、副区长高显志、区中队长郭志贵。下辖南阳、双桥、马头3乡。由于当时长江涨大水，码头房子被淹，工作不便，又将码头区改称南阳区，区机关设在三眼桥。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接收国民党区乡政权，筹粮支前，宣传政策，安定人心。此外，试用地方干部，吸收新兵等是我要做的工作。但在7月上旬以后，国民党潜留在县内的政治土匪浮出水面，与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相互勾结，活动猖獗，企图扼杀新生的政权，使正常工作无法开展，所以中心工作转入剿匪，县成立剿匪司令部，区成立武工队，形势一度紧张。
南阳区双桥乡的原国民党乡长宋宝荣、财粮干事陈建国以及冯喜、朱元章等早在5月21日就向县军管会投诚，上交了全部枪支弹药。虽然如此，在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假投诚者，我们心中无底，因为在瑞昌解放前夕，敌人召开了应变会，准备了一批人伺机打入到共产党里面去。为了慎重起见，一方面使用这些人开展工作，如筹粮支前，很快完成了任务；一方面暗中考查这些人，晚上我和李才（此时张夫生已调县）与宋宝荣、陈建国睡在一起，便于对宋、陈的观察。由于我不主张招新兵，所以南阳区中队虽然人少，但都是老兵，可靠、安全，大家睡得踏实。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年龄较大，经历的事多些，头脑比较清醒，遇事比较冷静，所以当时大家给了我个雅号叫：“老秀才”。
大约在7月中旬，传来了坏消息，徐源区人民政府和区中队两次遭到土匪的袭击，由于区中队新兵叛变，区中队长李友善被杀害，副区长冯坤机智地躲过了叛兵的袭击，连夜赶到县城向县领导汇报。土匪抢走了枪支24支，仓谷10万余斤，烧毁住房4间和炮楼一座。土匪在徐源得手后，扬言要攻打南阳。南阳局势非常紧张，区党政机关处于临战状态，加强防卫，一天24小时巡逻放哨，准备痛击来犯土匪。面对土匪的威胁，无论是对我们这些南下的干部、老兵还是对试用人员，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副区长高显志也是黑龙江庆安县民乐乡人，他经不起考验，要我和他一起回东北老家。我批评了他的错误想法，他不听我的劝告，开始在领导面前装聋卖傻，最后由九江行署遣送回家。10年后，我回东北探亲见到高时，高正在经营豆腐，他后悔当初不听我的话，当了逃兵。原国民党双桥乡公所的投诚人员冯喜、朱元章向土匪自首，被区里开除；另一个投诚人员陈建国经受了考验，得到区里重用，并由他出面与土匪周旋。
一天傍晚，土匪头子孙文星派探子到三眼桥找到陈建国，探听南阳的虚实，陈建国与探子很熟，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做分化瓦解工作，这个探子再也不干土匪了。由于区里宣传、瓦解工作做得好，所以南阳区党政机关一直未遭到土匪的袭击，一切工作都开展得比较顺利，受到瑞昌县委、县政府的表彰，陈建国也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
做党性强的干部
1949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彭泽、湖口、都昌三县（简称东三县）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先后解放的，解放后的东三县划归赣东北区鄱阳地委领导。同年8月，省委决定东三县划归九江地委领导，东三县的南下干部随二野部队继续南下贵州，四野接防，三县需要的干部由地委统一在其他县和地区的南下干部中抽调。当时地委特别强调各地要拿出党性强的干部支援东三县。我正是作为党性强的干部从瑞昌调到都昌工作的。
1949年9月，我接任中共都昌三汊港区委书记，原书记胡宏岩随原都昌县委书记夏树屏率领的二中队南下贵州。都昌是个大县，解放后，县委在汪家墩、徐家埠、盐田、狮山、三汊港地区建立5个区委会和区政府，对外统称工作组，按照排序三汊港又称第五区。三汊港区党政机关驻三汊港镇，下辖周溪、和合、大沙桥、西源、阳峰、西田、刘金、西湖、竹林、柴棚、伏牛、沙岭等30余乡。工作范围很大，但当时干部很少，除我外，区长张文学、副区长曲禄臣是南下的；地方干部有曹义平、冯异荪、曹劲节、沈远清、高步云、刘汉俊、江起鹏等。区里的工作划分大沙、周溪、三汊港三大片，由我、张、曲分别负责。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成立农会，划分阶级，结合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分粮赈济等，为建立乡级政权和土改作准备。作为南下干部，我们还有发现和培养地方干部的任务。
当时，我根据县委书记王力群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作社会调查，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敌情。根据地方干部介绍，三汊港西湖是国民党都昌县党部书记长查洪文的家乡，情况比较复杂，就首先到西湖作调查，访贫问苦，召开贫雇农代表座谈会，对西湖的基本情况有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到大沙住下来，开展建农会、划阶级、减租减息、征集秋粮、招收人员等工作，到了春节前夕，大沙的工作告一段落。春节后，又转到阳峰开展同样的工作，并访问了当地农会主席杨家汶，了解农会工作开展情况。
