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安国县敌人监狱中
一九四二年秋，我被从岗村宁次安国日本军司令部押送到安国县城伪政府的老监狱，高高的青砖墙围着，靠门边有四五间用木棂子隔开的单人监房，单监房对面有两套比较宽的大监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监门口有一间小房子，监门上留有一个小洞口，外边给亲友送东西都要从这个洞口拿进拿出。靠墙有一间厕所。
我刚进监狱时只见鬼子给监狱里一个管理的人一张纸条，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就走了。那个人（后来知道是监狱长）就叫看监人把我关进一个单监房，我是孑然一身，什么东西也没有。牢房有一米左右宽，两米多长，里面脏得很，一把大铁锁锁着。只见大监房的难友从木棂的空隙探头看我这个“新客”，这里比水磨屯岗楼和鬼子日本军的地牢好得多，这里我住“单间房”，没人挤我了，而且是木地板，空气也比较流通。只是秋天蚊虫特别咬人，在地牢里的人多，蚊子的侵袭大家分享，这里我却成了它们唯一的对象。大白天嗡嗡叫，手上脸上都被咬起了疙瘩，打死一个又来一个，它们不会吸取教训的！没别的办法也只有不间断的与蚊子较量着……
中午，开饭了。守监的人给拿来一碗稀浪浪的稀饭给我，说：“新来的，我还多给舀了半勺呢！吃饭。”看着稀饭，心想这一碗要支持到下午饭呀？由于肚子饿了，几口我就吃完了，碗筷放在门边。
守监送饭的这位老人，见我是“新户”，来拿碗筷时问我是不是八路，我也爽朗的回答他：“是不是，反正他们是把我当八路抓来的！没把我打死，现在又送到你这里来了。”我对他说：“老大爷，一天两碗稀饭，时间长了不活活饿死人呀？我是山东人，这里又没有亲友，请想法子多给点吃的？”他说：“没法子呀，像你这样的已送来过好几个了。鬼子送来是不给监狱粮款的，寄押在这里的，县里的法官问一问，不久就提走了！不过，我想法子多给你一点吃的就是了！”有一次放风，我认定那个是监狱长的人，我就对他说：“监狱长先生，鬼子把我当八路抓来，现在押在你这里，饭吃不饱，不要饿死呀！”
“没法子，上边不拨粮款，你这里有亲友吗？叫外边接济一点吧！”
“我是山东人，这里哪有亲友呀！”
“好好好，慢慢想点法子吧！难呀……”他说着，生怕和我多说，很快就走开了。
第三天早饭后，两名皇协军把我捆了押送到一个古老的，像庙宇式院子的一间屋里，两位法官模样的中国人提问道：
“你叫张五吗？”
“是！”
“多大了？”
“二十一岁。”
“哪里人？”
“山东鄄城县铁炉庄人。”
“皇军为什么抓你来的？”
“他们说我是老八、老共党。”
“你是不是呀？”
“我是个铁匠，我铁炉庄的人，那里人人都是铁匠！”
“皇军说你自己承认是八路军了，怎么到这里又不认帐了呢？混蛋，胡说八道可不行呀！”
“我给八路挑过几天东西，我跑了，又遇上皇军，皇军说见他们跑的人就是八路军，他硬说我就是八路呀，啥法子呢？”
“噢！这话可是真的？说了是八路，写个悔过书就可以把你放了！行吗？”
“什么悔过书呀？我不懂……”
两个法官似乎有点厌烦了，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后说：“张五呀，你年轻轻的，皇军把你寄押在这里，叫我们审问下你，你愿意写个悔过书，我们就可以想法子放你回家，你说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个铁匠，你们放我回家吧！在这里我吃不饱，要饿死的！”
“算了，你不愿意认帐，我们也没法子。吃不饱你向监狱长讲。铁路的巡警，各管一段，我们管不着，来人呀，把他押回去。”
早饭后监狱长走来对我说道：“张五，这里又来了个‘新户’，你到对面大监房去住，这里让给新来的！”
我听到监狱长的吩咐，很高兴。当时我这样认定，开始把我押在单监房是当作重大案情对待的。经昨天两法官的提审，可能认为问题不重大了，同时又来了新户，所以今天监狱长才这样对待我。一个人在监房，连说话的都没有，真的是太孤寂，太痛苦了！我被提到大监里，难友们很亲热的忙招呼我，按照监狱长的旨意，我在大铺的中间住下了。因为我已是住在这里十几天的老囚犯，在放风时的谈话中，大部分难友也知道我的案情，也许他们认定我是八路，所以有几个年轻的难友就凑拢来和我交谈，并且一致说从单监转移到大监来是个案情减轻的象征，说些祝贺的话来安慰我，我心里也象轻松了许多似的……
