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北地区位于山东费县西北部原四区。六区和一区的两个乡。它北依蒙山，南沿滋临公路，是抗日战争时期联接鲁中、鲁南两大战略区的重要通道，也是沂蒙山区的南部屏障。早在1932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1938年中共山东省委两次来这里建立起费县工委、县委。在省委领导下，县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扩大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团结抗日民主人士等各项工作。1939年5月，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自鲁西抵达蒙山前，打击日寇，发动群众，帮助县委筹建了费县一、四、五、六区联合办事处。1940年2月民主选举产生了费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标志着费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展开了费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1年是费北地区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蓬勃大发展的一年。党组织从初建工委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500多名，重新划分了区、乡，建立了区乡级政权和区乡地方武装，以及工、农、青、妇群众团体。抗日活动生机蓬勃，根据地建设热气腾腾，。抗日军民的胜利日寇总是不甘心的。就在这一年，进犯山东的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从11月2日开始，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纠集了四个师团三个旅团，并配有飞机共五万多兵力，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地五十天的大扫荡。日寇相继在沂南、费东扫荡东蒙山之后，又转向西蒙山扫荡费北。十一月七日敌人攻占了蒙山主峰龟蒙顶，控制了西蒙山，继而对蒙山下村镇进行清剿，费北遭受了重大损失。从此进入到抗战中最艰苦、困难的年代，费北二十万军民在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有力支持下，不屈不挠立足蒙山艰苦奋战，广大群众和干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一、坚持武装斗争、粉碎敌人封锁
十一月七日费北县委、行署（县政府去费南、费北建立行署）率县机关和武装同日寇在蒙山抗击周旋了一天，共产党员赵笃信牺牲在龟蒙顶上。当夜，蒙山工委布署县机关分两路向仲里区北部和费南突围。俟大批敌人扫荡其他地区，县委、行署立即插回蒙山，住小伯林、大小公馆李家石屋等小山村，继续领导费北军民，坚持蒙山抗日斗争。这次大扫荡，敌人沿蒙山和滋临公路新增设了仲村、柏林、武安、卞桥、白马关等日伪据点和四十多处环蒙碉堡，还抓壮丁、赶修环蒙封锁沟、封锁墙。继续在蒙山拉网清剿，搜捕抗日军民，抢掠粮食，推行保甲，实施伪化，妄图割断我军民联系，困死蒙山里的抗日军民。当时，费北除了仲里区北部少数村庄和蒙山里的大老峪、罗圈峪、大洼山峪内几十个小村外（有的村只有几户人家），敌伪控制了费北全境。经过五十天的大扫荡，我区、乡武装冲散很多，村、镇政权多数解体，部分党员外出逃避，但绝大多数干部，经受了考验，表现了共产党员英勇战斗的优秀品质。例如，东固村、峡矸村的党支书杨文俊、张锡璐，在敌人统治下，安全掩护了安插在村里的县、区干部。仲里区区委员兼区中队长刘丕学坚持带领武装深入敌区，开展对敌斗争。