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莱芜的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各种外围群众组织，如“职工会”，“妇女会”，“读书会”等相继建立，子正同曹春耕、王传斌等同志积极组建共青团，后又同莱芜早期共产党员鹿省三（即叛徒张春桥出卖过的鹿效增），一起组织成立了莱芜县反帝大同盟，领导全县各阶层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子正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团结广大群众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县财政局长毕华侨及土豪劣绅宁子彬、栾仲久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地方恶势力和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党的影响。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子正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并于同年6月由其二哥刘舜卿和刘夏峰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省委主要领导被捕，国民党捕共队到处抓人，全省一片白色恐怖。莱芜县委亦遭破坏，与上级失去联系。在这严峻的时刻，子正坚定不移，继续斗争，一直同县委地下联络点“文成书局”保持联系，并积极筹措路费让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去寻找上级党组织。不久，他到本县柳行沟村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组织秘密联络点，广泛联系失散的党员，为恢复重整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1934年3月，县委召开了第一次关于重整组织的会议，主要成员重新作了分工，明确了斗争任务。子正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为恢复莱芜当组织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县委书记刘仲莹去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时，钻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刘伯戈、周茂森分别篡夺了代理县委书记和县委委员的职务。他们腐化堕落，与党离心离德，并利用职权，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索要各级基层组织负责人名单，伺机叛党。1935年夏，县委专门开会研究了刘、周的种种表现，子正、刘舜卿等同志在会上主张对他们采取防范和制裁，但因意见分歧未形成决议。同年，刘、周到济南国民党省党部叛变投敌，出卖了莱芜县、区组织领导和党员数十人，并带领“捕共队”再次到莱芜大肆逮捕，莱芜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县、区党组织及外围组织的主要秘密联络点遭到破坏，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在这严酷的情势中，子正没有放弃革命斗志，相反，更加顽强地进行艰苦斗争。他千方百计地通知革命同志及早转移隐蔽，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以保存革命实力。他本人也根据上级关于疏散转移的部署，到枣庄隐蔽。即使在这几个月的流亡期间，他仍然在煤矿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共产党人是打不垮，杀不绝的。就在敌人疯狂捕杀共产党人之时，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在莱芜成立，并代行省委职责。次年2月，省工委书记刘仲莹召集子正、刘舜卿等莱芜县委的主要成员开会，专门研究恢复、重整组织和新形势下的斗争方略。会上决定子正重点负责莱芜北部地区的工作。会后，子正坚决贯彻决议精神，大力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使基层支部先后恢复了活动，失散的党员又重返战斗岗位，部分在外流亡的人，也取得了联系。在这些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在莱芜先后三次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子正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不得不多次转移，但他始终心不离党的事业，身不离战斗岗位，走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莱芜的形势随全国形势的变化而好转，子正更加努力工作，使莱芜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壮大。子正在莱芜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功不可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莱芜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领导全县人民投入抗日战争。子正领导地下党组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在当地出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运动。他协同刘舜卿一道，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带头变卖家产购买枪支，武装民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后来他率领的这批人员参加了莱芜莲花山起义，又于1938年1月转赴泰安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这次起义在山东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子正作为组织发动者之一，为起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徂徕山起义后，山东省委派刘居英重组莱芜县委，子正任组织部长。他按照县委统一部署，积极组织发动抗日武装，参与了领导“金蚕寺”起义，成立了“香山抗日游击队”，动员大批人员、枪械补充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等抗日军队，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为了发动全民抗战，他组织了公开的半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莱芜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随后亲任主任。同时，他同徐干晨等同志组建了莱芜青年救国团，自兼该团组织部长。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我党团结、联合了“硬拳道”、“黑旗会”、“黄旗会”、“铁板会”、“红枪会”、“中央道”等地方势力派及其武装参加抗日斗争。他同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在莱芜的县政府及复兴社挑起的摩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支援我军在鹿鸣山同顽军进行过激烈战斗，大煞了顽固派的气焰。
