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举国欢庆。但是，国内外敌人不甘心失败，疯狂地进行反扑，海上封锁，空中轰炸，潜伏的特务、土匪造谣破坏十分猖獗，人民深受其害。那时摆在我们淞沪警备部队面前的斗争任务是十分光荣而艰巨的。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在新解放区迅速展开剿匪斗争，建立人民政权的战略部署，遵照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和陈毅的指示，在宋时轮司令员、郭化若政委的主持下，我军在入城前夕，就确定了警备部队的任务和方针，即：一手抓公开的对匪特斗争，一手抓与隐藏匪徒的斗争，并使两者紧密结合。在入城后，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淞沪警备司令部党委关于“加强警备，肃清匪特”的号召，夜以继日，艰苦奋斗，在上海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各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上海市公安机关密切协同配合，迅速取得了淞沪地区剿匪反特的重大胜利，有效地捍卫了上海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和广大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时，我俩分别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副参谋长，对那场斗争的前后经过比较了解。加强警备，强化治安，严厉打击反动残余势力
上海是我党的诞生地，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解放初上海的治安情况是严峻而复杂的。大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乡团以及各类社会渣滓、流氓帮会散居城乡，聚众结伙，继续为非作歹；相当数量的潜伏特务，包括武装匪特，改头换面，行动诡秘，以极其险恶的手段，抢劫骚扰，寻机破坏；长期盘踞在沿海岛屿的海匪残匪，负隅顽抗，封锁长江口和沿海航线，断我海上交通；国民党不断派飞机对市区狂轰滥炸，妄图破坏城市重要设施，造成停电、停水、停产，制造混乱。这样，就构成了对上海陆地、海上、空中进行封锁破坏的严重局面。这是淞沪警备部队在剿匪反特方面不同于其他新解放区的特点。
上海解放初期，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担任淞沪警备任务，共设5个警备区，分别由第20军、26军、27军、30军、33军以及特种兵纵队担任警备，设置了5000多处警戒和岗哨。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1949年8月，第9兵团解除了警备上海的任务，警备部队奉命进行调整和改编。以第33军机关为基础，和第9兵团机关部分干部一起组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33军全部及第34军之100师。对原来5个警备区作了新的调整，由5个师和1个警卫团的兵力担任，在全市设立固定岗哨1248个，游动哨组200个。其主要任务是：坚决与匪特的阴谋破坏和封锁、轰炸作斗争，加强社会治安，保护生产建设，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海解放后，特务分子和散兵游勇冒充我党我军接管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的活动十分猖獗。如5月25日苏州河以南刚解放，一伙特务、散兵游勇打着“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部队”的旗号，接管邑庙、蓬莱警察分局，妄图劫走枪支弹药和物资。我附近驻军得知后，迅即出动将其全部抓获。在匪机轰炸时，警备部队全力以赴，扑灭火灾，抢救伤员和物资，维持社会秩序。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军17架飞机分4批入侵上海市区上空，投弹70余枚，致使830余人受伤、540余人死亡，杨树浦发电厂部分被毁，部分市区数日停电断水，损失重大。于是全市开展了反轰炸斗争。1950年3月1日，上海正式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由郭化若兼任司令员，大力加强防空部队的建设。在苏联空军的支援下，建立比较严密的防空体系，多次击落来犯匪机，粉碎了匪机袭击上海的阴谋。
我们一方面对警备部队深入进行加强警备、保卫上海的教育，广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后来又建立了警备负责制；另一方面在上海市建立军警民联合办事处，各级人民政府建立联合治安委员会，各基层单位成立治安小组。经过军、警、民一年多的共同奋战，在警备治安方面取得了胜利。1949年5月27日至11月30日共收容散兵游勇1.5万余人，其中国民党军官将级11人、校级397人、尉级3360人，其他为士兵、匪徒、眷属和闲散人员，并缴获了一批物资。对收容人员和罪犯，根据党的政策，及时进行了处理。这对维持上海社会秩序，彻底肃清匪特残余，收到了很大成效。警备部队为保卫上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涌现出了刘振德、吴虎等一大批功臣模范人物。
建立军法处，侦破隐蔽的土匪特务