在和难友们的接触中，我知道大监里的近二十个难友中有半数的人是被指控为通匪（指通八路）的嫌疑犯被关起来的，也有因民事官司被押的，还有打架被押的，多数是本城人，也有几个乡下人……他们是自己家里人送饭吃。也有在监外包饭送来吃的。我这时的主要问题是吃不饱，共产党教会了我任何时候都要走群众路线，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于是我就通过各种方式，透露我吃不饱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助，有的青年人很快就拿他吃剩下的白馒头叫我吃。老年人感到我可怜，也拿东西来叫我吃。一时馒头、大肉、面条……我又吃不完了！难友们源源不断伸出手，使我的身体渐渐变好起来，大家没事就是聊天，天南地北的扯，什么事都聊，也有看唱书的……我为了感激难友的帮助，就给难友们讲故事，讲聊斋上的“胭脂”、“画皮”、“钟声”……后来难友们又拿唱书叫给我他们讲，有的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过去我是看过的，我就边看边讲，后来又讲“七侠五义”，通过讲故事，难友更加对我好了……守监的王大爷对我也好起来。看我给大家说书，有时也在窗口看看笑着走开，很少吼大家了。在我和难友们日益亲密起来的情况下，我暗暗在注意寻找如何逃出去的道路，从难友们交谈中知道，大槐树下的单监房被押的张团付（伪军的一个团付，，因被人告发私通八路的嫌疑而被押），在监狱里是还可以自由活动的“犯人”。有时他也在门外听我说书，有人告诉我，他可以向外边通消息，说他的案子也快结束了。我有一次在放风时遇到他，关心地问道：“长官是因为什么案子被抓的？”他只是点头笑笑，也不回答我的问话。我也不好再问他，他左右看看，很机密似的忽然对我说：“小伙子，你说书还说得不错呢！交个朋友吧！”悄悄地给了我几元伪联币，叫我留在身边用……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打摆子病又犯了，对我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时我止在给难友们读“七侠五义”的唱书，大家也为我的病非常着急，本城的几个难友都为我带信叫亲友找治“摆子”的药——奎宁丸。这次的疟疾来得突然，前两次都是隔日疟，这次是一天一次，两天过后全身软绵绵的。我也向守监的王大爷求情给我找奎宁丸，万一找不到就请给我找甘草、甘遂两种草药，和一贴黑色膏药治疟疾。吸取过去的经验，况且我又是在狱中，为快点把药找到手就向王大爷讲清楚这两味药是“反克”的，俗称“断肠散”，在一个药店人家是不会卖给的。王大爷一听急忙摆手说：“小张呀，你想死呀！你死在监狱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呀！年轻轻的想走这条路干吗？不行，不行……”我又向他解释说道：“日本人没把我打死，活到今天，眼看我就要得救了，现在我怎么还有想死的道理呢！这是人家治疟疾的验方。我过去犯病就是用这个方子治好的。我要骗你，我还会说这药叫‘断肠散’呀？这药是外用的，是贴在肚脐眼上，又不吃在肚子里，怎么会断肠呢！”在我向王大爷求情和解说时，有个难友说：“王大爷，你怕出事，请你允许我告诉我的家人买这两味药和膏药，出了事没你的关系。”在大家的恳求下，王大爷才答应说让他到药店里问一问老医生有没有这个验方？如真的不会出事，我愿意为你买药，我算行个好！
次日上午，王大爷把药拿来了，他象很高兴地说：“张五，按照你的说法，在发病前一个小时下药治病，由我来给你办！希望你药到病除！”“谢谢王大爷，你真好呀！”下午一时许，王大爷把药如法办理了。三时许，王大爷过来问我：“怎么样？发病的时间过去了吗？”我说：“果然药到病除！”讨我命的疟疾鬼被驱走了，等天黑后把药去掉，肚脐眼边还是烧起了几个大水泡。同狱的难友都为我庆幸！说些吉利的话来安慰我！王大爷、张团付隔窗也说好，难友们把家里送来给自己吃的好东西，匀下来叫我吃。真的，难友们太好了！
没有他们，我这条命没死在鬼子的手里，也要丢在病魔爪下了。
我深深地从内心感谢他们，包括守监的王大爷在内…… 病好了的第三天上午，我正在给难友讲到“七侠五义”中的南侠展昭请来鬼谷子先生商议大事的时候，王大爷走到监门口大声说：“张五，不要说书了，有两位军士提你出去！”
