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开辟了牛庄、北隋一带的抗日根据地，在周围的许多村庄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日、伪、顽军开始大规模地对解放区进行“扫荡”、“蚕食”，实行“三光”政策，解放区在逐渐缩小，抗日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杨国夫领导的三支队不得不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开往靠近沿海的荒洼八大组一带驻防。当时博兴七区、蒲台匹区、广饶六区、八区的部分村庄(今东营区西南部)，由于地处三县交界，我们的工作更是鞭长莫及，敌人便对此进行更加残酷地统治。他们在博兴县七区三里庄、小刘家、十一图、曲家，蒲台四区许家、龙居等地遍设碉堡、炮楼、据点，把其直接统治的村称为“爱护村”，并圈在一起，在周围挖三四只深，丈余宽的封锁沟，把封锁沟内划为他们的“良民区”，在交通路口设上关卡，白天岗哨林立，夜间挂起吊桥。蒲台四区65个自然村，就有58个被围在封锁沟内，沟内沟外成了两个世界。在这样一个斗争复杂的环境里，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进一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清河区党委决定，将博兴七区、蒲台四区和广饶六区、八区的部分村庄约130个，近十万人口划出，设置了广博蒲三边行政区，归清中地委、清中专署管辖。三边行政区下设四个区：广博区(博兴七区和广饶六区、八区一部分)；蒲博区(蒲台四区和博兴七区一部分)；东蒲四区(今龙居乡韩楼村以东)；西蒲四区(今龙居乡杨集以西)。
三边的领导机构很精干，党的领导机关是“广博蒲三边工作委员会”简称“三边工委”，机关干部只有十几人，书记张力生，农会主任兼组织科长朱绍武，宣传科长田浮萍，青救会长张明，妇救会长焦英。行政机关是“广博蒲三边行政委员会”，也称“广博蒲三边政府”，机关干部大约有二三十人，主任蔡恩浦，副主任杨公田，财税科长杨秀双，民政科长于永洪，粮秣科长单方田，教育科长常萍，公安局长李子元。另外，还配有十多人的警卫班，及地方武装——三边特务队和三边中队。
四个区的党政负责人是：广博区区委书记秦景文，区长陈明礼，副区长晋德兰，妇救会长郭芳兰；博蒲区区委书记田浮萍(兼)，区长王少卿，妇救会长程方秀；东蒲四区区委书记傅池仙，副区长陈杰；西蒲四区区委书记张志辉，区长隋冠三。建立党的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
三边工委成立后，确定的工作方针首先是发展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建立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对敌斗争。为了尽快在群众中建立起各级组织，工委和政府的负责同志除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发展党员，还利用一切关系到许家、龙居、三里庄等敌人设有据点的地方寻求发展对象，先进行严密的观察和考察，再进行教育和培养，然后利用滚雪球的办法发展、吸纳新的党员，最后建立起党的组织。在不长的时间内，三边工委先后在万家、韩家、姜家、崔家、高家、东史、龙居、二甲张、崔里王、史口等二十多个村建立起了党的基层组织。同时还争取了一批上层中间分子，如龙居的徐风桐，家里是大地主，他本人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在韩复榘的省政府也担任过职务，他的侄子徐振傲在龙居开饭店，鬼子汉奸们经常去吃饭喝酒，徐振傲思想比较激进，有民族正义感，通过对其进行教育，经常给我们提供一些敌人活动的情况，同时带动了他叔叔徐风桐思想的转变。蒲台四区伪区长王象还不太反动，当时，二甲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允英利用合法的身份打入了伪区公所，由于他对龙居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就利用公务作掩护，经常到龙居村找王象，做他的思想工作，后来王象思想有了转变，经常帮助我们完成一些任务。
工委在发展党的工作的同时，还建立了青年地方武装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其成员是各村青救会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在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三边的“青抗先”到1943年春已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了。这些“青抗先”队员在侦察敌情、打麻雀战、挖抗日沟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青抗先”还是我前方部队的后备军。当时的“青抗先”队员，后来许多成为我军的师级以上干部。福州军区后勤部政委李德泉(龙居乡南李村)，济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装配部长李占一(龙居乡南李村)，福建省莆田军分区司令员马良彬(盐坨村)都是当年青抗先中的骨干分子。