固城区妇女干部陈秀英在敌人扫荡中因叛徒告密，被汉奸土匪刘桂棠逮捕，她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最后慷慨就义，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县农会干部鲁众在仲里区经常活动在敌区联系、安插、多次转移在该区的几名女干部，直到大扫荡结束，他把这些同志送回县委。在县区干部中，有些为大扫荡冲散一时和单位失掉联系的，也大都能主动寻找组织，回到山里继续战斗。青年干部胡清振，被敌人冲散后在蒙山里经汪家坡一群众帮助，经受了日寇的多次清剿，白天住山洞，夜里坚持找我部队，这样活动了半个多月，每天只能吃些群众给他留下的地瓜秧和一小把黄豆，后来患了夜盲症，终于在一次大雪封山后他爬上了阎王鼻子山，找到了我县武装，回到了原单位。带病和同志们一起继续战斗。但在这次大扫荡中，也有少数党员，革命意志消沉，逃跑回家了，甚至有的投敌当了可耻的叛徒。固城区乡长汪颜玉，大扫荡初期就逃跑投敌。费北县青救会长，大扫荡后在蒙山里经不起艰苦斗争生活的考验，于1941年12月从山里逃跑回家，一个月后进了平邑敌椐点千了汉奸新民会。面对这一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费北县委领导着二十余万军民，立足蒙山整顿队伍，主动出击，粉碎封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武装斗争。
首先，加强县大队，组建特工队，主动下山，严惩死心塌地祸害群众的汉奸特务。日寇在蒙山前清剿、伪化期间，汉奸特务到处横行，人民极其痛恨；同时，在蒙山大洼山峪又安设了猪尾巴沟据点，伪军中队长孙彦喜气焰嚣张，经常进犯我山区，直接威协我抗日军民。针对这种斗争形势，县大队由崔振任大队长，坚持驻守在距猪尾巴沟据点北面几里的山村，监视伪军动向，摸清他们进犯规律，主动出击，使伪军不敢轻易进犯山区，保卫了大洼山峪。县大队也分出兵力下山帮助区武装，深入敌区伏击出据点抢掠的汉奸队。在保太区就曾派武装排协助区中队几次伏击仲村据点东犯的伪军，保卫十八杨一带村庄的群众生产。
特工队是县分公安局的干部和侦察班结合一起组建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区侦察敌情，严惩为日寇卖命、人民痛恨的汉奸特务。特工队由县公安局刘献林具体领导，赵明、范成玉、张锡柱先后任队长。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们经常活动在敌占区，甚至潜入到日伪据点去处决作恶多端的敌特分子。地方据点的特务高传彬，就是张锡柱带队在东固村镇压的。上冶据点内一名住在日寇“红部”附近人民痛恨的汉奸，也为特工队潜入据点到他家用军刀处决（这个地方不能开枪）。有一次在卞桥南几里荆埠村，特工队伏击铜石据点的汉奸队，这天正逢卞桥集市，在三面是敌人的情况下作战，打伤了伪军，还缴获了一匹骡子，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费北人民，群众都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
组建武工队，整顿组织，发动群众，是粉碎敌人封锁的有效斗争方式。大扫荡第一阶段过去后，日寇开始在蒙山前实行伪化，修建环蒙碉堡，环蒙封锁沟、墙，我县、区干部和区武装采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深入敌占区整顿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各区武工队都是先到有党支部的村庄，了解党员情况，逐步整顿恢复党组织的活动，同时逐个了解村政权情况。进行工作中起初是碰到不少困难的，同志们深夜到村，群众包括有些党员不敢接近我们，有的大门都不敢开，耽心被汉奸密探晓得了被说成是“通八路”而受害；但当知道了真的山里的“八路”来了，（群众都亲切的称山里抗日人员为八路）他们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反映村政的干部情况，更多的是控诉鬼子汉奸特务的罪行。