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和家乡人民并肩战斗过几年，对金乡县的这一段斗争历史还是比较熟悉的，现将能记起的作一回顾。
1935年5月，我在聊城师范任教务员时，经钱杰东介绍加入巾围共产党。1937年3月，我被辞退回到了家乡耿楼村。七七事变后即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时，金乡县师范讲习所的教师姚鹗卿捎信，邀我到他那里商量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的问题，经我们研究决定，成立“民众抗敌后援会”。他和刚从日本上学回来的周子明又动员了城内的一批上层人物参加。大家很积极，抗日热情很高。成立大会是在师范讲习所召开的，人到的很多，有教育界的，还有社会上的一些绅士名流。会上选举了后援会的领导机构，县长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委员，并被推为后援会的总务长。其他委员大都是兼职的，只有我没有T作单位。因此，后援会成立后的具体工作大部分是由我负责处理的。当时，后援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青年作社会宣传。我们研究认为：七七事变后在外地上学的中学生都回来了（估计有40多人），这些人是我们联络的对象。我们借了台收音机，把每天的新闻记录下来，再用墙报等形式写出去。由于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消息很闭塞，又没有报纸，而大家都很想知道抗日战争的形势，这样一来气氛很热烈，效果也很好。
1937年8月，王鉴览回到金乡。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在聊城时就知道他。一二九运动期间，聊城的学生到北京去，我还给他写过信，请他帮助收集些学生抗日运动的材料。王鉴览在我们金乡的学生中很有声望，大家听说他来了都很高兴。我听到消息后就准备找他。没等我去，他就和翟子超一起来找我了。当时他说：“我是经中共山东省委介绍来的，省委对金乡有指示，咱们谈谈吧。”“我们到哪里谈？”他说：“到我家。”那时他家住在城北关，我们3人就到了他家里。在他家大门里边一个小屋里，没门也没窗，里边空空的。我们每个人拿了一块砖坐下来，他就说明了来意。他说：“这次省委叫我来找你和子超成立金乡县工委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当前的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建立抗日自卫武装……。”当即，我们就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成立工委，他俩说叫我负责。我说，我来县不久，情况不熟悉，还是你们两个谁负责。就这样互相推让了一番，工委的负责人到底是谁也没有明确下来。王鉴览的家在城里，工委的联络点开始就设在他家里。工委成立后的分T.:翟子超负责翟庄、李庄两个点以及在乡村建点的T作：王鉴览负责城北、城里的工作和与上级的联络；我负责城东、城南、城西的组织发展及建立武装的工作。上面来的同志都是由王鉴览负责接洽，所以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要说T委负责人的话，应该是王鉴览。
工委成立后，我又把王鉴览拉到抗敌后援会，由于他城里的关系很熟，又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他在抗敌后援会中很快就成了一个中心人物，借收音机办墙报的事大部是他搞的。不久，翟子超告诉我，他要调到单县丁作。他说：“我走后工委里补上秦和珍。”翟子超离开金乡到单县的时问是9月学校开学的时候。走之前他把翟庄、李庄的工作交给了我，并带我到翟庄去了一趟，见到一个党员（翟老头），还把李庄的李如
沆、李又元介绍给我。他们都是七七事变前翟子超发展的党员。
不久，王鉴览对我说，上面来人了，这个人叫江明。王鉴览向江明汇报了金乡的一些情况。他义领江明到抗敌后援会去了一趟，与我见了面。江明走后不久又回来了，从济宁带来了一架油印机。，这时王鉴览告诉我，省委已决定成立鲁西南工委，除江明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白子明，另一个是孙衷文。这时候大约是1937年11月。就在这时，我又听说杨绪明从鲁北乡农学校回来了，住在泗水的钱杰东家里。我叫耿帏骑车子到泗水找杨绪明，要他回县里来工作。他去的时候经过曲阜，得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正把全省的四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集中到曲阜准备撤往南方。我们的人当然不能叫他撤走。这时聊师的学生任汝周也随学校集中到曲阜，经李松明介绍来到金乡工作。
1937年10月，日军正长驱南下，当时，我到处奔走准备组织抗日武装。由于金乡县城濒于沦陷，县工委与鲁西南工委从城里撤出，住在城南耿楼我的家里。我的家便成了联络站，王鉴览就把联络工作移交给我，还交给了省委拨给的活动经费60元。
