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期是在外婆家渡过的。抗战初期在舅父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后，又一直在他老人身边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分开。现将我耳听目睹有关舅父的事，加以叙述，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舅父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位品德高尚、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又是英勇善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好公朴。他学生时代是个勤奋读书的好学生，参加革命后，更是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领导。在他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人民群众对他非常尊重和爱戴。
视恶如仇茫茫黑夜探求光明
舅父马健原名马振经，字为久，一八九七年一月廿九日出生在山东省费县（现属平邑县）流峪镇乐平庄。童年时就读当地私塾，读书勤奋成绩优良，常受老师表扬，后因家境不佳辍学回家务农。一九一八年本村请他在当地当教师二年。他当老师又是个好老师，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一视同仁，从不依附于恶势力，因此受到多数家长的好评。如有一次一个富家学生打了一个穷学生，该富家学生家长却硬要穷学生向他赔礼道歉。这时，舅父看得清楚，明显是依势欺人，就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批评了富家家长，到最后，有势的富家家长向穷学生家长赔了礼道了歉百姓们为此拍手称快。
两年后，舅父告别了教书生涯，只身到了奉天（现在的沈阳）当了一年多的码头工人。他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和生活，目睹了工人拼命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而工资却少得可怜，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的日子。而资本家却残酷地压榨工人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世道太不公平了！此时，在他心中初步萌发了仇恨剥削种子。后来因其父找到了他叫他回村务农。他还是不甘心现实生活。当时他还不懂什么叫政治，什么叫阶级，只感到社会不公道，太黑暗，因此多方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听说有个小“家礼”，也称“三番子”的组织是办好事的。他即去参加。可是进去之后，一看并不是那么回事，随又自动退了出来。这时他太苦恼了，一度产生厌世念头，甚至跑到庙里想出家当和尚。结果又被父亲找了回来，无奈又在家务农。
舅父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一九二二年冬的一天晚上，来了三四十个土匪打劫乐平庄，被东门打更的发现，即用土枪发警报。舅父在睡梦中惊醒，马上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一支汉阳造第一个冲上东门岗楼，向土匪猛烈射击。这时全村人也都拿起大刀、土洋炮等武器迅速投入战斗。‘舅父看到人多势众又换了个岗楼再次向土匪猛射，打退了土匪的进攻，这时天已快亮，眼看已攻不下庄子，土匪只好弃下几具尸体狼狈地逃走了。
不久村里改选村长，全村人都说马振经胆子最大，打土匪最能干，办事又公道，一致选他当村长，舅父难却乡亲们的诚意，只好领受。那时乐平庄归南阳社管辖（当时的社等于后来的乡）但是社长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干尽欺压百姓敲榨勒索之能事，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舅父看不惯，对他们的所做所为很反感，说了些不满的话，这就闯下了祸。这些坏家伙将舅父的言行禀报到了旧费县县政府，县里就将他押到城里，足足关押了三十六天之久。但他并没有屈服。回村后，不想再当村长，但乡亲们不依，只好又当了几年。
二、赤胆忠心共产主义信念永不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日寇侵略魔爪伸进了山东，一九三八年先后占领了费县等重镇，血气方刚的舅父在中共费县地下党组织崔晓东，高锡贵等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共产党，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要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正是自己多年要寻找的一条光明大道。他心里亮堂了，充满了希望，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积极投身到抗日活动中去。并在他积极要求下，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费县唐村区古路沟，经崔晓东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后，他明确了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更加积极地投入了革命活动。认识到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武装，需掌握枪杆子。于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开始筹建抗日武装。当时参加组建的有高锡贵、诸葛子范，赵仲三、赵登礼（即赵寿亭）等同志。大家推荐马健为召集人，然后各人分头利用各自的影响和关系开展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就有六七十人报名参加，就在那年冬天，一支抗日游击大队正式建立起来了。在成立大会上，舅父被推举为大队长。到了一九三九年春，这支抗日队伍已发展到二百四十多人。舅父把家里唯一的一条汉阳造交给了部队，站岗放哨轮流着用。有人把这条枪叫做是费县抗日游击队的起家枪，有的战士还编了顺口溜：“汉阳造，真正好，抗日队伍少不了，打鬼子呱呱叫，打得鬼子跑不掉。”可见那时武器缺乏的情景，反映了革命战士对武器的渴望。