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我曾经在山东费北、宁阳等地和其他同志一起，在上级须导下，做过三年多的敌军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发展和党的政策威力，使我们争取了部分伪军起义反正和一个日军大队向我缴械投降。其大致情形如下：
（一）领受任务深入敌区
一九四二年十月，我在山东泰安独立营任副教导员，上级调我到鲁中军区第三分区做敌军工作。起初，到一个二十多人的武工队工作，同大家一起在费县（今平邑）北部，以马家峪、泽国庄、关山头和峡歼等地为依托，按照上级交给的任务，深入敌战区广泛宣传，同时，教育争取日伪人员，调查敌情和递送情报。武工队是由军分区敌工股长韩光同志负责，根据任务需要，随时分配人员到敌占区活动。至四二年底，我们武工队利用各种关系进行调查了解，基本上掌握了白马关至仲村等地区日伪军的大致情况，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在这期间，武工队中却有五位同志不幸遇难，内有两名光荣牺牲。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驻地马家峪柯，敌工股长 韩光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上级要你和宗琳同志一起去仲村和白马关地区开展伪军的内部工作。当前，敌人控制的这条公路交通线，对我威害很大，我们决不能任其畅行无阻。搞好这一线的伪军工作，对于保卫我鲁中根据地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上级要求切实弄清公路沿线各据点、炮楼的敌伪军人数、编制、武器、装备等，特别要着重调查伪军头目、骨干、姓名、籍贯、住址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善恶行为。弄清这些情况，便于我们区别不同对象，进行争取或打击。当时，我们要集中力量打击鬼子，就要先把伪军工作搞好，还要争取教育敌占区村政人员和伪军家属提高觉悟，并通过他们逐步深入地开展伪军内部工作是可能的。当韩光同志向我作这些指示时，我问宗琳同志在哪里？为何不同他一起作交待？韩回答说：我向他已作过交待。你俩要互相配合，他负责仲村，你负责白马关至水沟一段。现在，他已去仲村方面工作，你可以先到咱们仲里区去。由区里给你介绍敌占区的关系。当时，区政府就在马家峪村，我去后即见到王贯一副区长。一谈此事，他立即对我说：此地往东十二里路的武台村，有个在村庄里办事的人，名叫咸立法，这人比较进步，他父母兄嫂都是贫苦农民。上次他来咱区里办事，顺便谈到白马关日伪军的一些情况。他说关上有个伪军队长名叫巩庆德，他们已互相认识，巩的表现不是很坏。王副区长接着又介绍说：巩庆德是咱区里放城人，家庭是地主，其父兄都还在，对这个人的争取可通过成立法去试试看。随后，王副区长表示，要派人叫成立法到区里来。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成立法来到区里。王副区长找我去首先给我俩作些介绍。他问成立法能不能帮我们作些秘密工作，领我去他们那一带，找些熟人认识认识。咸听了略加思索，表示可以。谈了一般情况后，即转头对我说：“叫咱兄弟们在一起，你就放心好了。”我见他并不推辞，心里感到高兴，随即准备出发。王副区长还予备了一袋高梁米，要带给成立法家作为一点救济，并派了公务人员，同我俩一道，于这年除夕晚上，悄悄地来到成立法的家里。
（二）认真调查确定方针
那天晚上我们一进门，成立法就对他父母说：“我西边（指我区）的朋友来了。随后，让抽烟、喝茶、又烧饭吃，一切使人感到实在。他父母兄嫂一听说我们是“西边”的，便心神领会地表示知道是“八路”方面的，立即安排我和成立法住在一起，一点也不嫌麻烦或怕担风险。
