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山东费县的革命斗争史上，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费县初创的党组织，经历了重重磨难，由于中共山东省委三次进费县的正确领导，才使费县革命的航船重新扬起风帆、破浪向前……
如今，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我作为一名当年曾亲身经历过这段艰难岁月的人，仍然深信：历史会永远铭记1938年共产党人在费县的革命业绩！
三十年代初，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北方广大城市、农村的不断扩大，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已经感到了共产主义对他们阶级利益的严重威胁，于是，他们对共产党采取了疯狂的镇压行动，对那些刚刚诞生的共产党组织，更企图将其扼杀在初创阶段。
面对反动势力的枪炮屠刀，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不断觉悟起来的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2年秋，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笼罩着蒙山之阳的费县，中共山东省委最早在这里建立起的地下组织，遭受到反动势力的严重破坏，一批党的优秀儿女惨遭反动派杀害，而少量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5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派冯毅之同志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费县师范讲习所，让他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暗中设法寻找当年失掉联系的地下党员。冯毅之在费县期间，一边任教，一边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但终因反动势力猖獗而难以找到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1936年费师放暑假时，他便离开了费县。
1936年秋，中共山东省委又派林浩同志来到费师任教，继续寻找地下党员。林浩同志到费县后，虽未能如愿，但看到费师已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想到“既来宝山，不能空回”。即便找不到失散的党员，也要撒下革命的种子再走。于是，他就从那些可靠的进步学生中，大胆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支委成员有：王宗一、崔晓东、李祖恩等同志。我作为当时的一名进步学生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而这时，随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内反动势力反共的气焰在各地更为嚣张，为使刚刚诞生的党组织不致暴露，到当年寒假时，林浩同志离开了费师。
1937年春季开学时，中共山东省委又通过地下关系，派刘士明同志来到费师，以领导刚刚成立的费师党组织。他到后，很快建立起了中共费县工委。刘士明任书记，成员除原支部的王宗一、崔晓东、李祖恩三人外，增加了张秀潜同志。（据崔晓东同志回忆：同年9月工委曾研究决定，增加王力生为工委委员，后因费县城起义失败，未及传达下去。）
1937年11月，费县城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在李祖恩同志的领导下，中共费县工委的一部分党员参加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组织者缺乏经验，指挥不当，在攻下国民党县政府以后，未能及时调整战斗部署，反为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起义群众坚持战斗了一天一夜，伤亡惨重，后迫于形势而分头突围。这时，总指挥朱志成也壮烈牺牲了。在敌人的疯狂追捕下，起义队伍便再也未能集合起来。
起义失败后，刘士明、张秀潜、王宗一，三位同志去泰安找省委，没有找到，他们便去了延安。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我和杨占进同志扮作商贩去了洪泽湖，在同乡凌百发家住了一个月。这时南京、海州也相继沦陷。在沂蒙山区，日寇已经进驻泗水。我们两人于年底赶回家乡时，当地的老百姓都已逃到公路两侧的南北两山避难；党的组织已经找不到了。
国难当头，有家难归，严峻的形势令我们感到着急、痛苦和渺茫…“
春节过后(1938年的2月份)，我和赵光同志合计后，横下一条心，背上行李去枣庄，到那里找共产党的组织。
奔枣庄，我们要找的联络人是李韶九同志。
李韶九曾是我们读小学时的校长。记得1937年7月的一天，他忽然来到我教书的西崮小学，师生二人深谈一夜，方知他是为发展我入党而来，而当他得知我已入党时更为高兴。第二天临行前曾给我留下了他的地址——枣庄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
我们步行三天、行程二百余里方到达枣庄。在城内中兴路南侧的一座小楼里，顺利的找到了李韶九同志。经李韶九同志介绍，才知道这里对外以药品运销为掩护，实际是共产党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办公机关。