1939年1月，子正任县委书记兼政府工作部长。他一上任便大抓对敌斗争，在县委设立了军事部，把各区中队，独立营等地方武装合并为县大队，他亲兼政委。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组织各阶层参加抗战，先后组织了“农救会”（农民救国会），“职救会”，“妇救会”及“联合救国会”。他积极加强政权建设，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鲁中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之后，又成立了宪政促进会，经济建设会等组织。这对促进莱芜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巩固统战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日政权推行新政，为民兴利，减免田赋，组织合作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各界人士发动起来后，莱芜成立了“三三制”的参议会。子正被选为参议长。莱芜斗争形势日益好转，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县大队，各区中队，各分队共有战斗人员上千人，自卫团六万多人，游击小组五千多人。在这一时期，莱芜党、政、军、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莱芜抗日根据地自此形成。子正在创建、巩固和发展莱芜抗日根据地当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莱芜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我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取得了几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使日、伪大为震惊。于是，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对莱芜实行“总力战”的大扫荡，以“铁避合围”进行长期“清剿”。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惨绝人寰。所占之处修筑碉堡、“遮断墙”，实施“囚笼政策”，并推行“治安强化活动”，实行“治安肃正”和“保甲制度”，建立“维持会”和地方反动武装组织。敌人在莱芜的大规模“围剿”、“蚕食”，使我党政军力量处于日、伪、顽合流之下的四面夹击之下，整个莱芜根据地形势迅速恶化。碉堡林立，日伪遍地，全县据点多达119个，敌人多次调集万余兵力实行拉网式合围，莱芜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摧残。面对极端险恶形势，子正镇定自若。这时，他二哥刘舜卿从莱东县调回莱芜任县长兼县大队长，二人并肩战斗，密切配合，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日伪以及叛徒张春桥投靠的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等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首先要求干部坚定抗日必胜信心，克服右倾悲观情绪，鼓起斗争勇气。同时，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恢复抗日政权和武装力量，到处建立“地下根据地”和“堡垒村”。通过艰苦奋斗，终于扭转了形势，巩固并扩大了莱芜抗日根据地。莱芜在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当时被誉为模范县，“刘氏二兄弟”也曾被广泛传扬。
1942年8月，子正调任鲁中泰南地委委员、组织部长。他一到任就和当地同志团结一致，把莱芜的对敌斗争经验与当地形势相结合，参与领导了这一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反日寇蚕食的斗争，为开辟泰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年10月，在山东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子正又调任鲁中泰山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专员，领导泰山地区人民进行减租减息，开展生产，大力恢复战争创伤。正当山东人民庆祝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于1946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全面内战，继而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子正又领导人民积极投入“反蒋保田”、参军参战运动，并且练兵、生产一起抓，为打败国民党的进攻奠定了群众基础。1947年1月，蒋军以3个军、9个师的兵力进攻莱芜，占领大批村镇。2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集中约六十个团的主力，包围了在莱芜地区的李仙洲集团7个师。经过5天的激战，共歼灭敌军7万余人，生擒李仙洲以下将级军官21名。这场著名的莱芜战役，是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前，我军同蒋军的一次最大的较量。它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巩固了我后方根据地，为扭转华东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期间，子正担任鲁中泰山地区支前司令部的领导工作。他根据党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仅莱芜战役，就有50万人参加支前，从人力、物力等后勤保障上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当时鲁中行政公署曾通令嘉奖。他还参与领导了泰山地区的土地改革和三查三整运动，为泰山地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生产发展，为支援我军战略反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8年7月，子正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0年毕业后，留校负责干部工作。他作为校党委常委（同时兼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为中央党校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勤恳努力、任劳任怨，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还就如何办好党校，为我党培养更多的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好干部，向当时的校长杨献珍同志提过不少有益的意见。他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同党校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维护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完整性、纯洁性、准确性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对康生策划的批判所谓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颇不赞成。他认为，把一个本属各述己见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处理，实不应该。这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兼任新疆班工作组长期间，他经常同赛福鼎副委员长等新疆自治区的领导成员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关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自己富有亲和力的作风体现党对民族干部团结、培养和教育的方针。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担任新疆班主任的是康生之妻曹轶欧。她作风不民主，引起新疆班学员的不满，于是向康生告状，谎称子正鼓动学员反对她。惯耍两面手法的康生，对子正一方面以“老乡相待”，每来党校必到子正处稍叙，另一方面，则处处予以压制、打击。在此情况下，子正继续在党校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流露离京之意。