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到现在，我也很难使自己确信他已离开人世，我时常有一种幻觉，不知什么时候，他会突然推门进来，用他那惯有的疾步如风的步伐走到我面前，并伴随着他那江西口音的高亢声调，亲切地叫一声“小云”。我好象又看到他那慈祥的面孔，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体会到他对自己事业的热情和忠诚，享受到他给全家带来的和谐与欢乐。
在我们家五个子女中，我是他唯一的儿子。父亲对我们子女五人一视同仁，对于我没有丝毫特殊。如果说有特殊的话，那便是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
父亲出身予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爷爷是一个泥瓦匠，终年靠给别人打零工勉强养活全家，而自己却没有房子住，借宿在家族的祠堂内。父亲从小学习刻苦，每学期都名列年级第一名，靠奖学金才能维持继续求学，一直学到初中一年级，由于参加革命，才中断学生生活。他来自劳动人民，对广大劳动人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所以，他要求我要象劳动人民出身的孩子，生活上低标准，学习上高标准，处处提防我们成为纨绔子弟。
我知道父亲十分爱我，但他更爱自己的国家、人民和党的事业。因此这种爱往往表现为对我的严格要求，希望我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我甚至有些“怕”他。
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把我送到一所军队子弟学校。这所学校座落在离市区十几公里的北京郊区，一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每次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星期日下午返校。这所学校很象苏联电影上的少年军官学校，吃饭、上课、作息制度准军事化，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父亲从不允许用他自己的专车接送我回家，要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乘坐总政机关的班车上学和回家。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我时常约上几个同学步行回家，回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妈妈十分担心，怕路上出事，免不了要说几句。这时候，爸爸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是赞许的。所以，更加有恃无恐，继续“锻炼”下去。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但他从不打骂孩子。他常说：“马克思不准打骂孩子”。如果我们子女做错了事或不听话，他就把我们放到床上搔痒，直到我们笑得喘不过气来，说“下回不敢了”为止，以此作为不听话的“惩罚”。
因为从上学起，我一直是个好学生，父亲很少板着面孔批评我，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几次。
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拣到一条小狗，后来送给一个比我大的小朋友。他的父亲也是部队里一位领导同志，我们俩家很熟，父亲去看望老战友，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星期六的晚上，我回家后在父亲的办公室兼书房里睡着了。灯突然亮了，睡得糊里糊涂的我被父亲叫醒。看着他板起的面孔和带有愠怒的眼光，我一下子吓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他严肃地对我说：“谁叫你把老百姓的狗拿来送人？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在战争年代，我们那么艰苦，几天吃不到东西，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你随随便便拿别人的狗送人，太不象话！马上给我送回去！”说完就走了。这一夜我哭得很伤心，我觉得委屈。这狗是它自己跑到我们班的，好多天无人认领，学校规定不许养狗，我才把它送人。当然，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把拣来的东西送人了。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父亲对自己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常说，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就是以身作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处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共度难关。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省衣节食。市民吃什么，我们家就吃什么。那时市场上很难买到肉，餐桌上经常见到的只有胡萝卜、烂白菜。父亲谢绝了特殊的照顾，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定量，和家里人吃同样的饭菜。所不同的，他总是把好一点的菜夹到孩子们的碗里，叫我们先吃饱，他再吃。从我记事起，父亲对于吃是极不在乎的，饭桌上经常听他回忆红军时代的艰苦生活。炊事员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有时，炊事员把菜炒糊了，饭做生了，他也从不批评，总是很快将饭吃完，又投身于工作中去。在他的影响下，我也不知不觉地以艰苦为荣。我身上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同学们看不出我是干部子弟。六十年代中期，困难时期已过，人民生活显著好转。父亲身患肝炎，在中央首长关怀下，到外地养病。父亲不在家，我就成了个小管家。为了磨炼意志，我请炊事员叔叔只做窝头给我们吃，喝的是白菜汤。妹妹们年纪小，对这种饭菜有意见，纷纷向父母“告状”。父亲知道后，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对我说：“小云啊，妹妹年龄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现在国家好起来了，也要注意她们的营养嘛。”从那以后，才结束了这段吃窝头的生活。
