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随着渡江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在即将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建立人民政权成了当务之急。按照上级部署．要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去新区人民政权中充当骨干力量。禹城县在抗日战争中就是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在长期斗争中，培养锻炼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按照上级指示，要从禹城县抽调一批干部，组织随军南下干部队，接管南方新解放的城市。当时我在禹城县委工作，按照组织安排，于1949年农历二月初二和120名禹城干部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一、组建班子
根据上级精神．中共禹城县委要将全县干部组建成两套建制完整的班子。一套班子留下，领导开展本县工作：一套班子随军南下，到新区开展工作。谁去谁留，采取广泛动员、自愿报名、组织批准的方法。留下的班子以县委书记向旭、县长左栋舟为首组建。随军南下的班子，由邱强任县委书记，杜振华任县长，刘少文任组织部长，张天成任宣传部长，刘抡元任公安局长。这样的班子随军到新解放区，接管后马上就能开展一个县的工作。由于南下班子的职务还没落实上任，在随军南下行军中，还要按工作队形式编成纵队、大队、中队和班，所以杜振华又是禹城南下干部的队长，邱强任政委。邱强是新四军的干部，为组建南下干部队刚调过来的，他是浙江余姚人。
区一级干部也配成两套。如批准正职留下．则副职南下；如批准副职留下，则正职南下。过去有一篇史料中写道：“南下工作队成员，由区委副书记、副区长……组成。”把南下干部说成全部原任副职，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南下的王传秀就是城关区委书记，李岫生就是房寺区书记，他二人都是正职。当时我是南下班子中的县委会秘书，和杨长富（公安局股长，南下后改名杨杰）一起负责县机关干部班子，南下行军中的职务是班长。
当时上级只是说随军南下到新区工作，怎样南下、到什么地方，上级没说，我们心中自然无数，只是纷纷猜测。有的说：过江后，打下城市，就到城市工作：打不下城市，就到农村或山区打游击。也有的说：我们的目标是到浙江东部四明山区，与那里的游击队汇合。这种说法的根据，是由于新来的县委书记邱强同志是浙江余姚人，靠近四明山区。所以这种说法便被许多人确信。
南下干部确定后．南下的同志就放假几天，回家探视亲友和处理私人事宜。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何过家庭这一关，有些人被亲友阻挡、发生动摇；有些人留恋乡土，强调困难，借口家庭，不肯南下。
我家距县城机关仅五里，也回家“探视”一番。郭建中同志是我的堂侄，在房寺区工作，也报名参加了南下干部队。我俩一起回家告别。首先是郭建中的父亲满腹愁肠地对我说：“建中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报名南下，千里迢迢到那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怎么能行呢？他是你领着参加工作的，最听你的话，求你说说他，不要南下了。”这样拉后腿的话，我听了很生气，先是批评了他几句。后来一想，谁家孩子谁不宠爱，父母之心也可理解，就耐心讲道理，好言宽慰，建中自己也做工作，总算说通了。我母亲虽不硬挡我，在言谈中却也忧虑重重。“听说长江比黄河还要大，水更深，人家（指国民党）派人把守着，你们打得过去吗？”又说“你们走这么远，最后到底去哪里，也没个准地方，叫人牵肠挂肚。”我只能耐心劝解让她放心。我说了很多“国民党已经到末日，我们胜利在望”，“这次南下，有大部队在前边打仗，我们只是跟在后面做政权工作，没什么危险”，“我是个干部，你老人家是光荣的干属，工作需要时，总不能落后呀”一类的话。老人家还算开明，没过多地提难题。通过这两件事，我深感要顺利南下，家庭这一关很重要。