这时，国民党的第三路军已经撤出了济宁，在万福河岸忙于修筑防线。看形势日军很快就要南下，但后来没有南进。当时县工委全力以赴搞武装，我们几个人到处联络。有一次，我到翟庄找翟老头，他对抗日很积极，他说拉武装得有枪，没有枪人家不相信。当时我家里有支枪，经我父亲同意后拿出来。在一天夜里交给他拿走了，还给了他一些子弹。这就是金乡县组织抗日武装的第一支枪。
羊山西董楼，有一大地主叫董世铭，是耿袢的亲舅。董世铭的儿子董元在济宁第i职业学校上学，学校的一个体育教师叫陈笃卿，对抗日很热心。陈带着老婆从济宁逃出来住在董元的家里，他和董元商量要搞抗日游击队。他们的主要力量是董华桂的一帮土匪，要搞真正的抗日游击队是搞不起来的．，他们通过陈笃卿在徐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弟弟陈英，弄了个“第五战区第二游击队”的番号，以此名义来进行活动。他们从董楼来往路过耿楼住在耿帏的家里。耿讳向我说了此事，董元和陈笃卿愿意和我们一起来搞。我在耿讳家里见到了董元和陈笃卿，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江明，江明同意后遂派我到董楼董世铭的家去联络此事。对此，鲁西南-r委还讨论过几次，开始意见不一致，最后统一起来了。后来江明到泰安请示了省委，省委也同意。江明回来后还向我们传达
了省委意见，要我们向西北发展，和济宁西、济宁北、泰西一带取得联系，能组织一支300到500人的队伍就不错了。
1938年2月l5日（农历正月十六日），我们通知准备参加金乡县抗日武装的人到马庙集合。王鉴览、朱伦堂带领城北的七八个人，我带领耿楼的10几个人和翟庄“红枪会”的一部分人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当时的枪支有我的1支，耿鸿珊的1支，耿际濠的1支和李庄李鼎元的1支，共4支枪。还有玉皇庙的刘会堂带了几个人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时我要求江明把翟子超从单县调回来，经组织批准翟子超就回来了，，我们把人员集中到马庙，然后向董楼进发。
这支部队和董元会合以后组织情况是：司令部的人是他们的；政治部的人是我们的，马霄鹏任政治部主任，我任组织干事，王鉴览任宣传干事，翟子超任民运干事。司令部由陈笃卿和董元负责。这是由江明、马霄鹏直接与陈笃卿、董元谈判说好的。我们那时打的旗号叫做“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还刻了公章。陈笃卿还从徐州领来了许多面粉，几箱手榴弹和军大衣。这支部队共100余人，三四十支枪。董元的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董华桂的一些土匪，另一部分是第三军的1个班，7支步枪，l架手提机枪，2把盒子枪。当时我们就住在董元家里，董元的父亲很开明。他说：“你们是抗日义军，我是舍家纾难。”后据陈笃卿说，巨野有一股武装也是从徐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领的名义，愿意和我们合伙，并带了一个自称八路军的人，动员我们拉向巨野龙固集一带j我们与江明等同志商量，他们也同意。我是同意向西北拉的，王鉴览主张把队伍向东拉，拉到我们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去活动。江明还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以便到那里和地方党组织联系。结果我们就把部队拉到了龙同一带姓梁的那里，实际上他没有什么部队。这时我们的队伍内部发生了变化，董华桂的那帮土匪要跑，我和马霄鹏与董元、陈笃卿商量，不能让他们带枪跑，要收了他们的枪。朱伦堂、王鉴览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怕朱伦堂跟他们跑了，当即就把朱的枪要了回来。当天夜里，董华桂果然带着他的那帮土匪跑了。从这件事看来，王鉴览一开始主张向东拉，在济宁与金乡的边界空隙活动的意见是对的。幸好姓梁的那里没有部队，如果有，我们很可能被他们吃掉。董华桂一帮土匪跑到满洞附近劫路去了。我们认为不能再在龙同集一带了，把队伍拉回到董楼，就与董华桂决裂了。不几天，董元家的大车去东边拉粮食途经那里，就被他们抢了。并把一个给董家押车的同志活活砸死。由于董华桂一伙的影响，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很不稳定。
我们这次拉武装虽经受了不少波折，但影响还是较大的。当地国民党i路军很注意，就报告了国民党暂驻曹县的省政府。省政府就派人来检阅我们的部队，我们也只好作一应付，南陈笃卿、马霄鹏带领，把部队从董楼拉到马庙，翟子超组织了许多老百姓参与我们的部队，让他们来检阅。他们一看都是些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嘉奖了一番了事。就在这时，金乡县国民党县政府的手伸了过来，要收编我们这支队伍。我和马霄鹏、杨绪明、袁汝哲等同志商量，认为如果接受收编就等于被他们吃掉；不接受收编，他们很可能强行收编，因为到处住满了第三路军，我们处在他们包围之中．我们决定一方面应付收编，一方面主动把部队疏散。
