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红 旗 漫 卷 鄂 豫 边
一、一 战 建 军 威
光阴似箭。转眼间，武汉沦陷后的第一个夏天，在我们挺进敌后的戎马生涯中匆匆到来了。
在鄂中，我们会见了陶铸同志。他是在武汉失守前来到鄂中的。那时，局势十分混乱，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官员如潮水般地西逃。陶铸来后，即同鄂中特委杨学诚会合，坚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武汉沦陷后，他们又组织应城的矿工和天门、京山、钟祥、安陆等地的群众，发展起一千多人枪的武装。
从那时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在武汉外围敌后，跨有鄂、豫、皖、湘、赣老苏区的大部或一部的辽阔地区，到处有我党点燃的抗日星火。在豫南，有信阳挺进队；在鄂东，有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和新四军独立游击第六大队；在鄂中，有鄂中特委和陶铸同志组织起来的“应抗”等游击队；在铁路边的孝感县，在襄河西、鄂南、随县、枣阳、汉川、应山等地，都有抗日武装崛起。就在这个春风化雨的日子里，我们和这些抗日武装一一取得了联系，连成了一片。风助火势，各地的抗日星火，开始形成燎原之势。
6月间，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带着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南下，和李先念同志在赵家棚会合。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京山的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陈少敏和李先念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发来电报指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抗’，‘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只有统一新四军的指挥和编制，才能增强战斗力量。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顽固派如不向我进攻，我亦不主动攻击，以免形成过度对立，给他们以造谣机会。鄂中党除加紧扩大与巩固军队，并严加警戒外，还要向五战区、鄂中专署及其他友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求得新四军之合法。”（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会议按照以上指示和中原局的既定决策，首先统一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挺进支队，下属五个团队。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陈少敏同志任政治委员。我担任了一团队的政治委员，团长是张文津同志。
在养马畈会议期间，有的同志反映了群众的心声：“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应当千刀万剐；国民党有力量不抗日，见鬼子就跑；新四军真心抗战，但力量不足。”群众说的这些话，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我党的抗日主张是拥护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我们实力信心不足。根据党的“独立自主进行抗战”的原则和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当时鄂中地区的抗日形势和群众的思想状况，同志们都认为，要寻机狠狠打击日寇伪军。以扩大新四军影响，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威望，使人民更加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武装。
会后，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带一团队一、二大队去天门、沔阳等地组织抗日武装，我带三大队继续转战在安陆、孝感、云梦一带，与日、伪、顽进行斗争；二团队在信阳、罗山边区继续开展豫南游击战争；四团队开赴天门、汉川地区，发展襄河两岸的抗日游击战争，并负责联系鄂南地区；三团队活动于京山、应城、天门、汉川之间，协助四团队开辟天门、汉川地区；信南三团队在信南及应北活动，掩护地方工作；五团队游击于信罗边的淮河两岸。此外，竹沟留守处的警卫部队活动在竹沟周围及信（阳）确（山）泌（阳）边界。各部在作战和执行勤务的间隙进行训练，随地扩军，进行初步的战略展开。就这样，新四军豫鄂游击挺进支队一经建立，就在统一战略部署和统一指挥下，高举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和汉水、淮河两岸敌后作战略展开，广泛而勇猛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7月中旬，我们在王龙庙再次歼灭伪军胡翼武部刚拼凑起来不久的几百人马，解放了安、孝、云接壤处的大片村庄。接着，又以军事压力和政治瓦解，争取了安陆青龙潭的伪军周淑屏部三百余人反正，补充到三大队。
