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我向原费北部分老领导、老同志作访谈。在共同回顾往事中，都深情地提到十分怀念在八年抗战中为费北做出重要贡献、连续担任十年县委书记的刘次恭同志。他离开我们廿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地方街热烈欢迎八路军
1938年7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率省委机关部分人员和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二、三团南下，去支援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同时探索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道路。8月返回沂蒙山区路经费县地方街时（八月二十三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住宿、给养预先妥为安排。听说队伍来到，数百人自动拥到街南门外欢迎。部队干部、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队进行街头宣传，教唱革命歌曲；军民联欢，亲亲热热，一片欢腾。这种盛况，是地方街历来接待过往军队所无法比拟的。这表明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高昂热情，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和拥戴。这也是对中共地方支部和刘次恭同志几个月工作的初步检验。
刘次恭是现平邑县地方镇人，原在本县及外地从事教学工作。1937年10月，日寇入侵山东，刘次恭邀同事、同学数人离开学校，从昌乐赴临郯，拟奔老同学组织抗日游击队。他在临沂参加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工作。1938年初，他回到家乡费县一区地方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三月，经临沂党组织负责人韩去非介绍入党。他先后在本街和费县城发展“民先”队员和中共党员，组建了“民先”组织和党支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恰在这个期间，1938年3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决定重新组建以张若林为书记的中共费县工委。在工委王力生、王敬明参加指导下，赵光、王芝等在地方街一带组织青年救国团和抗日宣传队，也已搞得热火朝天。4月间，刘次恭及其领导的党、队组织关系转到费县工委，次恭参加了工委的领导工作。同时，根据地方街到费县城一带党员发展状况，费县工委决定并由王力生主持组建了中共地方中心支部（赵光任书记），包括当时地方街、费县城、东新安、东崮村、西崮村、大平安庄等处的党员，分为三个支部，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带抗日运动的统一领导。
7月初。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撤销费县工委，组建以李伯瑾为书记的费县县委，直接归省委领导，同时建立了一、二、五区三个分区委，由县委委员商向前、郭华、崔晓东分别兼任分区委书记。（一区，当时商向前重点在费城一带做陈子齐的统战工作，随即改由时克、赵光先后任分区委书记，刘次恭同志因某种客观原因未进入县委领导班子，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凭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原有的工作基础，以及个人的才智和在群众中的声望，积极协助一分区委的工作。
费县是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县份，尤其山区文化更为落后。据说过去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费县倒数第二。这里的百姓对教书先生，看病的“先生”，历来是很敬重的。刘次恭在当地青年教师、学生中声望很高，同不少人还有师生之谊，他被尊为良师益友。通过这些知识青年又可以影响其父兄、亲友，所以做社会上中层人士的工作，他也较有便利条件。普通农民群众也大都认为；“人家有学问，见多识广，人品又好，说话在理”，所以，也对他很信任。
费县一区地方镇到费县城一带工作开展较快、较好。当郭洪涛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率部队从滕县返回时，亲眼看到这里群众热情高涨，了解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已为各界所接受，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已有初步思想、组织基础，因而对费县县委和一分区委的工作表示满意，还特别表扬了刘次恭同志，并向费县县委提议让他到县委任民运部长。
此后，刘次恭先后任费县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1938年11月起任费县县委书记，费北县委书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蒙山县委书记。
费县抗日游击第一大队的建立与地方战斗
