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生，入小学时老师给取的名字叫王桂艳，参加革命后改名叫王柏，１９４０年之后改为王力生。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生于（费县）蒙山脚下的小卞桥。现属平邑县卞桥镇。 １９２１年，因军阀混战，民变烽起，土匪抢劫，民不聊生，家庭连遭数次抢劫绑架，遂逃亡至地方镇。家道中落，沦为贫民。
１９２５年，在家庭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入小学读书。因社会动乱不止，学校时办时停，直到１９３３年暑假，才高小毕业（当时学校名称为费县县立第五小学，后改为费县第一区地方小学）。在小学读书时期家庭生活极为困难，连买书、买纸笔的钱都拿不出来，全靠亲友资助，因此比较用功，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沈阳，东北沦陷，先后在校长王兰斋、朱志信、李韶九、教师杨占升等先辈的宣传教育下，遂萌发了忧国忧民思想，目光也由家门口扩大到全社会。目的也不再是读几年书自谋生活了。高小毕业后产生了“力争升学”的念头。
１９３３年暑假后，考入费县师范讲习所第二期。学校虽然简陋，但却是全县最高学府，这是一所三年制专门培训小学师资的学校。费县虽然交通闭塞，但我党却早在这里开展了地下工作，在第一期学生中已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我刚入校门不久，就遇上了费县党组织遭受破坏，进步教师王觉生失踪，一期同学在李伯瑾、商向前等同学的领导下进行了罢课斗争。当时我只有１５岁，对政治斗争还很不理解，更不知道李、商等同学是共产党员，只是凭一股热情和正义感，为找回我们的好老师王觉生而卷进了这次罢课学潮。因而受到所长刘涛一的严厉训斥，只是由于“年幼无知”，未给处分。地下党虽然遭受破坏了，但以后又陆续来了刘次恭、冯毅之等进步教师，在他们的启发诱导、潜移默化之下，使我逐步懂得了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知道了东北沦陷、华北危机都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剿共、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政策造成。再加上亲眼目睹当地各级政府的腐败无能，贪官污吏横行乡里，使我忧愤不已。使我小学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转化为救国救民之志。因此，也就产生了寻找共产党投身革命的思想。冯毅之老师在临离费县之时，曾暗示我：“只要坚持这一抱负，就有报国之日。”
１９３６年暑假，我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毕业之后，受聘到地方小学任教（次年到西崮小学）。由于我在校读书时的言论、行动和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和诗歌，给尚未毕业的三、四期同学留下了“思想左倾”的印象，虽然已经离校，但又在李平、李祖恩等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在校学生的读书会。好在地方镇离县城只有三十华里，每周六晚上骑自行车进城，星期日上午讨论一周来的读书心得，下午再带上新的学习资料回来自学。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为了营救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出狱，读书会会员又自愿加入救国会。从而我也就在读书讨论中提出如何寻找共产党和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双１２事变”后，尹乐饮老师（即林浩同志）约我去他的宿舍谈了一次话，谈了我个人对蒋介石被扣西安的看法。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０前后，当我又一次进城参加读书讨论的时候，李平、李祖恩同志就提出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了。从此，我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开展了革命活动。
１９３７年秋，我们党领导进行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国民党费县县政府的无理限制和阻挠，有些同志遭受迫害，遂酝酿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当年１１月１１日（夏历１０月初８），在党的指示下，我参加了起义。是日中午，起义队伍攻占了县政府，逮捕了县长陆鼎吉。但是由于领导无经验，组织计划不周密，在国民党保安团的围攻下，第二天便失败了。我和十多位同志突围脱险后，又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追捕，只得逃亡异乡，暂时与党失去联系（这段经历，８２年已给你们写过详细材料，就不重复了）。
１９３８年２月，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和省委秘书长景晓村、宣传部长孙陶林等同志率领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的一个团（是３７年冬俎徕山起义新组建的部队）到达蒙山前的万寿宫、柘沟一带，按林浩同志（他因事没来）提的名单，把我们十多位同志找去，开了三天会，主要是学习当前的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后决定成立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经过与会同志讨论，省委同意，张若林同志任书记，李伯瑾（分管组织）、王敬明（分管宣传）、王力生（分管军事）为委员（以后我与敬明同志的分工又调换了）。
１９３８年６月初，省委调我去军政干校（３９年改为抗大山东分校）第一期学习，８月结业，留校政治部任组织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