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八九九年一月（旧历戊戌年十二月、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秀才，以教私塾为业，进入民国后，担任小学校长，兼语文教员。家有十来亩地，每年大约可收二、三石租子，刚够吃，其他家用都靠父亲的薪金（工资）来维持，生活比较困难，经常是粗衣粝食，除非过年、过节或者招待客人，平日吃不上肉。我四岁那年，生母去世，十岁继母也去世，家中又雇不起保姆，所以我从小的时候起，就帮助父亲，照顾弟弟和妹妹生活夕并从事打扫房子，做饭，洗衣等家务劳动。
我的童年，正处在政治风云汹涌、国家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经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帝播迁西安（曾经过我的家乡）等重大事变。后来，辛亥革命虽推翻清朝，但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封建军阀掌权，内战频仍，加以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在此期间，有志之士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各派政治学说，各种政治活动，蓬勃兴起。这一切，使我从小就被卷进时代的漩涡，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深切的关怀，因而如饥似渴地找来种神反映时代潮流的书籍读。
我父亲对我的学习是严格的，每天都认真检查我学习的情况，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对我学习的内容，也没有限定范围，什么书都可以读，包括小说在内。这个家庭和时代对我一生的成长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下面，我分别谈谈我年轻时期是怎样学习和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自学，记忆力，思考
我进过中学，大学，看来好象是按部就班，从正规学校教育出来的。但实际上，我现在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或“本领”，主要还是靠自学得来的。我五岁时，就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那时读的是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后，县城设立模范小学，我父亲当了校长，兼教语文。由于他教私垫多年得到人们的信任，有些亲友坚持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家来读书，所以我父亲在当模范小学校长的同时，家里的私塾还在继续办。父亲在学校忙，很少回家教书，我就成了他的“代职教师”。这个时期，我除了做家务劳动、教书，其余的时间就是学习。自己家的书读完了，就去借、去买。我家虽不富裕，但买书的钱还有，我父亲从来没有因我花钱买书批评过我。
我看的书范围很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读，尤其喜欢阅读类书、小说。有人叫我小说家，不是因为我会写小说，而是因为我阅读小说多。在诗词中，我比较喜欢杜甫的诗。他的诗中许多是爱国爱民之作，这跟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合拍的。我喜欢读气势磅礴和有逻辑性的文章，对庄子、列子、左传、孟子尤其喜欢读，后来写文章，在风格上颇受其影响。我没有上过小学，英文，算术是借用弟弟的高等小学课本自学的，而且学得不错。
一九一八年我弟弟高小毕业，由于一个亲属资助，我同他一起去太原考中学。报考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都考上了。师范学校是公费，供给食宿，课本，每年还发两套制服，一件棉大衣。我家经济困难，就上了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时期夕我继续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到图书馆借书看，自己仍买书看。这时，我已开始给报社投稿，有新闻稿，有诗词，也有短篇小说、论文，有了稿费收入，买书就不困难了。每到星期天我总要逛旧书店。以后逛旧书摊、旧书店就成了我的习惯了。在北京，在上学、教书及办报的时期，我一直保持了这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那里的书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经常抽空去逛神田区的神保町。那里旧书店很多，一到天黑，马路两旁就摆满了旧书摊。当时，日本人有个习惯，买书，看书，不藏书，因为家里狭小，没地方放，看完就卖。所以有时买的旧书和新书差不多，还便宜。解放后，我这个习惯还没有改。我家里存书几万册。同志们开玩笑，叫我“书迷”，其实着了这个“迷”是有好处的，我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当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一九二三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并不经常听课，主要仍是靠课外读书自学。
我学习的特点之一，是重思考，不太重记忆。在读私塾的时候，有“回讲制度”，就是在老师讲过书后，学生去复习两、三天，然后，讲给老师听。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回讲”的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我在“回讲”时，常比一般同学讲得好。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好，把老师讲的话全记熟了，其实不是。我是用思考帮助记忆。由于听老师讲的时候，经过思考，完全理解了他讲的意思，所以就记得准确。因为我爱思考，所以不管读什么书，总愿意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问一些为什么，并且喜欢做翻案文章，不固守陈词旧套，总想有所创新。由于爱思考，“学而后知不足”，想知道更多的道理，寻求更正确的答案，无形中使知识面愈来愈宽，使理解的程度愈来愈深。例如我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感到不满意，专找反对他的著作去读，特别喜欢毛奇龄的《四书改错》，它是专批朱熹《四书集注》的。这本书是我从亲属那里借来的。那时受印刷条件的限制，这样的书不好买，就自己用蝇头小楷抄了一本，现在还保存着。
