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武汉外围“插杨柳”
一、别了，红色的竹沟
乌云之中见青天，
竹沟就是“小延安”；
一声号令震破天，
千军万马上前线。
——竹沟民谣
1939年1月17日。清晨。
我一夜都没睡好。
于是，早早起床，独自来到镇外的一棵大树下，回首久久凝视着熟悉而亲切的竹沟镇。短短几个月的生活，已经使我深深爱上了它。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来找我，说组织决定让我随同由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员的豫鄂游击挺进支队南下，开辟武汉外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陈少敏同志叮咛我：那一带你熟悉些，要协助李先念同志搞好工作。早在我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就曾听说过李先念这个名字。他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政委，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拥戴。现在能和他一起战斗，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一想到要离开竹沟，又油然产生了恋恋不舍之情。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天晓得何年何月才会再来。我不由地再一次打量这个看似普通、实非一般的小镇。大雪使它银装素裹，格外壮观。远处桐柏山连绵的山峰，近处大沙河潺潺的流水，还有身旁的树枝也摇晃着被雪压弯的腰，仿佛都在深情地向我低声叮咛、道别。
是啊，一想到要走，要离开竹沟，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是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由组织上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又由彭雪枫同志带领，几经周折来到竹沟的。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驻竹沟留守处参谋长王海山同志奉调去信阳工作，我就接了他的手，当了留守处参谋长。几个月的工作和生活，竹沟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从不把我们新四军当外人，热情、周到、细致的关怀，使我难以忘记。
有的老乡宁可自己住挤些，也要腾出房屋给我们住；他们帮我们洗衣服、做鞋子、送开水；还和我们一道刷标语、开大会，宣传抗日；有时大家在一起打球，开联欢会，同台演出节目，欢声笑语，此起彼落，关系极为融洽，使我们这些不是河南籍的同志也仿佛置身于家乡一样。记得一次我打摆子发高烧卧床休息，房东大嫂问寒问暖，又是捉鱼，又是杀鸡，使我深受感动。以前的竹沟，由于军阀混战，土匪骚扰，田园荒芜，一片凄凉。自从我们新四军进驻，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区乡都组织了抗日自卫武装，剿匪防奸，安定了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业余识字班一片读书声。革命军队爱人民，人民拥护子弟兵。我们和竹沟人民同劳动，同生活，同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些抗日歌谣讴歌了当时竹沟乃至整个豫鄂边区军民鱼水情。曾经流传在豫鄂边区的劳军小故事《张大奶杀鸡》，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歌谣，现录于下：
张大奶，五十七，
家里养只老母鸡，
每天生蛋换盐吃，
每年抱蛋生小鸡，
大奶把它当宝贝。
有次儿子发气喘，
要吃母鸡把病医，
大奶高低也不依，
母子二人生了气，
得罪儿子和儿媳。
有次伤员住村里，
大奶悄悄问军医：
“同志哥，问问你，
受伤同志，
可能吃母鸡？”
军医连开口说：
“大奶，这是好东西，
伤员吃了补身体，
可是现在难买哩！”
大奶把话记心里，
鸡汤炖在罐子里
手提竹篮找军医。
“同志哥，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托你拿给伤员吃，
吃了早日好身体，
重上前线去杀敌！”
竹沟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清晨，当清澈如镜的大沙河上刚刚升起晨光，嘹亮的军号便将人们催醒。特务大队、教导大队、新兵队的学员和机关干部，都聚集在东城门外大沙河岸的沙坪上，跑步、出操，进行军事训练；傍晚，当晚霞吻着大沙河边的小树林时，一队一队的抗日健儿，又在这里打球、唱歌、游戏，《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街头，传向田野。
竹沟，这个人口不到一千的小山镇，一切都是那么平凡、普通，在许多地图上甚至没有它的容身之地。在辽阔的中州大地上，它默默地躺了千百年，决不会想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革命者的步伐，居然会有千军万马的脚印深深地踏遍它的道路、河谷、平川和山岭，从而使之载进中国革命的斗争史册。1926年，杨靖宇将军发动的武装革命斗争席卷确山时，这里就建立过党的支部。1935年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竹沟一带的豫南桐柏山区，是我党在南方八省中坚持游击战争的十四个地区之一。抗战初期，更是一度闻名全国。小街两旁，到处悬挂着各机关、抗日团体的门牌标志，墙上贴着各色抗日标语、动员令和海报。在它的怀抱中，培育了大量的抗日骨干。林凯、周骏鸣和彭雪枫等同志先后率领子弟兵告别它，奔赴抗日前线。它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的所在地，是我党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是支援和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基地。小小的竹沟，是红色的竹沟，是战斗的竹沟。
现在，我们又要离开竹沟温暖的怀抱了，怎么能叫我们不爱它、恋它？！
1931年9月18日，早己蓄谋吞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向我东北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了“绝对不抵抗”的政策，致使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沦于敌手，三百多万同胞从此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蒋介石的卖国政策，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的勃勃野心，他们得寸进尺，在东北、华北等地的屯兵更是不断增加，加速了吞并我国的侵略步伐。终于，日本帝国主义按捺不住其疯狂的侵略掠夺本性，于1937年7月7日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芦沟桥事变后，日军采用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执行了蒋介石的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的政策，在日军面前是节节败退。平津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徐州失守！败下阵来的国民党军队四处溃逃。1938年6月13日，日本内阁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武汉和广州，以便彻底打垮国民党政府。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发出了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一路日军在合肥附近集结，沿商城、光山进攻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另一路日军在九江附近集结，沿长江两岸西上进攻武汉。国民党军队从五月徐州失守后就逐步展开了“保卫大武汉”的作战准备。日寇发起进攻后，国民党军队在北面的六安、商城一线和南面的黄陂、瑞昌、大冶一线作了较顽强的抵抗，重创日军。据日军自己公布的情况，在武汉会战中伤亡二万一千余人，其中将校级军官近七百人（见马仲廉编著《抗日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正当日军准备停止进攻，稍作喘息时，国民党却错误地判断了战争形势，下令全线撤退。打了二个多月的“武汉保卫战”，又以全线大溃退而告终。
