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四 打 大、小 悟 山
新街战斗之后不久，我们的团长张文津就要离开我们团了。
记得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志坚，真没想到呀，我们在一块儿工作才四个月就要分手了。时间虽不长，但我们合作的很好，打了几个胜战，想想真痛快。这支部队素质不错，有战斗力，好好带会是一支好部队的，说实在的，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离开同志们呀！”
张文津是钟祥人，1904年生。虽然出身封建地主家庭，但青少年时期深受“五四”运动新文化的熏陶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忧国忧民，崇尚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失陷，华北岌岌可危。在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中，他以彭湃同志为榜样，毁家揭竿，变卖大部分家产，一部分分给同村农友，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枪支弹药，拉起了一支小型救国武装，和他胞弟张文英一起率部投奔红军。1935年，当地的红军由贺龙率领开始长征，张文津兄弟奉命坚持地方斗争。不久，他弟弟张文英被捕入狱，敌人写信给他劝降，说什么“只要张文津归顺国民党，不仅能保全兄弟性命，还要向上峰保举重用。”文津同志义正词严地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信仰不可丢！”后来，文英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文津得知后悲痛欲绝，但他并末被吓倒，而是继续带领部队辗转到大洪山区，坚持革命斗争。1938年春，组织上决定派他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由于日寇逼进武汉，文津又回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经董必武同志安排，回到钟祥县开展抗日工作，和其他同志一道组织了四支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应城、京山一带打击日伪军。新四军豫鄂游击挺进支队成立时，他率领“应抗”第四支队和我们挺进团一部合并为游击支队的第一团队，并担任团长。我感到，他是一个工作能力、战斗作风都很好的同志。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尊重同级，团结战友。他经常帮助我，特别是在学习方面，给我不少启迪和引导。我知道，现在他要走了，是组织上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我是个不太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的人。我用力握着他的手，晃动了好一会才说：“部队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你走呀！”
就这样，我们分手了。
不久，听说他去延安中央马列学院深造。1941年春，他毕业后又回到中原地区。在那几年间，由于工作关系，我们见过几次面，只要时间允许，我们都要坐下来畅谈一番。他虽然年长我十多岁，但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非常融洽。令人难过的是，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他和另外两位同志奉命去西安和胡宗南部队谈判，不料被背信弃义的敌人扣押，并被秘密杀害。虽然在战争年代耳闻目睹流血牺牲对我已是惯常的事，但听到张文津同志牺牲的消息，我心里还是抑制不住地难过。
张文津走后不久，我们了解到在安陆至花园的公路上经常有鬼子汽车队来往。根据侦察情报，10月31日可能有鬼子汽车运输队出来。我们下决心在同心店附近设伏打鬼子。
31日指晓，部队顶着瑟瑟西风埋伏在公路两旁的小山坡上。放眼望去，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开始凋零和干枯，残叶败枝被秋风吹的漫天飞舞，同心店方向一片静谧，甚至连狗吠声也消失了。根据事先部署，各部队进入各自阵地，轻、重机枪早已安放好，手榴弹也敞着盖摆在战士们手边的草叶上，大家都在耐心等待着敌人运输车队的到来。打过仗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仗打响前的一段沉寂，总感到时光走的太慢，往往一刻钟有一小时那么长，也许还感觉不止一小时。大家耐心等待，直到上午九点多钟，公路上仍不见鬼子踪影。一大队长跑来着急地问我：“政委，鬼子汽车怎么还不来？”
“打埋伏嘛，就是要能沉住气，有点耐性呐。”我说：“快回到你的指挥阵地上去，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性急！”因为他那里有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我特地对他的背影又喊了一句：“注意你的火力噢！”
等到十一时左右，敌人终于来了。他们顺着公路从安陆方向过来了。但来的不是汽车队，而是四五百名鬼子骑兵，兵力大大超过预先的估计。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只一刻功夫，敌骑兵来到我埋伏圈内西边不远处突然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了。鬼子们拴好马，三五一堆坐下休息，枪支也撂在一边，有的说笑打闹，有的躺着抽烟，有的缩着脖子躲避寒风，还有几个竟然对着我们这个方向撒起尿来。虽说这是一股预料之外的敌人，且又人多势众，但眼下这种敌人毫无防范的场面，却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战机。何况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捞他一把就走，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力。战士们上好刺刀的枪膛里早压满了子弹，机枪射手们已经在瞄准，他们不时地望望我。我好象感觉到大家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我和另外几个干部交换了一下眼色，得到的是焦急的目光，仿佛在问我：“怎么还不动手？”