在他家住下后，我与立法都很兴奋一虽已深夜，俩人只顾交谈并不入睡。谈话中，我对这一带的民情、伪政权机构和伪军人员等情，都作了询问了解。在社情方面：当地老百姓家家少吃少穿，生活贫困，加上日伪军经常派工拉夫，苛捐杂税负担重，连小商贩也时常被敌特敲诈勒索而担惊受怕。当地群众十分痛恨敌人，迫切盼望八路军。在伪政权方面：仲村镇是费县第五区区公所驻地，区以下设乡段保甲机构．仲村以北是武沟乡，乡长赵宝林是地主，乡公所设在仲村。武台村属成家段，段长成光义不思抗日，行为很坏，老百姓很气愤。这一地区共有三十二个村庄，有不少村政人员成立法是认识的。这些人干伪职，除个别坏的外，绝大多数是倾向我方的。另外，还谈了一些人干伪军及伪属的大致情况。通过交谈，我认为成立法有正义感，知道的事也多，能够帮助我们开展工作。但是，如何利用他去开展工作尚需视情而定。
元旦这天，成立法又对我说了两件事。一是武台东边的孙家庄庄长孙成言，为过阳历年，在村公所请了玉皇山据点伪小队长吴佃文、伪班长张本廷等人喝酒。二是听说水沟村有二个小商贩往蒙阴贩卖烟叶，过白马关时被日本特务刘金山等人借查八路为名，痛打后翻去钱才放回来。对这两件事：晚上我又和成立法进行交谈。他详细介绍了上述吴佃文、张本廷的情况及相互关系后，很气愤地诉说到白马关的那个日本特务刘金山，如何依仗鬼子到处干坏事，专门刺探我军情报，抓捕我方人员，又如何逞凶霸道的种种罪行．我听后暗想定要设法除掉这一害。随后，我们在交谈到白马关的伪军情况时，有三点使我进一步得到了解：一是白马关下边有个白马庄，该庄有个姓李的石匠是咸的妹夫，他常去白马关于活，了解到日伪军一些情况，所以成立法也知道；二是白马关伪中队长巩庆德的老婆也住白马庄，巩庆德常在夜间去那里住宿。 因此，咸的妹妹家和巩家相识。三是巩庆德的伪军中队有一百二、三十人，分为三个小队，除万山庄炮楼驻一个小队外，其余均住在关顶据点内。因此处是要道口，所以还驻有一个日军小队，鬼子和伪军有矛盾，巩对鬼子非常愤恨。
通过上述两个晚上的交谈，我认为成立法提供的这些情况是重要的。看来，利用他去争取白马关伪军是比较合适的。此时，我为了向上级请示汇报，便于当晚返回军分区机关。
回机关后，因等宗琳同志回来一道研究，先用空余时间学习时事政策和有关业务。二天过后，他回来了。次日上午，韩光同志召集开会，共有七、八个人参加。大家听了我们几个同志的汇报后，根据上级指示，研究下一步工作安排和行动方针。经过大家讨论和综合归纳，我记得有三条：
一要加强宣传。凡是接触伪属和伪方人员时，都要针对不同对象，宣传“抗战必胜”和讲解我党我军的有关政策。诸如：优待俘虏、允许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保障伪属无辜不受侵犯；保证投诚起义者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严惩罪犯，打击顽敌等，从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
二要注重争取利用。对伪政权人员，特别对中下层人员（包括伪属在内），要积极进行争取教育。然后，根据他们不同情况，选择较为可靠者作为我们中间线索，有对象、有计划地向伪军内部开展争取工作，达到同我建立内线关系。
三要慎重保密。对伪军的每个争取对象建立关系后，都要单线掌握，不到完全可靠和十分必要时，均不得发生横的关系。
对以上三条，每个做敌伪军工作的同志均需牢记和遵守。另外，强调遇事请示汇报，提高警惕，防止意外等均有交待。
（三）重点突破开拓局面
这次领导上确定了方针原则，又明确让宗琳同志和我一道工作，心里就更加踏实了。我俩第一步打算，就是先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作为立足点。我们认为选在曾经住过的周郭庄比较合宜。这次去住的是户下中农，房东郭志发夫妇为人忠厚，家里人口少，便于我们开展工作。我们住在那里以后，开始仅作一艘宣传和接触伪政权人员，效果不大。为了尽快开展伪军内部工作，决定先找成立法商量，要他对白马关伪中队长巩庆德进行个别争取，至少先去摸摸对方的态度也是好的。
当我们与成立法商量时，见他有些为难，怕无把握给他妹家惹祸，我们问他有何办法？他说，你们最好先去放城找巩家里人去办。随后，我们即去放城找他的哥哥巩庆远。当时这个地主的大儿子正愁着自身问题难以处理。原来，他早先曾因看护自己的庄稼，用枪打死了一个人。如今，群众组织起来搞减租减息，又因他打死过人要同他算帐。这对他当然是一件事关人命的大案。当我们把意图告诉他时，见他转忧为喜，顿时高兴起来，立即表示愿意照办。但要求我们为他说情，求得群众宽恕。对此，我们告诉他先去白马关办好这件事很重要，关于打死人的问题由地方党政机关领导掌握，，到最后总会妥善确决的。他听我们这样解释以后，巩庆远连同他的父亲都面带笑容，愉快地点头应承。过了几天，巩庆远主动来找我们报喜。他简述去白马关的经过后，说他二弟（巩庆德）想见我们，由我们规定时间、地点，派人去白马庄告诉他的妻子，然后领他来见面。此事，我们仍找成立法去办。