亲友、族人们听说我们叔侄二人都要出远门，纷纷前来问候致意。有的摆酒送行，请吃饭；有的送钱送东西，我们都一一婉言谢绝了。只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块雨布时，我收下了。我说：“别的东西一律不要，这块雨布我收下。南方雨多，用来挡雨隔潮。谢谢你替我想得周到。”
回县委后．我对南下组织部长刘少文同志说：“从我亲身体验，干部队南下，家庭这一关很重要，要注意探亲回来的干部思想情况，及时做好工作，不然的话，临走还可能有人打退堂鼓。”他很同意我的看法，每人都有每人的实际问题，一要端正思想，二要妥善解决。他本人就有一个很具体的实际问题：老婆要跟着南下（当时地方干部可以带家属），就得多带行李。背不动，就得带辆自行车驮行李。我说：“南方雨多，碰上下雨泥泞，是你骑它还是它骑你。”他说：“我们是大部队行军，一般是走公路，问题不大；要真是泥泞小路，只好让它骑我了。”
留下的李天星、孙传平同志，当时是县委机关的“小鬼”，他们要求和我合影，说：“不然，你到了南方什么好地方，就把我们忘了。”我说：“哪能呢，一有固定的工作地点，马上就给你们来信。”那时禹城城里只有一家照相馆，就在那里照了一张合影，作为纪念。
出发前的头天晚上，我正要做行军准备——用热水烫脚、修剪指甲，原县委书记张立仁派人来请我去喝酒。他们夫妇二人，摆上一只扒鸡、一瓶酒。我说：“怎么客气起来了，还给送行。”他说：“不仅是送行，明天我也和你们一起走。”我惊奇地问：“你也南下？”他说“不是南下，我去临邑地委报到，另行分配工作，和你们一块走。咱俩喝杯分别酒。后会有期啦！”他在禹城工作时间较长，同志间感情很深。我们谈到很晚，回来伙房已锁门，不能烧水烫脚了。结果第二天行军路上，磨出了水泡，变成瘸拐。
二、“二月二”，出发
出发的那天，巧逢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传说：“二月二，龙抬头。”同志们开玩笑说：“我们在黄道吉日出发，南下将一路顺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清晨，大家在县委会门前（原耶稣教堂旧址）列队出发，留下的同志站在街旁的台阶上招手相送。杨长富的新娘子谢景新是城里南街的姑娘，南下前刚结婚，婚礼后随干部队南下，那天，她穿了一件新花棉袄，走在队伍中特别显眼。杨长富本人背了个用结婚红棉被打的背包，走在县机关队伍前头。这对新婚夫妇，真够醒目的。我紧走几步赶上去拍拍他的背包笑着说：“如果行军碰上敌机袭击，你这个大红棉被倒是挺明显的扫射目标。”他说：“呦！真的吗？我早起匆忙打背包没注意，明天打背包时我用被单包上。”
送行的同志从街两边走进队伍中，拉着亲密战友的手一再叮咛致意．随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表现了深厚的同志友谊。忽然李天星同志气喘吁吁地从后边赶上队伍，拿出一张湿漉漉的照片说：“这是咱们的合影，我一早敲开照相馆的门取出来的，刚洗印好，还不干。”我为他的热情所感动，连说“谢谢！”我掏出日记本夹上，他说：“不要忘了给我们来信！”我说：“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我马上写信和你们联系。”
此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同志们诧异地问：“是不是有人给我们送行？”我说：“不会吧。县里没下通知，群众不知道我们出发的日期。”再走几步，来到放鞭炮的地方，就看明白了：原来是群众“打囤”祈丰收。禹城有这个民俗：每到“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总要放鞭打囤。大家才想到：今天是二月二。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今记忆犹新。