我问：“又提审我么？”
“不是的，这里有条子，是提你送往石家庄的！”
“上石家庄干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两位军士在一旁插话说：“你问这干什么，叫你走，你就走！快快！”无奈我急急向难友们道别，大家预祝我：“但愿你早日回到家乡！”我也对难友们祝愿说：“但愿同胞们的案子早日了 结，早日得到自由和幸福！”
半个多月的难友交情，大家依依惜别了…．
两名皇协军用绳子捆了我的双手，走出监门向城门西走去。路边有一辆汽车，上面已站了几个被绳子捆了的人，敌人把我也推到车上，汽车在秋风中飞般的奔驰着……
第四节 在鬼子的石家庄劳工教习所
汽车在公路上飞驰，凉风扑面而来，使我感到有点发冷了。我用被紧紧捆着的手握住车梆，眼睛四处观望着空空如也的大地。现已是场光地净的时候了。
汽车驶进了城近郊一个有高高围墙围起的大园子门口挂着“日本大皇军石家庄劳工教习所”的牌子。名称起得还很“文明”的。除几个鬼子兵站岗外，还有几个手拿木棒的皇协军相陪。不一会又从大门里边走出来五、六个身穿号服的人，一看就知道也是被关的人。突然我在五六个穿号服的人中发现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子L。我警惕起来了。心想糟糕，他不是我们电训队第六期的学生，共产党员一排长宋勃吗？他毕业后分配到×分区当报务主任了，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如果宋勃叛变了，我以前的一切努力均前功尽弃？宋勃见到我，似乎也很惊讶，两眼斜视着我。他把我拉到他的身边，他又叫其他几个穿号服的人招呼那几个，他的这些动作似乎是这几个穿号服人中的小头目？几个鬼子押着向院坝走来。我心里忐忑不安的跟在宋勃身后走着，来到一个有两长排房子中间的一个坝子里停下，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吼道：“你们的，统统把衣服脱光。”用手指着院坝一头放着的四个大木桶：“去洗过澡的……”这时宋勃又向我们解释说：“皇军叫你们脱光全身衣服，跳到木桶里去洗澡，桶里装的是消毒水，怕从外边带进传染病来。脱吧，人人非洗不可的！”
他说完了又看了看我，对我说：“你、你、你去洗，去洗，非洗不行！”于是大家把衣服脱个精光，跳进了大木桶，两个鬼子还监督着，一定要来个鸭子钻水，全身不露的泡一下。水里一股很大的药气味，洗了后还要在院坝里光屁股跑几圈，秋天气候已经很凉了，浑身起些鸡皮疙瘩。宋勃示意可以穿衣服了，他们把事先预备好的，消过毒的衣服叫我们换上，宋勃拿一套半新的衣服递给我。从他对我的表情看有警惕又有亲近的神色，我想难道这个学员叛变了？有可能的，他象个小头目，不叛变，敌人会叫他当头目吗？又想宋勃一向表现不错，是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又是×区的报务主任，如果真的叛变投敌，敌人不会叫他平安无事地留在这里，恐怕早就让他带鬼子兵到根据地干坏事去了？！这样想又觉得他不会叛变投敌？！所以他对我才表示亲近？……
我一边猜想着，一边等待着安排。只听一个鬼子指着宋勃说：“你的，把他们……”一只手左右摇摆几下，示意是分配安排的意思。宋勃回答说：“是，是，是。”他把另外几个分别划给了那几个穿号服的人，把我和另一个年轻人留给了他自己（后来知道那几个也是小小的头目）。宋勃把我俩带进一排长长的走廊式的屋子，中间有个过道，两边是一长排用砖和泥土砌起的通铺，每隔一段有一个小屋子，进大屋后宋勃把另一位指了一个地方挤着住下，把我带到一个小屋的板壁跟前，那儿有一个小的空隙，当着一些难友说：“你就住在这里，我就住在这个小屋里，有事情要喊报告……”我装着和他不相识的点点头。
折腾了老半天，宋勃从小屋里丢给我一条薄棉被，终于算住下了。开晚饭的钟声响了，难友们排队去厨房打饭吃。宋勃对我说：“你不去了，等一会找人给带来！”他说后很快走了，不一会他拿着几个窝窝头又端一碗菜汤回来，把我叫进他的小屋里急切的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哎呀！你怎么也遭了，快快吃饭，这是我领的饭菜吃吧！慢慢说说……”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我这时心里不知怎的，似乎预感到轻松些了，我俩边吃边谈着。