元月下旬一天晚上，我们在周郭庄郭志发家等候，还予备酒饭作招待。约于晚上十时，巩庆德便由成立法领来。一见面，这个身体健壮的人，身穿便衣，首先向我们拱手施礼。我们让坐后即互相交谈，起先见他有戒心不大自然，随着话语的交流也就慢慢平静下来。在饮第一杯酒时，巩与成都先用中指沾酒在桌子点三点（三番子的暗号），然后再端杯入口。在谈话中观其态度，见他有间必答比较真诚。他说：干伪军，被人称为汉奸队，其实大多数是临近各村被抓或被雇来的，谁都觉得跟鬼子在一起很可耻，到头来不会有好下场。在日军控制下，替他们送死，与八路为敌，这是人人都不甘心的。象他们这号人今后怎么办？为了这事，以前想找出路无人指引，没办法就只能碰运气。说到他们的士兵，大多数都为生活所迫闷着头干，有些人结拜把子、称兄道弟，为的互相有个依靠，开小差装病的不少，谁都不愿意为鬼子卖力。此时，他用一种喜悦的表情说：前几天他的家兄要他来找我们接头。他过去曾经感到难办，而且有些害怕，这次由他家兄引进，由立法兄领来了，请我们多指教。这时成立法也插话，说巩的为人不错，又是“三香子”师兄弟，这次来接上头就好。
最后，我们对巩以鼓励的口气说大意是：你的处境和心意是可以理解的。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你已经了解，要多去想想。如今你表明到我方来找出路，这很好。“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次既已同我们见了面，以后要保持联系，希望能及时向我方提供情报。对于你的部下要掌握他们不危害百姓，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一切由你自己去考虑。总之，希望你们认清时局和前途，到时候弃暗投明，一起抗日打鬼子，这就是我们的忠告。说到此，他略有激动，立即表态说：“蒙二位多多关照，一定错不了”。这时已过午夜，我们商量好今后的联系办法即送他返回。此后，彼此联系较多，他的表现也一直很好。
在第一个关系建立以后，为了进一步在伪军内部开展工作，我们加紧在仲村和白马关地区进行秘密活动，先后教育并争取了部分伪政权基层人员。如：卧龙坑郭永学、孟家庄李继田、西近台郑全学、水沟村蒋广俊、张本秀，南武沟村的卓风仪及沈家武阳的沈聚德等人，都可以作为中间线索，并通过他们，先后争取了六个伪军对象同我方建立关系。即万山炮楼伪小队长张伯海，玉皇山伪小队长吴佃文，白马关的伪军司务长于九如，水沟夹南炮楼伪班长张本敬、蒋开先，仲村伪四中队长王文祥，伪六中队长赵风岐。此外，还争取了仲村伪区、乡村政权内的个别职员。
这些伪军关系的建立，总的说比较真实可靠，一般都能经常与我们保持联系，唯有仲村伪四中队长王文祥属例外。此人在我们多次争取，并去共内部见面接头以后，不但从未与我们联系，即使在次年我军解放仲村的战斗中，他也没有承诺率队反正起义。另外，我们对伪三中队长韩风银的争取工作，尽管作了努力，但始终也未成功。
（四）内线报信，打击敌人
在深入敌占区活动中，对各内线关系的掌握始终抓得很紧，一般均能经常保持联系，特别是白马关的巩庆德表现更好。上半年，他提供二次情报很准确，从而使我们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在三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白马关的巩庆德派人转告我们说：关上的鬼子准备明日到马家峪、小李家庄一带抢粮。当时，我方判断敌人可能从山上小路过来。据此，部队作了准备。第二天拂晓，敌人却从大路而来，我潜在后山的部队看得清，不等敌人进村，即居高临下向敌猛烈开火。敌随即卧倒还击，因距离较远，打一阵枪后便往回跑。当我部下山追击时，敌人已很快逃走，未达到抢粮目的。此后传说被我们打伤两名鬼子。第二次，四、五月间，敌人为了严密控制公路交通线，在八亩石村外坛修炮楼。他们刚修好一半，我军即动员民工趁夜扒掉了。几天后，我们得到报告说：仲村、白马关的日伪军定于次日再去抢修炮楼。我立即将此情报送到军分区司令部。