在阳峰没几天，我就去县城参加县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调整区级机关。鉴于目前区大，乡级政权尚无条件建立，影响工作开展，会上决定将全县5个区调整为10个区，原三汊港区一分为三，即周溪、三汊港、大沙桥3个区，我被调任周溪区委书记。
一块难啃的“骨头”
1950年2月，我赴周溪上任。周溪区委亦称第七区委，机关驻周溪镇，区政府改称区公所，作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开始重用地方干部。副区长刘明兴（一年后转为区长），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后来与组织上失掉联系。原在三汊港区的曹义平、冯异荪、曹劲节、沈远清、高步云等，根据我的要求、组织上批准，亦转到周溪工作。
周溪是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的家乡，封建势力大，在国民党党政军宪警特组织的团级军官比较多，社情敌情复杂。听说早在大革命时期，都昌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农民协会几乎遍及全县，居全省第二，唯独周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农民运动开展不起来，一直是个典型的白区。解放前夕，这些国民党的大小官员，有的去台湾，有的潜逃在外，有的隐蔽下来，改头换面，伺机再起。周溪是块难啃的骨头，我是临难受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周溪地区暗藏的反革命蠢蠢欲动，板石乡的黄昌和打进到乡农会当文书，预谋发展反革命组织。鉴于周溪情况特殊，县委把周溪先土改后镇反的部署调整为先镇反后土改。我们区委区公所广泛地发动群众，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县公安局也把周溪作为重点地区来抓，他们根据群众的举报，先派汪永淮、胡家全以征粮的名义，到实地侦察，区里积极配合。我连夜赶到20余里的板石乡，了解情况，协助破案。最后，县公安局长刘哲生也赶到了板石乡，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黄昌和，擦亮了人们的眼睛。
古塘乡傅家山村曹文华是国民党鄱阳湖水警总队队长，解放后没有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一直隐藏在家里。这个人年纪不大，个头高大，为人凶残，身边藏有两支手枪，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我当时安排由曹义平和曹劲节逮捕曹文华归案，但我又不放心。一天晚上，曹义平和曹劲节刚走出区政府大门，我就在屋里喊，等一等，并对二曹说：“你两个小鬼看来很难对付曹文华，还是我跟你们一道去吧！”对付这样的反革命，我还是有经验有办法的，我知道这两个小青年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不免有些心慌，所以，一路上我一再叮嘱二人要沉着，不要怕，并吩咐二曹走大门进，我在后门堵。惜日残暴凶狠的曹文华，此时已是惊弓之鸟，曹义平、曹劲节从前门进，曹文华从后门出，边走边喊：“弟兄，我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企图逃跑，我在后门外看得清楚，一个箭步上前将他按倒在地，3个人将他逮捕归案。此时，家住周溪的特务分子、国民党江西水警总队队长曹飞鸿也在南昌落网。
周溪地区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群众真正起来了，1952年转入土改。
访贫问苦 体贴群众
1949年的夏季，都昌遭受了有史以来的大水灾，濒临鄱阳湖边的周溪，灾情更为严重。1950年3月，都昌县人民政府分给周溪救济粮六万斤，要求真正发到受灾的贫苦农民手里，不能搞平均分配。我把这件事当作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是穷过来的，特别同情穷人，我也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所以在区里干部会上反复强调，要按照上级的要求把工作做实做细，一点都不能马虎。会后，我就带领曹义平到受灾最严重的沙塘乡墈上村搞试点，在村里最穷的曹达富家里吃住，访贫问苦，将全村没有饭吃的困难户逐户登记造册，然后召开贫雇农代表评定到户。只用了5天时间，就将救济粮发放到户。群众非常满意，一致反映共产党真好，过去保甲长进村要钱要粮，现在共产党的干部给我们送粮来了。沙塘发放救济粮的作法在全区得到迅速推广，周溪区顺利地完成了救灾任务。
救灾期间，在区里工作的本地干部家里也很困难，有的受灾也很严重，但对这些救灾粮一粒也不能擅自拿走。一天，曹义平的哥哥曹明龙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家里已断粮三天，靠吃野菜、草根撑着，有的肚子涨得发痛，要弟弟向我要点救济粮。曹义平知道区里有规定，干部家里不能发救济粮，所以对他哥的话没有反映。只是在他哥哥一再催促下才勉强到了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在擦枪，见曹泪流满面地站在我面前不说话，我感到很诧异，就问：“小曹，是谁欺负了你？”曹就把哥哥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说区里不是还有点救济粮嘛，你家里没有饭吃可以弄点去。曹还是站着不动。我知道曹是区财粮助理，怕犯纪律，就把冯异荪叫到面前，告诉冯曹家断粮三天，要饿死人，要冯给曹家弄点救济粮。当天中午，曹明龙挑着一担小米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为万米木材劳碌奔波
