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我的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3月初的一个深夜，我找到了我的家，门是紧紧的关着，寒风凛烈的吹着。
“娘，开门呀！”
“谁呀？”
“我是你儿子‘小换’。”（我前边有两个姐姐）
“什么？”娘似乎不相信的回答。
“我是小换！”
“来啦，来啦，他爹，快起来开门，换儿回来啦！”
紧接听到爹的声音说：“唉呀，孩子你怎么回来呀，兵荒马乱的。”
门开了，在微弱的豆油灯光照射下，娘把我这个身穿破烂衣服的老百姓样子的儿子一把拉到她跟前，眼里含着泪花，气喘吁吁的看着我……我两眼也流下了眼泪！
“哭什么，孩子回来了，应该高兴呀！”
爹从屋外抱来大抱柴火点起烤着，二位老人已是年过半白的人了，爹出去告诉我三叔、四叔说我回家来了，不一会亲人们都赶来看我这个落难回家的孩子，娘问我是从哪回来？是从八路那边逃跑回家的？还是请假回来的？这时，我简略的讲了在一次为掩护部队的20多个学生被鬼子发现了，躲不及被鬼子捉住后送往本溪湖煤矿后跑出来的，四叔是个机灵人，摸摸我的棉衣说：“穿这么薄的棉衣，你吃得消么？快快把叔叔的棉袄换上。”他一面说着又把我穿的棉衣强迫性的脱掉，把他的棉袄给我穿上，他撕开我穿的棉衣看看惊讶道：“呀，孩子你的胆子可不小呀，这棉衣里还套着八路的军装呢。”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们村没有当汉奸的人，你在八路干事咱村很多人都知道，村里见到问你时，你该怎么回答？”
我反问道：“你说呢？”
“你就说是在外边作生意赔了，回家来看看的……”四叔接着说。
“就按你四叔说的话说吧！”爹补充道。天快亮了，亲人们回去休息了。
我确实太累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吃了早饭，娘叫我不出去，有人来看你，你就照你四叔讲的话说就行了。
爹和娘把我走后家里的变化情况告诉我：
——弟弟的同学告诉说：“弟弟因病无钱医治，山东流亡中学也不管，病死了。”弟媳因你弟多年无信息，加之她的父母是怕遭日本鬼子的伤害才匆匆出嫁的。当时弟弟和她都只有13岁，现在女孩年纪大了要改嫁（后来不久，她就改嫁了）。
——我的那口子也因我在外生死未卜，她也常期住在娘家，但还是等着你！也算是好的！我深深感谢她对我的笃诚，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她虽是个封建式的小脚女人，她的心是善良的，从思想感情上我还是非常同情和感激她的……
——我的三妹、五妹也同样是为了怕遭日本鬼子的伤害也都匆忙地出嫁了。三妹夫性情温和，家里虽穷，勉强维持生活，五妹个性强，婚后有一男孩，因双方感情不好，又离婚另嫁。
——我姐姐结婚早，有个男孩，姐夫也随山东流亡中学流亡在大后方，五六年没有音信，姐也常常流泪度日…．
我听了上述情况，国仇家恨，更加激起我革命复仇的怒火，除细心安慰二老外，对我的妻子，由于她未提出改嫁，我还是以亲人般的待她……
这时我的家乡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游击区，敌我斗争形势还是很严峻的，离我家三华里的刘寺就有日本鬼子的炮楼，有二三十个鬼子兵驻扎，常常耀武扬威的持枪到各村巡逻走动……
现实情况，父母是看清了的，但娘多次拉着我的手念道：“孩子，你可不能再出事呀！你弟弟去世了，你如果再出事，娘可怎么活呀？”我除安慰父母外，并将“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的道理和我呆在家里极不安全的事实，细说给父母听，结果二位老人也就勉强支持我出去找八路军，继续干革命了。
首先我找到郓城二区区委书记张健民（西进贵州后，任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长），我向他谈了我是冀中军区无线电干训队指导员和我的不幸遭遇，要求他设法与我原部队联系，实在不能回部队去时，或在地方上安排工作……他叫我等他的消息。
接着我又找到临泽县二区的区长赵力中（渡江南下时是我们队的队长，解放江西后任玉山县县长，后调任成都铁道部党委书记），也同样谈了我向张健民书记谈的情况和要求，他亲热的鼓励我，支持我积极抗日的要求……
不久，赵力中区长派人通知我愿不愿意到区里的魏庄抗日小学教书？愿意去就去找他。我当即跟随来人去会见赵区长，就这样我成为地方上抗日小学的教师了。