随后，有一位李智同志负责，按照首长的作战命令和指示，召集部队干部作了布置。第二天拂晓前，我部队即到八亩石之北、西方山后隐蔽起来。约在早饭时刻，发现南面先有敌来，不多时，又见北面过来不少日伪军。这样，敌人分南北两路奔向八亩石，后边跟着不少民夫。当敌人要抢占山头进至我隐伏山下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日军随即用小炮机枪向我射击，并指挥伪军冲锋前进。但是，伪军畏缩怕死，刚前进几十步即个个卧倒，只是乱打枪，并不敢大胆冲击。我军在山上依有利地形，集火向敌射击，并相机迂回包围。敌见势不妙，便开始撤退，民夫早已四散逃远。此时，军分区单洪副司令员亲自指挥部队向敌追击，在八亩石村外同一部日军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伪军纷纷溃逃，日军奔逃四、五里进入康阜庄炮楼后战斗结束。比战我军有三人受伤，但打死打伤日伪军十名，缴获轻机枪一挺及部分弹药。敌人坛修炮楼的企图也即告吹。
九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宗琳同志去成立法家，正好碰上玉皇山伪军小队长吴佃文也在他家。他们见我俩去，吴佃文立即说：“白马关的那个刘金山正在孙家庄办公处喝酒”。我们一听是这个坏蛋，早就发恨要消除他。便问吴还有什么人同在，有没有带枪？吴说不知道。他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和宗琳认为，孙家庄离此仅一河之隔，庄西北炮楼仅有吴佃文的一个伪军班，无可顾虑。我俩立即决定过河去抓这个特务。因不了解孙家庄办公处在哪里，便动员成立法领路。见他有些害怕，我们只要他指给大门即走开。这样，我俩手执子弹上膛的短枪跨进大门时，见孙成言等人正在伺候。他们忙来拦阻，被我们一把推开，紧几步进入北屋，见土坑上歪躺着一个人在抽大烟，便用枪指着问他是谁？这个人慌忙起来说：“我叫刘金山”。既然是他，我俩上去一把抓住，先摸他身上有否带枪，随后前拉后推出大门，顺原路出庄过河，炮楼上伪军也未打枪。我们算是抓成了。穿过武台正遇见一位老乡，遂向他借了一条绳子，将这个坏蛋紧紧地绑住，于当晚送交上级。不久，这个坏蛋被我们政府公审正法。
（五）抓准时机收复失地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抗战形势已明显好转。当时，日伪军的行动也比过去有所收敛。十月初的一天下午，日军一千多人从鲁南经平邑、仲村据点，沿费蒙公路往东北，过白马关而去。十月下旬，驻白马关的日军亦自动撤走。这样，仲村至白马关，这块三十余里的地区，仅有伪军在此把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加紧对各伪军关系的联系和教育，觉得基本情况是好的。此时，军分区领导为了断敌交通，收复失地，对敌情和内线关系的研究十分重视。分区封振武司令员还亲自接见白马关的伪军中队长巩庆德，对他进行了谈话并给予鼓励，认为基本是可靠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突然接上级命令，要求各伪军关系人做好反正起义准备，但起义时间暂不讲明。据此，我们对白马关、万山庄和玉皇山等处内线关系迅速将此令传去，其他几处炮楼的伪军关系均未告知。
三十一日晚上，我部队按计划将白马关、万山庄、玉皇山、孙家庄、南武台以及水沟等六处据点、炮楼同时作了必要的部署，并将往南去仲村的道路牢牢控守。随即派人通令各伪军关系人带队反正。同时，我军从外围组织多入反复向他们呼喊：“我大军来了，要收复失地”， “放下武器，不许对抗！”“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参加抗日就是光荣！”在我军事包围和这种政治攻势情况下，各处内线关系人加紧对其部属掌握控制。经过一番努力，结果全部都按我方命令拉了出来，没有一处向我军开枪抵抗。只有白马关的伪军传出话来请求：为了迷惑仲村敌人，不使家属遭受迫害，要在空地上虚打一通枪炮、手榴弹，以便造个声势拉出来，这个请求得到我方准许。在伪军反正起义以后，我们将各处据点、炮楼及麓柴统统放火烧后，即告结束。夜过天明，正是一九四四年元旦，这块三十多里地区的人民群众，经受了日伪军长达六年之久的统治蹂躏以后，终于获得解放。当军分区封振武司令员接见我们时，高兴地说：“这一胜利要报总部”。
