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作为一个城市的记忆，那一天是永恒的。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解放指日可待。
中共中央已经开始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上来，因为解放大城市并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对掌握全国政权极其重要。10月26日，中共东北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委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陈云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全面领导沈阳的接管工作。27日，东北局又确定由陈云、伍修权、陶铸、王首道、朱其文等组成沈阳特别市军管会，从各方抽调的4000名新老干部接管沈阳及周边几座城市。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宣告沈阳解放。战场硝烟未散，陈云率领的接收人员已突入沈阳市内，接管沈阳。军管会首先加强政权建设，成立了沈阳特别市政府，宣布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新的市区组织和街道办事机构，建起街公所142个、居民小组3830个。今年11月2日是沈阳解放60周年纪念日，记者走访健在的，当年参加接收沈阳的两位老公安，听他们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
万力生，87岁，当时是旅大警官学校学员，1948年11月3日进入沈阳，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公安局北市分局三经路派出所副所长。
傅岩，93岁，时任哈尔滨公安局新阳分局局长，1948年11月2日进入沈阳，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公安局三处处长。
接收沈阳历史从这里拐弯
“我特别想念陈龙、何侠、厉男他们，回忆一起接管沈阳的日子，更加想念他们。他们都作古了……当时陈云是沈阳军管会的最高首长，很少在公开场合亮相，我只见过陈云几次。陈云对公安的工作部署都通过陈龙传达给我们。”
傅岩老人提到的陈龙、何侠和厉男三个人，是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不可多得的英才。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生于抚顺，10岁随全家迁移到东宁。1926年，刘汉兴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吉林自卫军奉命在镜泊湖与日寇展开一场恶战。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派赴苏学习。根据陈潭秋的建议，将名字改为陈龙。归国后，被分配至延安，任中央社会部治安(侦察科长)，肩负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的重要任务。1945年，陈龙担任中央社会部第三室(除奸)主任。同年，他与龙飞虎从毛主席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期间的43个昼夜，陈龙寸步不离毛主席，“二龙护驾”的故事流传很久。抗战胜利后，陈龙到中共东北局担任社会部副部长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长。1948年跟随陈云接收沈阳。
何侠，1919年生于西安三原，早年参加红军，曾经就读延安中央党校。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山东纵队保卫科长，鲁中区公安局副局长、局长，鲁中军区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长。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何侠曾任辽东军区情报处处长、辽东分局社会部二处(公安处)处长。1948年沈阳解放初期，何侠先后担任了沈阳市委常委、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公安局局长兼任沈阳卫戍区副司令员、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沈阳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等职。
厉男，1916年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35年7月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回国后在北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河北省委政治交通员，晋察冀军区第三地委书记，北方局党校教育长，北方局敌工部副部长兼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部长、政工部部长，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厉男奉命到沈阳参与接收日伪政权。先后赴齐齐哈尔市任嫩江省自卫处处长(后改公安处)，兼公安总队长和政委等职。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总队政委。