彭真提出让他去新疆工作，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林呼加争取他到浙江大学任党委书记（当时，林呼加兼任浙大党委书记）。于是，他便于1964年1月调到杭州工作。事有蹊跷，子正刚到杭州就接到工作安排有所变化的通知。3个月后被分配到省人事局任局长、党组书记。子正并未因工作安排的改变有所不悦，而是服从分配，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干部路线。他认为管理，使用干部也是一门学问，只有对干部关心、爱护、培养和了解，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应该创造一种条件，要让老同志有充分运用经验、发挥水平能力的场所，也要使青年干部有脱颖而出的机遇。人事干部人人应该做伯乐。对一个人的如何安排既包含对这个人的信任、培养，也包含对这个人能力水平的评估，以及对周围人的影响，必须公平合理地处之。由于他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人事行政管理和业务建设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文革”灾难铺天盖地地降临中华大地。子正也无法幸免。他从1966年10月到1977年12月，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受到长期关押批斗审查，甚至连胳臂都被打断。其原因是得罪了“中央文革”的康生，也因为他了解江青、康生和张春桥等人不光彩的历史。面对这帮反革命阴谋家的倒行逆施，子正坚持真理，刚正不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康生的问题也被揭露出来。中共浙江省委推倒了强加在子正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为其恢复了名誉。1977年，子正出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带领法院一班人，拨乱反正，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建立建全规章制度，使法院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特别是在纠正冤假错案中，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排除干扰，亲自阅读案卷，听汇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79年12月起，子正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省级机关党委书记。任期内，他为浙江省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省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呕心沥血，辛勤工作。他不顾年迈体病，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处理问题，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1985年12月，经中组部批准，他离职休养，但他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先后担任浙江省法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劳改法学会名誉会长，仍为浙江的法制建设和普法教育做些有益的工作。他认为，离休只意味着自己作为国家干部生涯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生涯的终结，而是开始新岗位、新形式、新内容的工作。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认真回顾和总结一生的工作经历撰写了大量的有关党史、革命斗争史的文章和回忆录、烈士传略，特别是把他花了多年业余时间编写的“莱芜党史”进一步做了认真的修改，为研究党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资料。晚年躺在病床上，他仍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大事，努力学习、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事业，拥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子正对党和人民的利益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的卓功懿德、高风亮节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
子正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屡处逆境，历尽坎坷，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终生不渝。他走上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的革命道路是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反复认真比较才做出的正确选择。1915年莱芜暴发了反对官府和土豪的“草把子事件”（全县数万农民暴动，每人携带一捆草去烧土豪劣绅的房子，并追捕反动县长），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也显示了人民起来反抗的巨大威力。这使子正认识到要使民众彻底解放，就必须动员广大人民起来推翻旧制度。他开始痛恶劣绅的为富不仁和残酷剥削，立志要救国救民，改造不合理的旧中国。为此，他在学生时就经常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只有斗争才是正确出路的道理。他考入师范学校并长期担任乡村教师，通过教育唤起人民的反抗意识和斗争觉悟。他曾想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战斗。但当他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之后，才懂得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彻底解放的真理，共产党指引的方向才是解放中国、改造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于是，他在敌人力量凶顽，我党活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转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战士。在他一生中，总是把党和人民放在首位，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难险阻，不追逐名利地位，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即使面临生死，他也毫不动摇。他入党不久就经历了两次由于叛徒出卖造成的对共产党人大捕杀，而且他是主要追捕的对象，曾几度遇险。他在斗争形势险恶的战争岁月中，多次参加过战况极为惨烈的战斗，多次面临牺牲的危急。他都毫无惧色，意志坚定，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1953年，他随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志愿军，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给志愿军战士莫大鼓舞。“文革”中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他始终保持对党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一安排工作，他就加倍努力地苦干，力图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他就是这样对革命中的挫折、危难和失败，永不悲观、不气 、不动摇。这若无坚定的党性和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是不可能做到的。