中共费县县委建立以来，即明确确定了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建立抗日武装，开展统战工作，动员各阶层团结抗日的任务。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县委分工各区，指导帮助各分区委（1938年12月，又建立四区、六区分区委，由孙宝壁！鲍天仇分任书记），发动组建抗日武装。刘次恭以费县一区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指导员的公开身份，和县委组织部长时克协同一分区委，争取团结一区国民党区、乡政府发动组织抗日武装。重点抓地方乡推动一区，做地方乡乡长李元松（李鹤轩）、地方镇镇长刘茂贞和一区区长李宏远的工作，以及当地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李元炳、孙子宜……等人的工作，他们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地方乡、镇联庄会和一区的部分武装为基础，继续大力发动。一面借用区、乡名义公开宣传号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人的出入，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面依靠共产党员和青年救国团员（十月间一区已建起八个党支部），利用各种关系，动员枪支武器，发动扩大队伍。县委时克，一分区委赵光、王芝和一部分党员，及一批青年救国团员先后参加进去，队伍很快发展到六十余人枪；再加上动员的枪支，合计长短枪共有一百几十支。县委决定成立“八路军费县人民抗日游击第一大队”，以李鹤轩为大队长，刘次恭为政委，刘茂贞为副大队长，1938年11月8日（农历9月17日）正式宣告成立。到1939年3月，队伍发展到二百二十余人枪。队伍拉到沂水王庄去接受检阅并领取军装。经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批准正式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领导机关进一步充实键全。山东纵队派军事干部张震国任副大队长；赵光任政治教导员，孙秉恕（后叛投刘匪）任供给主任。大队部机关干部还有，胡萍任大队参谋，郑秀峰任大队秘书。大队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武英奎，二中队队长巩振海，政治指导员王林秋。县委机关常驻一大队，县委领导成员，如崔晓东、鲍天仇也曾兼任过大队职务。
第一游击大队建立时，日寇东侵费县的风声已很紧。1938年12月10日（农历十月十九日），这天逢地方街大集，一大队从瑶草湾向大平安庄移防。刘次恭政委建议派出个小分队到地方街一带转一转、看一看。副大队长刘茂贞带半个班和一分区委的几位同志一行十二人，在地方街发现紧急敌情：日军约二、三百人沿滋临公路从西边窜来。刘副大队长和一分区委同志当机立断，带小分队到街东老公路侧伏击敌人。激战约一个多小时，毙伤敌十多人，然后撤出战斗。我参战人员时克、赵光、王芝、刘景义、穆玉增等五人负伤，米玉庆同志英勇牺牲。敌人遭此突然打击，又不明我方虚实，迟疑一阵之后，转道向费城方向奔去。这是费县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
次战斗。这次战斗消息在全县传播很快，反响很大。《大众日报》也在试刊号登载，以示鼓励。此后，一大队在滋临公路两侧，在蒙山前，还多次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抗击日伪军和刘桂棠匪部，以及平息封建会道门的暴乱等。
第一游击大队整编到津浦支队后，根据县委决定，一分区委又新建一支武装，命名为费县抗日游击第一大队。当时口头也称“新编一大队”。由李锦任大队长，王芝任政治教导员。这支队伍经常活动在滋临公路南，天宝山外围一带村庄。她实际履行的主要任务是，护送中共山东分局、鲁中区与鲁南区过往干部和文件传送等政治交通，搜集费县城、地方、铜石等据点的情报，牵制地方据点（自1939年日伪在地方镇设立据点，直到1944年11月收复）的敌伪军，打击他们外出抢掠骚扰活动，保卫群众生产和安全。
在这同时或稍前稍后一点，费县县委和分区委在其他几个区也发动组建起几支抗日游击武装。（二区于1938年末、1939年初已归属临费边，组建了费县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在五区，崔晓东、高锡贵、朱琳和马健、诸葛子范、赵寿亭、闰家佑等，先在几个乡发动武装，后统一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经山东纵队批准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三游击大队”：马健任大队长，山纵派王杰任副大队长（同时还派来三位中队政治指导员），高锡贵任参谋长，朱琳任政治处主任。在六区，鲍天仇、唐绍鼎、刘砥石等发动组建了费县第四游击大队，唐绍鼎任大队长、鲍天仇任政委。在四区，李伯瑾同四分区委争取团结四区区长续志先，并在他们及王润生、（王瑞）、续靖宇、续中一、孙笑生等帮助下，以区、乡武装为基础，动员联合武安孙家私人武装，同时发动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参加，组建了四区人民抗日自卫团，后称费县四区抗日游击大队。由四区区长续志先兼任大队长。
