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 大 别 山 上 曙 光 升
春节刚过，我们便启程向大别山挺进。
大别山是先念同志战斗过的地方。这次回到大别山，住在平汉铁路东侧附近的周家祠堂。先念同志一碰见群众，就拉着问长问短。不久，我们又与信（阳）罗（山）的地方党组织和铁路破坏大队的负责同志见了面。先念同志详细地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还帮助他们具体制定了今后的行动计划。他挨个找那里的党员谈话，给全体官兵上政治课……先念发现破坏大队长徐宽派人监视他的活动，便很快返回狮子口。由于这支队伍的干部政治水平不高，战士们思想很不稳定，我们虽然竭尽全力，花费很大精力，帮助他们整顿队伍，但一开始党就没有掌握住部队的绝对领导权，曾当过叛徒的铁路破坏大队的大队长徐宽后来还是投奔了国民党，队伍也被吞并了。
早在豫南活动的时候，李先念就非常关心鄂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当时，他敏锐地觉察到鄂东几支党的武装尚未完全深入敌后活动，隐伏着极大的危险。为此，先念同志又要我带部队继续南下，深入到大别山脉西南的主锋——大悟山地区的敌占区里，进行一次先遣性的游击活动，一方面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宣传我党我军坚持抗战的方针，另一方面是想与我党在鄂东的几支武装建立联系，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他们大胆地向敌后发展。
大悟山是我的故乡，曾经是鄂豫苏区的中心根据地之一。这里地形复杂险要，群峰竞秀，峰回路转，层峦叠嶂；南边直通武汉，西扼南北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雄视江汉平原，与桐柏山、武当山连接，东指吴越，北控中原，是武汉外围的一个战略要点。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带着部队从敌据点之间穿过，来到了曾被诗人描写为“积铁千寻界紫霄”的大悟山主峰东麓夏店附近的周家湾，我的家就在这里。我们循着荒山野径靠近了村庄，忽听村内传出一阵阵凄惨的哭声。我让部队在村外待命，自己带着警卫员悄悄走进村庄。眼前已不见昔日景象，只见残垣断壁，余烟缭绕。我匆忙赶到家门口，十年前被白匪放火烧得焦黑的大门，又一明一暗地闪动着尚未熄灭的火星。我进了屋迎面碰上大哥，他听出了我的声音，一把拉住我的手说：
“老五，你还活着啊……”
“大哥，我回来看望亲人！”
“你一个人？”
“不！还有部队。”
“哦，什么部队？”
“往日的红军，现在叫新四军。”
“好啊，亲人们望着红军回来，真是望穿了眼哪！”
他连忙点燃了一支松明，借着火光，上上下下地端详着我。我瞧见大哥那堆满皱纹的脸上，正流淌着两行眼泪。他告诉我，红军走后，二哥就被白匪杀害了，湾子里还有一些亲人被害。这一次遭难，是由于驻夏店、河口、刘集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住在湾东头的一家十口全遭惨杀，还有几家也失去了亲人。全村的人都在黑暗中哀叹“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正说着，村里的乡亲们闻迅围拢过来，热泪滚滚地向我诉说衷肠。我说：“乡亲们，不要怕，仇一定要报，往日的红军就是今天的新四军，如今又打回来了。”
“我们的部队在哪儿？”
听说部队在村外，乡亲们立即跑出去，把战士们接进村里，烧起一锅锅热茶，招待子弟兵。耳闻目睹此情此景，战士们举枪发誓：“一定要狠揍日本鬼子。”
不久，我们挥泪告别了乡亲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长途奔袭了平汉铁路沿线的广水镇。这里是日寇的一个据点，战士们一接近据点，就迅速地把身体贴近了敌人碉堡，鬼子一点也没察觉。战士们将手榴弹从枪眼里塞进碉堡，在火光冲天的爆炸声中，碉堡开了花，里面的鬼子兵全部毙命。虽说是个小战斗，也算是对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寇的一个惩罚。
我们完成了深入大别山老苏区了解情况的任务胜利归来时，已经是阳春三月了。
一天，我们执行任务行至九里关附近，群众告诉我们，镇上到了队伍。我们派出的联络人员刚要动身，突然传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嘹亮歌声，一联系，原来是活跃在鄂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
这支队伍是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骨干全是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战士。大队长罗厚福同志，是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留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军事干部；政委是熊作芳同志。这天会合时，我们看见那些红军战士，还是穿着黑色的红军服，背着红军常戴的乌黑斗笠。听说他们还把缀着红星的红军帽，珍藏在自己的背包里。
“这是我们的红军老大哥！”我向游击挺进支队的同志们介绍说。
“向红军老大哥学习！”战士们欢呼着跑了上去，和六大队的同志握手、拥抱。
六大队和我们会合后，一同来到信南灵山大寺口。先念同志向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和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的负责人罗厚福、熊作芳、李荫美等同志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贺建华同志还向先念同志汇报了以张体学为大队长的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情况。那支武装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拥有数百人枪，活动于黄冈、麻城一带，我们听了十分高兴。
我们两支兄弟部队就要分开行动了。先念同志拉着贺建华的手，亲切而又严肃地说：“鄂东我们党领导的这些抗日武装是从大别山升起的曙光。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深入敌后，只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你们一定要见缝插针，遍插杨柳。千万不要缩手缩脚，把自己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被吃掉！这个意见一定要向鄂东特委的同志传达到，向独立第五大队的同志传达到！”
