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活动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即1929年曾有邻县沂水的党组织派人来费县，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但很快遭到国民党的破坏、镇压，党的活动停止转移。
1932年初，中共郯马支部（后改为临郯县委）书记刘芝言乘费县建立县立师范讲习所之机，派副书记刘夫平来费县讲习所任教，以教员身份掩护，进行建党活动。在半年时间内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校外支部。书记为尚明，党员有刘子峨、陈子未、郭华、陈子齐。校内支部书记为李伯谨，党员有诸葛昌林、商向前等六七个党员。是年六月，临郯县委发动了马头暴动，调刘夫平回郯城。刘夫平走以前决定了他走后费县的党组织由尚明、陈子未负责。告诉校内的党员要服从尚、陈二人的领导，刘夫平回到郯城后，郯城县委为了领导上方便，确定了费县的党组织，交由临沂乡村师范的党支部领导（支部书记是赵子平即赵昭）。不久，为了发动苍山暴动，仍归临郯县委领导。
尚明等人在原有基础上，在费城以东的甘露寺、徕庄铺、周井铺分别建起了党小组，分别由尚明、商向前、陈子未、刘子峨、郭华领导。费县五区的西皋村、石固庄，也建立了党小组，由诸葛昌琳领导（党员有朱琳、高锡贵）。
1933年，临郯县委发动的苍山暴动失败，刘芝言牺牲。领导成员刘夫平、马叙卿来到费县，在费县党组织的掩护下继续进行活动，但刘、马二人已与上级失掉联系，在费县由于敌人的追捕也很难长期隐蔽。刘、马则离开费县分别去找党组织。刘、马走之前即建立了费县临时县委，书记是尚明。刘、马走后即无消息了。费县临时县委即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但他们仍独立坚持斗争。为了扩大党的活动阵地，尚明、陈子未、刘子峨、郭华、商向前分别建立了甘露寺、徕庄铺、周井铺三个支部，建立了三个小学作为党的活动基地。
同时，在临沂乡村师范读书的费县籍的学生唐军、鲍天仇、赵子育也在临沂师范加入共产党。在假期回家乡时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刘砥石、刘结挺都是这时入党的，为费县六区抗战后的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费县七区南部高桥一带从1935年以后也有了党的活动，党的发展在数量上比其他地方发展的更快更多。山东南部有一个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是郭子化，领导机关在枣庄市。1935年4月郭子化派李韶九、郭致远先行进入抱犊崮山区开展工作。他们在埠阳村、新兴庄、梁邱发展了刘清如、沈廷信、沈学仁、杨茂彬、李明法等同志加入共产党，首先建立了新兴庄支部，书记是李韶九。1936年6月边区临时特委机关，从枣庄移至高桥（属费县七区），以开中药店为掩护开展工作，发展了葛成俊，荆守胜等同志入党，建立了高桥支部，1936年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九月经临时特委批准建立了高桥区委，书记是沈廷信，下属高桥、信行庄、南庄、侯家庄、王家庄、齐家峪、沙家店等支部，党员人数扩大到九十多人。
1936年8月，山东省委派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化名尹骆钦）到费县师范讲习所第三期任教，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发展新党员，联系失掉关系的地下党的组织。由于1932年刘夫平发展的一批党员，虽建有临时县委，但党员分散缺乏联系，有部分党员失去领导，停止了活动。临时县委处于绝密状态。林浩同志始终未能与这部分党员取得联系。林浩同志在讲习所的活动是非常积极的，大胆的，他的讲话在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影响，在要求进步的学生中已猜想他可能是共产党员。县教育局与校长都是国民党的CC分子，林浩的讲话已引起他们的注意，林浩同志在讲习所只四个月，即发展了李祖恩、张云熬、王力生、王宗一、崔晓东、赵光、李华林、王敬明、李平、廉林、李堂彬、李瑞祥、王依群（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新党员发展的）。当年十月建立了党支部，未编党小组，都是单线联系，支部书记为崔晓东（原名崔友仁）。不久，林浩同志亲自组建费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宗一，组织部长崔友仁（后改名为崔晓东）、宣传部长李祖恩。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林浩同志调回省委。1937年5月，校方组织三期毕业生赴济南参观，王宗一借机向林浩汇报了工作，林浩指示增加王力生、张云熬为委员。1937年春省委派安波（化名刘士明）来费县师讲所任教，以省委特派员职务直接领导费县党的工作。同刘士明同来任教的有张秀千（是党员），孙济云（党的同清者）。刘士明到师讲所不久，第三期学生还差一个学期即毕业，但学校当局将第三期的五六个学生党员指派到农村小学当教员，实际上是变相开除。我们借机到农村去开展工作。第一批派到农村去任教的有崔晓东、李祖恩、李堂彬、王敬明、廉林、张云熬。