我热血沸腾，命令：“打！”
顿时，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一颗颗飞向敌群爆炸，受惊的战马也到处乱奔，鬼子一下倒下一大片，有的连插在袖管里取暖的手还没抽出来就已经和地上的泥巴亲了嘴。他们大概想也没有想到会在大白天遇上这样突然的打击，一时乱作一团，相互践踏。
但鬼子毕竟是训练有素的，他们一旦从懵懂中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起来。他们一面趴下应战，一面派出一部分士兵迂回到我设伏部队的侧后。由于不利我方进攻，鬼子火力又很猛，我当即下令交替掩护，脱离战斗。结果，我方伤三十余人，二十余人牺牲。敌人死伤百余名，其中大部分是遭我第一次打击时中弹的。后据我们内线送出的情报说，鬼子骑兵大队长一回到安陆就被上司解职，并扣押起来。打那以后，安陆至花园的公路上很少再看到大摇大摆的鬼子了。
鄂中新四军力量逐步壮大，引起了国民党伪顽势力的惊恐和嫉恨，他们不断制造摩擦；日本鬼子也把我们视为危及他们安全的重要力量，时时觊觎着我们，欲除之而后快。
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整个边区的抗日斗争，11月初，由朱理治、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同志主持，在四望山召开了有鄂中、豫南、鄂东的党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同研究讨论了鄂豫边区党组织和部队统一领导的问题，决定成立鄂豫边区党委，并将鄂中、鄂东、豫南三个地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根据中央意图，给朱理治、李先念同志电示：
一、所有鄂中、鄂东、豫南的由我党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部队番号改称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二、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少敏、质斌、少卿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为书记。中级干部的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须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的最高领导机关。
1939年底，根据华中局报中央批准，成立鄂豫边区党委，陈少敏代理书记。1940年初，又把豫鄂游击挺进支队正式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委。纵队下辖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一团团长是罗厚福，政委是方正平；二团团长是我，政委是黄春庭；三团团长是肖远久，政委是钟伟；四团团长是李人林，政委是周志刚；五团团长由蔡松荣担任，政委由杨焕民担任；信应游击总队队长是张裕生，政委是刘子厚；熊作芳任鄂东游击总队队长，程坦任政委；应抗自卫总队由许子威任副总队长。不久，李司令员对我说，经研究决定，把挺进纵队的一、二、三团合编为平汉支队，由我任支队司令员，方正平当政委。由于成立平汉支队的命令是在稍后的4月才正式对外宣布，因而一般都将平汉支队成立的时间算在4月份。除平汉支队由纵队直接指挥，担负着执行机动作战和派出部队协同配合各地区行动的任务外，其他各团队、游击总队分属各军分区领导指挥。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诞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部队，并可存在与发展，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要有组织武装的坚强决心，要有不怕与顽固派摩擦的勇气与意志。中共中央还对纵队的活动方针及时作出指示说：挺进纵队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其他部队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因此心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迅速扩大到四万人枪，主要发展方向是路东，要加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工作，建立民主政权，分别建立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自卫军，还要发展地方党。军队工作必须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要在武汉等敌占区建立秘密党的堡垒，要加强对周围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如果说以前鄂中、鄂东、豫南还是各自为战的话，那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建立，就标志着三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从此统一起来了。这使得整个边区的革命力量可以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形势发展，给边区抗日人民群众带来了胜利的保证。遵照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挺进纵队委员会确定：今后我军抗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以打击日寇外出清乡扫荡的游击战为主，对伪顽军以运动进攻的战术和小兵团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扩大我军力量和根据地。