宋问：“你怎么遭的呀？”
我说：“为了同学们的安全，我一人被鬼子捉住了。”
“在什么地方？”
“定县水磨屯！”
后来我还是向宋直接了当的提出了问题，问他道：“宋勃你的身份被敌人知道了吗？”
宋说：“指导员你放心！你信不过我呀！敌人怀疑我是八路方面的村干，把我抓来的，我一直没承认，现在也和家里人联系好了，准备花钱保释出去！”
“小宋呀！对我要说实话，我是什么也不怕的！在这里怎么能叫指导员呀？”
“不行，我见到你有些警惕，心里又高兴，又不放心，如果我俩叫敌人知道一个，我俩都完了！” 这时，我又紧紧握住他的手，点点头！我的眼眶也饱含着眼泪……
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一些“劳工教习所”的情况说：“凡是被敌人从外边押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敌人在扫荡中抓来的，没什么大问题了才送来，听说我们后勤的一个×部长也被抓来了，现在都关在城里，没囚在这里，敌人要他写悔过书，他不写折腾得也不轻。这是从这里的武××总班长那里传来的。这位武总班长他说他是八路方面的人，不知是真是假？”我警惕地问他道：“他知道你的底细吗？”
宋说：“我讲敌人把我当成是八路方面的村干抓来的。”
我说：“千万注意这点，敌人很可能在这里头安插得有奸细！”
因怕吃饭的人回来碰见，就没再说了。最后宋勃告诉我，有啥事就找他，吃饭他每餐都给我留点，吃不饱就回来补充补充。在外表上，还是保持素不相识的“同犯”关系的样子……后来我知道，宋勃是管我们这一栋房子的头头，人人都喊他组长。这里总共有四栋这样并列的大房子，管整个“难胞”的就是宋说的那位武总班长。鬼子没人住在这里，夜里鬼子兵有巡逻队逛逛、走走……
到“劳工教习所”之后，宋勃一再告诉我：以前向敌人承认了的口供不要变，免得引起汉奸翻译的怀疑。因此，在“劳工教习所”审讯科的几次审讯中，我还是按原来的口供，一直没变。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审讯过我了。我估计安国县监狱两位法官的审讯，可能是帮了我的忙，可能是按八路的嫌疑犯认定对待的？！我要感谢那两位法官同胞了！
敌人的“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实际上是个“俘虏集中营”，有鬼子看守营房、碉堡。内部主要是以俘虏管俘虏。后来知道，这里所长叫张子元，设有审讯科、处理科。审讯科科长李西宁、李滨。他们只是根据敌人送来的材料，查对一下，一般都没用刑了。处理科科长王振丰是管对“囚犯”的处理的，花钱保释或卖给煤窑当苦力，“所”里可以得一批收入。“劳工教习所”里的一些伪职员，主要还是听鬼子们的指挥，他们究竟是不是铁杆汉奸，那就不知道了。从“日本大皇军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这牌子看，应该是一个教育劳工的文明场所，但这里实际上是杀害和折磨中华儿女的人间地狱。
鬼子对“囚犯”实行强制的奴化管教，院内经常有一队队的武装日本兵在巡逻。每天早上起来各栋房子住的“囚犯”都要集合到院坝里，院坝一端有个平台，台子的两边钉着几个木牌，上面用中国汉字写着很大很大的“打倒共产党”“打倒八路军”和“日本大皇军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等标语，每次集合在这里，有几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兵站在台子上，另有一名翻译官在台子中间给大家训话。训话完了，由翻译官按照标语牌领喊口号，他喊后大家要跟着喊。大家对鬼子的这种强制的做法十分仇恨，觉得敌人真是太无耻了。抓来押在“劳工教习所”的绝大部分人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极少数是象我这样的人。鬼子明明白白侵略中国，却偏偏说是帮助中国人建设什么“王道乐士”，明明是干的烧杀抢掠，却硬叫人们说是“与中国人同乐”……在战场上枪对枪的拼杀，胜败是讲说不起的，对抓来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百般折磨，饥饿疾病，活活把好端端的人逼死，这真是法西斯的野兽行为！大家面对现实，敢怒不敢言。冀中根据地的人民是有骨气的，不约而同地在这个现实面前想着对策…．