我不喜欢宗儒的理学，认为迂腐不切实际，因而谈到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等的作品，象黄宗羲的斥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顾亭林的“引古以筹今”，“因事以制宜”，和提出以“众治”代替“独治”等主张，都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此后，进而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颇受其改良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最后，才摸索到马列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
由于爱思考，所以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语文、数学学得最好，写的作文每篇都“贴堂” （即被贴在课堂示范）。数学，我对当时的“四则”题，能够用一种比老师教的算法更简便的方法演算。但音乐课和图画课就不行了，唱歌尤其不行。那时，上图画课老师除了教画画之外，还讲画学理论。在考试的时候，对于理论，我答得总是很完整、准确，可是一画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我的音乐和图画的考分还不错，图画差不多可以得七、八十分，音乐也可以及格。在文娱活动中，我从小就好下象棋、围棋、打纸牌、打骨牌，后来，还学会了打麻将、扑克，技术都不错，玩起来总是赢；元宵节打灯虎，我差不多总是一猜就中。此外，我没有其他什么爱好，象音乐，舞蹈，打球我都没有兴趣。
有个小故事，至今还在熟人中传说着。我十几岁的时候，生活习惯是天一黑就上炕睡觉，天不亮就起来。有时躺在被窝里和弟弟口说着下象棋，可以一直下到终局，分出输赢。现在工作忙，没有工夫下棋了。
我学习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联系实际。前边说过，当时，我们国家民旅正处于危急存亡的严重时期。所以从小注意“经世致用”之学。总想在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尤其是从上师范学校开始，成了许多报纸的撰稿人，这就自然而然地使我更加密切注意现实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回答，也就使我更积极、更自觉地去占有更多的知识。学习是为了“致用”，为了工作，为了战斗，为了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而为了工作和战斗更有成效，就需要更多地占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思考、写作，循环往复，互相促进，每一循环，就必然会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所以许多同志说我很“博学”。其实就我自己看来，我的学问是新闻记者的水平，博，也许是博，但并不怎么深，不怎么专，用古人的话说是，“袜线之学”不成系统。条件要靠自己创造。
人们常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还说，艰难、困苦，“常常成为砥砺人才锋芒的硼石”。我不是什么雄才，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但从我几十年的阅历看，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看，我认为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我好学，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看报，看得多了，就产生了写作愿望。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模仿《聊斋志异》上载的《念秧》，利用我们县里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写的一篇《新念秧》。写好后投给《山西画报》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了《山西画报》、 《并州新报》、《庸风报》，《晋阳日报》的经常撰稿人，同时，还给各报做“访员”，做特约记者。因我的新闻稿写得真实，文笔也比较好，得到各报重视，所以，当《并州日报》的总编辑请假时，还请我这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去代理过总编辑。从此，我与新闻界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我国新闻界为读者比较注意的战斗员。
那时候，写一条新闻可得到一、二毛钱稿费，诗、文、小说要多一些，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已经不少了。后来，愈写愈多我一个月就有十多元的收入。这个时期，我不但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继续求学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可以给我父亲一些接济了。
一九二三年我到北京上大学以后，担任山西《并州新闻》的驻京记者，每月工资十五元，有了固定收入。同时，我还给北京各报写稿，并给上海的、武汉的报纸担任特约记者。后来，给北京《世界日报》担任教育编辑、主笔等职，收入就更多了。一九二七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收入，接办了《国民晚报》，使这张报纸成了我党在北京地下市委的一个合法的宣传工具。
我怎么能从一个一文莫名的穷学生，到有钱办报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童年的贫寒的家庭生活。它使我从小养成了一种艰苦奋斗，不贪图安逸的良好习惯。