我们在枣庄住了三天，这期间，边区特委组织部长宋子成、宣传部长何一萍同志接见了我们，给我们讲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让我们阅读学习了毛泽东的《论统一战线》和《反对自由主义》两本书。并指示我们赶快返回费县，把失散的党员全找到，先恢复党的组织，再设法找山东省委，若找不到时再来与边区特委联系（当时费县的地下党组织不属于边区特委领导）。
当我们匆匆返回费县后，得知省委这时已派人到处找我了。（这次林浩同志没能来费县，他把所知道的这里的党员名单写了出来，省委有关领导即携名单来到费县。）我们赶到柘沟，见李伯谨、张若林、王敬明等同志已经早到了。在柘沟的三天期间，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接见了我们，省委秘书长景晓村同志、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分别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省委还帮我们重建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指定李伯谨、张若林、王敬明和王力生为委员。经会议研究，委员分工为：张若林为书记，李伯谨负责组织，王力生负责宣传，王敬明负责军事。由于费县东部的党员尚未联系上，故留下几个名额。
省委指示：工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把失掉联系的党员全部找到，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抗日救国团体和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柘沟会议结束后，省委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把省委写给边区特委的信送到枣庄去，并顺便购置一些油墨．纸张，以供印刷文件和宣传品用。这次去枣庄，我是骑自行车去的，到达枣庄见到李韶九同志，我把省委的信交给了他，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也接见了我。
当时正值台儿庄大会战前夕，军民备战气氛十分紧张。特委给我们买了油墨、纸张等物品，派李韶九同志带信和我骑自行车一同返回费县。
然而到了柘沟，方知省委机关和部队已开往新泰县境了。
我们又到了贾庄，找到李伯谨同志，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省委联系地址，另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带李韶九同志去找省委，而安排我到费县东部去寻找失掉联系的党员。
这是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第一次进费县，时间是1938年的2月份。
遭受重创的费县党组织，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由于及时得到了省委的正确领导，使部分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并重新建立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从此，我党在费县地区的各项工作才得以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
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第二次来到费县。这次省委进费县，在费县西部的广大群众中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在费县工委的基础上建立了费县县委，为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1938年5月，费县工委接到通知，省委创办的《山东省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第一期招生，要工委派一部分党员和青年到干校学习。当时费县工委接上组织关系的党员才30多名，大家都要求去，工委决定留下张若林、李伯谨坚持工作，我和王敬明、崔晓东、商向前、郭华等20余人，从费县出发，步行数日，到达新泰县西南部的一个村庄，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经干部科长史秀芸同志谈话后，又介绍我们来到另一村庄的干校驻地。干校政治部主任刘有恒和组织科长潘维周同志接见了我们。
第二天经过考试，按个人志愿编人政治、军事、民运三个队。
这期干校学员总共不到300人，我被编人了政治队。在建立党支部时，我又被选为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
第三天干校开始上课，课堂就设在村旁的树林里。没有课本，我们都拿膝盖当课桌，边听边作纪录。校址也经常移动，每隔三、五日就要转移一个地方。
记得当时为我们讲课的都是省委和四支队的首长们。郭洪涛、景晓村、孙陶林、廖荣标、周赤萍等领导同志都给我们讲过课。那时尽管环境艰苦、学习条件极差，但同志们都学得非常认真，大家都把能在干校学习当做是武装自己头脑、掌握杀敌本领、将来安邦兴国的难得机会。