当天行军的目的地是地委驻地临邑（在临邑整编后再南下）。走到临邑，我脚底已磨出了水泡，一瘸一拐地落在队伍后边。有的同志就说我：“前几天你还向别人介绍长途行军的经验，今天你倒先成了瘸拐。”我说：“头天晚上和别人说话晚了，没来得及烫脚，今天才打了泡，吃了苦头。，”到了临邑，我赶紧烧水烫脚，又把鞋子配上布带，走路时拴紧。此后，南下数千里行军，再没发生“打泡”事件。
三、临邑整编
二地委所属各县组织的南下干部队，齐集临邑后．按上级指示整编。据我所知：当时山东全省的南下于部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纵队下的支队由各军区的干部队组成，渤海区的干部队编为三支队。支队以下的大队由各地委干部队组成，二地委干部队在临邑整编为二大队。大队下为中队，由各县干部队组成。我们禹城干部队整编为六中队．所以我们这个干部队整编后的全称应该是．“山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二大队六中队。”可是这个番号并没在人们口头上叫起来，上上下下仍习惯用县名称呼，如“禹城中队”、“齐河中队”、“平原中队”等，久而久之，反倒把正式番号“六中队”给忘了。
中队以下就是建制班了。禹城中队共十四个班：禹城十个区的南下干部各编成一个班，共有十个班：县委直属各部委干部编成一个班．县政府直属各科局干部编成一个班，外加警卫班和炊事班。干部班每班人数约八、九人，工勤班则只有五、六人，所以整个禹城中队总数在一百二十人左右。
整编后，杜振华任中队长。中队不设政委，原县委会改为支部委员会，邱强同志任支部书记、中队指导员。班长由区长或副区长担任；班里有党小组，由区委书记或区委副书记任党小组长。我所在的县委机关班，由杨长富任班长，我任党小组长。
四、南进途中
临邑整编结束后，马上南进，头一站是济南。在济南停留了一天多，据说是向纵队领导请示行军顺序和有关工作。我们住在北郊，当地人多是菜农。门前有泉水，路旁有小溪，傍泉倚水处处垂柳。我对一些同志说：“这里虽是城外，依然可领略到《老残游记》中‘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韵味。”驻地离城墙不远，听人说城墙里边就是大明湖，“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盛誉，就集中地体现在大明湖上。可惜军纪森严，不准进城，虽然城门近在咫尺，也只能望城兴叹，无法去观赏那秀丽景色了。
离开济南继续南进时．有一些青年学生加入了我们南进行列。他们是济南各大中学的学生，济南解放后参加了华东大学（为培养青年知识分子而设立的速成政治培训学校），我们称他们为华大学生队。到鲁中南地区，又有鲁中南的南下干部队加入行列，队伍越来越大，浩浩荡荡，一派勃勃生气。在行军途中还看到原渤海区的领导干部，原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同志。禹城解放初期，他曾率工作队在禹城工作过．很多人都认识他。行军队伍中有时还可以看到几辆吉普车驶过，我们估计大概是支队或纵队的领导同志吧！
在鲁中南地区的一个小车站沙沟乘了一段火车。当时铁路还没有完全修好，火车摇摇晃晃走得很慢，大家坐在“闷罐车”（货车车厢）中，什么也看不见，晚上就挤在一起打瞌睡。天亮停在一个车站上，从车上下来、晕头转向地看火车站的站牌，才知道已到了陇海路上的新安镇。原来为了躲避敌机的空袭，从徐州转到陇海路上来了。
在新安镇附近的农村稍事休息，又开始徒步行军，沿大运河南下，进入江苏地区。每天上午各中队的前站人员都到大队集合．由大队参谋带领提前出发到预定的宿营地、号房，筹粮，安排部队食宿。禹城中队的前站人员是杨书贤（现离休，住杭州市郊区）和王青生（现在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物资管理处工作）。杨书贤同志为人活跃，语言滑稽幽默，早在禹城工作时，人们就送他一个绰号“杨画眉”；王青山同志当时还是个精力充沛的毛头小伙子，他们二人完成前站任务很出色。