游击队活动范围主要在流峪、常庄，丰阳、丰山一带坚持对敌斗争，逐步创建了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三月，由驻扎在常庄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对费县抗日游击大队进行整编，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三抗日游击大队，任命舅父为大队长，并发给八路军“臂章”，还指示要按照八路军建军原则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纲领，把三大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又指示，为避免受到国民党的限制臂章暂缓戴出，但由于战士们过于兴奋，抑制不住都公开戴上了。这样一来，有些有钱势的财主就骂三大队是溜山贼，有些富裕的亲戚对舅父也不理睬了。对于三大队跟定共产党的死心眼，国民党更是恨透了。临沂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妄想吃掉它，提出要改编，并通过所属旧乡长断给养，企图迫使舅父乖乖的接受改编，可舅父根本不理睬那一套，一面义正辞严地指出抗日无罪的大道理，揭穿对方的阴谋，另一面充分利用三大队所控制的流峪、丰阳等根据地，自力更生，自筹给养。因为得到群众拥护，有群众的支持，一切困难迎刃而解，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三大队继续得到发展壮大。
一九三九年七月，舅父被选为费县五区区长（即旧天宝区）兼任三大队大队长，配合主力部队六八六团打开天宝山的局面。创建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尼山特委在费北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津浦支队第三团，费县三大队被编为第二营，舅父被任命为二营营长兼任五区区长。
最困难最危急关头，也最能考验人的革命意志。舅父经受住了多次这样的考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间，三大队整编为第二营后，革命声势日渐扩大。敌人不甘心失败，惯匪刘黑七以抗日为名，行反共之实，派刘士明（即刘货郎）带了一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三团驻地，因团部事先准备不足，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除部分人员突围外，团长及二百多战士被俘，从此失去了指挥机关，革命又处于极困难之中。但舅父他仍抱定跟着共主党走的决心。继续带领二营回到流峪、四开山、丰阳、丰山一带单独坚持对敌斗争，逐步巩固和发展了这块根据地。
战争形势是千变万化的。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费南县斗争形势极其严峻，进入了抗日战争最残酷，最困难时期。日伪顽加惯匪刘黑七勾结在一起，在费县、平邑、城后，白彦等重镇驻扎了一万余兵力。碉堡林立据点交错控制了所有交通要道，还频繁向我费南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九四O年冬，日伪军一次就烧了五十五个村庄，使一万五千余人无家可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敌强我弱，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根据地缩小，当时人们称之为“一枪打透的根据地”有东西一枪穿，南北一线连。”之说。舅父凭着自己坚定的意志，先率领二营，后带领县政府和县大队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坚守着狭小的根据地，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一直坚持到山东纵队一旅三团奉命进住费南县，形势变好，使日伪顽企图消灭这块抗日根据地的罪恶阴谋彻底失败，抗日战火又燃烧得更旺了。
三、英勇善战终成机智果敢的指挥员
二营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顽和刘匪的包围合击。舅父指挥过不少著名的战斗、打过许多次漂亮仗。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当成死对头，千方百计地想搞掉他。一九四O年冬舅父带领一部分干部到二区帮助指导工作，那时区公所和区中队共有一百余人驻在黾山子，被惯匪刘黑七发现连夜派驻在大东阳的匪二团五百余人突然包围了黾山子，舅父得到Ⅱ肖兵报告，立刻负起指挥战斗的重担。当时虽敌众我寡，但由于我们士气高，加上指挥得力，前后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经一
夜激战，到拂晓、击毙敌人三十余人，敌人狼狈逃走，以失败而告终。敌人硬的不行，又来了个悬赏捉拿我舅父，赏银为一万二千大洋。一九四一年秋，舅父带领干部战士三十余人到历东区帮助工作，一天夜里住在老丘峪。被坏人告密，刘匪派了七百多人包围该村。还对其部下下了死命令：“这次一定要逮住马振经，逮不住活的也要抬死的来，逮住马振经等于消灭一个团。”舅父发现被包围，知道敌人来者不善，目标是冲他来的，但敌我兵力相差太大，不宜硬拼，便当机立断，指挥组织分散突围，舅父在警卫员红军战士王巧则的掩护下，顺着小河沟向外冲击，迎面碰上几个敌人正面向舅父射击，被警卫员一梭子弹压倒，两人飞快的突出了重围。舅父在这非常危险的境况下，又一次脱险了，重新活跃在抗战第一线上，敌人的阴谋又一次失败，刘黑七把他的二团团长大骂了一顿。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团王吉文团长和县委书记及舅父已于四一年八月任费南县县长，研究决定组织三团主力和县大队打掉刘匪侵占的我中心根据地南大顶。经一夜激战，一举将该敌歼灭，这一战果，吓坏了其他匪徒，盘据在小崮子上的刘匪不战而逃，这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打断中心，牵动全局一下子使费南形势迅速好转，根据地又迅速壮大起来，一、二、五、七区都联成了一片，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到了一九四三年，最困难时期过去，进入了准备反击的新阶段。
（此文系《回忆我的舅父——马健》一文节录，作于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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