在傅岩老人的寓所，采访从老人的回忆开始。
1946年10月下旬，傅岩接到命令，跟随陈云南下，准备接管沈阳。傅岩很高兴，老家在台安，到了沈阳，就有机会回老家看看。自从1935年在北平参加革命，就没回过家。傅岩带了十多个人，乘坐敞篷汽车，随队向沈阳进发，那时候很冷，大家挤在一起，也差点冻僵了。在昌图略作休整，继续前进，11月2日晚上，抵达沈阳北郊，又经东北大马路，一直到达中山广场，进驻国民党的警察局大楼，就是如今沈阳中山路106号沈阳市公安局老楼。
“天寒地冻，又冷又饿，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哪有床啊，行李卷往水泥地面上一铺，倒头就睡。也仗着年轻火力壮，谁也没落下什么毛病。”
11月3日，东北局在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召开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会。军管会下辖经济、财政、政务、铁道、后勤五个处。卫戍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也归军管会统一领导。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出任军管会公安部部长。陈云在会上强调：沈阳是我们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市。要让所有国民党原在职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人民政府报到，一律上班，各机关开始办公，工厂开始生产，商业部门都要开始正常营业。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我们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
解放初期的沈阳，敌特活动十分猖獗，维护沈阳社会治安，警戒保卫工厂、机关、水电、交通等重要部位和侦查、缉捕潜藏的匪特分子及破坏社会治安的各类坏分子，清查户口，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等等，成为新成立的公安局的重要使命。公安机关除了从各地抽调的警察，又留用一批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局长何侠、副局长厉男遵照军管会的指示，在陈龙的指导下，全力投入工作。11月4日，公安局恢复交通警并派出巡逻队、执法队在主要道口服务。
接收沈阳也有磕磕绊绊
在沈阳北郊一座普通民居里，万力生老人平静地讲述60年前的事。
“我来沈阳的时候，遭不少罪。从旅大乘苏联造四轮卡车，敞篷的，好几十人站着，越往北走越冷，冻坏了。走到普兰店歇一夜，第二天继续走，走到苏家屯的时候，赶上铁路路基塌了，道不好走，差点翻车。11月3号天快黑的时候，到达中山广场公安局大楼，当晚住在二楼，睡地面。可是不知道上头下了什么命令，不让我们下楼，我们就趴窗户往外看热闹，街上国民党败兵还有呢，天上有飞机，飞得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们在公安局住了半个月，睡冷地面，吃高粱米，饭里有一半砂子，直硌牙。菜就是比手指头还宽的白菜帮子一卤盐儿，有吃的就不错了。后来我被分到北市分局，军代表肖磊不让我们住分局院里，让我们住外面的厢房，还是睡水泥地，连个草垫子都没有。被褥精薄，睡一宿腰都不敢打弯。整整睡了一个月水泥地，才进分局院里。后来才明白，人家不信任咱们，咱们从旅大警校来的，都穿国民党警察的黑色服装，只不过撕掉了青天白日徽章。”
旅大地区统一的中共领导机关——中共大连市委成立于1945年10月，为对敌斗争，中共大连市委暂不公开。中共东北局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后改为大连市公安总局)正式成立，到12月，基本把旅大地区各个县区的公安局和消防局都接管过来，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1946年9月成立旅大警官学校，就是为了培养共产党的公安后备力量。1947年5月，公安总局决定：仿效国民政府警服、警衔形式，将警衔等级改为“五等十八级”，同时修订警服样式。于是，旅大地区由共产党实际控制的警察队伍统一穿着国民党政府警服。
万力生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当时东北局做进军沈阳的准备，指示旅大警官学校集训一批干部，万力生正在入选之列。
“警校的校长是周光，副校长是韩光，政治处主任是宋光，当时国民党开玩笑说警校执行的是‘三光政策’。我们是共产党，挂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马克思、列宁的像。有一回驻沈阳的国民党中将董延平到校巡视，周光只挂孙中山的像，故意戴上上将军衔，在气势上压过董延平一头，大伙解气呀。周光参加过长征，后来当上吉林省副省长了。韩光去黑龙江了，后来当中纪委书记。前几天听新闻才知道，他去世了。宋光到沈阳接任何侠当公安局长，我是他的学生啊，想见一面，也没机会。再说，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回忆起来，怪亲切的。”
万力生讲到的宋光，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宋光，1915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县，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部政治指导员，丹东市委社会部部长、公安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沈阳市公安局第二任局长。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经济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稳定沈阳公安机关出力不少