应该提一下，在中原八年期间，周淑屏同志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战友。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抗战爆发后，被国民党县长彭炳文收编并委任为游击大队长。后因对彭的排挤不满，把队伍拉出来。这时，在青龙潭的日伪政权也想控制周部，并任命他为“皇效保安组”组长之职。但周淑屏从七七事变后，耳闻目睹日寇横行、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民众流血的悲惨境况，对日寇的残暴罪行痛恨至极，他不愿倒向日寇，觉得自己还是中国人，是堂堂七尺汉子，因而对深受鬼子铁蹄蹂躏的广大百姓非常同情。他既渴望能到疆场上与敌人拼杀一场，但又在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四处逃散面前感到迷茫。正当周淑屏处于旁徨苦闷之时，我们新四军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动员他投入抗日斗争。我与周淑屏促膝交谈，我对他说：“你要求抗日，我们非常欢迎。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是热爱自己民族的。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打败日本侵略者，保卫我们民族的尊严。”周淑屏了解了我们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之后，迈出了他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于1939年7月举兵起义，毅然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日本强盗。他的起义，使我们很快开辟了安、随结合地带的抗日根据地。
血气方刚的周淑屏加入我军后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打起仗来勇猛异常，经常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为人义气厚道，平时注意体贴部下，能和战士同甘共苦。在他身上很少看到地主家少爷哥们的那些习气，这使我们一些穷苦人家出身的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他在三大队当队长时，威信是很高的。
令人痛心的是，两年后的1941年夏季，在一次作战中，他为掩护大部队抢渡府河，率部阻击日寇的进攻，不幸被捕，后慷慨就义。当时他年仅二十九岁。噩耗传来，大家都陷于深深的悲痛之中。我们后来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追悼会，我代表全体同志向周淑屏烈士遗像敬献了挽联，上面写着：“渡府河思君功绩，望碧山壮我军心。”许多战士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心情，流下了滚滚热泪。他们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勇猛地打击鬼子，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雪恨。
王龙庙战斗和争取周淑屏部反正后，我根据先念同志的意见，决定在安（陆）花（园）公路上的陈家店至憨山寺地段，组织一次伏击鬼子车队的战斗。
8月1日晚上，天气阴沉沉的，我和挺进团及三大队的几名干部提前来到伏击地点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伏击方案。半夜，战士们从甜睡中被叫醒，上好门板，吃完饭，集合在赵家棚的宿营地。我下达了任务后，又简单地动员了几句，同志们听是伏击鬼子运输队都很高兴，说我们也该补充补充了。夜，漆黑一团，战士们踏着坎坷不平的山路前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部队到达憨山寺下面的九条沟前休息待命。据民间传说，憨山寺、九条沟有这样一段来历：古时侯，有一位神仙，拿着一根九股鞭子赶山填海。其中，有一座憨头憨脑的山，慢悠悠地走在群山的最后面，神仙一时火起，挥起了九股鞭向它抽去，山身被抽出九条鞭印，这座憨头憨脑的山就此躺着不动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虽然不是神仙，但今天也要在这里显显神仙的威风，狠狠地鞭笞鬼子，让他们尝尝我军钢鞭的滋味。