费县第一、第三、第四游击大队，都使用八路军山东纵队番号。四区游击大队起初为照顾统战关系，暂时未纳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序列。1939年6月，根据中共尼山特委决定，这四支游击大队整编为八路军津浦支队第三团。由续志先任团长，特委组织部长冯起兼任政委，李伯瑾任参谋长，王润生任供给处主任。原四个游击大队改建为四个营，即：一营、二营、三营和特务营。一营营长张震国，政治教导员朱洪（翟仁厚）；二营营长马健，政治教导员王杰；三营营长唐绍鼎，政治教导员鲍天仇（鲍调离后，刘砥石继任）；特务营营长由续志先团长兼任，政治教导员任一人，副营长汪运昌（后叛变，与刘桂棠匪部勾结搞垮了特务营）。费县县委机关驻团政治处。
此后，还有共产党员陈明五发动组建的费县第五游击大队，上冶乡乡长马鸿祥以乡自卫团改编的费县第八游击大队……。后来的几支游击大队，都使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番号。
从1938年到1939年，在费县县委领导、支持下，在原费县一、二、四、五、六区先后组建了八、九支抗日游击大队。他们在家乡独立地或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抗击日伪和刘匪，保卫费县人民。后又大都升级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去，这也是费县党和人民对八路军部队建设的一大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贯彻
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根据省领导同志指示，要考虑到费县“山大王”多这个特点。费县封建势力很强，过去据称百顷地以上的大地主有八大家。大地主大都有自己的常备武装，有的还可以调动数百支、上千支枪。他们称王称霸，各据一方。还有些同地主相联系的封建会道门，也能随时拉武装队伍。国民党政府，山东省第三专区专员张里元兼保安司令，费县先后几任县长刘子元、徐绍业和李长胜都有一支队伍，各区、乡长也大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同地主武装既有矛盾，又互相联系。因此，县委确定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爱国的开明人士，以党员、青年救国团员为骨干，团结、发动群众，逐步争取、改造、建立、发展武装的方针。
为建立抗日武装，在统战工作中首先注意的重点对象是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及驻军。国民党军政上层关系的工作，是靠上级党委去做的。费县县县委和分区委重点是做国民党区、乡长及对其有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工作。1938年8月间，省委通过在国民党西北军六十九军政治部工作的张友渔同志，派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克威、李青扬主持成立费县抗日民众动员委会并出任动委会正副主任，同时依照费县县委的提名，任命了刘次恭、尚明、赵子育、张若林、朱琳、鲍天仇等六人为费县一、二、三、四、五、六区动委会指导员。这些同志都是费县党内的重要骨干．他们借助动委会的公开身份，取得了各区、乡工作的便利条件。
1938年下半年，1939年上半年，费县县委手中掌握的几支抗日游击大队，从其发动组建过程来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我党争取、团结和帮助国民党区、乡政府，以其原有武装为基础，予以扩充建立起来的。二是，以我党为领导、团结的核心，以共产党员和青年救国团员为骨干，借原区、乡武装的基础，广泛动员民众，发展建立起来的。三是，在我党的领导下，以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动组建起来的，这是稍晚一点的情况．具体情况虽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的基础是我们党深入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和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的半年内，省委书记黎玉、郭洪涛和省委机关率部队先后三次来费西北，向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纲领和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凭借这个基础，费县工委、县委和各分区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建立抗日武装工作上，取得国民党区、乡政权中多数人的同情、支持。也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减少了阻力，减轻了困难，尤其在解决枪支武器和给养供应方面的困难。
但是，在统战工作中也有教训。为争取建立费县四区抗日游击大队，县委和分区委、尤其李伯瑾同志是费了大气力的。这支队伍在当时的几支游击队大队中，人数最多，武器也最好，自建立以来参加过多次战斗，但由于“照顾统战关系”，没有在队伍中尽快确立党的核心领导，再加当时部队主要领导人政治上麻痹，以致在1939年11月刘桂棠匪部制造反革命“柘沟事件”中，这支队伍全部解体。
