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是山东鲁南抗日根据地十分艰难的时期．一九四二年鲁南区灾荒严重，军民生活发生严重问题，鲁南区党委不得不把一部分人员转移到其它地区或隐蔽在敌占区，向外就食，以渡春荒。当时，鲁南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的地区，只有费南县、费滕实验县、滕峄边县和临郯费苍四县边联县四块地区。这四块地区以抱犊崮、天宝山为中心，从东南到西北，只有一条线的狭长地域。其它地区，有的被敌人蚕食分割，敌占区或独立游击区。当时这四块地区东西只有百多里，南北只有四五十里。当时有个顺口溜说：东白山西丰山，鲁南天下一线牵”。也有个说法，叫做“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说明当时形势严重的程度。
在日寇方面，当时正在积极支持其在太平洋进行的力不从心的战场，更加紧对其已占中国领土的控制和掠夺，以达其它“以战养战”的目的。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在津浦以东、陇海路以北兵力为三万四千人，伪军十七万人，与一九四二年比较，日军因调往太平洋战场，人数有所减少，但伪军却增加四万人，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投敌编成的。当时日寇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疯狂地对我鲁南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封锁。一九四二年对我进行大的“扫荡”十五次，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在我区设立据点四百五十处，平均每十二个村庄有一个据点。当时在我边沿区是二三里一堡，炮楼碉堡林立，抬头可见。当时群众的说法是“天天有枪声，处处有哭声，黑白遭抢劫，村村有新坟。”日寇在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更加疯狂地计划在我鲁南根据地内建立三条封锁线，将我山区进一步的分割和封锁。
第一条封锁线是，从滕县的城前至费南县的白彦至官阳东至梁邱再至费城，分割我费南县、费滕实验县和滕峄边县，使区党委不能与他们联系f
第二条封锁线是，从费北的尚岩至埠阳至九女关至费县城，分割我四县边联县；
第二条封锁线是，从平邑镇至费南的南阳镇至唐村再至滕县的城前，分割我费南县、费滕实验县和邹东地区。
一九四三年一月，费南县委将我从福山区调到南阳地区，成立南阳武装部，由我任乡长（工委书记），另有一位副乡长名高崇民（本乡白庄村人，民主人士，负责民政），乡武装有一个分队（从历东区中队划出），分队长张宪森同志，共三十多人。我们武装乡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敌人封锁的斗争，即针对敌人妄图建立第三条封锁线的阴谋，开展武装斗争，使其建立不成，或滞迟其前进。南阳镇是县属镇，有二三百户人家，距平邑镇日军据点只有8华里。抗战前即有南阳乡的建制，扼平邑到城前公路的中段，在牛山前，地势险要。这里是我根据地的边沿区，白天常有日伪军来活动，夜里则是我军活动的地区。南阳武装乡共有十多个村庄，北至南阳、白庄、蔡庄；南到窦家庄、南北申家庄；东到刘匪控制的黄草坡；西到丰山口青草坡。
这个时期反对敌人封锁的斗争是十分艰苦和紧张的。我们武装乡的斗争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袭挠战：平邑的日伪军为了修复平邑至南阳至唐村再至城前的公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南阳镇安上了据点，派伪军一个分队驻守，分队长陈××是平邑的一流氓，为人反动凶狠，没有争取的余地．伪军们每天抓附近村庄的民工两百多人为其修复南阳向南至唐村的公路，我们乡分队则每天在他们开工后前去袭挠，民工们在听到我军向押戒他们的伪军开枪后，都四散逃跑。伪军们只顾向我们还击，民工们逃跑也不管了，任其各自跑回村去。这样，我们袭挠了几次，敌人的计划不能实现，以后不得不再多派伪军担任警戒。
二、破击战：在日伪军押戒民工修复南阳至唐村的公路，有了初步进展，修复至二、三华里之后，我乡武装在夜间组织各村民工，对已修复的公路进行破击，使其几天的修复前功尽弃，第二天不得不重新再来。如此修复破击，破击再修复，持续两三个月，使其修复平邑至城前公路的计划不能实现，滞迟其计划的推进。
三、望子山伏击战：望子山在南阳乡中心地区，是从南阳至我根据地西端丰山口的至高点。山不算太高，距地平线约五百公尺。山上有个娘娘庙，附近农民新婚后，为了早生贵子，经常到山上烧香摆供，用红绳栓住一个泥娃娃放在新娘子床上，故名望子山。南阳据点的伪军见修复公路的计划经我袭挠战和破击战的反复打击，进展甚微。敌人为了预防我乡武装的打击，改变了警戒方式，每天拂晓从南阳派出一个班的伪军，占领望子山，以警戒修复公路的民工。我乡武装摸清伪军的行动规律，决定在望子山打埋伏。我们在头一天夜里由乡武装分队秘密占领望子山，在山上摆好作战架势，埋伏就绪。第二天一早，果然伪军一个班从南阳出来，又来抢占望子山。当伪军们快要爬到山顶时，我乡武装突然开火，走在前面的几名伪军立即当了俘虏，其走在后面的伪军狼狈滚下山去，逃回南阳据点。过了二三个小时，等到伪军再集结兵力从南阳出动，重新抢占望子山时，我已撤退，敌人失望而回。