朝阳慢慢爬上树梢。早已进入伏击阵地的战士们，紧盯着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更加金黄的弯曲起伏的公路，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十时左右马达声由远而近。
“来了！”有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低声说道。只见鬼子的五辆汽车全部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第一辆汽车被我重机枪击中，横堵在公路中间，挡住了后面几辆前进的汽车。最后一辆汽车见势不妙，急调车头，妄图逃脱覆灭的命运。然而，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这辆企图逃跑的汽车就象一头死猪一样，躺在地上不动了，所有车上的鬼子纷纷跳下车来，拼命向我们扑来。“同志们，冲啊！”我大声命令着部队。战士们从各个伏击阵地向鬼子冲去，杀声、枪声连成一片。不到一小时，敌人全部被我们消灭在包围圈内。此战一共击毙敌人十多名，缴获长短枪十多支，军用物资几卡车，毁敌汽车五辆。
在我们的归途上，群众和战士们高高兴兴地肩挑手提着从鬼子手中缴获来的各种战利品，长长的行列一直向后延伸很远。
“喂，我说呀，这鬼子做的罐头外表看五颜六色，蛮漂亮的，可就是太小，我一顿准能吃它十几个。”一个没带帽子的战士对身旁一个粗壮伙伴说道。
“这还用问吗？别说罐头，就连那小鬼子，个头也比我们矮大半截呢。”粗壮战士幽默的回答，引起一阵笑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知是谁领头高唱，那歌声如同一把火，点燃了大家沸腾的感情。我们全都情不自禁地放声唱了起来：
全国武装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豪壮的旋律，燃烧的音符，飞向山谷，飞向远方。
在此前后，各地区不断传来捷报，特别是8月14日二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罗山朱堂店与日寇的一场激战，在兵力与敌接近，而装备低劣的条件下靠坚强的抗战斗志和旺盛的士气取得毙伤鬼子八十余人的战果，使我们深受鼓舞。
鬼子吃了苦头，并不甘心，两天后集中了一千余人的兵力，对我赵家棚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我军一面掩护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一面与敌展开“捉迷藏”战斗，使敌人站不住脚，摸不清方向，处处被动挨打。经过三昼夜的反“扫荡”战斗，打死敌人几十名，迫使鬼子缩回安陆县城和花园据点，日寇的重兵“扫荡”被粉碎了。
10月3日，我按先念同志的命令，率部前往京山大山头，参加歼灭伪顽李又唐部的战斗。
伪顽头子李又唐，是应城朗君人，早年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官学校受训。在受训期间，他野心勃勃，追随阎锡山一贯反共，博得主子的欢心和赏识，成为得意门生。毕业后，阎锡山通过蒋帮的关系，安排他回原籍，担任了国民党应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职务。李又唐是一个反动地主阶级的死硬分子，地地道道的两面派。他虽然挂着我“应抗”第二支队队长的头衔，但反动本性不变，拒不服从应城县政府和“应抗”总队的指挥，私通日伪，招揽匪、伪军，暗中接受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的接济。其军火充足，装备精良，号称三千之众，编有九个大队，不仅在京山、安陆、应城一带烧杀奸淫，残害人民，而且武力进攻我“应抗”一支队，抢占我应城四区区公署，已成为我党在鄂中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
养马畈会议后，鄂中区党委曾考虑除去这个“毒瘤”，但为了挽救他，一直没有动手。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可这家伙仍不回头，于是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先念、少敏同志亲率部队，向李又唐盘踞的杨家河、两河口等地进攻。经激战，敌人狼狈遗逃，我军急起直追。我带一部在应城、云梦交界处的胡家店附近，采用迂回包围的战术将敌咬住，歼其大部，俘虏二百五十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四挺、步枪百余支。显赫一时的李又唐只带了一小股伪军，跌跌撞撞地逃进云梦县义堂镇，他的一千多名溃兵被我军收编。这次战斗，是继消灭胡翼武部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我们团行军回到大山头集中休整。当时，三大队住新街；二大队住新街东北面的范家冲，向雷公店方向警戒；一大队住新街西北面的杨家冲，向三阳店、宋河镇方向警戒；团部住新街北边的一个小村里。三个大队面南靠北成一个倒“品”字。