事后，这些起义反正的二百多名伪军，经我们动员教育，并派入部分兵员骨干，组编了一个以巩庆德为大队长的独立大队，归属我军分区直接领导。
（六）乘胜前进攻克仲村
一九四四年，我军在收复白马关等据点以后，根据地得到扩大。广大人民欢天喜地，热烈拥军。对此，仲村之敌惊恐万状，更加孤立。一月，仲村以北康阜庄炮楼伪军撤回，原驻梅家沟的伪军也已 溜走，东面是蒙山，敌无外围设防，北、西两面均被我方控制，唯有南面平邑、临沂敌巢是仲村之敌靠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准备收复仲村。为此，上级一面组织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一面布置敌情调查和实地侦察。当时，我和宗琳同志负责进一步查清，日伪军人数、武器、内部工事、兵力部署及其长官姓名，表现等情况，及时上报，并教育内部关系人准备对我军策应配合。
为了执行上述任务，我们紧张地到处活动，通过内外许多关系人，积极进行详细调查。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三月的一天，我们派出了解敌情的马守印被敌打死。
综合备方调查，仲村敌人据点的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仲村这个上千户人家的大镇，四面筑围墙高约十米以上，四门与周角筑有炮楼，岗哨密布，围墙外只有一条低洼荒沟，无麓柴设施。镇内驻有伪区、乡公所、保安大队、警察所和一个日军中队。
伪保安大队下有六个中队，除二、三中队一部被我策反外，实有人数五百名左右。大队长是伪区长管有恩的亲弟管有文。这两人出身地主，一贯反动。如今又掌握大权，耀武扬威，死心为日寇效劳，坚决与我方对立，谈不上对其争取。
一中队有一百三十多人。队长谢光法是本镇人，逞凶霸道，六亲不认，是有名的“谢阎王”。他曾为筑工事四处抓人，连他爹也被打过耳光。这也表明他的反动本质。他的队部分布在镇西面防守。
三中队仅剩五、六十人。队长韩风银，为人狡猾耍花招，不接受我方争取，依仗鬼子势力，到处欺压百姓。此人只会搜括民财，根本不懂军事指挥。他的人分布在仲村西北面。
四中队有二百人左右。队长王文祥，已和我方拉过关系，但不可靠。他的部队分布在仲村北面，控守北门。
五中队有一百二十多人，队长管正祥，与大队长管有文是叔侄关系。此人比较懦弱，他的中队担任镇内区公所及街道要口守卫，只一小部在西南面防守，其防务较轻，但较分散。
六中队有九十多人。队长兼东乡乡长赵风岐，先后数次和我们见面，接上关系，表现不错，对伪区长有反感。他的人分布在镇东面防守与北面相联。
日军一个中队，连白马关撤回的小队， 共有百十个人。队长岛龙刚调来，对情况不熟。全部驻在镇东南角一处大营院内。该营院四周垛口密集，皆有射击孔，其炮楼较为坚固。
上述敌情中人员、武器及其部署情况，我们专有调查报告呈交上级。
四月份，驻仲村日军全部撤走，伪军更加恐慌。值此，我军分区领导断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攻仲村。五月初的一个夜晚，我部队从三面对仲村进行包围，只在南面放少量部队进行牵制’（实则在仲村以南乐里庄处放部队准备打援或伏击）。我与宗琳随军分区指挥所行动，以便联络伪军关系入准时起义。由于情况发展较快，只对伪六中队长赵风岐作了反正布置。我部队按时发起攻击，东、北两路首先打开缺口，突入镇内。东面我军进攻时，伪六中队长赵风岐即按我方指令及时率部起义，并将我军部队引进镇内。北面伪军对我部队亦未作强烈抗击，西面我军也很快打进据点展开巷战。
战斗约过二小时，我在北门外离指挥所不远处，见有一百多个放下武器的伪军，其中就有伪六中队长赵风岐。他看到我忙说：“我是带着弟兄们拉出来的”。我问有多少人？他说有一百三十七人，武器已全部交给部队。我告诉他在此等着部队安排处理。