1937年夏，学校放暑假，王宗一和我都回到费县城，可是安波同志回济南去了，错过了向他汇报工作的机会。只是我们二人交换了意见。正在这时发生了“七七事变”，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报纸报导看，日寇已大举向华北进攻。日寇妄图灭亡中国之心已昭然若揭。当时得不到省委指示，工委怎么工作呢？我和王宗一同志研究需要召开一次工委会，好好讨论讨论当前的形势与工作。通知来费城开会，时间来不及，而且困难不好解决，即决定我二人先去资邱村找着张云熬，再一起去仲村找李祖恩开会。回来时路经地方找王力生谈谈。这个想法看来很好，但却落了空．张云熬刚婚后不久表示不愿参加工委会议（张从此自动脱党）．在李祖恩家等了三天，李借口有事，也不愿参加工委会议。实际上李祖恩的借口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并无特殊情况。他并未离开家，他对我们的态度很不正常，很冷淡，我们当时很幼稚，没有严肃的对待他的这一错误，以致他以后更严重的违犯了组织原则。我们对李祖恩的表现很不满意，即回来了．暑假一过，我们就各自回学校去了。安波回来，省委有何指示也不知道。1937年8月份，王宗一也到薛庄以北，蒙山里边石栏村短期小学教书去了。按安波的规定：工委的成员，只有书记王宗一可以与他发生关系，工委成员只能与王宗一单线联系，其他党员也都是单线联系。三期的党员都已毕业，分散到全县各地，距离远，交通不便，联系有困难。我与王宗一只能一个多月联系一次。“七七变”后，安波从济南回来后，我未听到王宗一传达过上级的指示。党对当时的形势在方针、政策上肯定有过指示，但未有听到传达。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党员与群众都很关心抗战形势的发展，也只能根据报纸上报导的消息向群众作一般的宣传，党员的积极性受到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的发挥。工委在工作方法上，仍未有变化，领导上未有起到应有作用。
安波是党内有名的音乐家（原是济南一师的党支部书记），师讲所原有林浩同志的工作基础，第四期学生中的党员建立了支部，书记是赵光，支委有李华林，李瑞祥（李朴）。党在农村的工作虽然比较沉默，但在学校中的工作却是非常活跃。学生的爱国热情、抗日的要求提高的非常快，安波擅长音乐，他把当时的一些有名的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毕业歌》、《渔光曲》、《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流亡三部曲》等大胆的、毫无顾忌地在学生中教唱，校内唱校外也去唱．越唱学生的爱国热情越高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的觉悟越高．在“七七事变”后，学生认识到国家正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已无心读书，积极要求抗战．学校与县府的反动势力对安波已有戒备。压制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抗战的要求，学生以罢考与罢课行动来作为斗争的武器。正在学生罢课斗争激烈之际，费县发生了11月10日的“武装起义事件”。安波在学生罢课的掩护下，向学校当局提出辞职，离费回济南向省委汇报费县情况去了。走后一直未有消息，费县工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因为武装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有些曾参与此事或受牵连的党员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搜捕，有的离开费县或就地隐蔽，许多党员与工委也失掉了联系。