平时行军，一般每天走六十华里左右，为防敌机骚扰，大都是午后出发，日落后再走一程，约晚上十点左右抵达宿营地。行军途中，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体力不济掉队的同志，有收容小组在队伍后边帮忙．保证所有同志安全抵达目的地。
为提高行军情绪．一边走一边教唱歌曲，学会了很多新歌。大家最爱唱的要数《解放军进行曲》和《打得好》。走在队伍前边的唱起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唱完就欢迎后边的同志唱。后边的就唱“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唱完又翻过来“拉”前边的同志唱。有时也欢迎某个同志唱段京戏，说段快板。你欢迎我，我欢迎你，一路歌声不断，笑声不断，情绪高昂，忘记了疲劳和艰苦。
五、换上军装
从禹城出发时，大家都是穿的便衣．各式各样极不统一，新娘子还穿着花棉袄。到了临邑整编．编制和行军顺序军事化了，衣着仍然没改。走在路上，远看近看都不正规。行至苏北沭阳地区，上级给我们发下新军装，还有帽徽、胸章，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时气候已转暖．大家就把便装棉衣送给了宿营地的老百姓，换上草绿色的新军装．整齐划一精神抖擞，在一般群众眼里已分不清谁是正规军、谁是地方干部了。
在江苏地区，又休整了几天，一方面是恢复体力，一方面是整顿纪律。离家乡山东越来越远了，个别人家庭观念严重，思想动摇，发生了逃跑现象，有一个副区长竟也开了小差。有的中队炊事员逃跑了，影响中队同志吃不上饭。整顿一下是十分必要的。
逃跑的副区长被抓回来，召开大会批判。批判后大家坐下来讨论，学习形势，吸取教训，提高觉悟，强化组织纪律性。为防止敌特的破坏活动，加强驻地警戒．加强对工勤人员的教育管理。上级决定各中队增设副指导员，专管警卫和教育工作。我被任命为禹城中队副指导员．直接抓中队的警卫班和炊事班，吃住还是在干部班，只在开会研究工作时才到中队去。任命我的同时，还增补李岫生同志为中队党支部委员。
沭阳的江南风情已经很浓了，田野中是片片水稻田，悠然的黑色水牛，主食也变成大米了。主食一变，对我们山东人是个大问题：吃大米吃得多，粮食超定量，就把三餐改成了二干一稀。大米本来就不耐饥，又这么一改．肚子就受委屈了。虽然如此，同志们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昂，毫无怨言。后来，慢慢适应了吃大米，问题就解决了。
过了淮阴，在淮安停留了一天。有的同志说：“淮安是周恩来同志的故乡。”有的说：“不对！浙江绍兴才是周恩来同志的故乡。”而且提出周恩来与鲁迅（周树人）是同乡的论据。其实周总理的祖籍是浙江绍兴，而出生地和幼年时期生活在淮安，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清楚，只是道听途说的乱猜。
越走越靠近长江。担负强渡长江掩护任务的炮兵部队，用大卡车拉着榴弹炮从我们身边“隆隆”驶过。看到我军如此强大的火力炮，大家都异常兴奋。“这是淮海战役中刚缴获来的！…‘这汽车和大炮都是美t国佬替我们造的，蒋介石运输大队长替我们送来的。”“这炮架起来，直打长江南的蒋家军。…‘直打不行，要把炮弹打得高高的，再落到蒋军窝里，否则就打过了头。”议论完炮，又议论汽车。“那大汽车有六个轮子，前边两个，后边四个。”“不对，是九个轮子，前边的轮子是单的，后边的轮子是成对的。”其实对这些炮呀、车呀，我们都不大懂，只是争争嚷嚷地表达我们心里热烈的情绪。
在大运河上行军时，碰上了当地的游击队。他们穿着灰军装乘坐帆船在运河中航行，很有点诗情画意。他们发现我们就频频招手致意。双方都很高兴，互相鼓励：“同志们，加油前进呀！”他们还高喊：“向大军同志学习！”他们把我们错认成正规军了。
