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耿荆山是一名矢志不移，赤胆忠心的老共产党员，是一位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于1933年5月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金乡县最早的负责人之一，也是金乡县抗自义勇队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参加学生进步组织，积极推动学生运动。“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在家乡金乡县曾两次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率领抗日游击队转战苏鲁豫皖边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边区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后改做党的经济工作，特别是为我党的工商行政管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81年离休，副部级待遇（行政九级）。伯父于1907年5月出生，在我们家排行老大。我爷爷耿以鉴是一位开明的进步人士，倾尽所有家产创办了金乡县第二国民小学——耿楼小学。在爷爷的影响下，伯父少年时期就接受了科学民主的新思想。
伯父小学毕业以后，爷爷将他送到省城济南上中学。在学校里，伯父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特别是阅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书刊，为他今后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参加了学生进步组织，后被反动军警发现被捕入狱，爷爷托人将他保释出来，又经爷爷的朋友介绍去上海继续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在那里他一边学习经济知识，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
1933年5月，伯父大学毕业。同年7月来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聊城师范学院的前身）工作，历任学校图书管理员、教务处教务员、农村经济课程教师。
他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辩论会，经常利用星期天和假期带领学生下乡，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农民朋友促膝谈心，调查农村社会状况，探索救民于水火的真理。1935年5月，经聊城师范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盛北光、申蕴朴二同志的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决心将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即使身处险境，他的信念也始终坚如磐石。
1936年底，伯父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回到故乡金乡县筹建中共金乡县工作委员会，并腾出自己家的堂屋作为县工委的办公室（百年老屋至今犹存）。伯父广泛发动群众，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他发起了金乡县第一个由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金乡县抗敌后援会，并担任秘书长，负责后援会的日常工作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7年7月，“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大片的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践踏，上级党组织指示伯父组织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2月初，中共金乡县工委在耿楼村伯父家里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发动武装起义事宜。2月15日，伯父率领金乡城南的几十位同志，王鉴览、朱伦堂率金乡县城的7、8位同志，翟子超、杨如岱、秦和珍率县城西的十几位同志，共百余人40支枪，聚集金乡县马庙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宣布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成立，陈笃卿任纵队司令，马霄鹏任政治部主任，伯父任组织干事，王鉴览任宣传干事，翟子超任民运干事。这次起义未能成功。
1938年5月，中共金乡县工委继续在耿楼村我爷爷家里召开会议，准备继续起义。所有地下武装力量都在耿楼村集结，并动员社会各界捐资捐枪，当时我爷爷也筹集资金帮助买枪。同时还收缴了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第三路军三十九师一个排的枪支弹药，再次宣布起义，建立了金乡县抗日游击队，共50余人，伯父耿荆山、翟子超和叶道友负责领导。这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很快打出了声威，人民群众纷纷拥护，敌伪分子闻风丧胆。这支游击队后编为山东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三大队，伯父任大队长，翟子超同志任指导员，叶道友任副大队长。1938年秋，伯父率第十三大队离开家乡，转战苏鲁豫皖边区，他们开展灵活机动地游击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边区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和信心。
1938年9月，抗日游击队第十三大队在战斗中减员，与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合编成一个营，称为突击大队，叶道友同志任大队长，伯父任教导员兼党的分总支书记。1939年10月，伯父升任抗日游击队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由此，伯父离开家乡，越走越远，直至1982年4月才返回家乡一次，爷爷于1944年3月去世，他也未能回来一次，舍家为国，赤子之心可鉴。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抗日的烽火在苏鲁豫皖边区熊熊燃烧之时，震惊全党的“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了。这是中共党史上惊人的一起冤假错案，该事件组织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残杀了300多名无辜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伯父也没有躲过这一噩运，被错误地定为“托派分子”，剥夺了一切权利，囚禁在自己队伍的牢笼里，受到酷刑折磨。但他不屈不挠，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湖西肃托”事件之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及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伯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部队，被调至中共鲁南地区行政公署经济建设科任科员。由于伯父懂经济，善管理，组织上很快调他任北海银行办事处主任，后任北海银行行长，继而任中共鲁南地区行政公署财政科副科长、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1946年初，中共鲁南地委推荐伯父去中共中央华东局学习。学习期满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再次宣布撤销“湖西肃托”事件中对伯父开除党籍的错误决定，其党龄仍从1935年5月算起，同时对伯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一位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一心向党的坚强共产党员。1947年，伯父调往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工作，任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兼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1949年，任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1950年春天，伯父调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私营企业局工作，先后任调研处处长、产权处处长、公私合营工业处处长，并为该局党组成员。1953年，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工商管理处处长。在工作中，伯父认真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进行详细地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确决策奠定了基础。他参与制定了私营企业条例、公私合营企业产权处理规定及有关清产核资、定产定资、定股定息等政策性的文件，他的许多意见被高层决策领导采纳，然后形成国家文件颁发实施。在对民族工商业的改造以后，伯父正确处理了一些工商业产权的善后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好评。
1957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反右”风，又使伯父受到牵连。他生性耿直，从来不唯上、不唯权、不唯书、只唯实。1960年，伯父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而后被调到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局长，后又兼任青海省物价委员会第一主任。他工作伊始，便将青海省的工商业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针对青海工商业发展落后的特点，制定了许多具体激励性政策，为繁荣发展青海的工商业呕心沥血。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伯父依然在劫难逃，什么家庭成分不好，什么政治历史不清白等等大帽子铺天盖地，有人又将“湖西肃托”事件重新抖落出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几乎将这位老共产党员迫害致死。战火硝烟，风霜雪雨，生死离别，他经历的太多太多，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于党，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会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81年，伯父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当时是行政九级，组织上考虑他参加革命工作早，党龄长，将行政九级调为行政八级。伯父坚决不同意，说自己离休了，不应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组织上就没再给他调级。伯父从来都是这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六个子女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从来没想过利用职权将他们调往自己的身边，大女儿在四川，二女儿在北京，三女儿和大儿子在西安，三儿子在济南，最小的女儿在福州。特别是1951年，他忍痛割爱，将自己的大女儿送往抗美援朝前线。伯父虽然离休了，但从未离开过工作。1982年他回老家探亲，看到老家仍较落后，特别是吃水困难，水中含氟量很高，他就跑县里、市里、省里四处协调资金，为村里打了深水井，家家安上了自来水。他还自费搞调研，写了《抗战时期鲁西南经济状况调查与分析》等调研报告，洋洋20万言。
我的伯父耿荆山就是这样一个襟怀坦白，实事求是，淡泊名利，不畏权势，为革命事业奋斗了70余年，数经坎坷，历尽沧桑，饱尝艰辛，无怨无悔的共产党员。（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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