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秋，我所在的滨海地委文工团被精减了，我被分配到临沭县工作。一九四八年一月，县委调我到桃园区公所担任文书，这个区西与岌山、南与大兴两个边沿区接壤，基本上还算安定。但由于沭河以西有很多敌人的据点，陇海路以北驻扎着大批敌人，他们随时都可以出来骚扰我们，因此，岌山、大兴两区，实际上处于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拉锯”形势，桃园区的南部，如东、西措庄等村，经常受到从石门出来的敌人的威胁和干扰。这些敌人十分狡猾残暴，特别是由那些逃亡地主组成的“还乡团”更加凶残，每次窜进解放区，无不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对群众实行报复。这几个区由于经常遭受敌人的袭击和蹂躏，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春节后，几乎十家有八家无米下锅，有的村子连一头耕牛部没有，大片土地荒芜了，很多群众因饥饿而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县委面对着顽敌压境、灾荒的威胁，决心战胜困难，迎接全面反攻。县委、县府主要负责同志，都深入到边沿区，一方面组织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坚持对敌斗争，另一方面发动群众生产度荒，支援解放军大反攻。在这一工作中，我有机会与汲书田县长经常接触，他那爱护群众的模范行为，使我深受教益，终生难忘。
“惊蛰”过后，被冰雪复盖一个冬天的土地开始苏醒了，向阳的地方，已裸露出黑红黑红的沃土，招来一群群面黄肌瘦的妇女、孩子，来寻找野菜充饥。其实，当时剜野菜的，岂止是群众，连那些在县区工作的同志，甚至部队的战士，也出来剜野菜补充伙食。因为在“节衣缩食、共度春荒”的号召下，我们的粮食供应也大大减少了，由原来每天供给二斤半原粮，减少到每天只供给一斤十一两（老秤）毛粮，大家都反映吃不饱。因此，那些刚出土的荠菜、婆婆丁、苦胡子、卷卷菜、车前草等野菜，就成了大家猎取的重要补充食物。
年近半百的汲县长，日夜深入各村，组织群众生产度荒。他同我们吃一样的伙食，但却信心百倍地鼓励我们：困难是暂时的，要组织群众打好春耕这一仗，如果把春田种好了，不但能稳住群众的情绪，还能有粮食支援部队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春耕，确实成了当时一项具有战略性的任务。不过面临的困难，也是严重的，突出的是各村都缺少耕牛。汲县长说：“没有耕牛，我们组织人拉犁。”他带头深入细致地向群众做思想工作，几天后，各村都组织起来了，田野上出现了人拉犁耕地的繁忙景象。我们县、区干部，在他的带领下，都投入了春耕战斗的行列。
一天，我们在店头的西湖拉犁耕田，趁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子在地边寻找野菜，准备带回去改善生活。汲县长也在埝埂上剜了几棵，但他却把我们几个剜的和他剜的，一起放进一位饿得面黄饥瘦的老妈妈的菜篮里去了。我们几个面面相觑，只好默认了。
我们的口粮本来不够吃，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家感到吃不消，区公所的通讯员兼炊事员张和德同志，便要求粮秣主任批了五十斤地瓜干。这些地瓜干，是救济从郯城和我县沂东区跑出来的难民的口粮。大家都知道，一斤地瓜干能顶一斤半到二斤高梁吃，所以，大家都愿意要地瓜干，不愿意要高梁。不料这件事被汲县长知道了，他叫张和德把地瓜干退回粮库，又找粮秣主任谈了话。大家口里虽然未说什么，但心里都对县长有意见。
第二天，我们在七里墩村东耕田休息时，汲县长叫我通知在区公所伙房吃饭的同志开会，他先讲了金县度荒搞春耕的情况，然后表扬了同志们与群众同甘共苦度荒搞生产的好人好事，最后才把话题转到那五十斤地瓜干上来。他说：“同志们，我和你们一样，每天空着半节肠子在拉犁，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每天还是有吃的。可是，那些从敌占区跑出来的父老姐妹，他们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全靠党和政府救济的那点粮食维持生活。大家想想，我们共产党员，怎能与难民争食呢？！”从他讲话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我们大家都未说话，慢慢低下了头。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同志们，我们战胜了当前的困难，就能赢得全国的胜利。大家想通了吧？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再开始干活。”大家虽然挨了批评，但拉犁的劲头却更大了。这件事虽小，但我却一直铭记心头。几个月后，汲书田同志调到滨海专署任邮电局长去了。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我也离开了桃园区，和曹伯章等同志一道，带担架团参加淮海战役，后来，继续支援解放军南下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我们豪情满怀地从南京出发，随解放军进军大西南。
一九五一年，我曾在驻重庆的西南钢铁工会，与汲书田同志见过面，不久他就到云南去了。前几年，听说汲书田同志早已去世，我感到十分悲痛。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用以表示我对汲书田同志的悼念。
作者石长山，临沭县玉山人，离休前系重庆市房建公司工区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