解放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建立了众多的特务机关，实行特务恐怖政策。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主要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等特务系统，有相当一批当地匪徒充当其爪牙。帝国主义在上海也设立了间谍机构，与国民党特务互相勾结，搜集各种情报。在上海解放前夕，他们布置潜伏匪特进行破坏活动。解放后，匪特的基本情况是：(1)潜伏匪特妄图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求一逞；有的秘密设置电台，搜集情报，继续为其主子效劳。(2)武装匪特，有的冒充我人民解放军招摇撞骗，掠夺钱财；有的结伙进行抢劫、暗杀。这伙人多是亡命之徒，破坏性最大。(3)派遣匪特。国民党从台湾、香港以及沿海敌占岛屿陆续派遣特务潜回上海，联络旧有人员，网罗新的成员，造谣惑众，破坏生产，扰乱市场。(4)在外国留沪侨民或宗教帮会中还隐藏少数帝国主义间谍分子。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上述情况表明，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对匪斗争是十分尖锐的。而我军人城之初，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尚未建立和健全的情况下，如果警备部队不迅速建立一支对匪进行秘密斗争的进攻力量，是难以完成警备任务的。于是，由第9兵团党委研究呈报，经上级批准，从部队各级保卫、侦察部门抽调一批得力干部，上海市支援了20余名地下党员，建立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各军、各师均相应建立了侦察科和侦缉队。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党委直接领导下，军法处全面负责对匪特的侦察破案、逮捕审讯、结案处理等工作。军法处与上海市公安局密切协同，在一年时间里，侦破各类案件1456件、逮捕6480人，平均每月破案112件、逮捕198人，经过审查，最后处理案犯3671人，其中判处徒刑的241人，死刑的44人；缴获步枪627支、短枪545支、机枪37挺、其他枪械46支、各种子弹20余万发、电台14部、汽车14辆，以及大批物资，给了匪特毁灭性打击。
在上述案件中，我们破获的匪特组织有：“浙东独立旅，通海海纵队”（即“长江纵队”）、“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东南反共救国军，青年救国国军第5纵队”、“反共救国军江苏游击总司令部”等50余个。如：1949年9月22日晚9时，由上海开往崇明岛的航班“鸿生轮”上，有20名武装匪特身藏短枪，伪装成商人混在乘客中。深夜12时左右，船航行到吴淞口外狮子林附近，预先分布在我7名解放军周围的匪特，突然向解放军开枪。我一战士当即开枪还击，奈因乘客拥挤，为避免误伤群众，不便继续枪击，遂与匪特徒手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我4名战士被匪徒打死，尸体被抛人江中，3名军人被匪徒捆绑起来。接着匪徒洗劫了全船乘客。9月25日夜，这伙匪特在苏北登陆后，极其残忍地将被他们绑架的3名军人勒死埋掉，又去绑架勒死了小学教员吴文亮、复员军人顾其春、农民积极分子张根荣和顾仁修，然后分散逃匿。陈毅得知后极为震怒，当即批示淞沪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在郭化若司令员、韩念龙副政委亲自主持下，制订了周密的侦破方案，由军法处会同南通专署办案人员，仅经20余天，就将“通海纵队”20名武装匪特缉拿归案。
又如：上海解放不久，我经一位民主人士之手得到了一份“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委任状。该“委任状”写道：“委任陈献杰为第4支队支队长。纵队司令江涛。”经军法处数月侦察，一直未能发现江涛踪迹。1950年2月，潜伏匪特乘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之机，活动十分猖獗。为坚决打击其反动气焰，决定破获这一大案。首先请某先生出面，约其原相识的陈献杰、张纯善等人吃饭，借机将陈、张两人抓获。经审讯，得知陈献杰在第二天要与江涛的总联络员余松年会面。为了不失时机，由军法处治安科副科长海萍化装为蒋特派来上海的“行动总队队长”，科员张桂馨作其随员，利用陈献杰引见余松年。海萍带领陈献杰等人到达约见地点后，许久未见余松年到来。此时匪特陈献杰突然抄起一把斧头，向海萍的头部砍去。海萍机警地躲开，陈匪未能得逞。陈匪立即夺路逃跑，海萍等紧随追捕。陈匪自知不能逃脱时，以头部撞墙企图自杀，但被我抓获。海萍立即率部迅速赶到已掌握的余松年住处。余松年察觉事已败露，在即将潜逃时被我捕获。余松年很快供出了江涛的住址。我立即行动，将潜藏很深的匪首江涛逮捕归案。经查明，江涛原名吴亦起，1940年1月即为“军统”上海直属站行动组长，1946年（缺字）处长，解放前接受应变潜伏任务。上海解放后，他按照（缺字）存暗中却与余松年密谋组织武装匪特，自称少将处长，（缺字）案件中，还破获了该匪在洪泽湖的一个支队，发现了在南京、芜湖的两个支队，抓获了从常州到上海江涛处领取炸药、企图破坏戚墅堰电厂的“直属爆破组”组长等两人。这一潜伏已久的“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终被我彻底破获。
侦破匪特案件，我们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成绩，首先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于首恶和罪行累累的分子，坚决镇压，毫不手软；对于参加匪特为时不长、作恶不大者，判以适当徒刑；对于悔过自首或立功自赎者，予以宽大。这样做，充分发挥了政策的威力。第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实行军、警协同，共同搞好反特斗争。1950年上半年，我们在上海复兴公园举办了一年来三野驻沪部队战绩展览会，展示了剿匪反特的战绩，观众达数十万人，反映强烈，效果甚好。第三，在与隐蔽匪特斗争中，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斗争水平。进城之初，我们在匪情不够明、社情不够熟的情况下，全体反特人员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谦虚谨慎，认真办案，较快地取得了反特斗争的主动权。