1958年，我们国家正进入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都要大干快上。我从地委党校学习文化回来不久，任县农林垦殖局局长，当时农林垦殖局是刚从农林水利局分划出来的，目的是加强林业工作特别是林业垦殖工作，省里是由副省长汪东兴兼任农林垦殖厅长的。当时，上级下达都昌1959年一万个立方米的木材上调任务，这是国家建设铁路、煤矿所需要的木材，必须按质按量完成；县委还提出一年绿化都昌，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要当好县委的参谋。我一上任就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1958年上半年，干部上山下乡参加劳动，全县初步建立了苏山、南山、杨储山、鸣山和大港5个垦殖场，我上任以后，首先下到这5个场了解情况，然后配备足够的力量，加强了领导，逐步把这5个场建成了都昌的林业基地。同时建议县委、县政府将国家下达的一万个立方米的木材任务分到徐埠、张岭、大港、鸣山、土塘、化民、狮山、汪墩、南山等12个乡，从全县抽调500个劳动力，同我们局里统一组织，上山砍伐。局里还抽调大部分干部，组成土塘、大港、杨储山3个采购组，分别到有任务的12个乡砍伐点，按照对铁路枕木、煤矿坑木的要求，作具体指导。我也深入到各个砍伐点和采购组，抓进度，抓质量，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时，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很高，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一万立方米木材的上调任务，受到上级的表彰，县委也很满意。
完成了一万立方米木材的上调任务，自己用材反倒困难，正在筹建的县委办公楼的用材还没有着落。正在此时，景德镇市的党政领导率京剧团到都昌慰问演出，期间，答应给都昌300立方米木材，但要我们组织劳力到景德镇山区砍伐。一遇到重要任务，我都要亲自出马，这是我的一贯作风，这回也不例外。我亲自带队到景德镇，深入到山区砍伐点，解决伐木工人们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大家很受感动。
难忘的时刻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都昌出现了多起反动标语、传单案件，弄得人心惶惶，公安队伍内部也一度出现了思想混乱。我当时担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被调任公安局教导员，目的是加强公安干警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上任后，利用自己做政治工作的经验，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加强了侦破工作的力度。我作风比较艰朴，以身作则，那时公安局的条件差，我一家七八口人住在公安局的传达室，整个房子不足20个平方米。我的大儿子杨树森从部队退伍回来，想安排在公安局工作，被我断然拒绝。这两件事在干警中反映很好，表示要向老干部学习。
1965年5月，我赴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时间半年，九江地区同去的有九江县公安局副局长黄昌棋。这期去中央政法干校学习的全国各地公安干部共两个班，100余人，当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在学习期间能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196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四十四周年生日。这天，我们照常上课，上午11时左右，上课的老师突然宣布：今天下午一时，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家。同时宣布三条纪律：一是不准带枪；二是衣着、面容要整洁；三是进入会场后行动听指挥。并告诉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刮胡子理理发，换上新衣。大家顿时欢呼雀跃，又紧张，又兴奋。我和同学们下课后，即赶到食堂吃饭，再回到宿舍稍作整理，就排队上车，下午一时赶到人民大会堂，那里还有时间理发。先后到达人民大会堂的还有出席有关军事、公安、农业、农垦专业会议的代表和公安干部学院的学员，共四五百人。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站好队，我站在前四排，大家都在屏住呼吸等待。下午二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康生、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和谢富治等领导人接见了大家（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接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我南下都昌以后最难忘的时刻