费县县委在建立抗日武装之后，根据上级指示，和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帮助下，不失时机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权建设中的统战工作，比较注意所谓“望重桑梓”的社会名流。1939年7月成立费县一、四、五、六区联合办事处，选任了抗日民主人士唐绍典为办事处主任。1940年2月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基本上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在政务委员会、参议会的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中，安排了一批“社会贤达”。刘次恭同志先在县政府兼任党团书记，
后在参议会兼任副议长，有更多的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触，同他们交朋友、做工作．
在统战工作中，刘次恭坚持原则，注意在重要问题上把关。1940年9月，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改称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各地相继建立了“抗协”组织，国民抗敌自卫军也有较大发展．对建立“抗协”问题，刘次恭持十分审慎态度。他对上级有关文件只在县委委员中传阅，没有向下传达贯彻。当时有的统战人士曾积极活动搞“抗协”。原县动委会副主任孙冠璧就曾动员费北行署机关党支部书记王润生带头参加“抗协”，还说什么“共产党员也可以跨党么……”，等等。王润生向刘次恭同志汇报了，他明确答复：“不要同他们搞这些事。”费北没有成立“抗协”。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一些麻烦。
当时费县、费北的一些重要统战人士，在我党的帮助教育影响下，大多数人做到同我党长期合作共事（如唐绍典、王兰斋等），有些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领导干部。
坚定胜利信，依托蒙山 坚持长期艰苦斗争
1940年6月，根据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鲁南区党委决定自费县城以西以滋临公路为界划分为费南、费北两个县。费县县委改为费北县委，刘次恭任费北县委书记。新设立费北行署，以陈克为主任，不久由徐元泉继任。这时费北所辖区域，包括原费县的四区、六区、一区的两个乡，和五区的小部分。新划县以后，县内也要调整区划。县委决定先组建五个分区委，以适应当前斗争需要，又为调整区划作准备。1941年2、3月间，正式公布全县东西横排划分上冶、卞桥、固城、保太、仲里五个区，每个区都设四、五个小乡，各区都南临滋临公路？北连蒙山。
1941年9月至1942年冬，日寇轮番扫荡沂蒙山区。最残酷的是1941年11月初开始的日伪军五万余人历时五十多天的大“扫荡”。这次大“扫荡”，日寇采取了“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拉网”战术，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摧毁我山东党政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彻底破坏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在这次大“扫荡”中，敌人于11月7日“拉网”扫荡西蒙山区，爬上蒙山顶峰龟蒙顶，山里山外进行“清剿”。中共蒙山工委和费北县委决定分路突围，俟敌重兵转移后再插回坚持斗争。敌人在大规模“扫荡”、“清剿”实施“烧、杀、抢”灭绝人性的大破坏外，还对我抗日根据地施行“分割”、封锁”和“蚕食”。沿滋临公路加深加宽封锁壕，增筑碉堡岗楼，妄图切割南北交通，把我鲁南、鲁中两大战略区完全分割开来。围蒙山增设据点，仅费北境内东自上冶镇、紫荆关，西至仲村镇、白马关，增设据点七、八处，新修碉堡四十余座，挖沟、筑墙，封锁蒙山，实行“囚笼”政策。对蒙山封锁线以南，滋临公路以北的村镇，强力推行伪化，实行保甲制，组织伪“自卫团”。我费北抗日根据地被压缩到蒙山里几条山峪的几十个小山庄。
刘次恭于1941年8月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县委书记由宣传部长李鲁生代理。刘次恭在党校学习，除党的建设和政治理论基础知识等课程外，在开学时听取了朱瑞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次年四、五月间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又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等一系列报告。学习期间，连续遭遇敌人“扫荡”，党校先后从鲁中转移鲁南再转移滨海。在十分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继续坚持学习。学习结业后，刘次恭仍回费北任县委书记。之前，费北同志在艰苦困难中常想到刘次恭同志，亟盼他早日回来。且委组织部长张振华向鲁中区党委汇报工作时，反映了同志们的希望和要求。他甚至还向领导同志说：支援一个营的兵力，也不如让刘次恭回县继续领导费北工作。刘次恭同志于1942年6月回到费北。这时费北行署主任徐元泉已调泰南工作，马鸿祥继任行署主任。随后费北行署改为费北县政府，马鸿祥任县长。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连吃饭都是问题。干部思想也有些混乱。县委认真分析形势，反复研究统一认识，进一步加强与逐步落实斗争措施。总的指导思想是，坚定胜利信心，依托蒙山，长期坚持艰苦斗争。