在开展减租减息、借粮、反霸斗争中，壮大了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的组织。在发展这些组织的过程中，以出身好，根子正，对党和人民一条心，以旺盛的斗争意志为主要条件，并在斗争中考察。广博区朱家村朱同城，是个旧知识分子，家有土地一百多亩，两所住宅，两个老婆，他用小恩小惠等手段愚弄妇女，在“双减”斗争中，党组织发动贫下中农揭露的他的剥削本质，使贫下中农识破了他的真面目。通过斗争壮大了群众组织，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积极为抗日政府工作。
积极开展锄奸反霸和反资敌斗争
三里庄据点的汉奸徐文富是一个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家伙，为了顺应民心，三边特务队派了几名同志巧妙地抓住了他，并立即枪毙，群众莫不拍手称快。蒲台一个国民党政府催捐的叫程志五，极为张狂，时常出没在龙居大集上，特务队趁他赶集之机，在集上把他枪毙了。捉到不是民愤极大的汉奸，工委就用党的政策教育他们，使其改过自新。有的还做过许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蒲台四区有几个伪乡长热衷于资敌，民主政府让他们做的事则置若盲闻。工委就把他们请来办培训班，把党的方针政策讲给他们，效果相当明显。为了杀一儆百，还公开审判处决了不思悔改的伪乡长曲茂春和安子张维持会长、铁杆汉奸张秀石。对于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利于瓦解敌人的情报网，不杀不利于粉碎敌人的“蚕食”计划。从此，一百多个伪乡长和维持会长中，绝大多数不敢再干坏事了，还有的直接给我们送情报。
1942年，伪匪成建基、刘佩忱在三里庄和郝家据点，控制着周围村庄，向北与利津县的官庄据点相接；日军在许家、小刘家、十一图、龙居店据点，控制着周围的村庄，向西与蒲台县玉皇堂据点相通。“三边”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敌人搞“蚕食”的手段：一是趁大扫荡扩大地盘，安据点，大挖封锁沟，巩固治安区。封锁沟比以前增加了几倍，我们活动的区域几乎被“蚕食”。二是划“匪区”和治安区的界限。他们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以巩固治安区。三是搞维持会和保甲制度，建立伪政权。伪保长、维持会长都是日军一手扶持的，都控制在日特手中，他们组织了联合办事处，组成日特情报网。四是集中兵力对付三边特务队和武工队。1943年，日军对我清河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和“蚕食”。4月20日，日军集中2万多人南起小清河、西起博兴、东至大海方圆500里的范围形成包围圈，扬言“灭不了八路绝不收兵”。开始我们对敌人这些活动没有搞清楚，吃亏不少，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他们搞得几乎无立足之地了，最困难时，我们的同志有时白天钻进坟地里，夜晚到村里摸情况，找点吃的。后来我们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打开了三边工作的新局面。
处决铁杆汉奸张秀石以后，三边特务队长宋鲁元，带领队伍深入敌占区，集中打击日本特务山岸的活动。
山岸是日本高级特务，他会说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三边一切特务活动都是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他在三边搞特务活动，一靠伪保甲维持会，二靠国特兼日特的双料特务许恩贤。我们决定打山岸，必须首先瓦解掉设在伪保甲维持会中的山岸情报组织，并且除掉许恩贤。
为此，三边特务队长宋鲁元只身一人到曲家维持会了解情况。曲家维持会是周围村庄伪保长的联合办事处，维持会长是曲乐然，平时为人还算老实正道，对敌人也只是应付。果然，宋鲁元找到曲乐然后，曲乐然不但保证了宋鲁元的安全，还提供了许多敌人的情报。宋鲁元在曲家维持会了解到日本特务山岸的许多情报是一个维持会长张修仕提供的，张修仕是一个死心蹋地的铁杆汉奸，宋鲁元决定首先除掉张修仕，杀一儆百。一天，张修仕到了办事处，宋鲁元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要他把自己送出“治安区”，张修仕心里有鬼，不想去，可是在枪口下也只好服从。宋鲁元押着这个做尽坏事的汉奸到了根据地，召开了各村各乡伪保长、维持会长大会，宣布了张修仕的罪状，公开处决了这个死有余辜的汉奸特务。从此曲家维持会联合办事处成了三边特务队的情报处。
日军情报中心被瓦解，山岸还有一个王牌就是许恩贤，许恩贤很猖狂，和山岸形影不离，成了山岸的耳朵和眼睛，并且这家伙心狠手辣，在他手中伤害了不少革命战士。
有一天，许家据点的三边情报员送出了许恩贤出动的消息，三边特务队趁黑夜在许家和小刘家据点之间设下埋伏，把他抓住。但由于看押的同志过于疲劳，不慎让这家伙跑了。三边特务队的几个同志连夜赶到了许家，包围了许恩贤的住处，一个队员翻墙进入院内劝其投降，许恩贤反而大声叫喊，许家炮楼上的敌人听到喊声向下开枪。看到不能活捉这个汉奸，于是开枪把他打死了。
打死了许恩贤，为民除了一大害。我们趁热打铁，到处张贴“活捉山岸”的标语。不几天，内线又传出情报，山岸带领日军小队到龙居一带活动，三边特务队配合军区武工队在龙居南打了他一次伏击，但由于行动上没有配合好，山岸虽被击落马下，却没有被打死，被日军救走。从此山岸惊恐万状，不久便逃之夭夭了。
山岸跑后，我们乘虚而入，开展分化瓦解敌伪的内线工作，一方面在敌占区建立群众关系，一方面在敌人内部发展内线关系。龙居店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学生出身，在日本人手下干坏事不少，但从未和三边特务队发生冲突，他主动捎信给特务队长宋鲁元，说要交个朋友。宋鲁元提出了四个条件，一必须有中国人的良心，二保持和三边特务队的联系，特务队到龙居据点时保证安全。三有重要情报必须随时转告特务队。四少做坏事，对到龙居赶集的老百姓不能敲诈勒索，要给予方便。这个伪中队长对四项条件表示接受。从此，三边特务队可以随便出入龙居据点，三边特务队名声大振。