子正参加革命后，无论何时何地，在何岗位，都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深入调查研究，勤于探索，以朴实严谨的作风处理问题。他无论在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期，都能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把党的各项政策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践出真知。重要的事情他都要亲自做，在做中学。群众是最接近实际的群体。他能虚心向群众学习，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他坚持实事求是。1940年，康生大搞“肃反”扩大化的恶劣影响波及到泰山地区。泰山地委社会部（后改公安局）、地委锄奸委员会将“肃反”工作神秘化，大搞逼供信，导致150余人被杀，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山东分局社会部复查时，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并处决了两名制造假案的罪犯。子正作为莱芜县委书记，在事件过程中感到有些捕风捉影，之后，对事件造成的损失极端痛惜，积极支持分局的复查结论，马上对屈死、被捕的同志平反昭雪，对其家属抚恤优待，为挽回这次错案造成的恶劣影响付出了多年的努力。他在“文革”后负责司法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中，总是直接了解情况，亲自查阅案卷。严格把事实关，绝不让好人受冤屈。他常说，人是有社会性的，处理错一个人，会影响一批人，必须慎重对待。他认为做司法工作是为人民掌握刀把子，打击坏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必须实事求是，稳中求准，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子正从战争年代起就养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他说过，党的事业就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离开了群众，也就没有了党的事业。在地下工作时期，群众就是党的堡垒。在战争年代，群众就是军队的后盾。在和平建设时期，群众就是政府的基石。共产党人要与群众血肉一体，利害与共。他一生的工作、斗争和生活，就是他依靠群众、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全部过程。子正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他捐弃前嫌，亲自到地方封建势力武装的据点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力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有的同志对此缺乏信心，他耐心地予以说明：只有把中间的乃至落后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才能形成全民抗日的局面，才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他的诚意感召下，各种地方势力参加了抗日行列，并形成了“三三制”的组织机构，使党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仍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视为党的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尽最大的努力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共同做好工作。
子正对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非常重视。他从1956年开始根据自己的亲身斗争经历和搜集的大量史料，撰写了“中共莱芜县的党是怎样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一书。近30年来，他利用一切机会了解更多的史实，不断修改、补充，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战斗历程。他还大量收集革命先烈的生平事迹，编写了多篇传记文章，以寄托对先烈的怀念，同时为后人学习革命传统提供了教材。他还不辞劳累，多次参加地方党史研讨会和重大革命事件纪念座谈会，尽力用自己的辛勤工作，为后人积累精神财富。
子正从不以权谋私，严防家属搞特出化。他经常以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教育子女，并带领子女参加体力劳动，要求他们自强自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严于律己，正派地作人。他特别关照几个在外交战线工作的子女，一定要保持国格、人格、不负国家重托，并要以新的外交风貌表现出中国泱泱大国的风度。他对亲属的要求，自己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从不为自己的亲属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从不向组织提额外的要求，而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数十年如一日。相反，他对别人却非常关心。有些烈士子女，老区群众有困难找他，只要不违反原则规定，他都会尽力协助解决。这体现了他“心里总装着人民群众，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重”的行为准则。
子正为献身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及其二哥刘舜卿入党后，积极教育、动员自己的亲属多人参加了革命。由于子正兄弟在当地影响逐渐扩大，引起了敌人惧恨，其家属遭到严重迫害，敌人多次到他家抢掠，焚烧家具，捣毁门窗，连石磨都被扔进井里。家人被迫背井离乡，乞食他乡，前后流亡漂泊十一年。这期间，由于敌人到处追捕，吃的是糟糠野菜，甚至草根树皮，晚间经常趴冰卧雪，露宿野外。子正的父亲在一个黑夜逃避敌人追捕时，跌入山涧摔成重伤致死。亲属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入狱作质。这些都没有动摇子正的革命意志，反而坚定了他誓死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常对家人说，我们家为革命付出的牺牲是很大的，但为了更多的人免遭苦难，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子正为党，为人民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党对他的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浙江省在悼念仪式上介绍子正生平时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有着坚强的党性，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实践党的干部政策，不愧为党的优秀工作者。他襟怀坦荡，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工作认真，作风民主，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并指出，子正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最后强调“要以实际行动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思想作风；学习他勤恳工作、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道德风范。”上述评价是对子正的告慰，也是对家属的教育。作为革命后辈，一定要以子正为榜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党的光荣传统的旗帜，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刘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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