随着上海市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健全，1950年6月，部队奉命正式将反特工作移交上海市公安局，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改编为情报处，主要任务是侦察匪情。
进剿匪特残余，解放嵊泗列岛1949年4月，我军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率其残部，收罗了江浙沿海的土匪张阿六、黄八妹、袁国祥等部，及盘踞在嵊泗列岛的一批海匪，编为“东南反共救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上海解放后，他们仍以嵊泗列岛为基地，作为蒋匪派遣特务的跳板，配合国民党军舰布雷，封锁海上航道，抢劫商船，欺压渔民。1950年5月19日舟山群岛解放，匪首张阿六、黄八妹等逃往台湾，“东南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黄八妹残部100余人，由其夫谢友生代理司令，分窜大、小洋山一带，独立中队汤小弟部盘踞滩浒岛；“第3纵队”张阿六残部百余人盘踞嵊山；匪“自卫队”200余人盘踞黄龙、马迹等岛屿；泗礁、花鸟、枸杞等岛亦都有匪特残部。
为坚决肃清匪特残匪，开辟长江口外航线，保证海上运输，发展渔业生产，巩固东海国防前哨，1950年5至7月间，华东军区命令淞沪警备部队在华东海军协同下，担负解放嵊泗列岛任务。
5月17日，第98师参谋长鲁突率第293团的1个加强营，在华东海军1个大队的配合下，进剿滩浒岛残匪汤小弟部。当日下午攻占该岛，歼匪50余人，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61支，我无一伤亡。
7月6日，由第98师参谋长鲁突、政治部副主任寿文魁、江苏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朱亚民等组成指挥部，以第98师293团、294团1个加强营和师战防炮、步炮各一个连，在华东海军5艘舰艇以及上海30艘渔轮协同下，进剿嵊泗列岛匪特。7月7日10时，第294团3营攻占了大、小洋山岛。同日14时，第293团3营攻占泗礁岛，全歼匪“自卫队”100余人。同日15时，第293团l、2营向嵊泗、枸杞岛发起攻击，激战至8日24时攻占两岛后，嵊泗列岛全部解放。此战歼灭匪“东南反共救国军”第1、第3纵队大部，共俘匪395人，缴获小型登陆艇8艘、战斗舰1艘、各种火炮15门、机枪20挺、长短枪1074支。我牺牲5人，伤43人。至此，继舟山解放之后，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匪特对长江口一线的封锁破坏，巩固了我东海国防前哨。
参加“四·二七”大搜捕，打击残余反革命势力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匪机已不敢轻易来犯，长江口外诸岛屿相继解放，市区潜伏特务组织大部被破获，上海市社会治安状况基本好转。但是，隐藏较深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尚未清除，他们仍在造谣惑众，破坏生产。根据党中央发布的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在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1951年上半年，警备部队参加了搜捕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战斗行动。
这场斗争的特点一是面广，在全市30个行政区内同时展开，涉及各企事业单位、工厂、商店、街道里弄；二是量大，经过调查核实，预捕的对象近万人；三是复杂，绝大多数预捕对象混杂在群众中，行动诡秘，我们绝不能有丝毫不慎或疏漏。
为此，由中共上海市委、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组成总指挥部，区委、区公安局、驻军成立区指挥部。当时采取的方针和办法是：第一，进行周密详尽的调查，对于预捕对象的姓名、年龄、性别、特征、住址和行动规律，都要准确无误地摸清。第二，组织联合办公，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第三，全市分片包干，在统一时间内，务求一网打尽。各行动小组以地方干部、公安人员、部队干部战士及治安积极分子组成，每组负责搜捕一两名对象。第四，严明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行动前，我们统一颁发了纪律守则和宣传要点。在作好充分准备后，于1951年4月27日午夜零时开始，部队和地方共出动3.6万余人，经4小时紧张行动，全市共搜捕各类反革命分子8000多名，缴获一批匪特物资。
这次行动中，广大军、警人员和治安积极分子都很机智勇敢。在逮捕逃亡来沪的“还乡团”团长赵义元时，该犯伙同其父亲、妹妹拒捕，并殴打我排长，结果被我制服。在我行动小组到达恶霸孔繁明住处时，孔犯越墙逃上屋顶，后又从屋顶跳下扑向我警戒哨兵，企图抢夺枪支，当即被我哨兵击毙。罪犯徐章桃解放前系伪警中队长，解放后参加武装匪特，经我公安机关逮捕教育后释放。但他恶性不改，在搜捕时进行顽抗，夺枪未逞，逃到野外后，终被我捕获归案。在搜捕罪犯姚庄时，该犯同楼居民主动以手电筒照明引路。
这一行动结束后，各区于4月28日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一批搜捕名单。广大市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无不拍手称快，普遍反映：“这次行动又准、又快，抓人也不戒严，不惊动老百姓。”有的说：“这一下我们里弄里清爽了，坏人再不敢欺侮好人了。”有的工厂工人们高声歌唱，彻夜不眠。申新纺织一厂工人说：“上海解放后，我们还没有完全翻身，因为还有特务、匪徒横行。现在把他们抓起来，我们敢讲话了，生产也有劲了。
至此，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匪特已基本被我消灭，社会治安大为好转，我们淞沪警备部队胜利完成了上海经济恢复时期的警备任务。
（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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