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撰写回忆录的意义和方法(文/张东里)

铁楼 发表于2018-12-13 23:57:34

修史,素为各个时代有识之士所重视,写革命回忆录却是新中国的壮举。在党中央“老有所为”这一号召鼓舞下,各条战线的老同志,有许多人已经拿起笔来,写自己走过的路,展现一代人杰的风采,总结自己经历的许多历史事实的经验、教训,要给后人留下一面面没有皱折的镜子,这是一件大好事。

1985年以来,本人已写了10多万字的回忆录,其中一些篇章,虽然已被刊物或史料专辑采用、收录,但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有一种苦闷:一肚子好歌唱不出来。1988年5月,得悉贵州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已经成立。他们是专门研究语文这门学科的,是专门教人“唱”好“歌”的。我于是邀集了十多位老同志,筹建“遵义地区革命回忆录研究会”,并向贵州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写了报告,请他们支持指导我们的工作,吸收我们为团体会员。没隔多久,即收到贵州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复函:对老同志们积极修史的行动及精神表示赞赏,并吸收我为个人会员,以便加强联系,共同从事革命回忆录的研究工作。接此函后,我们深受鼓舞。除积极着手“遵义地区革命回忆录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外,本人也对革命回忆录撰写,进行了初步思索和探讨。谨成拙文,请教于专家、学者、同行。

一、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七十多年的艰苦卓绝、光荣伟大的革命斗争,已有“中国革命史”、“党史”等专门著述作了科学的总结和高度的概括。这就是所谓“正史”。但它只是七十年光辉历史的一个总纲,不能说那就是七十年历史的全部内容,因此不能代替在不同的战线上、不同的岗位上亲身经历过血的洗礼和铁的考验的老同志们的亲历记、目击记的写作。撰写革命回忆录,至少有三个重要意义:

其一,是对正史的充实和完善。如前所述,正史只理出了一条总纲,全面而具体、丰富而生动的内容,还要靠长期革命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们的亲历、亲见的事实,加以补充。

其二,是对正史的某些内容空白的填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部队主持编写的“通讯兵史”,就是靠若干老同志的回忆录提供丰富史料,经过归纳整合而成的。这项工作,填补了军史的一大空白。又如《女战俘的遭遇》(赵大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堪称革命回忆录式的史料小说,对于人民认识“战俘”的战争生活,具有巨大的帮助作用。该著作者赵大年和李茶花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同学,又一块参军抗美援朝的,因赵大年生活在交接战俘的环境中,回国后为李茶花的不幸遭遇所感动,他用第一人称的自述写了李茶花的真人真事,李茶花当了我军军医,在一次战斗中她因护理我军伤员,来不及随部队转移而和伤员一起被俘,她在鬼子的战俘营中为医治我军伤员与鬼子进行了一系列机智勇敢的斗争,鬼子拷打她,甚而割了她的乳房,但她仍坚强不屈,表现出一个女战士惊人的心灵美和革命的献身精神……她是在抗美援朝胜利后交换战俘时回国的,回国后却受到她原所在部队一政工领导干部阳正清的百般刁难和折磨,留在北大荒阳的管辖之下,以她被俘为由长期作为异己分子对待,并多次要挟与她结婚。李茶花迫不得已与阳订婚,约定三年内不能同居……幸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大地,阳正清与另一女性结合了,她的屈辱才得以解脱……该书不仅歌颂了李茶花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同时对阳止清这个到大不小人物的卑鄙利己主义者的丑恶行径作了揭批,堪称是一部史科性的报告文学佳品。

其三,可以澄清一些历史事实,这个重要意义恐怕是革命回忆录所特有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的党龄本应从1939年算起,但因种种原因,只从1949年起算。我长期要求可长期未予落实。后来是中央军委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沙克(延安抗大时与我同班,1939年后,又是我们中队的党支部书记)和中央通讯兵部政委江文(我在冀中部队时,是管辖我们中队的大队首长)写的回忆证实,提供了我从1939年起即是党员的证据后,才得以落实。

我写的回忆录,也曾起过同样的作用。1941年秋,我任冀中军区无线电干训队指导员,韩任重同志任教务主任。在与鬼子的一次遭遇战中,韩重任同志壮烈牺牲。我在战地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就地掩埋,并致了悼词。我在《怀念韩重任同志》的回忆录中,真实地叙述了那些事实,引起有关部队和当地政府的重视,于是将韩重任同志的遗属按烈士家属对待。革命回忆录既然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幸存的老同志理所当然地要口述笔书。

二、去掉不应有的思想顾虑

有几个思想顾虑,不利于革命回忆录撰写工作的开展,必须自觉去掉。

其一,“稗官野史,不入正流”。这是一种偏见。历史既然是人民创造的,为什么只有史官记述的才是“止史”,而人民群众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反成了“野史”呢?尤其是戎马半生、从铁马生涯中奋斗过来的老同志们的回忆录,又“野”从何来?应该这样看问题:过去了的时代,曾经赋予我们这些当年的小青年们以创造新中国历史的重任:现在的时代,也赋予我们这些“老家伙”撰写新中国历史的光荣职责。“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既有光荣的过去,就必定有辉煌的未来,应毫不犹豫地动口动手,向后人述说值得自豪的革命的历史。