战斗仍在继续，我攻入镇内的部队正逐街逐巷向敌攻击。大约天亮前，所有残敌都退入东南角原日军营院内继续顽抗。此时，我分区指挥所也移至残敌附近，部队将敌围困起来，展开政治攻势，并准备强攻。下午三时，天降大雨过后，听封振武司令员对大家说：“敌人要突围，准备打出水”。随即向部队作了布置。果然在黄昏前，残敌对东南围墙破开个大缺口，百余名伪军从营院内窜出奔逃。对此，我军并不正面堵截，待敌出至野外，便跟后追击，至暴里庄村外，同我予伏部队一道实行夹击，将逃敌全歼。事后查明，伪六中队长赵风岐率领本队和其他部分伪军于战斗中起义后，当即又和我军一道在镇内搜集、收容隐藏伪军一百多人和大批武器弹药，加之起义的共有二百七十余人。这些人经教育后，编为我军分区九团二营，赵风岐被任命为该营营长。
（七）围困日军 迫其投降
抗战进入一九四五年，夺取最后胜利已迫在眉睫。不管国民党反动派如何阴谋破坏，我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不失时机地向交通要道和广大接敌区大踏步前进。在鲁中南地区，也先后进驻了更多的野战军，而敌人方面则是步步退缩，大势已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做敌军工作的同志均都迅速派到敌占区前沿地带活动。我和一些同志是去汶（口）新（泰）铁路的东段、岔河、刘杜、大协庄以南地区开展工作。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特大喜悦传来，人们无不兴高采烈。十月中旬，汶新铁路东段各处敌人全部西撤。
伪军万金山部四百余人汇集于宫里，楼德日军海野大队九百余人先后汇集于华辛煤矿据点。此时，日伪间仍保持联络不断。
为了迅速围困敌人，我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也迅速赶至华丰附近的东庄、固城和陈村一带驻扎。部队和民兵齐心协力，拆桥破路，断绝水源，严密地将华丰的日军。围困起来。此时，有四名“日本反战同盟”的人，也随军分区机关来到这里。我们的基本打算是设法促使日军与我谈判，要其投降。正当我们着手进行工作时，担负对日军受降的新四军第一纵队，有部分人员在叶飞，赖传珠等首长的带领下，也来到华丰附近的西陈村。他们召集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等同志前去汇报，决定以封司令员为首席代表，派人去华丰矿下通谍，责令日军长官前来谈判，具体办法是：先以我军名义写出公函，由反战同盟的人译成日文，派我去面交。由于我对路途不识，便找了个曾在矿区干过事的人带路前往。
遵照上级的指示，我持公函跟随带路人于白天前去华丰。进去后，向他们的人说明身份和来意，表示要向他们的长官面交公函。不多时，便有四个着装整齐的军官走来，要我一起进入内室，在一张圆桌周围坐下。他们个个坐姿端正，表情严肃，其中有个中尉翻译作了介绍。我只记得那个年过半百的大佐就是大队长海野，另一个身材高大的大尉是副官秋原其他两个尉官的名字未记得。当我把公函交给他们后，那个中尉翻译问了我的姓名，看了公函，用日语对海野说了一番。海野点头表示明白。这时，有人端来几盘蜜饯和五小杯浑浑的水放在桌上。谈话中他们首先提出要我们供水。我见他们不提谈判之事，便对他们说：你们有何事要讲就先讲吧。秋原通过翻译对我说：奉上级命令，要他们速去济南，但道路已被封锁，请我们让路放行。待我再问下去时，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了。在这气氛沉寂的时候，我以严正的口气说：“我们的公函已交给你们，这是责令你们到我军司令部去谈判归降。你们必须作出回答”！经翻译后，海野这才说了几句话。翻译告诉我：“谈判今天不能去，请另定时间”。我答应回去报告即起身返回。时隔一天，我第二次被派到华丰，通知日军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给他们带了点礼品。进去后，秋原对我带来的礼品表示谢意。随后领我进入内室，在地毯上盘腿而坐。我先对他讲明谈判时间和地点。他说：“ 我的明白”。并打着手势讲：“济南的上边不准就地缴械投降”。我问他为什么？他摆手不说。后来，他表示要送给我一些棉被，被我回绝。随即转身要他又找来那个中尉翻译，重新讲明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即返回机关。
