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渡江南下解放贵州
第一节 强渡长江 解放玉山
1949年2月28日至3月3日，菏泽地委抽调组编的南下支队，按一个地区和县配套的干部架子配好，在菏泽的晃八寨集中学习，等待当时国民党李宗仁去北京与我方和谈和平统一全中国的问题的结果，当时领导动员明确提出渡江南下，可能出现三种情况：1、国民党接受和平统一的主张，我们就和平渡江南下，接受国民党交出地盘，军队接受改编，和平胜利完成统一全中国；2、打过长江去，站住脚后，横扫蒋家王朝的一切，重新建立我们新政权；3、站不住脚，就在江南和国民党再打游击，慢慢的建立新政权，提出的口号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大家听了动员，人人摩拳擦掌，胜利信心百倍。
3月起冀鲁豫南下支队，奉命编入军队序列，人人都换上军装，发给被褥、雨衣、米袋，县、区负责同志都配有短枪，当时的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地区级称大队，县级称中队，当时我们县属第二大队第二中队，县委书记丁剑桥，县长赵力中，秘书科长李民，我是文教科长……
4月20日，“国共和平谈判”破裂，我百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各个预先选好的渡口过江，我们是从安徽省的安庆渡口过江的，几百只木船一齐向对面江岸冲去，一面打一面强渡，我们紧跟部队前进，江水浪大，船仓浸满了水，在摇荡中我的一个小包不慎落入江中，包中有县委组织部长宋谦给我写有“东里同志！祝贺你第二次入党，愿你渡江胜利”的一个日记本也随江水流去，实在可惜，我军进军勇猛，炮火也激烈，对岸国民党守军，一见大势已去，就逃之天天了。
我们渡江，一切顺利。4月25日我队胜利地接管了江西省的玉山县城。这里是苏维埃老区，群众敲锣打鼓，手拿红红绿绿的旗子夹道欢迎我们入城……
入城后县委进驻国民党党部住址，县政府进驻国民党的县政府住所，按对口接管了政权。火车站驻有我正规部队，在县府驻地还成立了军管委员会等。
四月下旬在玉山体育场召开庆祝解放大会，接管工作按系统有条不紊的进行，各区干部下去基层，开展工作，社会秩序安宁，人人喜笑颜开。文教系统召开了全县教师训练班，一是讲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二是交待接管“包下来”的政策，三是立即清理教育积谷，保证老师的薪金，立即恢复上课。教师训练班结束后，大家积极性很高，一边作清理教育积谷工作，一边开学，这一点曾受到上饶地区教育局冯迪民局长的表彰。
第二节 进军大西南 解放遵义 解放绥阳
八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要二野刘、邓大军西进云、贵、川解放大西南。上饶地委召开动员大会，申云蒲同志在会上讲了进军大西南的意义……鱼米之乡可爱，但我们是共产党人，高山的人民更可爱，不服从命令的，是党员的开除党，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九月开始向大西南的进军。当时为了支持上海的工作，玉山县领导决定由刘瑞光（县税局长）李继轩和我押运40万斤粮食送往上海，胜利完成了任务回来后，即参加了进军大西南的征程。
西进贵州后，49年10月二大队奉命接管遵义地区，11月21日我中队胜利接管了绥阳县，县委书记王文、县长张子清、秘书科长李民，我任文教科长。
由于我们有在江西时候接管城市工作的经验，所以一切工作进行的都很顺利，后来有匪乱的骚扰，在部队的围剿下，也很快平息了。我过去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根据政策精神我申请办理了离婚…．
我在文教科工作期间，爱上了县医院的女司药吴明节，她是贵医二年级学生，绥阳解放后自愿参加革命工作，长得很顺眼，在我的真挚追求下，在岳母和弟弟妹妹的赞同下，我俩相爱了……
1951年初，我去绥阳县太白区任区委书记，这是个全县最边远的区，一方面开展清匪反霸，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为了工作方便，优先安装上电话，电话铃一响，许多群众围拢来看稀奇……经过发动工作，学校也开学了…
1952年初上级调我去遵义地区革命干校，任组织科长兼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教员，校长许正义（后调省师大任党委书记），因我要离开，县委批准我和吴结婚。在县府一间空房子里，有一张长条桌和一个大床，我俩自己用的被褥拿在一起，算是我俩的新房，县委食堂办了几桌酒菜，为我俩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一个星期后，我就去革命干校工作了。后来，吴明节也调干校医务室工作，七月，学生毕业我带领一个队（约百余人）学员去正安县参加该县的最后一批土地改革工作，我爱人也随同一块去了。 这年十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正安出生。
1953 -1956年间，我曾任遵义地委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兼总支书记，地直机关办公室主任兼中级组联共党史教员，给地、县级干部讲联共党史课。1953年曾去西南党校学习近一年。
第七章 坎坎坷坷四十年
第一节 又一次审查我的被捕问题…(略)
第二节 反“三害”我成右派…(略)
第三节 从遵义监狱到三江劳教所………(略）
第四节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
刚刚平静了两年的政治运动之后，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这可能又是针对文化界知识分子来的，一开始我也积极靠拢造反派，我们机关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我申请参加，并获得批准，积极参加了各种活动和宣传。还参加了红卫兵团组织的毛主席革命诗词研讨会，积极发言捍卫毛主席，毛主席倡导中学生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动员我大女儿、四女儿下乡接受锻炼，我的这一切表现，并没有得到造反派的理解和支持，1967年夏，造反派收缴了我参加红卫兵团的袖章，并让我写思想检查……