每次例行这种卑劣的行为，装病不到的不少，我就是很少参加这一活动的。当然这是宋勃的帮助。另一种斗争情况就是喊的声音中的“打倒”“万岁”都含糊不清楚的……
根据我的回忆，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也是我和很多难友一起这样干的，如在喊“打倒共产党”“打倒八路军”时，一种情况是在喊“打倒”二字总是混杂的，“共产党”“八路军”的字音却高昂而清晰。另一种情况是“打倒”二字却明明白白的被喊成“倒到共产党”“倒到八路军”…”
又如在喊“大日本帝国万岁”时，这个“大”字清清楚楚的被省略掉了（人人明明知道你们这群强盗是日本小鬼），“万岁”二字也被只有声觉的人听成是“完岁”“灰灰”“半岁”或“杂碎”了。我在应付这一丑恶场面时，在大家乱喊乱叫中的对策是：一是只举手张口不出声（因为不举手鬼子看见当场要吃亏的），二是把口号喊成“打不倒共产党”“打不倒八路军”“小日本皇军不万岁”“小日本帝国半岁”。这几种声音，同时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反抗的呼叫声浪了。
被残酷镇压着的一群，虽在敌人的刺刀下，一股压抑的反抗声浪一次又一次在这人间地狱的上空飘荡着。有时翻译官怕鬼子发觉喊声不对，而叫重新再喊时，也总是混杂不清的…… 这种表演证实，敌人的“以华制华”的美梦在他用刀枪守护的场所也只不过是做成这个样子……
“劳工教习所”就是饥饿和疾病的“集中营”，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我们，天天吃橡子面粑粑（橡子是山林中野生的橡子树上结的籽籽打成粉）。有时给碗菜汤，盐有时也很少吃到，橡子面供应不上时，就煮一锅橡子面糊糊，橡子面根本没什么营养，吃了它不爱喝水的人常常解不下大便，但水吃得不当（水不开或生水）又会腹泻不止，弄得人人都面黄肌瘦的。人们病了也不敢说病，强挨着……
在这个大围墙外边，有一大片土地，周围用铁蒺藜拉起，是叫“囚犯”给鬼子们种菜的地方。有时烂菜邦邦，菜头也叫“囚犯”带回来交到“囚犯”伙食上。在这里劳动时鬼子兵紧紧看守着的，有一次我也被派出来在这里劳动，秋天菜地里没有什么菜了，大家身体没力气，都是磨洋工，我偷吃了两个海椒和秋茄子，结果被鬼子看见了，狠狠打了我几个耳光。吃两个海椒和茄子，挨了几个耳光，这真是人间最野蛮的交换了吧？！
一个月过去了，饥饿威胁着人们，大家虽然发出了强烈的呼声，总班长、组长们也都替大家呼吁，但伙食总是没见好转，宋勃们的伙食也大不如从前了。他花钱保释的消息迟迟不见兑现，又见我的脸色还不如刚来时，他对我说：“这样拖下去不行，干脆派你到厨房去帮厨吧！俗话说‘十年饥荒，饿不死厨娘’，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厨房总是要好些的。”于是我又去厨房帮厨。不几天，鬼子派人来管厨房了，厨房的活又累，也得不到多大的油水，我支持不了，宋勃又把我抽回来，还是他不断地从他的伙食中补充给我点东西。坐着没事，捉捉身上的虱子，少一些消耗，少得点病就好！
十月底的样子，天气已很冷了，不知什么原因，鬼子对我们这一群“囚犯”的管制更加严厉了。宋勃告诉我，他从武总班长那里听说鬼子把八路军的一个什么头头，因为不写悔过书而杀掉了，结果八路军最近派便衣进城了，把一个铁杆汉奸从城里捉走了，并在城里贴出传单，叫日本军司令部派人到城外某某地方收尸。还提出要日本军改善“石家庄劳工教习所”人们的生活等等。但情况究竟确否？一时也难以判断，不过听了之后，心里很高兴。不几天，鬼子要修飞机场，又派我们这些“囚犯”去修，我听说这消息后，主动要宋勃派我去参加外出修飞机场的活。他勉强答应了，我估计他可能猜到我要去修飞机场的心意了！
每次派出修飞机场的约有六七十个“囚犯”，鬼子耍派出三四十个武装和几条狼狗紧跟着。从住地到飞机场要走一段路，大家都是慢慢腾腾的走，到了飞机场是平地坪、铲草、拣石子、砖头，我们拣石子、砖头，大家都是一手拿一块石头送到堆集点。扯草时是几根几根的扯，草长得高，草籽也多，大家把草籽送到嘴里嚼着吃。秋天的蚱蚂多，肉又肥，捉到有的就生吃了，这真是叫鬼子逼得人们茹毛饮血呀！有一次我捉到十多只肥蚱蚂，用草杆杆穿成串，用鬼子丢的烟头把柴草烧燃，烧来吃，的确是香气扑鼻呢！鬼子兵见了，凑来看看，我两眼直盯着鬼子叫他尝尝，他笑着就走开了……