第一，适应斗争形势，调整区划。1942年秋冬，经上级决定和批准，蒙阴县四区和二区南部划归费北县，设立蒙南区（后又分建团埠、大庄两个区）；蒙山前，上冶、卞桥两个区合并，仲里区划归泰宁县领导。这样调整之后，山南山北两面可供依托的根据地相对集中扩大了。
第二、加强武装力量，积极主动地开展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八路军主力部队是开创、建设、保卫费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力量、坚强柱石，是费北干部、人民心目中的依靠。依据大“扫荡”以来的斗争形势，县委注意到克服干部中可能存在的单纯依赖主力部队的思想，强调立足于加强县、区地方武装，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对敌斗争。首先是加强县大队（独立营），作为全县机动作战的武装骨干力量，刘次恭兼任政委。他们先后在崔振、陆纵横的带领下，或监视、牵制敌人，保卫山区}或主动出击，袭击、扰乱敌人；或分出小部队配合区中队，摸准敌人活动规律，伺机伏击敌人，总之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保卫人民，以使有些伪军据点不敢轻易出动。后来即配合主力部队攻打据点，收复失地。二是，以县公安局侦察班为基础，充实加强领导骨干，扩大组建“特工队”。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区，侦察敌情，打击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的汉奸特务。这支“特工队”经常活动于敌区，惩处作恶多端的坏人，儆戒那些作恶不多还愿回头向善的人，有时还到敌伪据点里去抓汉奸特务，就地处决，还出布告，给伪军政警人员，尤其那些作恶多、群众
痛恨的坏家伙们以强力威慑。在地方、上治等据点里居民群众中常传扬特工队的传奇故事，而在那些作过恶的伪军政警特中，一提起“八路特工队”，一提“张大个子”（特工队长张锡柱）就脸色干黄。再是，县、区干部和区中队组成武工队，到山下各村逐步做恢复工作．他们到各村逐人摸清情况，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以教育与惩治相结合，争取伪保甲人员，改造、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随后逐步恢复民兵和各群众团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这三种形式的武装力量，任务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逐步打破敌人“封锁”，粉碎敌人“蚕食”。
第三，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分化瓦解敌人。自日伪在费北安设据点以来，县委和各分区委就重视逐步开展敌伪军工作。为进一步加强这一工作，1942年县委设立了敌工部，而后各区设立敌工站（分区委设敌工委员），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这项工作曾得到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王文轩政委的大力帮助。全县，在各敌伪据点积极开展工作，有的依靠地下党组织，有的派人打入伪军政警，或从其内部发展建立内线关系，有的则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搜集传送敌伪情报，争取瓦解敌伪军，形成一条战线。敌工部门经常分析研究敌情动态，各区都掌握附近据点伪军班长以上人员情况，重点争取对象分别不同情况，由县区领导人和敌工干部直接接触做工作。在做隐蔽工作的同时，还以各种方式，如发传单、红黑薄，到敌伪据点喊话，做伪军家属工作，等等，开展公开的宣传政治攻势。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展开，敌伪，内部日见动摇分化，虑前途留后路的多了。到1943年下半年，武工队通过封锁线路口时，可以通知伪军岗楼待通过后他们再放枪。到有的伪军据点去喊话，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伪军们可以凭放空枪的子弹壳，到他上司那里领子弹。在军队与地方联手、费北与邻县（太宁、费南、费东）协同长期工作，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配合强大压力下，1943年冬到1944年，白马关、上冶、仲村、平邑、铜石等据点的伪军投诚千余人。
第四，发动群众开展“双减”和生产运动。从1943年春，在山后团埠、大庄二区和蒙山里，开始开展“双减”和生产运动。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蒙山前恢复区逐步扩大，结合“反奸诉苦”开展“双减”斗争，实行“劳武结合”组织恢复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军需民食，这也是坚持蒙山斗争一项重要任务与措施。