沈阳特别市公安局下设秘书、治安、行政3个处，有12个区分局，分局下设146个分驻所、派出所。傅岩和崔次丰执掌行政处大权，行政处负责全市的刑警、户政、消防、交通、外侨工作，还要指导派出所工作，头绪繁杂，工作面广。“街头乱哄哄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到处乱窜，流浪乞讨人员很多。敌人很猖獗，破坏、扰乱、暗杀、恐吓、打冷枪、防火，千方百计动摇民心。国民党警察局的户口乱糟糟的，是人为破坏。进城干部缺乏城市管理经验，还拿农村户口管理的招法，有人干脆用国民党那一套管户政。我们专门设个户籍股，指导分局、派出所摸清全市人口情况，查找旧警察局的户卡，掌握准确的人口数目，就好办了。登记人口的政策比较宽松，各分局、派出所报上来散兵游勇，校级以上的，定为反革命，当场逮捕，一般士兵，基本不抓。我们对他们立即核实身份、原籍，该留的留，该遣送的遣送，很快街头就清净多了。”
傅岩说，整顿交通比较麻烦，警力有限，行人、车辆没个规矩。旧交警不知道共产党政策，都跑了，接管干部人手不足，对沈阳地理环境不熟悉，没法管理交通。公安局决定对旧交通队的交警全部留用，按原职务正常上班，交警们纷纷归队。在解放军进城第三天，街头就出现警察站岗指挥交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最挠头的还有消防，刚解放头两个月，敌机滥轰滥炸，特务放火，沈阳几乎天天有火警。我们留用了全部消防警察，接收22辆消防车，只有8辆能用，这哪行？我们扩充消防警察编制，从农村招人，修理破旧的消防车，组建新的消防力量，干得挺好。”
万力生参加接收沈阳的时候，被任命为北市分局三经路派出所副所长，所长是王树本。所里共产党警察只有万力生和王树本两个人，其余都是留用的旧警察，没有配枪。他们的任务就是治安巡逻、查户口、抓抽大烟的、抓土匪，维持社会治安。三经路原来驻扎过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的兵力，后来败亡了，留下一些逃兵，四处流窜，干坏事。有一天群众来报案，说在一个地下室里躲藏两个国民党军官，还有枪。万力生带着两个警察去那个地下室，自己没有枪，对方有枪，怎么办？万力生双手插兜，右手食指伸直，装作握着枪的样子，闯进地下室。地下室原来是间锅炉房，里面果然有两个人，万力生等人大声断喝：“举起手来！”“不许动！”那两人吓傻了，乖乖举手投降。万力生从锅炉底下搜出两把枪，一把匣子，一把花牌撸子。
在三经路派出所期间，万力生配合所长王树本破了不少案子。有一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在三经路浩然里住着一对夫妇，男的解放前当过律师，地面熟，路子野。这两口子偷偷在家抽大烟，让万力生带人堵个正着。律师很老道，把烟枪、烟灯收起来了，就是不拿出来。“交出抽大烟的工具！”“从前抽过，现在不抽了，哪有工具？”万力生气坏了，给他一巴掌。律师害怕了，告诉老婆：“把证据物拿出来吧，不给不行了。”万力生将人赃交到分局。谁知第二天那个律师大摇大摆来到派出所，扬扬得意地说：“我，回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万力生差点揍他一顿。
“唉，不正之风，早就有啊！”
开国大典沈阳在激动
沈阳解放的第11个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军管会给公安机关下了严命：必须保证开国大典期间沈阳的安全。
1949年9月底，全市的警察都到街面执勤，何侠、厉男亲自到基层派出所督战。陈龙要求对沈阳特业从严管理，这块工作正是傅岩主抓。陈龙曾经担任过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是傅岩的老上级，两个人关系密切。
“陈龙参加革命较早，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重庆谈判时就是陈龙亲自保卫。这个人水平相当高，我向他学了很多东西。开国大典沈阳保卫搞得特别好，那些天累是累点，值啊。”
傅岩老人对往事感慨良多。
万力生对那次保卫印象同样深刻。
“我三天三夜没睡觉，激动啊，谁能睡着觉？建国了，干革命不就是为了那一天吗？熬到最后一天的后半夜，街面上太平无事，我就回所了，脱下警服，打算歇一歇。谁料麻烦来了，何侠局长开着吉普车来三经路派出所查岗，王树本跟进屋里。现穿衣裳来不及了，我硬着头皮面对局长。‘你怎么不出去巡逻呀？’‘这不刚回来吗？’‘同志，我们出来巡逻为了什么？要知道，敌人无时无刻不搞阴谋破坏呀！’‘没事，局长。’我嘴上应付，王树本暗中捅我一下，不让我说话。何侠很认真，当场给北市分局吴志敏打电话：‘吴志敏同志，三经路派出所没有巡逻，你检查一下！’我还要争辩，王树本又捅我一下，我就没敢多嘴。事后，吴志敏找我谈话，批评我一顿。还好，没受处分。”
新中国成立了，沈阳的社会治安经过将近一年的治理，大大好转。但是户籍管理总是不尽人意。傅岩组织全市清理整顿人口，申报户口，做到人人有户口，户户有登记，基本克服了城市人口混乱的局面。
“那时的工作没完没了，我就住在办公室，白天晚上合计工作。锄奸肃特，打击盗匪，反动党团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收容散浮，整顿、申报人口等等，忙出点头绪，又开始缉毒禁娼。”