不久，造反派贴出了“揪出大叛徒、大特务、大右派分子张东里示众”，“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叛徒，特务分子张东里”！……天啊！如果是在党组织未作出我的审干结论之前，我思想上还可以忍受的，但这是在审干结论和反右派运动之后，还说我是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实难接受了！我对造反派产生了极大的对抗的情绪……
每次批斗我，挂牌游街示众，我都在和造反派大吵大闹的争辩，或不让挂“叛徒”、“特务”、“右派分子”的牌子，造反派都给了我不少脚踢和拳打的苦头……
有一次，地财贸系统的支左吕军代表找我个别谈话，机关造反派把我押送到财贸办公室，吕军代先是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我交待问题，我说：“交待什么问题，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我知道，我是不是特务、叛徒党组织已审查清楚了的，你们不信审干结论，请再来第三次审查，我敢断定，审查的结果会比前两次的更好，更好……”
“你不要顽固不化了，你说，日本鬼子把你放回来干什么的？你都有哪些反革命活动？”
“请军代表不要污辱我，我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的本溪湖煤矿跳电网逃出来的，我是个共产党员！”
“你还要顽固，你北京的老板都交待了你们的秘密，你现在还抵赖有什么用？”
“我北京有什么老板？”
“你们特务组织的老板，两个都承认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胡说，北京只有我敬爱的首长，哪有什么老板？我的首长是老红军，红小鬼出身，另一位是老八路，你胆敢污辱我的首长，亏得你还是军代表！？”
“你还顽抗，造反派会收拾你的！你不交待就算了！”吕军代似乎无可奈何的说……我心想：中国现在闹得像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人妖不分，是非不明的黑暗世界了。造反派想用军代表来压我，叫我承认什么特务、叛徒，简直是对党的污辱！
不久，机关造反派带领已结合了的走资派头头抄了我的家！把我又一次写给毛主席的信抄走了，并说：“你拿毛著当盖油的瓶盖用，这不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谁放的，放错了拿下来就是了！”
另外，把我过去多年来给地直机关干部讲总路线和给地级干部、中级学习组讲联共党史的讲稿（约近几百万字）和一些参考书等装了两大箱子拿去了。临走我对造反派交待说：“请审查后，如数交还我，这是我用心血整理写出来的，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我指出来！” 67年机关造反派把我送到绥阳县马槽沟农场五七干校去劳动，这年我当知青的大女儿由公社推荐去读北京体育学院，结果由于政审不过关（爸爸是摘帽右派）而被刷掉。我思想上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找到机关造反派，要求他们再一次审查我的历史问题，并一再表示“你们的调查只有比第二次的调查更好！否则，我一切任你们处理了！”不久，造反派派出余纯介等三人外调，历时三个月，回来后我追问余说：“调查结果如何？请告诉我一二？”余却说：“算了，你真是这样的……（把大拇指一比，笑了笑），我们已向领导如实汇报了调查的结果了……”
在五七干校劳动把我和地委刘苍岩副书记编为一组，拉大锯，解木材板，没有限量，还算轻松，并把我和地委金风书记、刘凤鸣副专员、段少勋宣传部长、曹继云副专员、曹丕山组织部长等关在一个牛棚里。不久，又把我和曹继云调火房帮厨负责蒸馒头。造反派领导还带我们每天早、晚举行向毛主席请罪，请安等活动…．
有一天，市直机关造反派头头杨英以关心的口吻对我说：
“你的问题基本上没什么了，北京有个军队的首长叫江小海的给我们来了封信，我们认为他说得对，你没什么问题了，下一步想法子解放你……”
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地区供销社，由于造反派外调回来的情况他们知道了，对我的管制稍有宽松，但仍把我放到下属肥皂厂管制劳动，恰巧厂长又是我在地委干校的学生付××，他安排我捶钉子（把弄弯了的钉子捶直再用），也没定量，随着职工上下班。由于我得了肝炎，请假回家休息治病。我多次向省、地和中央要求复议“被捕”和“右派分子”问题的申诉书都抄寄给北京的江文、张凯和刘队长以及学生孟龄仪、贾鹤龄、袁绍武、刘庆珍、吴庄彤（吴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所以他们均知道我的遭遇，并表示同情和支持。于是我凑钱去北京上访，因刘庆珍事前已和吴庆彤联系好了，已把我写的材料交给吴，由吴想法帮助解决……我在北京时，刘书芳（刘文粟队长的女儿）带我走访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军代表王xx“接待我之后说：“你的问题不好办。右派问题，毛主席说过的是永远不能翻案。”我说：“历史问题应不应该复查？”结果王军代最后说：“你把申诉材料放下，有机会时我们转告贵州……”
我又走访了国务院，也是军代表接待我，这个军代表的政治水平要高一些，他说：“你的问题应先解决被捕历史问题，弄清了后，再考虑复议右派问题……”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就是这样的，“右派”问题是个禁区，人人怕接触这个问题。吴庆彤虽说想办法，但也只是一种安慰剂了，一直也没消息……
后来，从江文同志给我的来信获悉，他曾亲自将我的申诉材料当面交给了贵州省委书记鲁瑞林同志，鲁并亲笔批转贵州省委组织部办理复议……我亲自去查询此事，省委组织部已照转给遵义地委组织部了。我又查询地组部的负责人曹培山，他答复：“是有此事，但上边没有具体指示，这个事我们也不好办。”
在当时“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达到顶峰的情况下，对“右派”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绝对的禁区了。
我当时的思想已有从“思想不通，组织服从”演绎到“人算不如天算”的天命论中去了……但“不通”的反抗情绪仍在继续着……
为了使我这个八口之家能在世上活下来，我的二姨妹、三姨妹两家又伸出援助之手，大女儿跟随三姨妹家去正安读中学，三女儿随二姨妹家读遵义二中了。尽管如此，我家仍在艰难中挣扎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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