12月下旬我和工委书记王宗一约定时间（我在费三区诸满附近的古城村任教，学校已提前放假）。我二人于二十四、五号回到费城。当天我二人即到师讲所去了，这时学生已走的空无一人，只剩下两个教师仍住在学校里（张秀千、孙济云）王、张、崔我们三个党员开了个会议，简单地谈了一下学校的情况，谈了日寇过了黄河以后的战况的估计，主要是谈到济南很快即可能失守被敌人占领。认为山东省委肯定已撤出济南市了，但省委搬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很难估计。根据我们已和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么办？共同的意见是：应当马上去找省委，才能安排怎么行动。商量结果是：王宗一和两位教员去滕县打听省委的消息，因为滕县距战区还比较远，又通铁路，很可能在滕县碰到从济南南下的流亡学生，如碰到熟人有可能打听到省委的下落，打听到了去找省委，如打听不到省委的下落，只好去延安找组织关系了。王宗一、张秀千、孙济云是12月27日离开费城的。(1951年我去北京开会，见到王宗一，他在中央宣传部干部理论教育处工作。据他说他们在滕县找不到省委就去了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留下工作，一年之后才去了延安。这时安波也去了延安，经安波证明，才接上了党的关系）。王、张从费城走前决定崔晓东（崔友仁）留在费城坚持工作。当时王宗一介绍有两个党员关系，一个是费城南关的赵志锐，一个是城头村的姚龄修。我在费城坚持工作时，发展了两个新党员，一个是临沂五中的学生，家住费城，是1938年2月份介绍其入党的[该同志后去岸堤干校学习时，找不到入党介绍人的证明，碰到了王政（费县党员王政德）、刘耀远，只好重新入党，介绍人为王政德]。当时我在一个酱园店里当学徒以此掩护工作。该店一个工人叫侯东升（木森），是发展党员的对象，已经培养成熟，因我离开费城去省委干校学习时走的仓促，没来的及发展，就叫刘耀远在我走后由刘发展他人了党。
1937年11月10日，费城武装起义的前夕，据说李祖恩曾向安波汇报过，费城要进行武装起义的事，而且还希望安波能参加武装起义。当时安波感到很为难，因为他未接到省委关于在费县可以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安波马上向省委报告了费县要举行武装起义的事，问省委是否知道，省委接到安波的报告即派人给安波带信，带信人是省委巡视刘来夫，刘来夫路过泰安时在家里住了一段，信还未送到费县时，已经武装起义失败了。
对费城武装起义的事，由于情况不明，众说纷纭。林浩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一段精辟的讲话（登在费县党史资料第一辑上）。有的同志可能还未见到，或看到过已记不清了，为了永记这一教训，现抄录如下：
林浩同志说：“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从调查的材料看，是为了抗日，为成立抗日武装而举行的。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部分参加者，均系共产党员，起义的矛头所向，是镇压群众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尽管与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相违背），但在客观上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因此，依据历史事实，排除以成败论英雄的错误观点，应当确认，这是一次党领导的革命行动。同时，也应该明确，它不是当时的省委、县工委领导的，一方面，这一行动本身违背了党在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部分党员同志擅自参加更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另一方面，它既没有把握住有利时机，又缺乏周密的组织安排，可以说又有其冒险的一面。鉴于此种情况，很难设想起义会取得最终的成功。
1938年3月，山东省委率领四支队驻在费县四区的柘沟村，与失掉关系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建立了费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张若林（费县资邱村人，在北京大学入党），组织委员李伯谨、宣传委员王敬明、军事委员王力生、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对工委的同志作了重要指示，黎玉同志从柘沟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由高锡贵作向导，随黎玉到了延安，郭洪涛带领数十名干部于五月来山东省委时，向导是冯平、高锡贵，工委建立后，首先是与各个时期失掉关系的党员取得联系，恢复组织关系。