被炮火和弹雨打得破破烂烂的青天白日旗，在秋风中悲泣，失了血的白太阳更加苍白，国民党军队蜂拥撤退了。
日军还未及缚扎滴血的伤口，又趁机高举血色的膏药旗，踏着硝烟末尽的断壁残垣追击了。
10月27日，武汉三镇终于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武汉及其外围大片地区插上膏药旗后，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四十万国民党正规军都溃散在武汉外围的群山深处，上十万地主反共游击武装，也盘踞并控制着沦陷区的广大乡村。他们不但各霸一方，不思抗日，反而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在这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王明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反而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放弃了广大农村阵地，因而不仅没有把武汉外围敌后的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使原来在各地发展起来的我党零散武装也失去了领导，形成自流状态。因此，要在武汉乃至中原地区迅速发展由我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首先将那些失去领导的抗日火种汇集起来，使这些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党中央和毛主席洞察中原地区局势，及时对开展鄂豫边区和武汉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安排，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38年底，李先念同志受中央的委派，率领三十多位团级干部和一个排的红军战士从延安出发，风尘仆仆，来到河南确山的竹沟镇。
李先念同志到达后，参与了河南省委的领导工作，详细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根据当时的局势，经省委研究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游击挺进支队，自竹沟南下，执行党中央赋予的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前天，李先念同志和陈少敏同志召集我和另几位同志开了一个小会。会上，李先念同志介绍了中央派他来的目的。他说：毛主席党中央派我来，是为了恢复洪湖、大别山这两个当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开辟中原地区的敌后游击区。刘少奇同志也再三嘱咐，此次前去的任务，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精神，重点放在发动人民群众，壮大自己力量上，看准机会，打击日本鬼子。还要尽可能同国民党军队搞好统战关系，争取我们的合法存在。
接着，大家又共同研究了挺进敌后的具体步骤、行动路线和有关事项。同志们信心百倍地表示，一定要完成好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把豫鄂边区的抗日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昨天下午，河南省委又组织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当我们豫鄂游击挺进支队的干部战士身穿灰色军服、佩带新四军符号，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时，受到与会的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会上，陈少敏同志首先发言，她说：“我们在这里曾送走了周骏鸣、林凯同志率领的子弟兵奔赴前线。两个半月前，彭雪枫同志又带部队在这里誓师东征，去豫东打击日寇强盗。今天，我们又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三次欢送同志们深入敌后。希望南下的同志们战胜一切困难，在武汉外围狠狠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你们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你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加紧学习，努力生产，尽最大努力支援你们。同志们记住，竹沟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先念同志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激动地说：“我们南下的豫鄂游击挺进支队的干部战士，有的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有的就是中原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党的六中六届全会的决议，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怕流血牺牲，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尽快打开武汉外围的抗日斗争局面。”说话间，天空飞舞起片片雪花。先念同志触景生情，手指天空笑着说：“民间传说‘瑞雪兆丰年’，今天这场雪就预示着我们的南下将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让我们以胜利的捷报来报答河南省委和竹沟的乡亲们。豫鄂游击挺进支队的同志们，能做到吗？”
“能！”同志们整齐而响亮的回答声，回荡在会场上空。
“嘀嘀哒嘀哒……”嘹亮的军号声将我从沉思中唤醒。“这是部队起床号，该回去了。”我收回思绪，返身向镇内走去。
当太阳升到丈把高时，我们整装待发了。许多老乡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和我们战士握手话别。突然，我住处隔壁的张大爷挤出人群，拉住我的手竟哭出声来。他一边流泪一边将几只煮熟的鸡蛋硬往我口袋里揣。张大爷快七十岁了，前几年独子不幸染病去世，老伴不久前也故去，只剩下他一人孤苦伶仃，生活无依无靠。是我们的战士将他视为父亲一般，从生活等各方面予以照顾，房屋漏了给他修，身体有病及时治，每天挑水劈柴，打扫卫生，有好吃的东西总先给他老人家送一份。张大爷逢人便夸新四军战士好。此时此刻，我手捧着老人的双手，眼睛湿润了。几只鸡蛋代表了老人的一片心意！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大爷，等我们打胜仗后再来看望您老人家吧。”
老人抹着眼泪点点头：“我等着你们呐。”
我们的队伍在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下离开了驻地，离开了竹沟。我三步一回头，留恋地望着久久伫立在凛冽寒风中的乡亲们，望着那渐渐远去的熟悉的房屋，望着那曾经给我带来无数欣喜和慰藉的竹沟镇，心里默默念道：“别了，亲爱的乡亲们！别了，红色的竹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