次日上午，日军代表一行三人按时抵达谈判地点。他们到南固城庄外下马，由我方人员引领步入一处酒店举行谈判。我方谈判代表有：封振武司令员、王文轩副政委、韩光股长，我也参加，另外还有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的人当翻译。双方一见面，他们先施礼，我们回礼后，问他们作为谈判代表何须佩带军刀？他们解释是礼制规定，别无他意。
谈判开始，他们首先说：“作为军人，同贵国打仗，如今政府宣布投降，都要服从命令，应当认罪”，接着，又提出供水、缺粮、及道路放行等问题。我方严正指出他们的侵略罪行，责令他们迅速交出武器弹药，就地向我投降。然后，由我们办理遣送。至于解决生活等问题，表示可以考虑。但是，必须以全部缴械为前提。由于谈判内容多，时间长，不作细述。到了中年，我方招待一餐后即让回。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上级要我第三次去华丰，按予定时间要他们当夜赶来会谈。进去后，由那个中尉翻译陪同在院内漫步等待。他问我外面情况怎样？我说到处都有我大军和民兵控制，道路是不通的。约过半小时后，海野一行四人，连我一起乘坐他们的小卧车赶到我方住处。谈至天亮，招待早餐后即止。
两次会谈的中心问题是： 他们坚持按济南的指令，将全部人员、武器及装备带往济南听候处理。当时，济南已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他们说只有这样才好交待。否则，交待不了难以回国。我方则坚持要他们就地投降，一切人员、武器、装备和仓库物资全部缴出，并要保证煤矿设备完好。然后，给他们给养等生活物品，遣送他们集体去济南。围绕这个问题，双方各不相让，以致他们到了哀求地步，我们也不放弃原则。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对伪军万金山部的四百多人如何处理。此时，万部仍很顽固，不但不降，还要同日军一起去济南，日军也坚持带他们去。此时，我们已看透日军目的是带万部去济，好向国民党讲话，而对我党我军却不放在眼里。对此，我们坚持要将万部留下由我方处理。因为这纯属我们中国人的事。对于这个问题很难谈妥，但最后终于达成暂时协议（我方有意让万部出
据。点后再解决）。总的说来，这个谈判的进展都是在我一纵队首长具体指导下取得的。根据领导的意图，我们的代表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使日军就地投降，又要灵活对待，让日军去济南，避免造成不应有的麻烦。
经过先后四次会谈，才总算得出结果。在双方签署协议时，叶、赖二位首长还亲自到场接见。据回忆，谈判协议大致有以下内容：
(1)我们准许日军与万部伪军都去济南，但不能乘车，只能步行，日军在前，伪军在后，不得混在一起。
(2)接受日军的恳求，准许其带走武器、装备的一半，另一半及大部分仓库物资，如数交给我方，不得改变。
(3)日军去济途中携带的给养和物资准许用汽车运走，原海野乘坐的卧车也予带走。
(4)日军接受我方提出的其他一切条件，包括不准带走的枪、炮、弹药、车辆、马匹和其它物资均造册移交，并保证矿山设备完好。
对于他们撤走的日期、道路放行、供水，供粮及物资交接办法也都谈妥。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方接收人员按协定进入华丰矿区，分别同日军移交人员接触，办理点验手续，并列表上报军分区和一纵队领导。约于早饭时刻，日军分三路纵队从华丰据点开出，沿公路往济南方向前去。伪军万部亦在同一天“放走”。
几天后，领导上派我和其他同志去泰安城给新四军某部送信，并负责弄清放走的日伪军的下落情况。经询问了解，日伪军去济，沿途都有我大军监视。当他们进入泰安城南我军设置的有利地域后，我军喝令万部伪军缴械投降，不许日军干预。然而，竟有伪军向我开枪，我军借机发起攻击，伪军混乱一团，多都无心再战，不多时，将他们全部缴械俘获，但是，伪军头子万金山不在其中，实则被日军掩藏带往济南。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对付败敌受降，没有我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难以设想的。（赵国裕/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