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谭政文
我与谭政文同志相识是在1941年底。那时候，谭政文同志刚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调到延安枣园中社部机关工作，我当时任中社部三室副主任兼干部科科长。
1942年6月，中央任命谭政文同志为中央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由消极抗战转入积极反共，日伪配合进攻我根据地，晋绥边区生活同样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每星期只能吃上两三顿小米，领导干部大部分靠黑豆、土豆、萝卜等食品充饥。谭政文同志到任后，除按照全党统一部署开展“整风运动”外，还积极主动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他想方设法充实边区政府骨干力量，选招工作人员，加强素质培训，解决人员短缺问题；在此基础上，他领导业务骨干身先力行地开展锄奸反特斗争，不但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更保障了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
顺利接管国民党警察局
在我的印象里，谭政文同志浓眉大眼，神情凝重，精力充沛，机警过人。与他长时间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会感到他内心深处蕴藏着对待同志慈母严父般的关爱。他有着一名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和一个革命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7年年底，伴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的隆隆炮声，全国解放的形势即将到来，党中央电示中社部为接管大中城市准备干部。部长李克农指示：由副部长谭政文牵头，一室主任罗青长、三室副主任刘涌、二室科长甘露具体负责组织训练班。中社部拟电报经中央批准向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晋绥分局发电报，要求选调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保卫干部，到中社部参加培训，分配数字为华北局50人、华东局28人、晋绥分局12人、西北局10人，共计100人，另有8名从北平来的党员大学生，合计108人（当时被人戏称“一百单八将”），组成训练班。训练班设在滹沱河畔西黄埿村，谭政文同志兼任训练班主任，我和龙潜任副主任，我兼任党总支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
1948年9月17日，中社部李克农部长主持开学典礼，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中，除了毛主席和周恩来之外，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三位书记都亲临大会，并依次作了重要讲话。他们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公安保卫工作的重要意义，重申了党对公安工作人员的要求。训练班的绝大部分学员没有见过中央领导同志，看到有这么多领导参加，如此重视这个训练班，心情非常激动，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学习任务的重要和将来责任的重大，纷纷表示要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原定一年学期的训练班，因解放战争的快速发展，不到三个月就提前结束。那时，拟议新中国定都北平。中央决定由谭政文同志主持首都的公安工作。训练班的学员全部随谭政文同志进京，去迎接新的任务。12月14日解放大军兵临北平城下这天，李克农部长亲自主持并作动员报告，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连如何拨打自动电话、怎么用抽水马桶和革命干部不要去坐人力车等具体事项都嘱咐到了。
是夜，李克农同志宣布了进城的四个队的编制，并命令：“今天晚上由副班主任刘涌同志带队开赴北平附近与华北局干部会合，在北平市委领导下，准备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学员们听后，激动地使劲鼓起掌来。训练班除少数几个人留在中社部工作外，大部分学员与中社部的几位主要干部一起（共计114人），由我带队，分乘5辆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式卡车，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高昂的革命斗志连夜向北平进发。
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彭真、叶剑英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成及组织机构等，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及主要干部任命名单。任命：谭政文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尽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长（一处）；冯基平为侦讯处长（二处）；赵苍璧为治安处长（三处）、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长（四处）；张廷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当晚临出发前，谭政文同志向全体人员郑重地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那时工作异常紧张，谭政文同志宣布命令不到一半，又要去市委开会，就由我接着把命令传达完毕，包括内七外五和郊八等20名分局长的任命。12月21日，队伍进驻良乡后，谭政文、刘尽中、刘涌、冯基平、赵苍璧、曲日新、张廷桢七人，组成了中共北平市公安局机关总支委员会，我任机关总支书记。入城后改为市局机关党委，仍由我任机关党委书记。
中央为了加强北平市公安局的保卫力量，12月24日，在良乡将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共700多人）改编为“公安大队”，列入市局编制，张廷桢任大队长兼政委，负责保卫北平市党政机关和首长的安全及配合二处查封国民党特务机关等任务。
面对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工作，各方面都感到任务繁重、干部太少。针对这种情况，1948年12月下旬，谭政文局长带领我和冯基平在向彭真同志汇报接管干部情况时，我再次请求增加干部，冯基平同志还特意提到平津地区有各大解放区情报站组情报人员的情况。彭真同志对这一情况已有所了解，当即表示向中央请示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同意。至次年1月中旬，冯基平负责的中社部直属平津情报站，王兴华负责的华社部保满情报站等共计100多人，先后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这几批干部迅速陆续到来，进一步充实了公安局的骨干力量，其中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刘光人、张烈等一大批同志成为首都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干部。