1932年入党的尚明、商向前、陈子未、郭华、刘子峨、高锡贵、朱琳（诸葛昌林于“七七事变”前，到上海去找党的组织，从此没了音讯了）与1936年入党的党员也很快取得联系的，有崔晓东、赵光、李平、李朴、王依群、廉林，“七七事变”后入党的有刘次恭、时克、王正、张清和、刘亚明、王林秋都接上了关系、仲村的党员鲍天仇、唐军等人的恢复组织关系，是1938年5月去军政干校第一期学习时，直接向省委汇报了在临沂三乡师入党的情况，经省委的审查批准了恢复鲍天仇、唐军以及经他们介绍入党的刘砥石、唐绍芳等人的组织关系。各地党员关系恢复后，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党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8年4月底，费县工委通知各个党支部，全县党员去省委办的军政干校第一期去受训。．费城以东的党员（包括费城支部）于5月10日在地方镇集中后去省委。当天从地方镇经过四区的贾庄、六区的鲍家坡，会合了李伯谨等同志。第二天到新泰县的母猪台村找到省委机关，费县的党员参加军政干校学习的有：李伯谨、王敬明、王力生、李朴、李平、赵光、时克、王依群、王燕、崔晓东、商向前、陈子未、郭华、吕家平、王林秋、朱晓、赵志锐、刘玉珊、刘玉伦、鲍天仇、唐军、唐波、唐绍芳、刘砥石等20多个党员与数名进步青年，军政干校校长是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教导主任是潘维舟、学生分为军事、政治、民运三个队。到校不久，即开始授课，讲课的都是省委负责同志，讲课的内容是：抗战形势、“论持久战”、“游击战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6月，我党领导的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在滕东地区与土顽申从周部（申宪武）发生摩擦战斗激烈，情况危急，苏鲁边特委派王建新到山东省委要求省委派部队增援，省委书记郭洪涛率四支队二团与军政干校，于6月下旬经新泰、蒙阴过九女关，7月初到达费县西北的仲村镇，因群众不了解我们，在封建势力把持下，不让我们进仲村镇里边去住。我们只好住在外面，我们开展向镇内镇外的群众的宣传工作，镇内开明人士唐绍典等进步人士向封建地主作工作，最后才允许我们进镇内往。在仲村期间省委召开了“七七事变”一周年军民纪念大会，在会上，省委的郭洪涛、林浩、孙陶林都讲了话，宣传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我们八路军三大纪律，艰苦抗战作风，群众亲眼所见，我党我军的行动，在群众中留下很好的印象。省委在仲村时发现了没有党员在地方上开展工作，发现了工委书记张若霖私自离开费县到外地去了，省委决定撤销原来的工委，建立县委，从干校中抽费县籍的党员组成县委会，分赴各地开展工作。确定县委书记为李伯谨、组织部长时克、民运部长崔晓东、商向前为一区区委书记（干校于8月下旬毕业，指定郭华为宣传部长），省委青年部长景晓村指定我到费县五区开辟工作，并介绍五区的党员高锡贵和我一起去五区。我在县委成立后与李伯谨商定每月在地方镇召开县委碰头会一次．7月8日夜里，省委带领部队与干校经过平邑镇向滕东进行反顽去了，我和高锡贵跟随部队到了平邑以南的石固庄高锡贵的家。第二天我即到了西皋村朱琳的家，经过诸葛子范（朱琳的父亲）和高锡贵对南阳乡的乡长赵仲三、副乡长马健作工作，同意我公开以八路军指导员的身份在南阳乡开辟工作。费县五区与邹、泅二县搭界，省委原打算在费五区南阳乡建立一个交通站，以便省委从滕县与鲁中联系，但省委到了滕东后虽打退了申从周（是国民党的纵队司令）对我义勇总队的包围，但形势对我仍很不利，不仅滕县的封建势力的力量很大，而且又和峄县的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对我形成很大的压力。省委审时度势，认为僵持下去对我更加不利，即决定，省委撤回鲁中建立沂蒙根据地，义勇总队转移到抱犊崮山打游击求发展。
省委从滕县撤出在八里沟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我军奋勇击退敌人的伏击，转向东经徐庄、郑城到了费县的地方镇。这一带我党的基础较好，在刘次恭同志的组织下，发动群众夹道欢迎省委，地方镇一带群众对我军热情的慰劳、让房子、送慰劳品。省委书记对刘次恭在地方的群众工作很满意，当时即予以表扬。省委在地方镇一带住了几天以后又移住蒙山前的薛庄村，郭洪涛书记亲自去费县对张里元进行统战工作，省委率八路军四支队三次进入费县，大大的扩大了我党我军政治影响，对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更加有利。