贺建华同志动身离去时，先念同志又把他叫了回来，再一次严肃地叮嘱：“我的意见一定要传达到啊！”
分手后，六大队遵照先念同志的指示，向黄陂、孝感、黄安以南地区挺进。我们则从灵山冲的大寺口出发，锋芒直指日寇陈以重兵的武汉附近。
出发时，先念同志提议把部队调整一下，让豫南竹沟特务大队第一中队归回建制，只把从竹沟南下的原班人马留在身边。当时，我考虑力量太薄弱了，想把那个中队留下。先念同志说：“不用留下，信阳那边更需要他们，那里是豫鄂两省交界处的桥头堡，”他停了停又说：“咱们南下是回老家嘛，有家乡的群众作后盾，还怕什么？”
我们迅速插到了大悟山主峰北面的周家畈。先念同志马上同干部一起，走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我们很快了解到：刚受日本侵略军委派的伪夏店区长李道怀，带着一支伪军，住在附近的李家嘴。先念命令我摸摸情况，相机行动。
晚饭后，我换了身便衣，带了一个手枪队出发了。天黑到达了离李家嘴很近的吴家嘴。为了利用社会关系进行侦察活动，找到了我舅舅。我一说明来意，他就自告奋勇地跑去侦察情况了。临走时，我叮咛他：一定要保密，不要去李家嘴。当晚，我们就住在他家。
第二天吃了早饭后，他回来了。一见面就说：“外甥，李道怀请你到他家里去一趟。”我一听，十分恼火：“怎么搞的，你去告密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嗨！这要么紧。李道怀听说你们红军回来了，就魂不附体，害怕脑袋搬家。我只向他透了一点风，他就哀求我请你去一趟，给他一条生路。去吧，保险不会出事。”
我摸了摸怀里的手枪，想了想，决定去闯一闯。我集合了手枪队，作了一番布置，在太阳偏西的时候，带着一个警卫员，直奔李家嘴李道怀家中。
李道怀是一个年近五十的大烟鬼。我一进门，他就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把我请到厢房里，指着摆在床上的烟枪、烟盘说：“贵客远来，请赏光躺躺，吸两口。”
我一见火起，真想“赏”他一颗子弹，但还是耐住性子说“我不会这一套。你带信请我来，是为了……”
“我为维持地方，不得已而走这步棋……。”
“什么不得已？！你跟日本人干事，就是汉奸！凡是汉奸，我们就要消灭，为民族、为人民除害！”
“事已如此，只求你们给我一条生路。”
“生路只有一条：改邪归正，反正过来打日本侵略者！否则，与人民为敌，做民族败类，只有死路一条！”
李道怀哭丧着脸说：“我愿弃暗投明，接受贵军编制，参加抗日。只是部队一时带不出去，还得应付一下，以待时机。”
“这，我可以向上汇报，然后答复。但你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一定，一定。”
“好吧，你说先谈谈你的部队和附近的敌情吧。”
我听完了李道怀的详细汇报，回到周家畈，向先念同志作了汇报。根据瓦解敌伪的原则，给了他一个“游击挺进支队特务大队长”的名义，责令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部队转移到群山环抱的白果树湾。听说国民党第十九纵队司令蒋少瑗，就住在山后的蒋家楼子，先念同志便带了一个警卫员，跑去做统战工作。
蒋少瑗是个靠反共起家的老手。早在1933年，蒋介石为对我苏区实行“分割围剿”，加强反动统治，在大悟山地区设置了礼山县，第一任县长就是他。这个家伙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次先念同志根据时局的要求，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念旧恶，不咎既往，亲自登门拜访，晓以大义，动员他抗日救国，争取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立场上来。这次谈判虽未达成什么协议，但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映。
“共产党真心抗日，蒋少瑗再不回头，真该千刀万剐了。”
从此，蒋少瑗的反动气焰确实有所收敛。
一天，吃过晚饭，我正在向先念同志汇报情况，研究下步行动，司务长跑来报告，部队的伙食费已经花光了。
当时，当地的国民党政权全垮了，我们的抗日政权没有建立，原来老苏区的苏维埃政权老早就被国民党摧毁了，一时找不到人筹办粮饷，蒋介石更没发给我们一文钱经费，困难只能依靠自己解决。我想了想说：“我熟悉情况，还是我去募捐吧。”
“你找谁募？”
“找黄家畈的锅厂老板。”
先念同志思考着点了点头：“可要注意党的政策啰！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协商解决。”说着，把自己带的一支小手枪交给我，关切地说：“把这带上，要提高警惕。”
到了黄家畈，天已经黑定了。飕飕的北风，冷得浸骨。我们在一个破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通过中间人，把锅厂老板一个个请到小镇上的一家商店里，给每人倒上一碗白开水，算作款待。等到大家到齐，天又黑了。我首先向他们传宣抗日道理和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接着说明我们新四军挺进敌后，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希望他们本着“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原则，自报公议，踊捐抗日经费，支援我们敌后抗战。我最后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再奉劝各位一句，国家保不住，你那个小家能太平吗？你那个锅厂还能兴旺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其让家产落入敌手，倒不如捐出抗日，既可卫国，又可保家，还落个好名声，何乐而不为？请诸位三思。”
那些土财主看到无法推托，围着油灯，反复协商，终于认定乐捐一万三千七百元的数字，当面交出一千七百元现款，其余打了一张欠条，保证决不食言。
募捐工作整整搞了一天一夜，鸡啼时，我们才回到白果树湾。先念同志的住处依然灯光荧荧，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他正手捧书本，凝神研读。我轻轻地敲了一下房门，叫了一声。他听出了我的声音，立即走出来开门。听了我们募捐经过后，连声说：“好！好！马上通知司务长，早点做饭，饭后出发！”
晨曦微露。饭后，我们告别了大悟山的乡亲，继续向南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