父亲有着极高的党性，严守党的的机密，从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工作上的事情。由于好奇心的驱使，趁父亲不在家，我有时偷偷溜进他的办公室，去看那些红头文件。终于被父亲发现了。一次吃完午饭，我正准备溜进办公室，父亲突然说：“小云，吃饭要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我知道你又要去偷看文件，我已经锁起来了，中央的机密，不该你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有些事情，等你长大后，自然会明白。”我知道父亲说话是算数的，只好作罢了。
父亲对工作十分负责，只要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努力去完成。工作成了他的第一需要。白天他要上班，晚上到中央或军委首长家开会，领受任务。回到家还要批阅文件，找人谈话，布置任务，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对每一份重要文件，直至一个大会的发言稿和会场布置方案、议程安排、讨论内容，他都要一再斟酌，广泛征求意见。在他工作的时候，我们儿女们从小儿养成不大声喧闹的习惯，以免打扰他。
父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体谅下级，团结同志。部队的干部愿意找他谈心，我们家经常有“客人”，不管再忙再累，不管大事小事，父亲总是热情接待，亲自为他们端茶倒水，倾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对外地来的干部，父亲总是设法把他们请到家里来，询问部队情况，共同商讨部队建设大计。当我放学回家，看到餐桌上又增添了几个菜，就会明白，准是哪个军区的叔叔又到北京来了。
父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象对待家里人一样。他从来不对工作人员发火，也从不允许自己的儿女支使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属来京，父亲总要挤出时间，和他们拉家常，询问农村的情况，请他们吃饭，尽力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儿女们对工作人员也非常尊敬，把他们看成家庭成员，自己能办到的事，绝不麻烦他们，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些在父亲身边工作过的老司机、老勤务员，离开我家多年，甚至几十年，还常来北京看望父亲。父亲和以往一样，总是热情接待，亲自为他们安排住处、参观，请他们吃饭。对有困难的人，他还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送给他们，给他们买车票，考虑得十分周全。在兰州时，有一次父亲下部队检查工作，随行的后勤部长，不幸发生车祸，和司机同时遇难。父亲专程前往部长家里慰问，之后，又询问司机家属情况，当得知有关人员还未去探望司机同志家属后，他严肃地批评了主管人员，并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前往探望。在崎曲不平的山路上，父亲滑倒了并受了伤，他忍着痛，坚持走到这位司机同志家里，代表军区党委表示慰问，并帮助他家解决实际困难。
父亲十分好学，爱好广泛。除了工作需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工农业知识外，他也喜爱文学、诗词、绘画、书法。他会弹钢琴、月琴，会吹号、吹箫，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虽然他只上过一年初中，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再进过学校，但他的知识是很广博的。他在工作之余，靠着自己的勤奋，一点一滴积累知识。即便是在“文革”中，父亲身陷囹圄，也没有间断过学习。他还风趣地说：过去对不起马列，没有时间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下可要作一点弥补了。当他担任兰州军区政委后，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请大学教授讲授历史、文学史和诗词创作。每次听课，父亲都认真作笔记，复习，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老师，直到掌握为止。他常对我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书本上的东西要会运用于实践，只要是工作需要的知识，我都要学。在他的晚年，他还我、姐夫一起讨论、学习系统科学。开始，他并不赞同某些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思考、调查，他确认这是一门科学。此后，他就成为热情的鼓吹者，积极倡导．他在总结自己工作经验、下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写了两封信给党中央，前一封信说明技术市场的重要性和发展途径，后一封信说明现行体制的弊端，提出改革方案。这后一封信，是父亲于生命垂危之际，忍着巨大的病痛在医院完成的。这两封信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们子女学习努力，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记得当我进入高考前的总复习时，有一天，我正在准备功课，父亲悄悄来到我身旁，对我说：“我希望你考上清华大学，我相信你能够考上。”听他的口气，就好象指挥部队攻占敌人山头一样。他说完就出差到外地去了。我知道父亲这句话的份量，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考上了清华。接到通知书后，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叫我坐到他身边，十分认真地，把我当成大人谈话。他说，他童年时代，因为家贫，祖祖辈辈没有人进过大学。我之所以能上大学，首先要感谢革命。他希望我珍惜这个机会，使自己成长为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材。随即提出三点要求：
1、政治上要严格要求，生活上要向工农同学看齐，不许搞特殊化，要做一个无愧于革命的好后代。
2、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都要争取好成绩。
3、大学期间不许谈恋爱。
在大学里，我只上了一年课，由于“文化大革命”，失去了学习机会。后来在工厂和部队，我又抓紧时间，将大学的功课全部自修一遍，才算对得起父亲了。