新街，是一个修建在小山岗上，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集镇。记得当时四周好象有一圈寨墙包围，东西两方各有一个寨门，南边是一口水溏，对防守是有利的。
日寇对我新四军在鄂中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感到十分不安，加上不久前他们的运输车队的五辆汽车和十多名士兵被歼于安（陆）花（园）公路上，其走狗李又唐又被我歼灭，他们更是恼羞成怒，象疯狗一样处心积虑地报复我们这支敌后抗日劲旅。就在我们宿营于大山头的第二天，鬼子就闻风扑了上来。
拂晓时分，我军派出担任警戒的游动哨发现了敌人，鸣枪报警。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初秋静谧的天空，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了一件衣裳出了门，站在高处向枪响处眺望。只听见偏南方向枪声响成一锅粥，新街已在弹雨硝烟之中。从枪声中我可判断出是日本鬼子来了。“歪把子”机枪打出的子弹经过新街上空，“嗖嗖”地从我们房屋顶上掠过。我立即命令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三大队：“坚决守住阵地！”
我带一大队二中队的战士们正准备出击，大山头一带的老百姓却混乱起来。“鬼子来啦！”嘈杂的哭喊声此起彼落。目睹着满山满畈四下乱跑的群众那扶老携幼、牵牛赶驴的慌忙情景，耳闻着老乡那啼哭呐喊的痛苦声音，我不禁热血沸腾，一个跨步跳上身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高喊：“乡亲们，莫乱跑。我们是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部队，我们一定打垮鬼子，掩护大家，你们莫要怕！”
有的群众边跑边说：“国民党军队那样好的家伙都碰不赢鬼子，你们新四军能行吗？”
“就是人再强，家伙不行也难啊！”
“我们一定打垮鬼子，保护乡亲们！”战士们大声地回答着，那声音在大山头的群山遍野回荡着，乡亲们纷纷停住了脚步，向我们的战士送来感激的眼光，露出了灾难中得救的神色。
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大娘，带着一种教徒般的虔诚，对着苍天三跪九叩，嘴里叽叽咕咕的祈求着老天爷保佑新四军打胜仗。她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天外之物的保佑上……
而我们新四军个个血气方刚，热血沸腾，他们坚信自己的血肉之躯能战胜一切敌人，不用烧香拜佛，也不用祈天祷地……
这时，去了解情况的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天刚朦朦亮时，三大队派向新街南面警戒的游动哨发现了敌情，当时回来报告已经来不及了，便急中生智，鸣枪报警。三大队现在正坚守南门阵地。日伪军出动了好几百人。”
抬头望去，太阳爬上了东山。敌人在机枪、掷弹筒的掩护下向新街猛攻。我传令三大队：“守住阵地，不准后退一步！”随即，我带一大队的两个中队朝敌人侧翼迅猛迂回过去，准备击敌侧后。
一开始，鬼子攻克新街心切，加之轻视我军战斗力，以为新街不堪一击，竟未充分准备，就直扑过来。我三大队在周淑屏大队长的指挥下英勇顽强，连续打退敌人的两次冲锋，使得新街坚如铜墙铁壁，屡受挫折的鬼子才开始正视面前的对手，知道要想拿下新街，绝不会象以往牵牛抓鸡、手到擒来那般容易。此刻，他们一反常态，没有疯狂地进攻，而是原地按兵不动，两军阵前一时寂静下来，气氛显得有些蹊跷。大家心里直嘀咕：“鬼子可能耍花招。”果然，不一会儿，阵地前沿四处腾起蓝色烟雾，接着又传来一阵浓烈的剌激性气味，窒人鼻息，泪水夺眶而出。
有的战士捂着鼻子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枪弹不管用了，想用火烧辣椒来‘熏’我们，真是孬种！”
“这是毒气！”我咒骂着。
原来是鬼子惨无人道地施放毒瓦斯来掩护进攻。我们的战士立即用毛巾浇上小便捂在鼻子上，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狡猾的敌人在前两次冲锋时连遭打击，这次进攻分成散兵阵势，每组几人，一股一股地匍匐前进，而不象前两次那样“嗷嗷”嚎叫着向前冲。我们的战士伏在阵地上，怒视着狗爬一般的鬼子越来越近，直到他们离我们阵地仅四十米处跃起冲锋的一刹那，三大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才恰到好处地开火，顿时撂倒几个鬼子，其余的屁滚尿流，败下阵去。
九点多钟，气急败坏的日寇象输红眼的赌徒孤注一掷，再一次施放毒瓦斯，更猛烈地向新街进攻，但仍被我三大队的英雄们击退。
这时，一大队的二个中队已运动到敌人左翼，准备攻击。