当时在敌区的村政权有三种情况：一是村干部表面应付敌人，实际继续做抗日工作，这种村开始是少数，大多为有党支部的村庄；二是对敌、我两面都应付，谁也不得罪，主要是怕汉奸，这种数量较多，是我们争取改造的主要对象；三是为亲敌分子掌握，基本为敌所用，这种情况是极少数，他们也怕武工队。对敌占区村政权的状况，武工队采取区别对待、积极争取改造的方针，也允许原来不任村镇领导，而且较灰色的党员和可靠的积极分子参加村政权，以有利于领导群众反封锁斗争。当敌人开始抓壮丁、修建环蒙碉堡、封锁沟、墙施工前，就通过村政权同群众商量，揭露敌人阴谋，吸取群众中反封锁的好主意。有的提出当敌人施工群众不得不出工时，武工队可在附近呜枪警告，群众就可借机逃散。保太区敌人修建石头岭碉堡时，区武工队就袭击敌人，待伪军进攻我们时群众就逃散了，拖延了施工。对挖沟修墙群众也提出了浅挖减料的办法，使这些沟墙易于坍塌，这样就基本不妨碍山里抗日武装下山去敌区的活动。武工队在山下活动中，群众知山里供应相当困难，缺粮少盐，常吃野菜，有时火柴都没有，只能用火镰取火，党支部、村干部就把山里同志的困难看做自己的困难，开始在村里悄悄凑粮，约定时间送上山去；随着村政权的改造和发动群众反封锁，山里缺粮少盐情况逐步在好转。为了减少山下群众远途送粮上山，县、区机关人员夜里也下山背粮，县领导成员也同甘苦参加背粮行列，在山下群众和山里战士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武工队对进行搜捕抗日军民、作恶作端的汉奸特务坚决打击镇压。仲里区分队长唐加告在敌区活动中，枪击敌哨兵，处决谍报队员，镇压祸害群众的敌特的事迹在敌占区传颂，极大的鼓舞了群众，也吓坏了汉奸队。仲里区伪军中流传着“站着岗，放着哨，还要防备唐加告”的话，伪军对武工队的恐惧可见一斑。县委领导干部也参加武工队的活动，地方据点的密探马顺，群众恨他叫“马粪”，一次李鲁生同志在东固村碰见了马顺，经过群众的帮助，抓住了他在华家岭三道沟予以处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二、争取和瓦解敌伪军工作
开展敌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是进一步粉碎敌人封锁，消灭敌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扫荡后，县委建立了敌工部，县武装科长陈明五任部长，当时工作主要在几个大据点，通过党员和可靠的亲友关系，及时了解日寇增兵扫荡的动向和伪军进犯山区的情报，如地方镇党支部就经常向县委送敌伪活动的消息，平邑敌据点陈明五也有亲友关系向外送敌人活动的情报，柏林、武安也常有情报送出。1942年6月，刘次恭同志经山东分局党校学习，返回费北再任县委书记，继而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王文轩政委也来费北住了一段时间，‘他亲自帮助县委研究如何加强对敌伪军工作的问题。县委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决定把争取和瓦解敌伪军工作摆到县委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强了干部力量，研究了对敌伪军人员的政策，调军队干部刘希泌任敌工部长，对每个区委也从军队调了干部任专职敌工委员，受县委敌工部直接领导，如李培良、张文杰、宗林等同志，还有从地委调来的赵国玉，都先后到区委工作。从此费北敌工工作展现了新的局面。各区委都布署了在敌伪据点，碉堡附近的党组织和可靠的村政权干部，对伪军班长以上的人员逐个排队，研究如何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区别不同情况，确定争取和打击的对象。敌工干部逐个和他们接触。各区委也积极参加进行宣传攻势，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讲抗战形势，讲前途，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多留后路，少留骂名。”仲里区委委员刘丕学在和白马关伪军第三中队长巩庆德接触中，更具体向他们提出了约法三章：一要及时送出日军调动情报，二是不许伪军下碉堡抢掠，三是不许干涉抗日人员在敌占区的活动。有的区委还提出了不许干涉山下群众向山里送公粮，在敌占区见了抗日人员要主动回避。固城区委书记通过柏林据点的小学教师散发宣传品，以及向碉堡伪军夜间喊话，讲抗战形势和伪军前途。还有的区委采用红黑簿的办法，伪军谁做件好事记红点，做了坏事记黑点，在据点中传播，有些伪军常打听自己入了什么簿。