经过1942年、1943年的艰苦斗争，及兄弟地区斗争的配合、支援，费北形势开始好转。1944年，八路军鲁中军区和三军分区部队，在我县区武装及民兵配合下，经过春、夏两季对敌军事、政治相配合的攻势，先后攻克收复了白马关、仲村、柏林、武安、颛臾、大寺、猪尾巴沟等据点，解放了蒙山前、浚河北的大片地区。在对敌斗争的秋季攻势中，鲁南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及民兵、自卫团，向滋临公路出击，彻底破袭了铜石至曲阜路段，扫除了地方据点东西两侧八、九处碉堡。费县城以西至平邑镇沿滋临公路之敌伪据点，已陷于我鲁南、鲁中、费南、费北军民包围之中。11月上旬，我八路军与地方武装胜利截击荣子恒伪十军并粉碎日军之增援，乘胜收复了日伪窃据六、七年之久的平邑、铜石、地方等集镇。至今，除上冶据点外，费北全境基本解放。
学习的楷模
在日寇投降后，刘次恭同志又担任了费北、费东两县合并建立的蒙山县县委书记，鲁中区二地委委员。1948年秋转入城市工作。他在费县、费北、蒙山工作十多年，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劳。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坚定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建立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
贡献。1946年秋，蒙山县大动参，刘次恭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强调坚持政治思想动员，严格执行政策，并亲自深入具体指导，全县一举动员三千五百余名青壮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解放战争的1947年，这两个最困难的时期，他坚定沉着地率领全县干部、战士和共产党员，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渡过严重难关，夺取最后胜利，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十多年，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他和县委其他同志一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建立的业绩，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
刘次恭同志是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学生时代，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就积极寻求救国之道；自接受马列主义和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为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地奋斗了一生。他耿耿忠心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抛弃家产、全家外出抗战。他为维护党的利益坚持原则，不避艰难险阻，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在最坏的处境下也不向邪恶低头。他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与组织、下级与上级的关系，有高度自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刘次恭同志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各方面同志一道工作。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不计个人恩怨，有容人之量，在处理军队与地方，党内与党外，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关系上，深得各方同志的嘉许。他不以领导者自居，工作中善于和同志们商量，他主持的党委会、干部会，民主气氛浓，大家能畅所欲言。他关心同志，平易近人，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且又谈吐幽默，不论干部、战士、通讯员、炊事员，都乐于同他接触交谈，找他谈工作，谈思想，拉家常，同志们赞誉地说：次恭同志既是我们的领导，又象我们的老大哥。
刘次恭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在生活上严格遵守制度，从来不搞“特殊”，他身体较弱，不论带兵打仗，行军和外出开会，历来都是步行。他爱吸烟，只是小烟袋，黄菸叶，有时搞点战利品香烟，也多是和同志们分着吸．他教育干部要常想到基本群众和前线的战士。有位区委书记患病仍坚持在前线对敌斗争，让他到后方休养治病，他不肯，次恭同志就亲自前往探望慰问。县府一位科长负伤尚未痊愈，要代表县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次恭同志就派自己的通讯员跟去照顾。在刘次恭同志带动影响下，县委机关的工作、生活设施条件历来都是很俭朴的。
刘次恭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本记整理者，曾先后向时克、赵光、王力生、王敬明、王林秋、王瑞、张扬、张振华、刘光耀、陈东阜、武勇、张锡亭、孙政民、刘胜泉、潘恩波、杨峙、王云、杨健、华传文等同志作过访谈。 1995年8月写于济南。1996年10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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