我们在南阳武装乡进行的反封锁斗争，是紧张而艰苦地，也是有成效的。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我被县委调到敌工部做敌工工作，负责对平邑镇的伪军进行隐蔽地斗争时，巳时过半载，敌人始终未能修复从平邑到城前的公路，连唐村都未修到，仅仅修到距南阳镇四华里的北申家庄。从南阳到城前至少有八、九十里，这样的速度，他们万年才能修通呢？是难以预计的。我调走以后，南阳地区的反封锁斗争，就由历东区区委负责。当时历东区区委书记是木森同志，区长是孔宪美同志。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从费南县南阳武装乡调到县委敌工部做敌工工作，主要任务是做平邑镇和铜石镇伪军的争取工作。至一九四四年鲁南形势好转，我调到费南县四开山区担任区长（半年后又任区委书记），担负新区开辟工作前，约有一年对间。我的工作由在南阳武装乡公开的对敌斗争，转为隐蔽斗争。这期间，我曾利用关系对平邑镇的伪军做了争取工作，促使这个伪军三大队四百余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反正，投奔我方；我也利用关系，做了平邑镇附近毛家洼公路碉堡上伪军一个班的争取反正工作，并由当时老三团团长王吉文同志亲率我军一个排，利用伪军这个碉堡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我也利用关系做了铜石镇伪军的争取工作，使一部分伪军在我军攻打铜石镇时，举行起义，投奔我方。
先记叙一下县委调我做敌工工作时，叫我改名字的事。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从鲁南区党委机关调到费南县福山区任区委副书记时，了解到我的家属——父母、妹妹、嫂侄等十余人已从逃难的住地返回家中（当时属土匪刘桂棠部统治区）。由于我工作的地区紧挨着刘桂棠部的占领区，经常在边沿上和刘匪斗争，我担心我的到来会影响家属的安全，因此，经县委同意，将我“续耀先”的原名改为“李东平”。这次县委调我做敌工工作时，县委叫我将李姓改为续姓，因此，我改名为续靖宇。这姓名一改，使我体会到县委是要我利用续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做争取伪军的工作，我父亲续思文是当地开明的民主人士，三八年初曾会见并招待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赵笃笙等同志，三九年初曾出席我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刘兴元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我大哥续志先抗战前即任四区区长，后又任我津浦支队三团团长，四O年我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又被委任为四区区长，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我的家庭，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二月遭到土匪刘桂棠部的袭击，打死我父亲、大哥、三哥、一个侄子四人后，家属老小由我弟弟带领逃进平邑镇据点避难，我弟弟为了家属的安全，拉拢伪军大队长陈兆澄，并与陈结为“把兄弟”。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做伪军的工作是有利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寇兵力不足，运输困难，日益显示出败象。这也是争取伪军的有利条件。
一九四三年六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我与陈怀友同志一起，经常活动在平邑镇与铜石镇五十华里的滋临公路上。尽管公路上有敌人的封锁沟封锁墙，二三里路之间就有碉堡或炮楼，我们通过与碉堡上伪军的关系，仍然可以通行无阻，此时，白天我们都在新开辟的黄山区大井、锅泉（原刘匪占领区）一带活动，常与区委书记王新、区长关百胜同志在一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军在费县柱子山消灭刘桂棠后，我们在黄山区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这个大会由我主持，会后各村抬着刘匪尸体游乡，群众要求千刀万剐刘黑七（刘桂棠），感谢我军为他们除了大害。这个期间，我们进行的敌工工作较有成就的有以下几点：