1949年2月2日上午，谭政文同志带领我和冯基平、赵苍璧、曲日新、张廷桢等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的身份主持召开旧警官人员大会，宣布了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2月18日，谭政文局长带领我们进入前门“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办公。北平顺利接管伪警机构的做法，为后续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工作树立了学习榜样。
狠打敌特分子现行破坏活动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蒋家王朝覆灭已成定局。一些敌特分子见大势已去，想弃暗投明，又害怕受到惩罚。谭政文局长牢记中央嘱托，结合北平实际情况，准确把握政策，成功地领导了对特务进行自首、清理、管训等工作。
审查、清理、管训敌特分子的工作，运用了秘密和公开登记两种方法。一是采取了秘密自首的方法。那时候，国民党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已被城工部刘仁同志派去的地下党成功地做通了工作，促其投向人民一边。谭政文局长责成侦讯处长冯基平亲自出面高规格接待，令徐宗尧感慨万分，一再表示要立功赎罪，弃暗投明。他除交出了潜伏特务花名册和25本密码外，又动员312名特务前来登记，上缴了7部电台，2000余条枪支。
二是采取了公开自首的方法。在我们掌握的特务基本进行秘密登记后，按照《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谭政文局长领导侦讯处长冯基平等同志，通令大量分散在社会上的特务自首来公开登记。在实施的4个月里，就有3500多名特务进行了登记。此外，还成立了管训队，对已掌握的特务分子进一步审查、清理、改造。谭政文局长多次组织冯基平和我等人开会，决定对“军统”系统以及危险性较大的特务，成立“清河管理训练大队”，集中管训。他要求管训队要认真执行彭真同志关于“要通过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认清国民党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的指示精神，瓦解这些人的反动思想基础。1949年底，一共处理和离职6900余人，剩下的大部分遣散还乡和转到建筑部门当工人，极少数留用，管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对特务进行登记、管训的同时，打击敌特分子现行破坏活动，也是谭政文局长主抓工作的重中之重。
张荫梧曾在河北省深县制造残杀我八路军后方干部战士400余人的大血案，被蒋介石封为上将参议。解放后，他幻想蒋介石反攻，私藏大量武器，企图东山再起。我方曾通过内线敦促其交出武器，放弃与人民为敌立场，但张荫梧置若罔闻。1949年2月14日，中社部李克农部长将谭政文局长要求逮捕张荫梧的工作报告呈送市委领导，彭真、叶剑英同志当即批示“可即逮捕”。15日，谭政文局长下达了“立即逮捕张荫梧”的命令，侦讯处按照冯基平处长的智擒方案，以叶市长约其谈话为名，将张从他主办的“四存中学”“请”了出来，连夜又逮捕了9名要犯，收缴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电台等，成功地粉碎了张荫梧的武装暴动阴谋。
吴雷远曾多次与八路军制造摩擦，残害抗日军民，抗战后被戴笠派到北平为策反专员。解放后，吴雷远等人为便于伪装，积极与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接近，妄图混入民主党派行列。1949年3月初，谭政文局长呈请市委批准逮捕“民促会华北分会”首要分子，彭真、叶剑英同志批复“同意”。3月7日下午，吴雷远等人在北长街普济寺演练欢迎仪式上，被我当场擒获，收缴大量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彻底粉碎了吴企图打入民主党派的图谋。
1949年3月30日上午，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干部董俊岭被人枪杀在圆明园双鹤斋三仙洞内。谭政文局长带领我立即赶往现场，传达了李克农部长“彻底追查，为死者申雪”的指示精神，要求深挖线索，尽快侦破。4月3日，经工作，民警将杀害董俊岭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李克勤抓获。原来李克勤在国民党208师从事谍报工作时，董俊岭也正好被我党组织派遣打入该师从事地下工作。李克勤为杀人灭口以利潜伏，3月10日傍晚，以打猎为名将董俊岭骗到圆明园双鹤斋三仙洞，谎称听见山洞里有狐狸的叫声，趁董俊岭不备，开枪将其杀害。6月15日，李克勤被判处死刑，为烈士报了仇，打击了敌特的嚣张气焰。
“赶毛驴就要喂毛驴，不能让毛驴饿死”
教育改造北平的旧警察，使他们心悦诚服地为人民政府工作，是摆在接管干部面前又一项重要任务。一些旧警察多年来养成好逸恶劳、欺压百姓的恶习，群众对旧警也不敢接近，有事不愿找警察。接管干部们也对旧警有厌烦情绪，认为这些人不容易改变。
谭政文局长认真落实李克农部长关于“对旧警人员的接收、使用和改造上，要让旧警人员继续工作，让他们围着我们转，如有怠工或越轨行为，就给予鞭策”的指示精神，要求接管干部对有劣迹的旧警，动员群众向他们提意见，使之能正视错误，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参加组织轮训、生产劳动的旧警，树立他们重新做人的勇气。在研究对待旧警察的具体工作时，他形象地诠释了市委提出的“赶毛驴”的政策———进城后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可仍靠旧人员挑担子，由我们掌握方向。他进一步强调，“赶毛驴就要喂毛驴，不能让毛驴饿死”，明确了许多具体政策。经过市局多次动员和组织学习，接管干部们提高了认识，贯彻党的政策的决心加强了，工作干劲提高了，使一些旧警察从心底里感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尽全力配合政府工作。
原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聂士庆，解放前夕接受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指示，曾营救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北平解放前夕，警察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特务分子携枪逃散，聂士庆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士庆带领刑事警察大队“军统”特务及其他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的立功表现，市局给予了宽大处理。
原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徐澍，在交接工作中，确保了档案文件、武器弹药及财物等保管的完整，确保了接管和移交工作按计划顺利完成，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受到了谭政文局长的嘉奖鼓励。谭局长还因人设事，专门成立了“业务研究组”，任命徐澍为公安局的业务研究组长，开展公安局业务研究工作。并说：“你这个组长由我直接领导。”数十年后，徐澍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是一个对人民有罪之人，党对我不但未给予应得的处分，反而对我如此信任和重用，允许我留在人民公安战线上工作，给予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是人民公安战线上少有的事。”（文章由薛宪明整理，对谭斌同志的修改一并致谢。□刘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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