人们要活，就必想方设法的吃饱肚皮，这是必然的。吃茄子、海椒、草籽、蚱蚂是人在困境中的必然摄取，没有谁讥笑谁的。“集中营”的一群中华儿女，并不是只为了活命，而是为了能自身保存下来，以谋求今后能回到战场和敌人重新撕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出力，所以大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忍痛品尝着这个“劳工教习所”人间地狱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有的病倒了被敌人活活埋掉，有的死在房子里。这笔血债，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多次去参加修飞机场，目的是想寻逃跑的机会，根据我的观察飞机场比较空旷，一片空地，想从这块空旷的地方跑出去是不容易的，但我看中了飞机场上长得高高的茅草，和有些地方还残留着浅浅的墒沟（农民种田用犁犁过的沟），于是我在一次收工的时候，我压低身子，蹲在一簇草丛里，想借解大便的机遇溜掉，如果鬼子在集合时马虎点，查不出来，我就能在草丛中留下来，等鬼子走了后再逃出去。谁知鬼子还是很鬼的，排起队后，鬼子吼道：“人对人的站好，少一个的……”我在草丛听得清清楚楚，知道这次失败了，于是便应声从草丛中走出来说：“在这里，在这里！”急急的归队。一个鬼子用脚狠狠的踢我几下，并说：“你的坏了，坏了的！”紧接着另一个鬼子又到草丛处看了看，的确有我解的大便，便摇摇手吼道：“有的，有的！”似乎鬼子还怕没点清人数，就叫报数。大家就1、2、3……的报起数来了。结果查清够了，鬼子又揍了我两拳才整队回“所”里来了。
再有两件事，我也记得很清楚的：鬼子在“劳工教习所”粉饰“文明”的表演。第一件事是有一次鬼子的一个大头目要来“劳工教习所”看看，把这里管“所”的鬼子和汉奸可忙坏了，要我们人人把脸洗干净，把房子打扫干净，睡铺也搞整齐，把病人集中关在另外的一间屋子里不让出来。有几天我们的伙食也稍稍好了一点，橡子面加了少许的玉米面，稀饭是用高梁米煮的了……
在一个晴朗的天，象是鬼子的长官来了。这里鬼子头头，命令挑选100个年轻的人和驻“劳工教习所”里的鬼子兵一块“同乐”（这是我给起的字眼），共同做游戏，以粉饰其“文明”。这次我也是被派去的人之一。
我记得象是在鬼子兵住的一排房子边的空地，场地边有几名似乎是鬼子军官坐在几把椅子上观看。首先是做“击鼓传花”的游戏，我们这100多名“囚犯”和几十个鬼子兵混合围成一个大的圆圈站着。翻译官说明游戏的规则，在两面洋鼓，两名鬼子兵在松一阵，紧一阵的擂着，用一顶鬼子的军帽（因为我们都没戴帽子，个个都是被剃光了头的）顺圈传起来，鼓声一停，帽子落在谁手里，就算谁输了，就要表演节目。唱歌、出洋相、学狗叫……看来鬼子的感觉，动作并不灵敏，输了受罚的还多半是鬼子兵，他们输了就唱呀、跳呀，很高兴似的，我们的人一是输得不多，再则，谁还有什么兴趣来表演呢！你日本鬼子把我们关押在这个人间地狱，还假惺惺的说和我们“同乐”呢？这明明是强人作乐！我看这种场合，也不甘认输，输也得出口气，我寻思着找机会，结果我输了，轮到我表演节目了。我也大大方方的对众人说：“我表演个老黄牛抵头。”我就把落到我手中的鬼子的帽子歪戴在头上，两手八字交叉，紧抱着脑袋，口里发出“哞、哞……”的叫声。先向一个自己的难友身上抵，折转头然后直抵一个鬼子的小肚子上，把这家伙抵得倒退了两步，抱着肚子直哼哼，他用手指着我吼道：“你大大的坏了的！”大家却情不自禁的笑了。我在欢笑和鬼子的吼叫声中，把帽子丢向擂鼓的人，边走边发出“嘿嘿嘿”的假笑声，迅速回到我的位置上。由于是“同乐”，鬼子虽觉得不对劲，但又碍于在众人面前，所以鬼子也并没有借此对我们生事。