于细微深处见精神
1966年9月，经过八年的测量、勘察、设计、编制、反复论证、下马再上马，兴建都昌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大港水库的战斗终于打响了。连结都湖鄱彭四县的武山脚下大港，这块曾洒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等革命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沸腾了。建设者们肩挑着、背扛着、车推着铺盖、工具和粮食源源不断地从全县35个公社涌来，通往大港工地的简易公路上尘土飞扬，“唰唰唰”的脚步声伴随着土车“吱吱”声，扁担的“哦哦”声响成一片，汇集了一万五千多民工和五百多县、区、社带队干部，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经过三年连续奋战，完成了大港水库大坝的主体工程。其配套工程——百里渠道大会战，又于1969年严冬打响，县、社、队三级干部率领10万劳力就地安营扎寨，全线突击开工，拉开了威武雄壮、气势磅礴的百里战场。在大雪纷飞、零下五度、冻土如铁的恶劣气候下，仅半个月时间就基本完工，创造了都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都昌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横跨景湖公路，长400米、高25米的马涧渡槽，也于1970年竣工，它把大港水库与长垅水库连结起来，形成全县最大的灌区。从此，都昌北部的武山水源，穿过崇山峻岭，跨越洼地深谷，奔腾不息地流到了鄱阳湖畔，使远在百里之遥、没有蓄水工程的南峰、芗溪、万户、狮山等乡（镇）田地得到了灌溉。这是都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自然、造福子孙的伟大壮举，作为大港水库的管理者，我深受震撼和教育。
我从北京学习回来不久，1966年7月被临时抽到大港水库管理处担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后勤工作，组织后勤人员配合施工。同年9月水库开工以后，我每天早上4时半以前第一个上坝，同时要求水库工作人员要赶在民工5时上坝前上坝，否则要挨批评。晚上我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大坝，一直坚持下来。这年冬，施工中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采集核心墙土，工地附近的取土区只有夹杂砂石的土料，要取得符合质量的黄粘土，要翻过几道山坡的熊家村背后，每担土往返4华里，每个民工每天完成零点三立方，其一天行程80多华里。每天晚上12时民工收工后，我又带领水库青年职工40余人（内有九江水利学校24名实习生），每人拿一把扫帚上坝扫清核心墙上遗留的杂物，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又冷又饿，这样持续一个多月。
1967年4月上旬，呼啸的北风夹带着倾盆大雨扑面而来，下个不停，库区的幸福、和平两条山涧里的洪水象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水位在迅猛上涨，经过一个秋冬的奋战高达4至5米的大坝受到严重威胁，在全长340多米的大坝上处处出险，一部分地段洪水与坝面持平，如果大坝倒塌，后果不堪设想。我与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领导陈家生、于运信、詹志英等日夜在大坝上，我有几个晚上没有合眼，大家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分析险情，采取措施，请九江打捞队支援。打捞队人员潜到深水里，将导流管里的支撑和模板全部拆除掉，洪水顺利地从管理通过了，险情得以排除。
大港水库即将竣工时，我想到了库区内周围十几里地的望晓源、土目源等村庄的农民如何进出的问题，就在水库内建造了一座渡亭，配了机帆船，一天24小时接送群众不收费，为过往的群众提供了交通方便。
担任第一个工业区的主任
1970年5月，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省革委副主任文道宏，在九江专革委主任王大川、都昌县革委主任周遇炳等陪同下，视察了大港水库和百里渠道。程世清对大港水库的建设很满意，同时要求都昌加快发展工业，并根据大港有山、有水、有树、有煤、能发电等特点，提出就地取材，建立工业区，要求尽快上马。“文革”期间，在领导工农业生产中，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事情很多。不象现在，一个项目上马要调查研究，反复论证，讲究科学发展。就这样，程世清一句话，大港工业区上了马。这个很不踏实的苦差事又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就地一转成了大港工业区指挥部的主任。当时，不管程世清在大港山区建立工业区出于什么目的，但迅速改变都昌地方工业落后的局面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人们欢欣鼓舞，热情很高，都想为建设大港工业区出点力，我也乐意接受这个任务。