1943 -1944年，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处于大“拉锯”形势，教育战线的斗争也同样复杂而尖锐，当时我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抓得也是很好，很紧的。县里设有文教科，区里配有文教助理员，教师的待遇每月发给70 - 100斤粮食和两百斤柴，政府没有统一的材料，全靠教师能在贯彻抗日救国，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原则下，对学生进行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并要注意斗争方法……因此，我在魏庄抗小教书时每天放学后，总是在黑板上写上：“人、手、刀、尺、马、牛、羊……”字样，因为这里距刘寺鬼子的据点只有五六华里，以此来应付鬼子和汉奸、特务……
1943年暑假，调我到郓钜县六区商庄抗高任教导主任，校长张相一（是一个非党的进步青年），设有高小四个班，初小三个班，共350名学生，高小住校生40多人，因距敌人占的钜野城稍远点，教学要正规多了，为了配合政治宣传活动，学校组织的秧歌队、歌咏队，常常参加区、县召开的祝捷大会，和对汉奸、恶霸地主的公判大会，因而也引起了敌人的仇恨。一个星期六的深夜，郓钜县城的20多个便衣特务偷袭我校，口口声声找张校长和张主任，同学们说：“校长和张主任都回家了，不在学校。”这时张校长听到闹嚷，出来问出了什么事，结果有汉奸认出他，就把他捆绑起来，又问：“还有个张主任呢？”校长回答：他回家看他母亲去了。结果敌人把张相一校长带走了，临走还放了几枪，等我们的民兵来到学校，敌人已去远了。翌晨，我回来知道此一不幸事件，立即向区、县报告，经多方营救，始终未成功，这年冬的一个大雪天，敌人把相一同志活埋了。
1944年秋，县里调我任该区文教助理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调我到县文教科当科员。这时，我曾多次向县领导提出回冀中原部队以及恢复我的党龄的要求……
1946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在发动内战，鲁西平原成为反动派军队与我解放军大拉锯的局面，1946 - 49年间，在多次反复拉锯中，仅在我郓钜县被还乡团杀害的干部和村干，积极分子约百余人，如韩石桥还乡团头子吕传剑，气焰十分猖狂，还乡后，四门安铡，敲锣打鼓，扬言抓到共产的干部、民兵……捉到一个铡一个，捉到两个铡一双，六区区委书记曹继云是韩石桥的人，敌人抓不到他和他的父母，结果把他二哥、二嫂捉去活埋了，还有二区区委书记冯昌武不幸被还乡团头子张西庆捉住，在黄安集游街示众，最后在冯身上浇上煤油，拉在杆子上活活烧死，冯书记高喊：“打倒还乡团头子张西庆！”，“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慷慨就义……为了纪念冯的牺牲，后来把黄安集改为昌武镇。为了打击还乡团的嚣张气焰，这年秋天，县委决定在陈里掌村召开公审还乡团大会。布置大会会场的任务交给了文教科刘焕之科长和我。我们用几辆太平车联起作审判大会的会台，上面横挂着“郓钜县公审还乡团反动分子大会”，台子两边写有两幅长联：
上联：还乡团还乡倒算，烧死冯区书杀我村干，逼群众退物还田，郓钜县一时间乌云弥漫：
下联：人民政权为人民，血债必定还要血来还，食其肉而寝其皮，保卫人民江山红旗不变。
参加这次大会的群众和被敌人杀害的家属千多人，反抗还乡团的情绪，十分高涨，当时有35名还乡团分子被枪决。
自此之后，还乡团的嚣张劲，大有收敛。
1947年春，郓钜县在黄河北开展了以反右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整风（干部整风）运动，因当时我是非党干部，参加了第二批干部整风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当时还乡团十分猖狂的局势下，我这个曾在1942年鬼子对冀军“五一”大扫荡中被捕过的人，当然就是镇反和肃反的对象了，但我想：1、我是本乡本土人，是贫下中农。2、本村和地方工作人员（包括党员）都知道我曾经到过延安。