过了一阵，又作“丢蛋”的游戏，人群围着一个圆圈坐下，有一个拿一个用手帕结成的圆蛋，绕人而行。坐着的人不许回顾，只许凭感觉或背手去摸摸后边是否有“蛋”。丢“蛋”的人作着各种掩饰没有丢下去的动作，一边急急绕人而跑。如果丢“蛋”的人跑过来，那个背后落有蛋的人自己还没发觉身后有“蛋”而被捉住了，就算输了，就要表演节目。在这场游戏中，因为我们的体力差，跑得慢，鬼子肥头大耳却跑得快，所以我们的人吃亏受罚的就多点，我们在做这个游戏时，也是想方设法的取笑鬼子兵，如有的难友在假装把“蛋”丢给鬼子兵时，用手摸一下鬼子的头说：“蛋……”结果没丢给他。而且只要是难友们“丢蛋”，对象总是鬼子兵。有一个难友受罚，表演了节目，真是别出心裁。他学一个老头走路，走一步退半步，因为大家都知道鬼子很少懂中国话，所以他嘴里念道：老爷爷饿得走不动路了！唉！唉！就是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不好，你们挨刀杀的，说话时还用手指着鬼子兵，难友们哈哈大笑，鬼子还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呢！也有些安分守纪的难友，怕惹事生非，受罚时只是学学猫叫，也没有什么叫人可乐的节目……最后大家啼笑皆非的散了……
第二件事是“劳工教习所”的鬼子还是为粉饰“文明”举行了一次“同乐”的篮球赛。在石家庄人们和我的心目中印象也是很坏的。事情还是由于鬼子们的头头来“视察”，有意这样做的？就在上一次“同乐游戏”之后不几天，鬼子又选“囚犯”中会打篮球的人，组织一个“球队”，要在石家庄公开和“劳教所”的鬼子进行篮球比赛。在我们难友中，也确实有些是不怕事的年青人，如李可（据他说是x村的一个青年干事刚结婚两天就被鬼子捉来了，20岁的样子），他听说这个选人组成篮球队消息后，就主动向武总班长报名自荐会打篮球，不到一天就有20多人报名，宋勃问我道：“你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出去瞧瞧？打不打篮球，先可以吃两天好伙食？”
我说：“会不会暴露目标？”
他说：“鬼子高兴的事你去参加，他还会不高兴吗？不会查什么的。”
在他的安排下，我也参加了十二名“囚犯”组成的篮球队了。“所”里没有篮球场，鬼子就拿了半新不旧的篮球叫我们在院坝练习，活动活动手脚。我们在伙房里吃饭也得到些照顾。橡子面掺玉米面蒸的窝窝头叫吃饱了，还有点稀饭，但身体太虚弱了，那能一时就补起来了呢！一天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大清早，一个满嘴金牙的翻译官他自我介绍说：“办这次篮球同乐赛在球场上就不分什么皇军和你们‘囚犯’了，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打输了也没啥，但不能和皇军打架……”不知怎么的，吃早饭后整队出发后，翻译官叫我排头站（按个头我不算高的），并对我说：“你在球场上招呼招呼。”我也没推辞。我们穿的仍然是“号服”（上衣背后有一块白布写着的号码，缝在衣服上的），长短不一，五花八门的。囚犯一字排开，前后还有十几个武装了的鬼子兵押着走向石家庄街上，街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笑声、骂声、孩子们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我走在街上，四下观望，各商店门前人不多，象是生意也不好，街道墙上写着“加强第五次强化治安～拥护大日本帝国”……还有就是一些“仁丹”一类的商标宣传字画……
走到城区的一个比较偏僻的球场，这个球场三面有土墙围着，一边靠大路。看样子还是经常有人在这里打球的。跟来看这样的球赛的人也不少，但多半是半截孩子，老年人也有。我们到球场时，鬼子的球队已早到在打球了。我们也下场练球。以我的观察，我们十二个人中，也只有五六个可以勉强算得上“会打球”，有的连篮球的基本规则都不懂，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难友们的勇气是可贵的。
翻译官规定我们在球场上不能脱衣服，就以“号服”上的号码作号码，我们刚刚练球不过十分钟，裁判员就吹哨子跳球了。李可打中锋，我打后卫……球赛的战幕拉开了。前三分钟，双方都没得分（这说明我们的防守还是有实力的）。鬼子仗着体力好，跑得快，力气大，打球又野蛮，连连碰倒我们几个人。李可有点冒火，他年轻力气还好，有几次和鬼子碰个两拉倒。往后我们的防守就支持不住了，鬼子连连得分，记分牌上出现：10：o、15：o、20:0、28:0。鬼子每投进一个球，围观的人们都发出啧啧啧的叹息声，我们每有机会向篮圈投一次篮，没有进球，人们都是自觉的发出“好好好”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我被这个场面感动了，心想石家庄的人们，在鬼子的刺刀压迫下，心还是热爱祖国的！向着我们这群被鬼子折磨的同胞的，我们的劲头也来了，互相冲撞的事也多了，双方似乎都有预感这是什么“同乐”，而是一场镇压与反抗的对垒球战……