我们的部队疏散的时间，大体上是3月底。
1938年5月13日，日军占领了金乡县城，继而南下进攻徐州。日军占领金乡县城时，国民党政府就由城里迁到城南徐油坊。我从徐油坊回到董楼，去找杨绪明研究，赶快把队伍再拉起来。自从王鉴览从耿楼网来后，他便把情况向杨绪明作了介绍。绪明让我找鉴览说明情况，我便到城南他亲戚家找到了他j说清情况后，我们便一起开始了第二次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的工作。
总结第一次拉武装的教训，得出了一条经验，就是不能与土匪游击队合作，．这样对待问题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搞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联合只是第一步，还有如何改造他们的大问题，需要我们去很好的解决。第一次拉武装的主要教训，应属这个问题
这时，鲁西南工委已经改为鲁西南特委，住在单县的张寨。鲁西南特委还派来了红军干部叶道友，任务是和我们一块搞武装，，当时，我也总结了第一次拉武装的教训，我便和杨绪明讲，这次部队的家不能让人家当，大队长你不当我当。当时我任大队长，叶道友任副大队长，翟子超任大队指导员。周冠五、秦和珍均为排里的训育员．。我们把城两、耿楼的人会合起来，从马庙经过李小楼到达羊山集。翟子超还发动了邵庄大地主邵连兴的一部分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久，日军撤离了金乡县城。我们随后进城收集枪支弹药，看到被日军杀死了很多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部队为便于活动，进行了分散，翟子超带领一部分在城内活动；杨绪明、袁汝哲、叶道友等在城外活动；我是各处跑，有时在城内，有时在城外。这时，国民党县政府已移住霍固寺，他们的武装仍是原来的保安队、有一天，我们的游击队员徐延祜（徐油坊人）到城里告诉我，第三路军约一个排住在徐油坊。当时我想，如果能把这部分人团结过来那就太好了。徐延祜说，看他们的样子还没有一定去向。我便一面叫徐延祜设法动员这部分人，一面去找杨绪明和袁汝哲，把我们的部队马上拉到了群众基础较好的耿楼，以利于控制局面。我和子超商量决定他仍留在城里，掌握邵连兴那部分人，我去耿楼作第三路军这部分人的工作。几天后，由于我们多方面的努力，这部分人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日，便拉到了耿楼。他们的枪支弹药很充足，共有22人。他们是由几个老兵掌握，并不甘心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一不能给他们什么大官做，二不能给予什么补充，只是看我们都是一些纯朴的青年学生才放了心。住了几天，他们中有几个人找到国民党县政府，想把这支队伍带去。我和杨绪明、袁汝哲、叶道友商量，要把他们的枪收过来j于是，就由叶道友、秦和珍等人到他们的住处收了他们的枪，只有一个站岗的带了一支枪跑掉了。，然后，我们把他们集合起来，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留去自愿，走的发给路费。我们一举获得20多支枪。
我们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有枪三四十支，鲁西南特委给了一个番号叫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三大队。这时，白子明要我们拉到丰（县）沛（县）一带去和总队会合，走时记得是收高粱的时候。到了丰沛一带，于9月份投入了攻打汉奸王献臣的战斗。我们驻在丰王庄，第十三大队改编为第二连，肖杰任连长，我任指导员，翟子超调任第一连指导员。这一仗打得虽然不太好，但对王的打击是很大的。之后我们这支队伍和丰县的第六大队混编为一个连。1938年10月，随郭影秋带领的第二总队宣传队来金乡，住在羊山集一带，边休整边宣传。不久宣传队解散，我们第二总队第二连又和丰、沛县的警备队编成突击大队，叶道友任大队长，我任教导员。1939年1月，丰、沛县把他们的两个连都要回去了，突击大队解散。这时义勇队第二总队陇海路北的各县武装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但第二总队的名义仍保留，转到陇海路南肖、宿、永j县去开展活动，并与当地武装合编成新的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是耿蕴斋，政委是张如，我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这支武装义改编为苏鲁豫支队第七大队。从此，义勇队第二总队的番号取消。
根据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的由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同忆史料（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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