在县机关干部，敌伪军内有亲友关系的，县委、县府也布署任务，县委委员、副参议长李伯瑾，原敌工部长陈明五，县府科长孙笑生、唐绍鼎，都分别对在平邑、武安、柏林、仲村据点中的敌伪关系进行了联系，要他们认清前途，回到人民一边来，并介绍这些敌伪关系同敌工干部认识、保持联系。敌工干部李培良、张文杰都曾和武安、柏林据点的这些敌伪关系进行多次的接触。为了工作需要，敌工干部还深入敌巢去铜石据点内和伪军交谈。县委也曾派区委书记朱晓、农会干部李日强进费城工作（朱晓因关系变化未去成）。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加以费南、费县地区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减少了敌人对费北的压力，费北坚持蒙山斗争的形势逐步有利于我，这就促使费北敌工工作更进一步开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对敌据点碉堡伪军班长以上的人员情况基本为敌工干部掌握，其中不少成为我们的工作关系，做到了经常传送情报，待机反正。日寇向蒙山里扫荡我们可及时得到情报，在伪军中拉关系，留后路的人一天天增多，山下群众可以公开向山里送公粮不再受干挠了，山里的抗日人员下山活动不再受盘查了。县委书记刘次恭一次去东固村（和地方据点隔河相望），被地方据点的伪军班长余XX发现了，余听说是山里的刘次恭，就赶快向伪军摆摆手，带着他们离开了东固村。白马关的伪军中队长巩庆德，在我鲁中三军分区武装包围和仲里区领导的不断争取、教育下，于1944年元旦前夕带领白马关据点和卧龙坑、万山庄、玉皇山等六处碉堡共169名伪军，携步枪124只、小炮二门反正抗日，由鲁中三军分区改编为泰泗费边区游击大队，区委委员刘丕学去白马关宣布了委任状任命巩庆德为大队长。卞桥据点是伪乡公所驻地，伪乡长在我敌工干部李培良的争取教育下，当我县大队决
定拔除卞桥据点时，伪军未加抵抗，1943年冬卞桥收复。驻上冶伪军大队长刘金岳经敌工干部多次工作、耐心争取教育下，于1943年秋季率该队大部伪军反正抗日，编入我县武装，刘金岳反正后继续做上冶的伪军工作，多次去据点喊话后被上冶敌人搞清他的活动规律，在一次喊话时遭敌枪击遇难牺牲。
费北敌工战线有众多的工作关系为我工作，其中有几位为敌人察觉而被害，使敌工工作受到了损失。一位中共党员的舅父孙冠英原系刘桂棠匪参谋长，组织上派这位党员去做孙冠英的争取工作，要他能提供刘匪的活动情报，孙冠英有顾虑要领导上为他写个证明，有关领导给他写了，但这位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刘匪一团团长察觉而被害。原县委敌工部长陈明五的外甥，在仲村据点内是我们的工作关系，在进行工作中为敌人察觉而被害。县府唐绍鼎科长的亲属以开油坊作掩护搜集日、伪和刘匪的情报，也为刘匪部得知而被杀害。我们今天回忆费北坚持蒙山抗日斗争的历史，对敌工战线上这些生不能为人知，死后不留名为工作而受害的遇难同胞，深深地表示悼念。
三、八路军是费北坚持蒙 山抗日斗争的坚强柱石
费北在立足蒙山进行反扫荡、反封锁斗争中，一直得到八路军的宝贵支持。这块抗日根据地就是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创立的，为保卫费北，八路军在这里曾进行过著名的武安战斗，塔佛山战斗，以及黑山、摩天岭和反击刘桂棠匪部进犯的无数次战斗，他们的足迹可说是踏遍了费北的山山水水，血汗洒遍蒙山的沟沟坎坎，费北抗日军民都以有“咱们的八路军在”而自豪。在同敌人进行艰苦斗争中都以和人民的子弟兵在一起而无畏。1941年日寇大扫荡时，敌人妄图在卞桥区的岳家村安设据点，封锁蒙山出入的重要通道，是蒙山警备区武装协助县大队破袭了岳家村，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在仲里区八路军蒙南支队于大扫荡期间，一直活动在太平集一带打击敌伪，支持仲里区的反扫荡，当敌人清剿、合围仲里区北部村庄时，蒙南支队掩护仲里区委和武装跳出合击圈，胜利突围，转移到徂徕山区免受损失。