同年7月，1500名工业新兵从全县各地开进大港山区，去实施七矿四十八厂的大港工业区计划。顿时，寂静的山区沸腾了，开始建厂房，建工业区简易办公楼，所有的工厂都是发扬“穷棒子”精神，干打雷，我与工业区其他领导组织各厂工人上山砍树搭架、港沟里捡大石头砌墙，还亲自带领工业区工作人员到港沟捡石头。所有厂房都是乱石垫基、黄土筑墙、茅草盖顶建起来的，仅3个月的时间，就盖起厂房210幢，总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1971年3月，正式成立大港工业区指挥部，又称工业区革委会，我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经过10个月的奋战就建成了机械厂、插秧机厂、电厂、纤维厂、造纸厂、砖瓦厂、农药厂、石英矿等26个厂矿，但正常投产的只有机械厂、食品厂、麻纺厂、造纸厂、陶瓷厂等几个厂子。由于这么多企业一哄而上，以致原料、动力、技术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企业在生产中出现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或“有米可炊无巧妇”的不正常现象。我主要抓产品质量与进度，同时寻找产品的出路，可是力不从心，依然是困难重重，怎么也上不去。由于工业区纯属轻化等地方工业产品的加工站，大部分原材料要从外地购进，加工的成品再运往外地销售，交通不便，成本高，亏损是必然的。1972年在列入全县财政预算的19个企业中，就有12个企业亏损，其它企业更不景气，大部分已建的企业纷纷倒闭。
1972年6月，听说程世清因为参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活动，被中央批准实行离职隔离审查。随着他的下台，他所指示创办的都昌大港工业区因为亏损严重，也于这年底被撤销。其中造纸厂、机械厂、麻纺厂、陶瓷厂划归县工业局领导，食品厂由县商业局管理，其他厂矿就地解散。工业区解散前，我根据县委领导的意见，对农村各地调来的临时职工作了妥善安排，为今后都昌工业的发展留下了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技能的青年职工，其他人员做好工作，遣散返乡。
我处理完了工业区撤销后的一些扫尾工作，又回到大港水库。从47岁到57岁，我在大港山沟里整整干了10年，这10年中搞的水利和地方工业建设，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都要从头学起，碰到不少的困难，但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好。1976年1月我由大港水库水电管理局长调任县卫生局长，一家里才回到了县城。
亲手创建中医院
1976年10月，我们国家结束了10年“文革”动乱以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项事业得到大发展。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和卫生部门，重视祖国中医事业，逐步把中医院建立起来。
“文革”期间，都昌中医药人员多数受到冲击，有的遭受不白之冤，强迫下放，遣送回家，甚至迫害致死，给都昌中医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担任卫生局长上任以后，落实政策，妥善安置中医药人员，让他们在振兴都昌中医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1978年，我从地区卫生局长王凤阁同志那里得到唯一的一个县级中医院建设指标后，即抽调王新章、魏谷等10余人组成筹建组，筹建中医院。在省市卫生部门共拨款6万元的基础上，争得县财政拨款5万元，着手新建门诊大楼和职工宿舍等。但这二笔款还远远不够，我又多次跑到地区卫生局，争取局领导的支持，先后又拨给都昌十几万元。建设中医院的资金落实后，我立即派人到井冈山某林场订购了120立方米的建院木材。
1979年秋，这批木材运输经过吉安时被洪水冲散。我闻讯后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第二天与局人秘股长张良民赶赴吉安，找到刚上任的吉安地委书记王书枫。王书枫与我当年编在一个中队南下九江，后又同时分到瑞昌，可以说是老熟人、老战友了。王立即把寻找木材的任务布置下去，在冲散木材的沿途，逐村逐户调查情况。经过十几天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当地政府和乡村干部的协助下，被冲散的木材大部分得到追回，挽回了近十万元的损失，中医院的建设也得以顺利进行。此时我已60岁了，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亲赴现场，劳碌奔波了十几天，算是尽职尽责。
1980年9月，中医院终于竣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都昌县中医院正式成立，都昌中医又得到振兴。1981年都昌中医院正式开业，收治病人，从此，都昌的中医事业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1981年3月，我在县人代会上当选为县人大副主任，1984年6月正式离休。我在都昌整整工作了35年，服务了35年，可以说，我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精力，给了都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了都昌人民。（殷育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