中午，李司令员闻讯赶来亲自指挥战斗。他说：“这一仗必须打胜，打败了或者打个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着我们新四军第一个战报。”接着，他命令二团参谋长胡林带二团队二大队前来接应，配合我团行动。根据李司令员的命令，我和张文津团长将兵力部署一下，便发出了攻击指示。一时间，冲锋号吹得震彻山岗，我军战士的喊杀声惊天动地。几路部队好似山洪爆发，汹涌激荡，犹如山崩地裂，鬼神皆惊。我手持驳壳枪，率领部队向敌左翼后侧的贺家台子冲杀过去。我军突如其来的迅猛攻击，冲垮了敌人的阵地。随日寇一道来的伪军，早就脚底板抹油——溜了，把日寇孤单单地甩在我军面前。我团三大队八、九中队也向新街左翼的黄氏祠堂反攻，将敌压缩在祠堂皇内。应当说，来犯的这支鬼子部队还是很会打仗的，他们此刻在人数上已不占优势，因而抢先占领了贺家台子制高点和黄氏祠堂这易守难攻的地方负隅顽抗。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嗥叫，指挥士兵用机枪、步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双方就这样相持着，战斗呈胶着状态。跑反的老乡看到我军视死如归，血溅疆场，深为感动，冒着生命危险，抬饭送水上了弹雨纷飞的阵地，这更激发了战士们的杀敌勇气。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些战士倒下了，但其他的同志战斗情绪依然旺盛得很。他们一次次地冲向敌人，终于扭转了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战斗到天快黑时，鬼子那边又冒起了黑烟，令人作呕的恶臭混合着血腥气和硝烟味弥漫在空中，并不断随风飘过来。
“鬼子又放毒瓦斯了。”有人轻喊起来。
“不是，是鬼子烧尸了。”后来我们得知，日军有一个规定，作战中凡负伤者必须运回；战死者则烧尸取灰；如实在来不及则剁取右手或耳朵，或取发一束带回交其家属。此时，被困的鬼子眼见天渐渐暗下来，恐天黑后地形不熟，又无援兵相助，被我围歼，只好焚烧了一百多具无法运回的同伙尸体，然后，丧魂落魄地从一条小路仓惶逃窜而去。我一大队二中队追击了一阵子，缴获了重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战马五匹。第二天打扫战时，又从土里掏出了鬼子来不及带走而埋在地下的一挺轻机枪和一批步枪。
战斗的胜利，使我们指挥阵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兴奋。有的同志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没有全歼敌人，让他们跑掉了几个。”
先念同志用幽默的口吻说：“跑掉几个鬼子也好嘛，让他们回去报个丧，也给我们新四军宣传宣传。”
同志们听了都开怀大笑，笑得是那样痛快，那样自豪。
战斗结束后，我听说二团队二大队长张异来同志在率领部队冲锋时不幸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了，心情很沉痛。张异来同志是在革命老根据地江西兴国出生的，很早就参加了红军，爬过雪山，涉过草地。他是先念同志从延安带来竹沟的五十多个老红军之一。当张异来同志和二团队一大队长孔跃及其他烈士的遗体安放在铺满落叶的洼地里时，同志们的眼眶都涌出了泪水。我脱下军帽，凝望着那些熟悉的、此刻又那么苍白的面庞，默默地肃立着。起风了，一阵阵秋风掠过山坡，凋零的黄叶在秋风里漫天打旋，风声里仿佛夹着一首悲壮的歌。我用手捧起一抔黄土，依次轻轻洒在张异来及所有烈士的胸口上，其他同志也上来，一道掩埋了烈士们。
张异来同志牺牲后不久，他的哥哥张水泉同志来到中原地区，恰巧分到平汉支队二团队当参谋长，他满怀希望地打听从中央苏区分别后多年来一直末见面的弟弟，谁知确得到了这个噩耗。他流着眼泪悲痛地说：原以为到了中原地区能见到多年不见的弟弟，为此，我特地要求随任质斌同志带领的干部队从四望山来此，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们快要见面时，他却倒在日寇的枪弹下。他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死的，死的光荣！我要争取多杀几个鬼子，为牺牲的弟弟雪恨！其他同志也捏紧了拳头，纷纷表示要狠狠打击小日本，替张大队长报仇。
新街一战，震动了鄂中的日本鬼子，武汉沧陷以后，他们在鄂中几乎没有受到如此有力地打击；也震动了一些对新四军了解不深，难免有些观望情绪的中间势力，他们中有的主动向我们靠拢；还震动了溃散在四乡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在大洪山深处的报社，在他们的报纸上用大号字体作标题，刊登了《新街一战丧敌胆，鄂中地区建军威》的消息。
新街大捷之后，我们走到哪里，只要一听说我们是在新街打鬼子的新四军，就会出现踊跃劳军的群众，群众完全改变了对共产党、新四军的看法。目睹这一切，一位白须老人感慨不尽地对我说：“新四军得民心，得民心即得天下。有你们在，日寇纵有坚甲利器，何足畏也。”这一仗，鼓舞了鄂中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信，大大锻炼和考验了我们自己。它将证明：只要有新四军在，中原大地就不会让日寇逞凶狂。
新街是英雄的街，因为她是先烈们用鲜血洗染过的！
新街是难忘的街，因为她记载着我们新四军健儿在鄂中抗击日寇的第一次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