鬼子球员对这种场面，似乎也感到有点不对头，打球的野蛮劲更大了。跟着看管我们的十多个带枪的鬼子兵，在连连乱吼着观看人们，球场的秩序有点“乱”了。正在这时，李可趁鬼子不备，举手投篮得分，这下围观的大人、小孩欢呼起来，跳起来，球场上一片欢腾声，上半场还没完，裁判员一声口哨叫道：“暂停。”场上的比分30:2---由于球场欢腾起来，押送我们的鬼子喊道：“回去的，回去的。”围观的人们又是一阵“哈哈哈”的笑声。
这场特别的球赛只进行了只有二十分钟结束了。我们虽然只得了两分，但大家（应该说这也包括石家庄看球赛的同胞们在内），思想上认为我们并没有输……这场特别的球赛，敌人用意是想让石家庄的人们知道他们抓到了八路军的俘虏，以炫耀其“战果”，并且对俘虏进行“同乐”的篮球赛，敌人的用意是何等的险恶啊！结果呢？石家庄的同胞们（包括小孩在内）看到的被鬼子折磨成面黄肌瘦的一群，事实告诉给石家庄的人们，鬼子对“劳工教习所”关押的同胞实行着惨无人道的摧残。当然，石家庄的同胞也看到了我们的篮球场所表现的顽抗精神，一阵阵的掌声和欢笑声，凝聚着石家庄同胞对我们的同情和由衷的赞美！难怪全副武装的强盗们，只被一阵哄闹，就吓得赶快收兵罢战，他们是多么害怕正义，害怕人民群众呀！
鬼子这场粉饰“文明”的表演又灰溜溜的罢战收兵了！事实证明，石家庄的同胞们在鬼子的屠刀下，也并没有屈服！时时怀念着根据地的人民！想念着抗日的八路军！
我被押人“劳工教习所”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修飞机场有了逃跑的良机，天又不作美，被鬼子发觉了。球场上又没有逃脱的机会，“所”里的饭又吃不饱。我觉得时间久了，万一病倒，也就没啥办法了。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摆脱饥饿，逃出“所”去是上策，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了解，我相信宋勃没有叛变，对我这个老师是以诚相待的，也可以说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于是我直接向他提出，想法子“逃出去”。办法是希望他能早点花钱保释出去，出去后千万想法给江文政委、刘文粟队长报告我的情况，设法花钱营救。这一点宋勃是连连答应的！他又告诉我说：“前个月武总班长透给个消息，劳工教习所的管理科又打算向煤窑卖一批劳工，因为鬼子很少给所里钱，伪总工会也很少给钱，不卖劳工出去，‘所’里连伙食都开不起了。听说被卖出去的难友，逃跑出去的不少呢！你是否愿意先出这个‘所’？到外边再想法子。”我说：“想法子出去为上策，越快越好。”从此，我就盼望宋勃早点出去，盼望“所”里早一天卖劳工，我就跟着出去……
仲冬的天气了，我到“所”里已近两个多月了。苦也吃够了，罪也受够了。一天宋勃高兴的告诉我说：“所里出卖劳工的数目下来了，共250名，我早就向武总班长讲你要出去。他已经告诉我这次名单中有你，有李可，还有他说是×村的刘庆瑞……每个劳工卖价400 - 500元伪联币，是卖给伪满本溪湖煤矿当劳工，听说来领人的头目已到了石家庄。煤矿只发一套薄棉衣和一床薄被子，不过我为你找到了一套敌人抢来的棉上衣，缝在里面，到东北有它就不怕冻着了……”
宋勃告诉我上面消息的第三天早晨，我们250名被卖往东北本溪湖煤矿的难友，在十多个全副武装鬼子兵的“保护”下，在驻地院坝里集合起来，发衣服，发被子，宋勃指着一位四十多岁的，非常精神的人告诉我说，那个人就是武总班长，武与我的视线相对了，我用手招呼他，示意谢谢，他也笑着点头……棉衣、棉被发完后，鬼子兵就押着向火车站走去，在一节很破烂的客车箱里关起来，两头有鬼子兵把守，车窗是钉死了的。
就这样我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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