我到五区南阳乡后，即根据省委的指示和在军政干校学习的内容，认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工作：一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二是设法拉起一支游击队，三是开展统战工作。当时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党员，即诸葛金亭与高锡贵。虽未建立区委，但经常一起商量工作。我以西皋村与赵仲三的乡公所作为活动的基点，在四个月中发展了诸葛子范、马健、赵寿亭（即赵登礼）与赵仲三等八九个党员。拉游击队的工作，即以南阳乡的两个班武装为基础，我和班上的战士有时同吃同住在一起，教唱抗日歌曲，上政治课，带着他们到丰阳集以西费邹边界去爬山，实际是去看地形。据群众说，山的西边即是国民党的土匪部队巩振寰部在占据。与战士个别谈话，物色建党对象，其中有一个战士叫赵克伦，是贫苦农民出身，是个发展对象，但不久我就离开五区了。这时全县各区的党组织都在扩大，建立了一、四、五、六四个区委。10月份县委指定我兼五区区委书记。11月底，县委派我和王力生去省委党校第一期去学习，县委派杨杨任区委书记（化名张杰），1939年1月杨杨调动，朱琳（诸葛金亭）任书记。
省委党校负责人是潘维舟，地址在岸堤干校西边铁佛寺，不久搬到王庄（省委驻地）附近的夏尉和朱尉。这时陈明刚到山东任党校校长，潘维舟任教务长。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建设，对党的组织章程，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支部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学习时间是两个月，于1939年1月中旬结束。我回费县县委后改任组织部长，这时费县县委已在地方镇组织起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是刘次恭同志通过统战工作，说通了遥草湾旧政权的乡长李鹤轩，以乡武装为基础，地方党支部的党员全部参加进去，又发动了一批青年学生与农民参加，骨干都是党员，民先队员。这支武装只有三四十人枪的时候，在1938年冬的一天，发现日寇沿海临滋公路由西向东大摇大摆的行军，几个党员同志带领十几个战士，在地方镇以西的蛤蟆沟伏击敌人，给敌人杀伤后即撤出战斗。因为无作战经验，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撤退时发生伤亡，牺牲党员一人（米玉庆，回族），党员骨干赵光、时克、王依群均受伤，这是费县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打响抗战第一枪。
1939年2月，这支队伍已发展到近百人枪，春节过后在遥草湾村，宣布省委批准成立：八路军费县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李鹤轩、剐大队长张镇围、政委刘次恭，二月中旬刘次恭指派崔晓东兼任政治处主任，不久调鲍天仇任副主任。
1939年2月，费县二区由尚明、商向前、郭华等同志组建了八路军费县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是徐子仁、副大队长为郭华。
1939年2月下旬，第一游击大队配合胶东六十一团（团政委是闫士邱）在地方镇以东梨沟河东岸公路南侧，伏击日寇，黄昏时敌人正在过河，我发起攻击，战斗一小时，给敌以杀伤后撤出战斗。这次伏击打得好，敌人死伤不少，我伤亡很小，大家情绪很高。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夜里宣传队排演唱歌话剧节目。县委决定，认为五区基础较好，派我去五区拉游击队。二月底我到五区，在西皋村找到区委书记朱琳，据他说自从春节前敌人占领平邑镇后，敌人安了据点，到平邑周围各村抓夫修碉堡围墙，搞得人心慌慌。国民党区长米轼民带着区武装到平邑西山隐蔽。朱琳、马健分头在拉武装，朱琳拉起八九个人枪，朱琳曾向马健提出合起来拉武装，马健不同意，主张各拉各的。朱琳已拉的人枪是动员有枪的农户参加的，我即与朱琳一起于夜到各村动员有枪的农民，宣传抗日的形势，动员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应当组织起来，保家卫国，有人出入，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者带枪参加抗日更好，如人不愿出来，愿意把枪借出来也行。动员了．几夜又搞到六七支枪，多数是连人带枪出来参加。我认为根据五区的情况，应当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拉武装，不应分散各拉各的，我去旺沟村找到马健，这时马健已拉起十多人的武装，从谈活中发现马健有些糊涂思想。