1943年麦收后，我们得到郝家据点汉奸刘佩忱要到史口抢粮的情报，我三边特务队与清河军区特务营一起，打击抢粮之敌。我们按预定方案部署就绪，敌人果然来了。待分散开要抢粮时，特务营就在史口东南角和敌人接上了火。敌人乱作一团，仓惶逃回。路上又被特务队打得晕头转向，跪在地上举枪投降，我们顺利粉碎了敌人的抢粮阴谋。
又一次，我们抓到蒲台县警备大队一士兵，经审问得知蒲台警备大队的一个中队驻在打渔张村。打渔张是敌占区，敌人不会有什么设防，于是对这个伪军进行教育后，让他带路到打渔张村，消灭这个警备中队，正巧敌人把枪放在院子里，人在街上乘凉，我们突然冲了过去，随即向敌人投手榴弹。敌人来不及还枪就各自逃命去了。我们缴获长枪二十余支，战斗胜利结束。
三边工委政府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培养抗日的后备力量，青年抗日先锋队就是一支很活跃的武装性质的青年组织。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无论是侦察敌情、小股的袭击敌人、小麻雀战、动员参军；他们都是积极分子，没有辜负党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广博区西南里村的“青抗先”是模范“青抗先”，“青抗先”队长李兰章、队员李星奎带领“青抗先”队员经常出没在边缘区刘集、徐林一带活动。1943年春，“三边”“青救会”和“三边”“青抗先”大队负责人，正召集五、六个村的青年干部开会，许家据点的敌人从抗日沟里偷偷窜进村子，被“青抗先’’队员发现，他们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派人紧急报信。在他们机智勇敢的掩护下，大家安全转移，没受一点损失。还有一次，“三边”“青抗先”大队长伊觉非夜间深入大张村视察“青抗先”工作。散会后天色已晚，就随青抗先队员张学孔一起睡在屋顶上(因防敌人偷袭)。次日拂晓，敌人特务队长李增和带领一股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子，在张学孔带领下，他们越墙翻屋，摆脱了敌人。
搞好统战，共同对敌
1942年、1943年间，敌人派大批特务到我解放区搞破坏。他们利用“青红帮”、“安清道义会”、“一贯道”等反动道会组织等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利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针锋相对地和他们开展斗争。广博区北薛村青红帮头子薛风台家中设有“坛台”，是“帮”里的“老头子”。我们利用关系对他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他的变化很大，没有发现他们帮在这一带的不规行为。
1943年，敌人对清河区进行疯狂扫荡。区党委、行署机关分散坚持斗争。于是清河区妇救会副会长刘孟同志到“三边”，我们把她送到蒲西四区魏家庄伪乡长冯统一家里住。冯统一与成建基关系很好。次日晨，成建基部的一批伪军突然包围了魏家庄，逮捕了刘孟同志。冯统一随后见了成建基，当日就把刘孟同志放回来了。
蒲台区刘集村有个年近八旬的“聂才子”，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刘书谦和刘祚亭父子俩的高级参谋。我们对他多次进行教育，他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帮助我们对刘家父子做了不少工作，刘家父子在一段时间内行为有所收敛。
广博区大张村开明地主张锡范，其胞兄是国民党河南省林县县长，他在这一带很有影响。我们主动和他交朋友，在他的影响下，邻近村开明人士高连英、高锡禄、李龙江等也都向我们靠拢了。张锡范还动员儿子张振吉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一名抗日民主政府区长。
盐坨村初绪元、初子修都是当地有名的绅士，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杨公田利用外祖母是盐坨村和他们熟悉的关系，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我们当时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他们的子弟有的参加了我军部队，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4年春天，由于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广博蒲三边工委政府撤消了。历时两年的广博蒲三边政府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冯知事追匪救民
民国十三年三月七日(1924年4月10日)，史口一带的曲家、范家等村，遭到驻利津县的黄风歧(外号八千岁)部下大股土匪的抢劫，除抢走大量牲畜和贵重物品外，还掳去七十余人，此匪祸发生之时，博兴县知事冯祖仁闻讯(今史口镇当时属博兴县)，即亲率警队跟踪追击土匪，救回难民五十多人。（王玉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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