1938年，山东已处于敌后，而此时国民党的县、区、乡、村伪政权依然存在，且都拥有武装，部分群众还受了他们“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反动宣传的蒙蔽。故我军所到之处，大小村庄，寨门紧闭，有些群众被迫手持武器在寨墙上看守，不准我们靠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除了派专人与其上层人物交涉外，队伍便席地而坐，互相拉歌。干校宣传队则向守寨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任务和政策，直到他们同意，我们才整队人村。每进驻一地，我们都首先帮房东打扫院子、挑满水缸。当时正值夏种季节，部队便分散到各家各户，帮助夏种，用我们的行动来影响、感化群众，从而使反动派的谣言被逐渐揭穿，许多房东成了我们的朋友，群众对我党的了解和信任在不断加深与提高，我军“正义之师”的形象也在群众心目中渐渐确立起来。
当我们的驻地从新泰到蒙阴并逐步接近费县边境时，由于我对费县、滕县边境的情况比较熟悉，可以起到向导和侦察员的作用，省委便从干校把我调出来，让我随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一齐行动。
部队到达蒙山西部的白马关时，遭到地方民团的堵截。郭洪涛同志派我化装成农民，抄小路连夜赶到蒙山前的贾庄，找到费县工委的李伯谨和张若林同志，同他们一齐赴仲村，请求在当地很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唐际五先生与驻在仲村的国民党区长管某交涉并取得成功，省委随即率部队进驻了仲村和附近各村。
省委在仲村一带驻停了十多天，其间召开了省委会，费县工委的同志向省委汇报了工作。同时，在省委帮助下，在原工委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中共费县委员会，刘次恭同志任书记，委员除张若林、李伯谨外，又增加了崔晓东、商向前同志。
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崔晓东和我中止学习回费县，以加强领导工作。我因参加过费县城起义，此时国民党政府还在通缉，考虑到回县工作会出意外，便提出留下来继续学习的要求，省委批准了。
省委在仲村期间，广泛开展了上层统战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党在费县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时，当地一些青年自动报名参军，干校也吸收了一批学生，从而使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
1938年7月1日，当省委在驻地召开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之后，活动在滕东山区的边区特委派孙俊才同志送来告急求援信——特委领导的鲁南抗日义勇队受到以申从周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武装的包围攻击，请求省委派军支援。
省委决定：由书记郭洪涛亲率四支队的两个团，连同干校一齐赶赴滕县东部山区进行支援。为保密起见，部队夜行晓宿，经数夜急行军，在山亭以南地区，与特委领导人郭子化、张光中、李乐平等会师，随即开始了“讨申”战役。记得那时省委机关驻善崮村，干校驻刘庄和大雪山的寺庙内。
“讨申”战役一开始时比较顺利，数日之内就把申从周武装大部驱出滕东，剩下刘广田部，也被我军围困于东江村，但由于我军装备差，没有重武器而久攻不下。到8月初，申从周勾结滕县城的日寇，并与费、峄两县的封建势力联合，反而对我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鉴于处境于我不利，省委遂决定重返沂蒙山区。于是，各部队都开始了紧张地向北方转移工作。这时，干校也决定让学员提前毕业并分配工作，我则被留在干校政治部任干事。
1938年9月下旬，山东省委第三次进费县，对中共费县县委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根据形势发展作出了正确指示，同时，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到我党我军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为我党我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8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省委机关和部队开始向费县方向转移。当队伍行至八里沟时，遭到了孙鹤龄团队的伏击。八里沟附近所有山头都为敌人占领，我军则全被压在了谷底，战斗形势于我十分不利。
然而，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军在这时充分显示出了临危不惧、敢打能拼的英勇气概。面对强敌，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身先士卒，指挥着二团二营（营长刘伯纯）向西面山峰的敌人发起了强攻。战斗中，我紧随郭洪涛同志，借助山上树木、岩石和硝烟的掩护，与战士们一齐勇猛冲上了山头，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终于击退了山顶的敌人，使压在沟底的机关和部队陆续集中到了山顶。
这时天已大明，战斗还在进行，北面、东面的枪声尤为激烈。我们了解到，再向北挺进，就是孙鹤龄的大本营——白彦镇，在那里方圆数十里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如果继续前进，将于我军更为不利。省委遂决定边战边向南撤退，暂时返回长城（村名）一带。
部队南撤之时，正逢雨季，天气湿热难耐。我们没有雨具，日夜在风雨中转战，加之山里村庄多为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我们人多住不下，只能靠在树下被雨浇着过夜，大家身上的衣服终日都是湿漉漉的；大多数同志的鞋子已穿坏，只好赤脚行军作战；给养也开始中断，病号日见增多。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天天在磨练和考验着我们。队伍中有些曾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也十分感慨地说：“这真和过草地差不多！”