行军路过一些名城，如高邮、扬州等等。说起高邮的肥鸭子、咸鸭蛋，兴致就来了：“那咸鸭子蛋呀，打开蛋壳直往外冒黄油！”好像马上要流口水的样子。路过杨州南关看到扬州的大马路都是用鹅卵石砌的，有的人就感慨地说：“隋炀帝专门开挖运河到扬州看琼花。我们也到了扬州，只走了个城边，瞅了一眼南关。”于是有人劝解说：“等解放了全中国，你再回来使劲看个够。”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六、捷报频传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接着，各路捷报纷纷传来：各路部队强渡长江成功；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彻底摧毁。4月23日，又传来南京解放的消息。万众欢腾，这下把老蒋的老窝端了！尽管南方已是梅雨天气，潮湿泥泞，大家还是奋勇前进。特别是走在大雨哗哗的田埂小路上，又窄又滑，我们穿着北方的布鞋，一走一滑．很不得劲，不断有人滑倒，摔进水田里。到了宿营地，个个成了落汤鸡，全湿透了，摔跤多的就成了“泥猴”。就这样：还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抓紧时间烘烤衣服，准备次日的行军。
不两天．又传来了消息，大军已包围了上海。要求干部队赶快渡江，准备接收上海。大家又是一阵欢腾。同志们说：“原来准备到四明山区打游击，想不到形势发展这么顺利．现在要接收上海了。”
七、渡过长江
在长江边上，我们做渡江准备。虽说敌人的地面部队已经溃散．但敌人的飞机还在头上盘旋，长江吴淞口处，还停着敌舰。中队要求每个人在思想上做好各种准备，从坏的方面设想。如敌机扫射、敌舰炮轰、拦截等等，要沉住气．不要慌，一面战斗一面迅速抢渡。如果船被炸毁，就抓住木板往南岸泅渡，只进不退。还要求人人轻装，随身带的东西也要区别缓急，在特别紧急时，哪些可以扔，哪些不要扔。我当时的准备是，首先把匣子枪和子弹紧束在身上，没有武器是很难在新区战斗和工作的。再就是由我负责的一包县委文件，用油布包好，如果船毁了，它可以浮在水面上当依托物，有我在它就丢不了。
临到实际渡江时．却是在江北岸的一个小码头上了一条小火轮船。当时接近黄昏，太阳斜挂在西方天空，天气晴朗，天空、水面都很平静。大家按顺序上船，很快就渡过了长江，在南岸的镇江码头上岸。过江前做了各种应变准备，想不到却是如此顺利。
过江后、在码头外的一个广场上集结，等候后面的同志，年青同志又活跃起来，带领大家唱歌。队伍到齐，领导宣布：为防止敌机骚扰，迅速离开镇江市，到家村去宿营。于是又赶紧整队出发，摸黑走了十几里地才住下。第二天，果然来了两架敌机，又投弹轰炸又扫射，疯狂地拦截过江部队。是否造成损失，我们不知道，但能听到那“轰轰”的爆炸声和“咯咯”的机枪声，一方面庆幸我们能顺利过江，一方面对敌人的垂死挣扎感到异常气愤。
就在我们渡江的时候，已经得到消息：5月3日杭州解放了。当时没想到这消息同我们有什么关系。睡了一觉起来，已经接到命令：我们二大队不去上海了，赶快去接收杭州。军令如山，尽管我们毫无思想准备，还是立即出发，急行军赶奔杭州。一路上同志们议论纷纷：“同志看哪！那里就是上海，可惜我们去不成啦！”“去不了上海，上‘天堂’也不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比上海更美！”有的说上海如何繁华，有的夸杭州如何秀美，越说越高兴，行军速度也越来越快。南下这几个月，一般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晚上行军赶路。现在为了赶时间，上午也行军。还有两天是乘船赶路。原以为可以借乘船之机欣赏运河两岸风光，可毕竟是在战争年代，要防止敌机袭击，船上都蒙上大块帆布。人被蒙在船舱里，什么景色也看不见，还闷得要命。
终于到了杭州。大队领导进城报到，接受任务，我们就在市郊区待命。
八、进驻杭州
我们待命的驻地，当时属杭县，基本上是农村，农民多植桑养蚕，饲养禽畜。上海还没解放，天天有敌机来盘旋侦察。上级要求我们尽量留在室内，不要在户外集结活动。我那位房东养的鸡鸭在屋里乱跑，窗户外就是养猪的地方，室内空气很不好，天气又闷热，我就溜出来了，拿了块破草席，躺在屋旁的桑树林里，仰望天空，十分惬意。连续行军，人很疲劳，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梦中听到有人喊：“张明！”（我原来的名字）我忙翻身应声起来，原来是中队找我，要我赶快去。几位领导都在中队部，他们告诉我：大队通知，杭州市委正在组建机关，向禹城中队要三名干部。中队推荐我去任秘书、吴俊山任会计、王青山任行政人员。他们说：“如果大队同意我们的推荐，你们就留在那里了。城里已派来了汽车，你们赶紧进城。”因而，我们是禹城中队最早进城的三个人。