父亲从不迭我什么礼物。在我们过生日的时候，他会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上几个菜算作礼物吧。可在大学一年级我入党的时候，父亲破例送给我一件礼物，那是一个红皮笔记本，在扉页上父亲工工正正写了几个大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工作之余，父亲只要能腾出时间，就带我们去走亲访友，散步，爬山，游泳，打球，或者把审查节目和娱乐结合起来，带孩子们看歌舞、戏剧。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充满活力。父亲自幼参加革命，大部分时间做青年工作，他十分喜爱年轻人。一次，他带我到公园散步，碰到一群大学生在联欢。父亲发现后，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不等邀请就席地而坐，和他们一起联欢。学生们看见来了一位首长，有些羞涩。父亲鼓励他们勇敢一点，并给每一个节目打分、评论，还不时说出一些幽默的语言，逗笑了在场的人。学生们渐渐无拘无束起来，他们尽情欢唱，玩得十分开心。临走时，这群大学生纷纷围到父亲身边，握手告别，希望他下次还来参加联欢。还有一次，父亲穿着一身白衣服，手提冰棍筒，和我们一同散步。游园的孩子们突然涌上来，吵着要买冰棍，父亲将错就错，笑呵呵地把冰棍分发给这群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当然，这个“卖冰棍”的老头是不收钱的。我们兄妹们都盼望父亲有空带我们去玩，可惜这种机会太少了。
父亲一生多磨难，但他从未被困难吓倒过。在战争年代，他无数次出生入死，哪里艰苦，哪里危险，就到哪里。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部队度过一道道险关。这些事情，父亲从未对我讲过，我只是从他的战友们的嘴里听到过。和平建设时期，他呕心呖血，为军队建设费尽心思。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混乱的“文革”年代，自己却被关进班房，一关就将近8年。“文革”初期，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发难，递给我父亲一个纸条，说你的儿子在全国各地胡作非为；还要父亲赶快采取措施。对于这个不可一世的“女皇”的指令，父亲毅然回敬一个纸条，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从未离开过我身边，我相信他绝不会有这类事情。父亲本来对江青、林彪一伙的丧心病狂，乱党乱军，倒行逆施，打倒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老干部，十分愤慨，他和军委其它同志共同抵制了林彪、 ”四人帮”，因此被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于1967年10月把他关押起来，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受到残酷迫害。当时我们无从打听到他的下落。过了八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后，经母亲多方努力，才允许我们每月见一次面。头一次见面、我们全家十分激动，久别重逢的复杂情感一齐涌上心头。妈妈和我们兄妹五人，看见爸爸那全身浮肿和虚弱的身影，痛苦万分，泪水横流。父亲很镇静，他告诉我们： “我从小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他鼓励我们要坚信党和人民，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彻底澄清，历史绝不会倒流。他的话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更坚定我们抵制和反抗“四人帮”一伙的信心。
父亲出狱后，又满怀信心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积忧，不幸身患癌症。他吃不下东西，一吃饭就不停地打嗝，一个月体重减了十多斤，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当时他正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为了不影响他人开会，他干脆不吃饭。我们劝他早日住院检查，父亲总是说，我有许多工作要做，等开完会再说。会议结束后，他才住院检查，确诊已是癌症晚期了。他在最后的B子垦，还是那么乐观。他对我说，还有许多事情要作，可惜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当我陪床的时候，父亲不谈自己的病，反而安慰我。他向我讲述了很多战争年代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和以往一样，丝毫没有夸耀自己的功绩，讲的大多是他的战友，那些活着的和牺牲了的伯伯、叔叔们，讲他们的英勇善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对我说，我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留给你的就是这些精神，靠着这种精神，我们打垮了反动派，靠着这种精神，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我明白，他是要我牢记住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病中，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小时，他还反复劝说医护人员回家休息。我握着他不时抽筋的手，听他用最后一日气对我说，你一定要整理好我准备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一边说，一边泪水止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
父亲逝世以后，很多伯伯、叔叔对我说，你父亲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把不愉快的事深深埋藏在心底，却用乐观精神去感染别人，激发他人的革命热情。他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活跃起来，他是一个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老黄牛。他有着一种对事业充满信心、勇往直前、奋斗不已的精神。他有着坚强的毅力，不管前进道路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勇于开拓，顽强战斗。他有一颗永远年青的心，永远充满朝气。人们都可以把他当作自己的长辈，朋友，亲人……。
我想念父亲。我将用加倍的努力，在父亲终生为之奋斗的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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