在初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虽然已有稿费收入，但生活习惯没有变。那时候，北京没有公共汽车，有钱人家的大学生坐人力车上学。我一直步行。我吃饭很省，当时一毛钱可以换21个铜板，买一斤（十六两一斤）面，要16个铜板。我一顿饭吃半斤面，8个铜板，再吃个白菜汤或豆腐汤，1、2个铜板，两顿饭花18、19个铜板就够了。早饭就更简单了， 喝一碗粥，吃两个烤白薯，1、2个铜板就行了，一日三餐一毛钱！我后来办报的时候，同时在三个报工作，中午先去编《国民晚报》，边编边吃中午饭，两、三个烧饼，一碗鸡蛋汤，一碟咸菜，偶尔有个荤菜。饭吃完稿子也编完了。再赶紧去《大同晚报》。晚上十点钟后，再跑到《世界日报》去编教育新闻，后来是写社论，看清样，直到上了版，才回来睡一会儿。到早晨八点起来，吃过早饭又去参加社会活动，每天还要抽空读书学习。一天到晚都是十分紧张地度过。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刚睡不久，时间到了，匆匆忙忙穿上皮鞋坐上人力车去《世界日报》社，一进门，正在工作的萨空了等人都哈哈大笑，原来他们发现我左脚的皮鞋穿在右脚上，右脚的皮鞋穿在左脚上了。那个时期，每日都是三起三眠，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那时虽在生活上比较艰苦，工作上也较紧张，但也正是我受到的锻炼比较大、收益比较多、成长比较快的一个时期。
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如果说我在学习上的主要特点是爱思考的话，那末，在政治上，回忆自己几十年来的发展，我的主要特点也是爱思考。面对当时国家濒于危亡的现实，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为了追求真理，我在不断摸索中前进，使我从一个虔诚的“孔门弟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童年时代的历史背景夕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感到担心，焦虑。怎么办呢？开始我读《论语》、《孟子》，认为孔孟之道可以救国。孔子的一些有关“治国安邦”的见解，尤其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言论很使我信服。
后来，读了康梁维新派的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受了他们的改良主义的影响，由“孔门弟子”进而成了康梁的“信徒”。辛亥革命后，康梁分道扬镳，我抛弃了康，但还相信梁，一直到五四时期，梁启超应阎锡山之聘，到山西太原讲学，我对他还有好感。他那句：“我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名言，尤为我所欣赏。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我国的危机进一步严重，我国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进一步恶化的事实，证明康梁改良主义的一套办法显然是不能救中国的。因而我又转而信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并于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在这个时期，我已经接触过社会主义。但是主要是倾向费边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太原的时候，那是一九二三年以前，很少读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有位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叫高尚德，（即高君宇），假期回太原，约集彭真同志（原名傅茂功）等几个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我在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有参加的。我当时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对他们的活动也很敬佩，但思想上距离还很大。
我参加国民党一开始并不是就参加了国民党左派，而是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派。当时，在我住的学校国立法政大学里，这一派学生占有一定的数量，对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活动也还积极。我当时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甚至也有所疑虑，因此，参加了该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事实证明国民党右派主张的谬误，特别是蒋介石反革命面孔的暴露，加之，我这时已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和有关伟大的十月革命及革命后苏联建设的书刊，对马列主义、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于是同侯外庐同志一起离开国民党右派，转入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国共联合的）北京市地下组织。我还出资接办了《国民晚报》作为国民党左派市委的（也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给武汉国民党左派机关报《中山日报》写特约通信。从此，我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当南方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北方的张作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壮烈牺牲的时候，我不是恐惧畏缩，悲观失望，而是更加痛恨封建军阀统治，也不再对国民党寄予任何希望，下决心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加入了共产党，到今天已五十五个年头了。这五十五年，是中国革命由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的五十五年，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五十五年，是我们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五十五年。我为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忠诚战士，感到无限欣慰!
一九二七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使我在政治上的摸索，踏进了决定性的一步。与此同时，我已是二十八岁的人了，也就跟我的年轻时代告别，而进入中年时代了。（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