接我们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我们开玩笑说：“坐这玩意，咱们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呀！”王青山年青稚气，在汽车沙发上连礅了几下，惊讶地说：“这座位这么软和，还真舒服！”
到杭州军管会．接待我们的是秘书处长罗应生同志，他原是二专署的秘书长，行军途中见过面，算是熟人了。当时杭州市军管会主任是谭震林，副主任是谭启龙。杭州市委书记是林枫（地下党员，不是东北那个林枫），市长吴宪，副市长张劲夫，组织部长柯里（地下党员）。市委已开始办公，对外仍是军管会的名义。市委工作人员着军装，佩戴军管会臂章，市委办公地点是原来国民党银行的别墅，位于西湖畔。我办公的地点是一栋两层小楼，楼的一端凸出，悬于水面。站在二楼阳台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西子湖果然名不虚传，碧波荡漾，群山环抱，更有那三潭印月、湖心亭等点缀其间，真是美极了。一位地下党同志向我介绍说：“你看！那边半山坡的红瓦楼房，是汤恩伯的别墅。朝南望，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别墅。西湖周围的好房子，多是官僚和大资本家的。”我感叹地说：“美丽的西湖，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将来的西湖，是广大劳动人民游览休息的地方，我们要把西湖打扮得更漂亮！“
市委机关刚筹建，没有什么文牍可办，秘书长给我配了一名地下党同志、一名司机和一辆吉普车；让我以军管会的名义查找敌产，为市委找住房。。工作之余，我喜欢一个人留下，搬把藤椅，在二楼阳台上欣赏西湖美景。时在黄昏，日下西山，天空只留下一片彩霞；保椒塔独立山头，断桥、孤山已是残影模糊；远望苏堤，隐约可见，拱桥起伏，堤边垂柳，如淡墨轻抹。整个西子湖恰似一幅宽大的水墨画卷，别有一番韵味。此时想起苏东坡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斜躺在藤椅上，思绪万千，浮想联翩，由那模糊的苏堤，想起禹城徒骇河的河堤，河上的石桥、县城、火车站，以及家乡的土屋——原来我在思念故乡！当然，故乡禹城比起杭州来，她显得贫穷落后，但她是我的故乡！那里有亲人、有战友，是养育我的地方。每逢想起她，总感到一种特殊的温暖和亲切。相信留下工作的同志会把她建设得美丽富庶起来。
我进城后．禹城中队和整个二大队的干部都先后进入市区。大部分同志分配在杭州的省、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二大队政委李代耕分配在省总工会工作；邱强同志好像也分配在总工会（记不太准）；杜振华分配到拱墅区任区长：张天成分配到农林厅任办公室主任：李岫生分配到市税务局任人事科长。其他如刘少文、王传秀、王子谦、菅兆坡、赵景堂、乔风春、李冬田等同志都分配在杭州市区的省、市机关单位，也有些同志分配到浙江省的各县工作，如郭建中分配到余姚县，杨长富分配到某县的公安局。还有少数人过了段时间，又继续南下，如王青生同志又南下去了福建省。
刚开始进入杭州．有些同志到市委找我，让我在市委当个禹城干部联络点．否则，分配下来各自东西，谁也找不着谁．来了家信也无处转交。因此我就承担起了这项联络工作。后来，大家进入了工作岗位，互相通了信，一般没大的活动，就用不着我去联络了。再后来，各人忙各人的工作，就很少有机会互相探望、聊天了。
至此．禹城南下干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行程两千余里，除了三人途中开小差（两个通讯员、一名炊事员），全部安全抵达目的地，顺利地完成了南下的历史使命。(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