9月初，我们通过上层统战工作，得到了原滕县县长周同的帮助。他以老朋友的身份，给孙鹤龄写了一封信，并提出条件：我们过境时，不在白彦附近驻留、不征要粮草。
这时省委又把我调去，命我执行送信任务。
我脱下军装，换上一身学生制服，只身独赴敌穴。
离开了省委驻地，穿越重重关卡，经过多次盘查，终于通过了敌人几十里的防区，来到了白彦孙鹤龄的总部。当我交上带来的信之后，孙鹤龄派其儿子孙以庚会见了我。他表示：既然周县长作出了保证，就按所提条件办。
我要他给周同写了一封回信，便连夜赶回省委驻地。交付回信后，郭洪涛同志让我留下，与他的警卫员住在一起待命行动。
几天后，我军过境准备工作就绪，省委又派我打前站，到费县境内侦察情况，制订行军路线。
我由省委驻地步行百余里，到了费县的梁邱，找到了以当小学校长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魏立久同志，从他那里了解到，关阳司以东已不再是孙鹤龄的势力范围。我们计划：我军由滕县进入费县境内后，绕道白彦河南岸，第一天可在关阳司和梁邱之间的村镇驻下，第二天再走80余里，即可到达费县县委驻地——地方镇。我们研究后决定：由魏立久同志派一名政治可靠并熟悉道路同志，扮成小商贩，带上我给郭洪涛同志写的情况报告和行军路线图，用最快的速度送交省委；并兼作向导，带部队向费县境内转移。布置妥当之后，我就于次日急速赶到地方镇，向县委书记刘次恭汇报情况。
当时我党的组织在费县尚未公开，更无政权和武装。作为中共费县县委书记的刘次恭同志，就在自己家里办公。
他的家庭在当地属中产阶层，有一座宽敞的住宅。父亲中元公比较开明，次恭的爱人、儿子和两个弟弟，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在地方镇，刘次恭同志的家既是县委机关，又是为过往的同志们提供食宿的“招待所”。
刘次恭同志听完了我的报告，立即召开了县委会，布置迎接省委和慰劳军队的工作。
经过了两个多月连续苦战的指战员们，当行进到地方镇街里，看到夹道欢迎的群众和路两旁张贴的欢迎标语时，同志们脸上绽开了笑容，士气为之大振。都说：“可到根据地了！”
地方镇的党员这时全体出动，给部队募集了一千多双鞋子，乡、镇政府也筹集了粮草和猪、羊等物品对部队进行慰劳。第二天部队文工团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演出活剧、歌舞答谢驻地群众。部队严明的纪律、深入的宣传工作，使驻地各阶层人士对共产党的认识大为提高，人们纷纷称赞：“八路军是仁义之师，打起仗来定能取胜！”
省委对费县县委的工作十分满意，郭洪涛同志当面对刘次恭同志进行了表扬。三天之后，仍由我打前站，队伍又转移到费县城北的薛庄。这一带是崔晓东、商向前、尚明等同志开展工作的地区，他们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以及上层统战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省委机关驻扎此地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省委机关在薛庄驻停十多日，然后向沂水行军。过了牛栏口子后，我的任务已完成，便又重回干校工作。
省委在薛庄期间，开展了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派代表与国民党临沂行署专员张里元进行了数次谈判，最后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把我军由滕东转移到临、费边境的义勇队整编成一个团，归属张里元指挥。同时，在张里元的要求下，省委派去以刘其仁同志带队的20余名政工干部，到张里元的教导二旅工作，刘其仁担任了该旅政治部主任。这次的合作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为我党我军的公开活动，争取到了合法地位，为以后各项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到1938年底，刘次恭同志在地方镇原乡、镇武装的基础上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游击第一大队，1939年初，商向前、马健、李伯谨等同志又拉起了第二、第三大队；当年夏天，四、五、六、七、八大队，也在全县范围内相继建立。这些武装建立之后，在当地同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参加了抗战。这时，我党在费县已有了上千人的武装，区、乡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
1940年初，费县各界代表在蒙山前的大夫宁村召开大会，选出韩文一同志为县长，从此，费县人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民主政府。
后 记
1938年中共山东省委三次进费县的情况，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许多史料已难查寻。加之当时我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年龄不满20岁的青年，对那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内情不全了解，一些细节也记不太清了，难免挂一漏万。（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