在坚持蒙山斗争中，八路军的支柱作用还表现在反击汉奸土匪刘桂棠部的进犯上。1943年春，刘匪军为配合顽九十二军入鲁反共，以三团之众经大老峪，罗圈峪进犯蒙山中心地带大小公馆等村，费北县大队在阎王鼻子山自凌晨激战近午，掩护县委、县府退守蒙山最北山峰挂心橛子。形势相当严峻，蒙山阵地如丢失将使鲁中、鲁南两大战略区联系困难，沂蒙山区失去南部屏障。县委决定固守待援，由时克、李鲁生、陈东阜分头去鲁中军区、鲁南军区及鲁中三军分区，汇报敌情求支援。第三天凌晨八路军鲁中二团一营即赶到沂蒙山翻越金钱岭反击刘匪军，敌人受重创，知是八路军来了，当夜溃逃回老巢，蒙山地区转危为安。费北坚持蒙山抗日斗争不是孤立的，周边各县尤其是费南八路军对敌斗争的胜利，都鼓舞支援费北抗日军民。
1943年4月到7月，顽92军142师人鲁反共，纠集刘匪军大举进攻费南，妄图建立反共基地，鲁南八路军三团、五团奋勇反击连续作战，重创敌人，顽142师师长负伤，俘300多人。七月下旬在匪军护送下窜回湖西，返安徽境内，我军胜利粉碎了顽军反共迷梦，刘匪军护送顽军出境后，又窜回柱子、埠下等村进犯费南，烧杀抢掠，捕杀抗日军属。十一月上旬，鲁南军区决定组织柱子战役，集中兵力消灭灭刘匪，八路军三团、五团及县武装十二个连队参战，十一月十六日午夜战斗胜利结束。全歼刘匪军、击毙匪首刘桂棠，为山东人民除了大害，对此延安解放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受害最深的鲁南人民得知胜利喜讯，家家祝捷，人人称快，掀起了拥军祝捷热潮。全歼刘匪军的胜利喜讯传到费北，抗日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尤其曾深之害的一些村庄，如南孝义在20年代被刘匪攻破村一次被杀害老幼346人，这次听说打死了刘黑七（刘匪又名刘黑七），全村喜悦忠心感谢八路军为老百姓消除了心头恨。
粉碎顽军北进和全歼刘匪军的重大胜利，主战场虽在费南，但对费北也大大减轻了对敌斗争的压力，同样是宝贵的有力支援，它使抗日军民信心倍增，县、区武装和武工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心地区敌伪据点的军事、政治攻势和封锁围困，而敌人则显得日益孤立，伪军士气日益下降，更有利于我们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展现了1944年费北斗争形势的转折。1944年四月费北重镇仲村敌伪倨点，在白马关据点解放后更加孤立，日军一个中队惊慌撤走，鲁中三军分区派武装包围仲村，伪军第六中队反正，接应我军攻人镇内，击毙大队长管有恩，伪军大部被歼，仲村解放。六月，我县大队和鲁中二团一部在我内线工作配合下，首先收复了已陷于孤立的柏林、武安据点，其后向卞桥区的大寺、猪尾巴沟据点强攻。全歼大寺之敌毙伤伪军百余人生俘181人，猪尾巴沟据点敌人突围出逃被我县大队全部歼灭，击毙伪军中队长孙彦喜和四名日军，俘伪军80余人。同年十一月，费南解放了平邑重镇，滋临公路上的铜石据点伪军大队长陈永正逃走，伪军二百余人向我军投诚。地方据点在我费南、费北武装围困下，敌人不敢抵抗，逃往费城。日军控制多年的滋临公路被我拦腰切断，鲁中、鲁南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至此，自1941年1{月日寇大扫荡以来，妄图控制费北，确保滋临公路的迷梦彻底被粉碎了。费北坚持蒙山抗日斗争除了上冶孤立据点外，迎来全境解放。
写于上海1995年3月8日初稿1995年8月1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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