1939年12月，在日寇的诱降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劝降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由于特殊原因，鄂豫边区反共高潮的序幕早在9月份就已经揭开了。首先发难的是国民党鄂东专员、游击总指挥程汝怀。他调动部队，悍然围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独立五大队，制造了屠杀我指战员及群众二百四十余人的“夏家山事件。”紧接着，国民党又在河南确山竹沟制造了一大惨案——竹沟惨案。
竹沟是我党领导中原地区抗战、支援和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是中央和中原局输送干部的重要渠道，承担着输送兵源、物资，以及交通联络等重要任务。
早在1938年春季，国民党顽固派就曾下令解散竹沟新四军留守处，同时一再命令国民党军队进驻竹沟。接着又纠集了信阳、确山、桐柏、唐河、泌阳、遂平、汝南和正阳等县的土顽、土匪、地痞、流氓组成所谓“八县联防”，三番五次对竹沟进行挑衅。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企图，我党是早有察觉并有所警惕的。1939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徐海东同志的陪同下从延安来到竹沟，对该地区的党政军财经等各项工作，作了检查和了解，对如何防止敌伪顽的进攻和突然袭击作了重要指示。
根据当时的严重形势，中原局和省委认为继续在竹沟坚持抗日是困难的，因而决定了主动撤退的方针，计划将人员和物资分三批撤离。第一批由刘少奇亲自率领中原局及徐海东在内的干部大队、教导大队毕业的学生队、部分家属和一个武装中队，共计近三百人，于10月9日离开竹沟，转移至皖北，然后东进于新四军军部会合。第二批由朱理治率领原竹沟留守司令部四个处、政治部、教导大队、特务大队两个中队、直属机关及部分家属四百多人，于10月18日从竹沟出发南下，到湖北与我们豫鄂挺进纵队会合。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等率领河南省委机关干部、工作人员和特务大队及部分家属暂留原处，待情况紧急再撤退转移。但是，这支队伍尚未来得及撤离，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和八县土顽武装，就开始突然袭击了。
11月7日，在国民党一战区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授意下，该集团军少将参议耿明轩（此人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华野俘获，因其参于了竹沟事变，1954年押回确山会审，同年7月9日被处决）在确山新安店签发了进攻竹沟的通知。11月11日，国民党的汝、确、信、遂、泌等八县的保安团三千八百多人，在反共的确山县县长许工超和国民党第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的指挥下，向竹沟进发，企图消灭竹沟留守处。12日黎明前，一群穿便衣的国民党特务，趁着黑暗之际，在东寨门枪杀了我们的岗哨，摸进寨内打开寨门。埋伏在东门外的顽军、特务蜂拥而入竹沟镇，向我军发动进攻。我留守竹沟的部队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在傍晚将顽军全部逐出寨外。
此后，顽军连续数日进攻竹沟，到了第三天，由于形势严重，我留守部队决定突围。当晚十一点左右，王国华率三百多名干部战士突出竹沟。
敌人占领竹沟后，便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和抢掠。在留守处的伤、残、病员及抗日家属中，有的被他们砍了头，有的被挖去眼睛，有的被割了乳房，还有的被开膛破肚。确山团队在河东岸抓住一名新四军战士，耿明轩下令处死。卫生队女护士熊香突围被俘，敌人竟将她拖至荒郊，派兵看守，使其活活饿死。中原局印刷厂工务科副科长张潮音、女工武桂花、徒工刘克俭等近二十名重伤病员均惨遭杀害。敌人进寨后见物就抢，竹沟镇被洗劫一空。
敌人在竹沟的反动政权联防办事处，实行白色恐怖，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采取清乡、登记自新等手段，又杀害了沁阳团队我地下党员徐中孚、竹沟青年队副队长王林、队员李套等多人。更有甚者，河南省委统战部长王恩久同志奉命去确山与敌交涉，竟也被残杀于确山西南之孤山冲。整个竹沟镇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腥风血雨之中。
其时，鄂豫皖地区顽固派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摩擦，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先声，是企图全面破坏国共合作、准备投靠日寇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在《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指出：“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竹沟惨案”使我们豫鄂挺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为之震惊，国民党的残暴行径，更激起了我们复仇的决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此向蒋介石提出了严重抗议。我们则根据党中央规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方针原则，狠狠打击了胡翼武、贺成慈两股伪军，坚决回击了国民党川军一六一师的来犯，使边区甚嚣尘上的反共气焰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12月，正当我们初步取得回击国民党逆流的胜利时，日寇集中了一千四百多人的重兵，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分数路突袭鄂豫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
