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支持我参加八路军
我出生在山东掖县（现改名莱州市）三元乡，我的家乡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可是旧社会，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统治下，却是一个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之地。
许多乡亲为躲避战乱，不得不扶老携幼，流落他乡，是山东闯关东出了名的县。1928年，我出生时，父母守着几间破草房和几亩盐碱地过日子，母亲虽然生了八个孩子，却先后因病无钱医治死了六个。只留下了我和一个比我大8岁的哥哥；更不幸的是，我6岁那年，父亲又撒手人寰。此后，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俩艰难度日。一家人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有时也只能将树叶拌着野菜充饥。母亲没有读过书，却懂得识字达理的道理，在我九岁那年硬是让我上“村塾”念书，在我念了四年半书后，因家里实在贫困，又无奈地退学回家，帮她一起干农活。当日本鬼子的铁蹄踏入周围十里八乡时，日子更加艰难，亲眼所见鬼子横行乡里戕害乡亲的恶行，我们心里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憎恨，恨不得把这些强盗赶尽杀绝。1938年3月，中共掖县县委领导当地民众举行了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人民政府。乡亲们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纷纷加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我大伯家的大堂兄宋绍九、二伯家的大堂兄宋尚九都是30年代入党、入伍的。在他们带动下，堂兄宋孟九、堂妹宋坚真也先后参加了革命。看着族里的青壮年一个个参加了八路军，我再也坐不住，与母亲提起。母亲纵有百般不舍，最后还是坚定地支持我跟着八路军去打鬼子。1945年4月1日，我与母亲依依话别，参加了八路军。
参军最初，我在八路军西海独立2团当战士、文书。那时节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鬼子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参军没多久，我所在的部队就多次与日伪军交战。子弹在头上、耳边呼啸而过，炮弹就在身旁轰然爆炸，我们都不在乎。我和战友们都抱着只要能将鬼子赶出中国，哪怕自己牺牲了也值得的想法，青山处处埋忠骨呗！战友李为国是南方人，1939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比我年长几岁，我们之间亲如兄弟，他手把手教我怎样与敌人格斗，怎样与敌人拼刺刀，让我此生难忘。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十分艰苦。但是，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心，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为国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大家还希望多打仗、打胜仗，好从敌人手里缴获更多的武器武装自己。
一场连一场的硬仗恶仗
特别难忘的是1945年7月的平渡战役。我们部队奉命在平渡侧翼阻击敌人。面对残暴的敌人，我们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坚定信念，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干脆不发一枪一弹，鬼子以为我们没子弹了，黑压压的人群向我阵地爬了过来，当敌人离我们阵地很近，只听连长大吼一声“给我打”！一霎时，我们的机枪、手榴弹、步枪一齐开火，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四散逃命，也有些鬼子辨不清方向，向我们阵地跑来，与我们撞了个正着。战友们同仇敌忾，子弹打光了，端上刺刀，迎了上去，与鬼子拼了。李卫国一下子撂倒了好几个鬼子，却不幸中了鬼子从背后打来的子弹，他将刚从鬼子手中夺来的“三八式”步枪刺向打他冷枪的鬼子， 自己也支撑不住，倒在血泊中。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在与鬼子展开的肉搏战中，我们人多势众，小鬼子被迫败下阵去。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眼见朝夕相处的老李等不少战友牺牲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之下，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心中的悲疼难以忍受，激起了自己更强烈的要为战友报仇 雪恨的愿望。
抗战胜利后，形势变得更加 复杂。不少日伪军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唆使下，不愿向八路军、新四军就地投降，继续负隅顽抗。我军主动出击，从淮北向南进攻日伪军的据点，逐步收复失地，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破坏停战协定，突然偷袭了我淮北独立营驻地王固庄。除少数人突围外，300多名军民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大家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将这股敌人一举消灭。1946年的沙埠伏击战、1947年凤凰山攻坚战，一场连着一场硬仗、恶仗，虽然仗打得相当艰巨，但胜利的战果让我们欢欣鼓舞。我们用胜仗狠狠地教训了那些狂妄不羁的敌人，也为罹难的战友报了仇、雪了恨。由于我表现勇敢，
1946年8月，组织上送我到西海教导营学习，学习结束后我被编入32军94师280团一连任副政治指导员。