3、我1943年回家乡后，即向当地党和政府交待了我的被捕历史，虽然如此，但这次干部整风，当时县委曾抽调县社会部长于高光（据悉，解放后于曾任中国北航党委书记）为主的组成审查小组，把我单独关押起来，有民兵持枪看守，戒备森严，吃饭送给我吃，审讯一次，写一次交待，最后我系统的写了近万字的检查交待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42年被捕，以及和鬼子的斗争，一点一滴的，所能记得起的人和事、地点，都一一交待清楚了的，我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坚信一条，我被捕了，我的20多个学生娃娃得救了，孩子们会为我作证的……而后，我向组织提出要求组织上把我送交原部队军事法庭审查，死而无怨……近两个月的审查，最后，于高光部长对我宣布：“东里同志，你没事啦，你的问题是清楚的，送你回原部队，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你还是回县文教科工作吧！……”
同年夏，鲁西菏泽地区县城全部解放，我经过整风运动，思想上也有了提高，也常回家看看，父母对我的思念也大体消失了，这年冬，我妻李氏生一男孩，我父母亲更加高兴了，我给孩子起名叫张崇华……孩子在我父、母和他妈妈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我的不幸遭遇，也受到一定影响，（如参军政审不合格等），因为家穷他未能读书，一直在当农民，他婚后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早已分居另住，生活得也很好，70年代他妈逝世，孩子们也很好的安葬了。
1948年，我军已进入战略反攻，作恶多端的还乡团头子，先后均被我政府镇压……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并取得了胜利，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我担任陇海铁路沿线的马牧集郓钜县兵站组长，菏泽专区，副专员孟子明为总站站长，郓钜县在支援淮海战役中运送大量物资，曾受到孟专员的表扬。1949年1月1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5万余人。我从兵站回县后，又向地委提出找原部队和恢复我的党籍问题。2月的一天，地委组织部通知我去部里谈话，组织部的一位王部长（忘记他的名字了）热情的接待我……他说：“你给地委的信我们看了，你县委组织部的宋谦部长也给我们反映了，今天和你交换下意见，如何很好的解决你提出的问题……”
我说：“那很好呀！经过1947年干部整风运动，我交待的1942年鬼子‘五一’大扫荡我的被捕问题，至今一直未明确过，我一直想回原部队去，问题好解决些……不然我思想上老是背起包袱的。”
他说：“你要求回原部队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时很难联系上，在部队和在地方工作都是干革命，况且地方干部也缺人呀！你又是家乡人，就留在地方上好了！”
“这也好，但我的党籍问题如何解决呢？”我说。
“你认识我们地委的共青团团委书记王克同志吗？”（解放后王克同志曾任上海市劳动局局长）。
“不认识，从未见过……”
“王克同志也说不认识你，这就好了！我们看了你的信，谈到你的遭遇情况，你谈的和王克同志的遭遇是一样的，他也是在1942年鬼子‘五一’大扫荡中被鬼子捉去的，也关在石家庄鬼子的劳工教习所，后也送到本溪湖煤矿，他也是从煤矿跳电网逃出来，混过鬼子把守的山海关后回到机关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他回来交待情况后地委仍叫他任地团委书记。这样对照起来，你的交待是可信的。经研究，在没有和你原部队党组织取得联系前，是不可能解决你党籍问题的，只有你再写申请要求重新人党，待以后我们和你原党组织联系上后，那时才去考虑恢复你党籍问题。你认为我们的意见如何？但是，如果以后查出情况不实那是你的事了。”
“这样也好！县里的领导也不想让我离开。如果我交待的情况不实，当然自己负责了。”
“那好吧！东里同志，你回去写个重新人党的申请交给宋谦部长，我们也给他说了，你留下来安心工作吧！”
这一次谈话，我非常高兴，回县后立即写了申请交给宋部长，1949年3月就正式批准了我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党动员大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我首先自愿报名参加这一伟大的壮举，我新的战斗征程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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