面对这日伪夹击、敌强我弱的严重情况，我军避其锋芒，避免硬拼，实施战略性的转移。中原局也电示边区党委，除以部分兵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向东进，发动群众建立鄂东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就具体情况看，鄂东原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的一部分，战略地位重要，群众基础较好。建立鄂东根据地，不仅对鄂中、豫南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向东发展也有可能打通与新四军主力的联系，改变我边区孤立作战的困境，特别是在这里创建根据地，可完成自东北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鄂东那绵亘于礼山、孝感、黄陂间长达百里的大、小悟山，又给我们提供了作战的天然屏障。另一方面，在鄂东的罗、礼、经、光地区的广大农村，由陈汝怀的部队分散盘踞着，他们勾结日寇，充当反共害民、破坏抗战的急先锋，经常围剿我鄂东独立游击五大队，进攻鄂东游击六大队，践踏边区人民政权，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其罪行累累，令人发指！因此，华中局为我们选择的战略突击方向和打击对象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1940年1月，我豫鄂挺进纵队一、二、三团向鄂东进发，并汇合鄂东的部队，在前后约四个月的时间里四打大、小悟山。
首战小悟山，我带三团从赵家棚出发，过铁路后尽量避开敌人，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道，以快速动作直插敌后，连续攻占了四方山、土绪岭和白杨岭等高地，完成了事先规定的切断敌十九纵队二支队刘梅溪部的退路，并向大悟山方向警戒的任务。纵队首长率另两个团和鄂东三团按预定时间向刘梅溪部发起攻击。我们在阻击阵地上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攻击开始，我随即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打击那些溃逃下来的敌人。但是半天过去了，即见不到小悟山方向敌人败下，又不见大悟山方向有援敌前来，心里非常焦急，不知战斗进展如何。直到第二天黄昏，才接到纵队命令，要我们撤回路西。后来了解到，由于是山地作战，刘梅溪部的敌人较顽固，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抗。在被我歼灭一部后，余敌撤退集中到刘家湾坚守待援，我军几次攻击末能奏效。第二天下午，十九纵队另一部在国民党广西军的配合下，从杨平口、邓店方向进攻十八里潭担负警戒任务的我二团三大队，几次进攻都被我击退。这时，日寇居然在铁路上炮击我后方，与顽军遥相呼应，顽军一见又继续攻击起来。终因敌众我寡，十八里潭于黄昏时分被敌攻占，三大队遭受重大损失。这样，我攻击部队的侧翼受到威胁。为避免与广西军直接冲突和打破敌顽夹击的阴谋，纵队领导决定停止攻击，撤回路西。此次战斗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也使刘梅溪受到重创，死伤三百余人，被我俘获四百多人，大量武器弹药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2月中旬，平汉支队一、二团又一次攻打小悟山，歼灭了刘梅溪、杨希超各一部，缴获甚丰，再次给刘梅溪当头一棒。两次战斗下来，敌人的士气不象第一仗那么盛了，多少有点熊了，一部分士兵对我作战的信心开始动摇，这为后来我们的胜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末期，顽固派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部图谋进攻淮北、皖东及苏北根据地。中央军委及中原局电令豫鄂挺进纵队在路西采取守势，增兵路东，打击程汝怀，以拊桂军侧后，牵制其向新四军四、五支队的进攻。
因此，纵队决定继续进攻，争取全歼刘梅溪部，打通鄂中和鄂东的联系。由于敌人连续在小悟山区受我打击，损兵折将，心虚气短，慌忙退出小悟山区，逃至大悟山杨家冲一带。3月初，平汉支队向大悟山攻击，一团从陂安南出发，攻占朱木岭、步竹岭、大悟山、泉水岭，并向东北警戒；三团过铁路后，经枣林店攻占五斗田寨、白人洞一线，以便同一团形成合围，并向汪洋店方向警戒，同时以一小部兵力消灭了八角楼之敌；二团从南新街、十八里潭、芳家畈向万福山、杨家冲攻击。由于二团在一、三团尚未合围时就过早投入战斗，一下冲垮了敌人，加上我们各部队之间协调不够，时机掌握不准，致使大部敌人成了漏网之鱼，仅歼敌三百八十余人，令人遗憾。
4月17日，我军第四次向敌人攻击，部署和前一次无大变化，经过竟日激战，消灭了国民党鄂东保安第二团，生俘其团长刘亚卿和敌十九纵队特务大队大队长李惠民。
程汝怀的主力遭我四次打击后，元气大伤，已无还手之力，只得悻悻撤出大悟山区。这样一来，大、小悟山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下，边区党委机关及纵队司、政二部也随即进驻姚家山。
我军在半年时间内四打大、小悟山，不仅使鄂豫边区的反共高潮昙花一现，被我粉碎，而且消除了程汝怀在大、小悟山区的势力，对鄂东开展抗日活动，建立根据地，对沉重打击鄂豫边区国民党猖狂的反共叫嚣，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都有积极意义。
然而，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国民党五战区命令广西军第七军军长张淦，指挥一七一师、一七二师，纠合程汝怀的残兵共计一万多人，于6月2日分路进犯大、小悟山。6月5日，边区党委及纵队机关随同部队一道撤出大、小悟山区，转移到路西安陆的赵家棚。为此，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于6月20日通电全国，揭露桂系军阀挑起内战，破坏团结的罪行，并向五战区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由张体学率领的独立团二大队仍留在鄂东，与纵队手枪团、黄冈地方武装合编为新的独立团，由熊桐柏任团长，张体学任政委；原独立团的另一部与鄂东地方武装整编为纵队第九团队，吴林焕任团长，李人林任政委。