当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号召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时，我们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面对着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何曾畏惧过？在辽阔的战场上，我们迈开双腿转战大江南北，与敌人斗智斗勇。在与敌人的运动战中，我们靠着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使我们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好，后来每个连都有了轻重机枪和六O炮。尽管战役一次比一次大，从潍坊战役到青岛战役，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我们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胜利。硝烟过后，看到美丽的山河回到人民手中，心里更加怀念牺牲的战友。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国民党残匪还在苟延残喘，继续作恶。1950年2月，我随部队从青岛出发到福建剿匪。福建崎岖的山路，对我们这些习惯于平原作战的战士也是一个新的考验。好在有当地民众的帮助，我们很快就适应了山地战。在我强大的人民军队的震慑下，残匪被消灭殆尽。随后我们又练了半年海战，准备解放金门。
没想过会活着离开战场
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部队编入27军奉命北上，参加抗美援朝。说实在的，自从我参军后，还没回家看过母亲，很想在部队休整的间隙抽空回家一次，有我这样想法的战友不在少数。然而，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我们义不容辞，争先恐后写血书，决心誓死保卫祖国，誓死保卫人民！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10月8日从闽南出发，徒步行军13天到达福州；从闽江乘大渡船两天两夜到达福建南平，再从南平坐汽车两天到达江西上饶，又坐火车七天七夜到达安东。休整三天进行换装，补充弹药。经过战斗动员，11月8日进入朝鲜，又行军12天后即投入与美军作战。最难忘的是在朝鲜二次战役的柳谭里战斗。我所在的部队两个营攻打美军驻守的一个高地（号称美军王牌师陆战第—师），2营从北山打，我们1营从西山打，战斗打得相当惨烈，敌人的炸弹将山谷炸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溅。2连打的是主攻，撤下来时还剩下12个人；我连虽然是佯攻，全连136人，撇下来时也剩下不足50人。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是孬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全营编成一个连，营长当连长，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充分表现了我志愿军战士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
难以想象，我们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下与敌人交战。入朝时来不及添加衣裤，穿的是解放鞋，脚都冻得又红又肿，起泡、变黑、溃烂，最后到坏死只能截肢。不少战士把鞋脱掉后，由于脚肿起来，鞋子再也穿不上，只好把被子撕掉用棉花把脚包起来，一手拿枪一手拄着棍子，与敌人作战。蹲在雪窝里，吃的是炒面、土豆和饼干，喝的是雪水。有一次，我们与敌人周旋达半个多月，那时的思想就是与美国鬼子拼命，谁也没想过会活着离开战场。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靠的是坚强意志。直到二次战役宣布结束，部队奉命从山上撤下来时，有不少战士是手穿解放鞋，跪着爬下山的。我和连长脚也严重冻伤，行走艰难。在清点人员时，得知不少战友已经牺牲的消息，大家难过得沉默无语。跟着部队到后方疗伤了两个月，1952年我任连政治指导员，又投入了新的战斗。直到1953年我们把美帝和李承晚集团逼到谈判桌上…
我从17岁参加八路军后，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可以说都是在部队工作，也算是戎马一生了。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艰难岁月，使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解放前为什么祖国的大好河山会遭受列强蹂躏，不就是反动当局统治，残暴欺压人民，国家积贫积弱所造成的吗？今天，我们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无比珍惜。离休后，我也多次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凭吊牺牲的战友，每每想到他们，心里就特别难过，他们牺牲时只有20多岁，有些战友还不到20岁。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形象，让我无法忘怀。不忘过去艰难的岁月，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不沉湎于贪图享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令我欣慰的是，看到各地修缮一新的“烈士陵园”，这是人民对流血牺牲的先烈们最好的永久的纪念。
整理者说明：十月的上海，秋高气爽。在上海警备区第四干休所，我们访问了在此休养的八路军老战士宋茂华。老人虽已满头华发，却精神矍铄，一点也看不出已有九十岁的高龄。他的健谈，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们：常常有人对他说，苦了一辈子，现在该享享清福了，把那些艰难的日子忘掉吧，要向前看！他喃喃自语，继而肯定地说：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能忘记吗？不能忘！不仅我们不能忘，我们的后人也不能忘啊！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记录了老人与我们讲述的难忘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