国民党统治时期，沈阳有妓馆200多家，妓女千余人，沈阳解放初，娼妓业已经萧条，政府一时没有适当的安置办法，暂时没有采取取缔措施，只是限制发展。后来公安机关着手打击沈阳的娼妓业。为摸清烟馆、妓院的情况，傅岩亲自带人到南市、北市一带搞调研，用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写成调查报告，呈报何侠局长。这些材料为沈阳市迅速禁除鸦片、娼妓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52年10月12日晚上10点，公安机关在北市区执行封闭妓馆任务，逮捕妓馆业主30名，强制收容妓馆大茶壶(伙计)51名，动员收容妓女57名。同时在北市场逮捕大炕头(开设暗娼的)14名，收容“野鸡”、暗娼48名。
那时万力生已经调到十间房派出所当副所长，在禁娼行动中，打到一只“野鸡”。
“那次我接到举报，说一家旅店有‘野鸡’，我就去调查。旅店不大，住宿的大多是来自新民的车老板子，确实有个姑娘，和嫖客扯上就以夫妻名义开房间鬼混。一连调查三次，掌握了证据，我就动真格的了。那天晚上，我带人去那家旅店清查，查到那个姑娘和一个男人同住。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姑娘说是夫妻关系。我说：‘夫妻关系？你怎么一天换一个丈夫啊，说实话吧。’她没话说了。带到派出所，姑娘嗷嗷哭，说家里有个老娘，岁数大，还有病，没办法才出来卖。我劝她找个正经职业，挣点干净钱，警告她以后不准做不法行为，一经发现，严厉处置。后来再也没见到她。”
镇反运动曾经惊天动地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共沈阳市委成立镇反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市镇反运动，同时组成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批重要案件。审核委员会下设镇反办公室，傅岩任主任。
沈阳的镇反运动声势浩大，令反动分子毛骨悚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傅岩实在忙不过来，上级给他配备两个助手，一个是廖其康，另一个是郑子修。廖其康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精明强干，郑子修个性很强，很能干。这两人是傅岩的左膀右臂。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1951年4月26日，沈阳市统一行动，共逮捕罪恶昭彰的各类反革命分子1742名，收缴长短枪、冲锋枪14支，手榴弹5枚，发报机(残品)3部，密码4本，匕首、刀剑17把，以及反动委任状、派令、旧地契、反动证章、奖章等大量罪证。接着召开全市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枪毙254名反革命罪犯。应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第二批又处决105名反革命罪犯。这些人都是有血债、有民愤、应该杀、必须杀的大汉奸、大特务头子、惯匪、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
“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人由我签字，报何侠审阅。公安部表扬我们没有错杀，只有两个人涉及罪轻罪重的问题，比别的地方做得好。回来廖其康回四川老家了，郑子修调离公安机关。这两个人有个性，有能力，不可多得。”
镇反的时候，万力生调任位于新城子的市郊区公安分局石佛寺派出所所长，和城市一样，农村也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万力生包片进行镇反宣传教育，带领民警、学校的师生，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刘排长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护卫，到小房身做宣传教育工作，结果赶上辽河大堤决口，洪水淹了整个石佛寺地区，死了17个人。万力生他们被困在小房身，等洪水稍退一些，绕道回石佛寺。
“大堤半夜决口子，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住在民房里，屋地全是水，墙角的耗子洞咕嘟咕嘟冒水，眼看水都上炕了。我们困在那里，饿坏了，三天才吃一个小土豆。后来听到村里有杀猪的动静，刘排长游水出去弄点猪肉，大伙好歹没饿死。那场大水把石佛寺冲惨了，地上到处是黄泥汤子，什么吃的都没有。我跟着部队救灾，搭救被困的老百姓，渴了就喝地上的水。结果大水退了之后，我就发了疟疾，差点丧命啊！”
尾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回忆过去，追忆逝者，傅岩和万力生两位老人总是沉默，眼睛望着远方，似乎在与另一个世界进行灵魂对话。岁月刀剑给他们刻下深深的年轮，每道皱纹里都溢满沧桑，那种沧桑无形无质，除了他们自己，恐怕没人能够读懂。
“我在沈阳没干几年，就到公安部去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想再回忆。陈龙，何侠，厉男，崔次丰，他们都是好人，我常常想念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情景。还有调出公安口的孙喜兆、丁贤，真想他们。”
傅岩老人的感伤有一种历史穿透力。
“我在1957年就离开公安局了，接收沈阳是历史大事件，我有幸参与，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在公安局的时候，我没当过大干部，顶多是干活打头的。当年和我同事的，没几个在世的了，我活到今天，知足啊。”
万力生老人没有感慨，笑容里透出一种达观。
□首席记者 杨清林 2008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