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唱歌，但最愿听一首歌一《党啊，亲爱的妈妈》，尤其是“您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的唱词，总使我心潮起伏，潸然泪下。每当此时，我在衷心祝福“党妈妈”的同时，也深深思念横山革命根据地用乳汁把我喂养大的那位慈祥的妈妈。
我叫孙衡山，1947年8月25日出生在莒县东南的横山革命根据地。当时，我父母都在滨海区党委工作。父亲孙。汉卿时任滨海区党委组织部长，母亲余光前任妇女主任，听母亲说，那正是国民党八十三师进攻莒县的时候，母亲本来住在滨海军区一个医院里，准备生孩子。结果，敌人一扫荡，连医院也随部队一块转移了。母亲骑在一头毛驴上，日夜在莒东南山区与敌人周旋。用母亲的话说：
“要是掉了队，被敌人抓住，立刻就被杀害了。”有一天，母亲骑着驴淌过一条河，因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河水暴涨，水面上只露出母亲的半截身子和昂起的驴头，连人带牲口，一起往下游冲去，幸亏有几个男同志帮助，才脱离了危险。
不几天，在横山脚下，紧靠路边的一间场园屋子里，母亲生下了我。当时，根据地的老百姓对子弟兵的感情可深啦！听说队伍上有生孩子的，马上就有群众送来了鸡蛋。场园屋子这个临时产房，不是久住之地，母亲马上要随部队行军，就把我包了一下，托前葛杭村一位姓董的同志，把我送到了后横山村。
后横山村地处横山革命根据的中心地带，这里山高沟深便于隐蔽，而且群众基础好，党组织战斗力强。两年前，我姐姐小珍出生后，就是通过莒中县委寄养到该村一户党员夫妇家中的。这家人，男的叫虢海洲，女的叫严修英，他俩原有一个女儿，和我姐姐一般大，我姐姐就是吃严妈妈的奶水长大的。后来，他们又生过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了，党组织派人把我送去，正好严妈妈有奶汁喂养我。
战争年代，养父母家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但他们对我姐弟俩却是关怀备至。大人吃糠咽菜，尽量让我们吃得好一些。姐姐还记得每逢小店集，养父总是去集上买回一块锅饼，只给姐姐和我吃，连他们的亲生女儿也不舍得给。再少了，就只嚼了喂我，两个姐姐却没份了。当时有的邻居说她“重男轻女”，养母总是笑着说：“俺山山不是还小呀……”
我从“呀呀”学语到蹒跚学步，都是吮吸着养母的乳汁，在养父母的细心呵护下成长的。我们姐弟俩的名字都是养母起的。姐姐本来取名小珍，后来，演变为“筱珍”，音未变。我取名“横山”，后来演化为“衡山”，音还是没有变。
1948年后，我生身父母都进城工作了。先在勃海区，后到青岛市。1950年，父母亲通过党组织把姐姐和我从后横山养父母家中接走。那年，姐姐5岁，我3岁。这时我和姐姐才知道还有个城里的爸爸、妈妈。当时，去接我们的是宋英叔叔（后任山东省文化厅长，现离休），他一次次去同我养父母商议，他们总是流泪。嘴上答应，心里就是不舍得，每次都说：“过两天吧，让我再和孩子们亲亲。”就这样，一拖拖了一多个月。临离开那天，我和姐姐每人死命地抱住养母的一支胳膊，放声大哭，说什么也不要走。养母把我们紧紧揽在怀里，用她那滚烫的双唇亲了姐姐的脸，又亲我的头，泪水打湿了衣衫。养父两手抱头蹲在一边，也呜呜地哭出声来……，现在想起来，这本来是为了骨肉团聚的好事，却演绎成了一幕骨肉分离的悲壮场面，怎不叫人撕心裂肺般的难过。
离开后横山后，我和姐姐先回济南，后去青岛，以后又回到济南，从入托儿所，到读小学、中学、大学，以至后来参加工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与养父母相隔千里，但隔山隔水，隔不断母子情。几十年来，我们一天也没有忘记横山下的爸爸、妈妈，而爸妈也无时无刻不惦记着我们。每当收到爸妈寄来的包裹，读着老人家亲切的嘱咐，心中都油然生出一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念情怀，这真是：横山高，沭水长，老区人民的养育之恩永不忘。
（注：孙衡山，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199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孙筱珍，现任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孙衡山之父孙汉卿曾任滨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