如：不听区委领导，不愿和朱琳合起来拉武装，不愿以八路军名义拉武装，认为那样供给上困难大，马健较聪明，在教育帮助后，表示一定听党的话，愿意和朱琳合起来拉八路军游击队。他问我，流峪乡长闫家佑弟兄二人已拉起四五十支枪的武装，最好把闫家佑的武装拉过来一起编八路军游击队。流峪乡在大山套里，打游击是好地方，研究后先由马健去摸摸闫家佑的思想，然后我再找他谈，经过工作，闫家佑表示愿意合起来编八路军游击队。在三月十三日前后的一天夜里，在旺沟东山的庙里，开了一夜的会，讨论编制方案。参加会的有：朱琳、马健、闫家佑兄弟二人，高锡贵、诸葛子范、赵春亭、赵仲三和我。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编成一个大队、二个中队，合计有九十支枪，大队长马健、副大队长闫家佑、政治处主任朱琳、参谋长高锡贵。天亮后我即到地方镇附近的遥草湾找到刘次恭汇报五区拉武装的情况。
我回到县委向刘次恭汇报了在五区组织武装的情况后，因为第二天我又有了新的任务，就再未回到五区去，县委派高锡贵和马健到山东省委去汇报费县五区组建武装的问题。山东省委批准了费县五区建立的武装的番号为八路军费县第三游击大队，大队长为马健，参谋长为高锡贵，政治处主任为朱琳。
1939年春，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达费县仲村一带的马家峪。平邑、费县、泗水、兖州的敌人向马家峪进攻数次，均被东进支队的七团所击退，敌人死伤很大，八路军的胜利很大的鼓励了费北群众的抗战信心，认为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各区党的组织抓住机会；通过各种关系拉武装。是年四月，费县六区在区委书记鲍天仇等人努力下，拉起了六十余人枪，建立了八路军第四游击大队。五月份，李伯谨争取团结了原国民党第四区区长续志先，通过他把四区的区公武装及武安大地主孙宝珠家自卫武装合起来共300余人枪，组成抗日武装，叫八路军费县第四区游击大队。1939年是费县各方面工作大发展的一年，特别是发展武装。
1939年12月，上冶的马洪祥建立了第八游击大队，至此，全县共组建了八个游击大队（后来大部分都编入了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费北地区，帮助地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帮助培训积极分子，建立抗日民主基层政权机构，并结合进行建党工作。七月在东进支队的帮助下，召开了一、四、五、六区（现在平邑县的所属范围）群众代表会议，建立了政权性质的办事处，选举了民主人士唐绍典为办事处主任，同时任命了李鹤轩、续志先、诸葛子范、唐洪林为一、四、五、六区的区长。
1939年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同志率师直机关和六八六团进驻费南天宝山区。从部队抽调一些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费南山区有了很快的发展。九月初一一五师先头部队，东进支队，在王秉章司令与黄励主任^，率领下，到达大炉村（鲁南特委驻地）。不久，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到达大炉，召集干部会议，罗政委作报告，提出“创建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自从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山区后，打了许多胜仗，解放了大片土地，鲁南抗战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铲除了费县七区最大的封建势力：白彦村的孙鹤龄和他儿子孙一庚（国民党费县七区的区长），给鲁南人民除去了一大祸害，也给以后建立鲁南抗日根据地除去了一大障碍，从此鲁南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一一五师的七团，从1939年春至1941年初，一直在费北地区坚持斗争，对费北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9年3月中旬，我和特委组织部长刘剑同志一起参加了省委在沂水县王庄召开的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后，于四月初到达大炉（特委驻地）。四月下旬分配到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委工作去了。（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