一、一九四三年秋，我通过原属南阳乡的白庄村孑L兆才的关系（孔原系平邑伪军的一个中队长，因与伪军中军官闹矛盾而投奔我方，当时在福山区区中队工作），把我弟弟叫出平邑，与我在白庄村高化昌家见面（高抗战前曾任南阳乡长）。我向弟弟讲述了抗战形势，说明我军必胜、日寇必败，叫他争取陈兆澄在时机到来时带队反正。他答应去争取，并向我表示，将来我军胜利了，他也要做“赤色公民”，绝不做不利我党我军的事，我在了解到我弟弟与陈兆澄结拜为“把兄弟”的同时，还与我的同学吴保珊、姚士珍、李如密也结拜为“把兄弟”，这几个人有的在伪军中工作，有的在新民会工作，也是我弟弟在中小学时期的同学，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弟弟答应争取他们与他共同做陈兆澄的工作。弟弟回平邑后不久，即介绍输送过一个厌战的朝鲜女翻译到费南县来找我。说他要找“五哥”（我弟弟给她的称呼）。后来马健县长接见并审查了解，证明这朝鲜女翻译确为厌战逃出，后由在鲁南行署的楚图南带到行署去。其后，我弟弟在平邑的活动可能为日伪军特务察觉，日军突然将他逮捕，关在日军的“宏部”，陈兆澄知道后，带领伪军将“宏部”包围，非要日军放人不可，经过谈判，日军将弟弟放了出来。
进入一九四四年，抗战形势更加好转。日军接连抽调兵力支援太平洋战场，对其占领地不得不实行“重点防守”，又对伪军实行调防，以便加以控制。日军决定将伪十军（原国民党五十七军荣子恒部）西调泗水城，保护滋临公路西段；将平邑伪军三大队陈兆澄部东调费县城整编。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费城日军三百人带伪十军西去泗水，沿途遭我军截击，九十华里路程走了两天，才狼狈窜进平邑镇，士气不振，十一月三日出平邑镇西行，刚上公路，又遭我军伏击，这时陈兆澄和我弟弟率领三大队伪军百余人，烧毁营房举行反正，投奔我方，平邑镇遂告解放。
二、距离平邑镇向东两华里的毛家洼公路上有个敌人的碉堡，驻有伪军一个班，班长是个姓孙的。这人是我毛家洼堂姐夫的亲戚。我通过关系把他从碉堡上叫下来，在保定庄和我几次见面。见了面他直叫我“五哥”，表示很亲热。我对他进行形势教育，前途教育，他连连点头称是。他答应给我军送敌人活动的情报，并表示有机会他将带队反正。一九四四年四月的一天，在费南县活动的老三团团长王吉文同志在黄山区大井村找到我，他向我提出要到公路上去看看。我说，白天到公路上去，只能通过伪军的关系，登上伪军居住的碉堡进行。他同意我的意见，晚上，我领着王吉文团长和他带的一个排的警卫人员，到毛家洼碉堡下喊话，把姓孙的班长叫出，我们说要到碉堡上参观，叫他告诉伪军不要误会，我们在他的带领下登上碉堡。上碉堡后伪军很客气，并无戒备之意，王吉文团长问他们愿不愿意反正？孙班长和伪军们均表示愿意反正。可见孙班长早先进行过工作。王吉文团长讲愿意反正就把枪支缴出来，到碉堡下集合，他们很快这样做了。此时我们了解到，白天敌人正在公路边的浚河里修水漫桥。从这个碉堡上对施工的日军工程队和公路上的行人看得清清楚楚，认为是打埋伏的好地方。当即决定由我带领愿意反正的伪军到我根据地去，王吉文同志和他带来的战士留在碉堡上，等待白天打埋伏。第二天一早，平邑的日军工程队和伪军，押戒着民工，来到碉堡下河床上施起工来，王吉文团长端起机枪，向日伪军猛烈扫射，战士们也一起开火，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打伤日伪军多人，等平邑的日伪军出动报复时，我已安全撤退，并无一伤亡。
三、铜石镇伪军第六大队队长陈三很反动，一九三九年初，在扫荡时，将我费县西部地区派住同学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续奉先（也是我二哥）捕去，家中花了很多钱和大烟土才从铜石把他赎出。但是伪军副大队长徐树珍不满陈三的行为，两人矛盾很深，这部分伪军中，有个机枪班长姓崔，这个姓崔的曾在我大哥续志先任团长的津浦支队三团特务营当过兵，我也在津浦支队三团工作过，因此彼此熟悉。三九年秋，特务营被刘桂棠缴械后，他回家去了，他家住铜石镇大沟崖村，家中父母妻儿都有。他回家后被铜石伪军叫去，逼迫他当了伪军。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四三年冬的一个晚上，到他家去，让他父亲把他从铜石镇叫出，当时我身上有前几天妹妹给我的50元伪币，我打算把它作为敌工活动经费使用。在大沟崖村与姓崔的见面后，他为从一个抗日战士当了汉奸感到很内疚，因系陈三所迫，叫我谅解他。我对他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叫他不要忘了自已是个中国人，有机会时反正，把队伍拉出来，他答应以后见机行事。我给他伪币50元，叫他送给大队副徐树珍，叫徐监视陈三的行动，有机会把队伍拉出来，以后我就未再和姓崔的见面，不知他把钱给了徐树珍的情况及徐的态度，我以为这50元白白送丢了。四四年十一月八日，我军围攻铜石镇时，大队副徐树珍果然带领伪军大部分反正，陈三只带少数人逃往费县城。（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