其二,替前人写史、立传。这是传统的治史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治史,似乎有某种程序的客观性:盖棺论定,一笔判人,其实也不尽然,凡本朝人写本朝的历史,便多明君佞臣。秦朝只存在15年,它的历史是后朝人写的,所以秦朝上了史书的人,没有几个有好结果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又亲身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身之所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味,还能有谁比我们更真切,更生动,更丰富,更深刻呢?我们自己不说、不写,后人又怎能知道?如果我们提供了真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人来为我们这一代人写史、立传,也就方便得多。结论,当然由后人去做,但资料必须由我们提供。

其三,“我是小人物,写了没什么价值”。这是一种自卑观念。俗话说,千军万马,主帅一人。这话有它对的地方,“大人物”起领袖的作用,的确不可抵估。但我们是“领袖观”与“群众观”的统一论者,从来就没有忽视过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没有齐心奋战的千军万马,再有主帅的锦囊妙计干条,也不能赢得革命胜利。修史立传也是如此。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历史可写: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历史可写;大人物写的历史有它的作用,小人物写的历史也有它的作用。也许,对某些具体史实的记述,对某些历史疑团的澄清,小人物写的革命回忆录,反有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因为,他们可能写到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同一座监狱的难友……可以写到一切需要回复和证实历史真面目的当时的小人物。

总之,不论人物大小,职位高低,凡有史可写,一旦写出来,都会有作用的。上述三个顾虑真正去掉,老同志们就可以心情畅快地口述笔书自己的历史,战友的历史,书写庞大的中国革命肌体上的每一个局部的真实而具体的历史。

三、要注意真实性

 革命回忆录是史料,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后人负责,因此必须真实:时间真、地点真、人物真、事实真,不能虚构,不能颠倒和错乱时空观念,更不能随意美化或丑化;细节真、感情真,不能以今日的认识去代替当时的情愫。只要是真实的,用传记体、记录体,日记体写作,都是可以的,都是关于亲历、亲睹、亲感的革命史实的可靠回忆。真实,是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指导思想,也是基本法则,绝对应该遵循和依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容忍,也不应出现的现象是两种:

一是美化自己。或者把他人的功劳加在自己头上,或者把自己的错误诿附别人;更有甚者,捏造事实,虚构情节,把自己打扮成了不起的“英雄”。这种借“回忆”之名,粉饰自己的作法,是绝对错误的,必须杜绝。

二是低级趣味。不是回忆史实,而是记述某些丑闻、艳遇。当然,确实有过,且对某些史实的记述,或者虽与实相关而不遗余力,大肆渲染,那是要不得的。必须指出,任何关于史实及人物的回忆,不是给人们提供茶余酒后的谈资,更不是为着丑化谁而提供“依据”,应该保证它的严肃性,清除形形色色的低级趣味。

 四、要有紧迫感

 现在撰写革命回忆录,是对史料的抢救,是对革命历史负责。我们有许多革命经历丰富的老同志,或者牺牲于战场,或者就义于刑场,或者丧身于极左路线的迫害,或则陨落于不治之症的魔掌,至今健在者已经不多。这些同志,是丰富和完善党史、革命史的活资料,再不抓紧撰写,就会愧对逝者,也会愧对来者。至今健在的老同志们,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写作能力;有的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体弱多病,即使想写也拿不起笔来。因此要有一种抢救史料的紧迫感,大力组织和开展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

其一,希望语文学界的专家、教授也象贵州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老师们一样,对撰写革命回忆录的老同志们,给以热情的指导与支持;

其二,希望有关部门,如老干局、党史办、地方志办等等,重视革命回忆录的撰写,组织力量采取现代化手段把能够抢救的史料,及时录音、录相,再配备人员尽快整理修订;

其三,也希望老同志们自我奋发,能动口的动口,能动笔的动笔,留给后人以珍贵的历史纪念。人生有尽头,事业是没有尽头的。在我们长途跋涉的终点站上,哪怕能留给后人以半截仍然闪亮的蜡烛,这岂不是晚年的最大快慰吗?总之,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大家动手抢救,许多珍贵的史料,就不至于无谓地消失。

我虽年已古稀,但在写作方面,还是个新兵。所谈认识极为肤浅,敬希大学语文教研会的老师们给以指导和帮助。(1980年1月10日)

(2000年10月我又看到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会上的讲话,对大家提出了三个为什么的思考问题:一、共产党员、干部、参加革命是为什么?二、现在在职的同志应该干些什么?三、共产党员、干部,你应该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我认为这三个为什么提得好!我是从1938年参加延安抗大的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渡江南下,又西进贵州高原,我是经受了这段时期血与火的洗礼和党的种种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来人,前面几个为什么,在我回忆录中的历史事实可以概括肤浅的回答了;最后一个为什么,我想用“老马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古训,忠实的把我64年革命生涯记实地写完,留给我的亲人、孩子和年轻的一代革命接班人。因为要写历史真实,势必要牵扯一些人物,有褒、有贬,请恕我的不恭了,敬请谅解)。

(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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